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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18世纪的国际关系
近代国际关系史2006-2007学年
第二讲、18世纪的国际关系（1714-1789）
概说：
从西班牙继承战争结束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国际关系。
对于这70年的国际关系史，从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个角度是国家的兴衰沉浮，从这个角度看，具有大国地位的国家与以前相比有了比较剧烈的变化：
之前在西欧与其他大国争夺的荷兰、在北欧争夺的波兰和瑞典，已经降为二流国家；而此前默默无闻的普鲁士和俄罗斯则分别在中欧和东欧崛起，与仍维持大国地位的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一起构成了18世纪欧洲国际体系的五强。
此外，在欧洲以外地区，出现了另一个权力中心，那就是未来世界首强美国的诞生。
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和普鲁士、俄罗斯的崛起一同标志着现代列强体系的巨大扩展。
第二个角度是国际权势斗争。
从这个角度看，18世纪的国际权势斗争由两组相互交织的矛盾所构成：
一组是普鲁士崛起所带来的普奥对抗，其过程大致表现为随着普鲁士一步一步地壮大，普鲁士对奥地利作为德意志领导者的地位构成了挑战；另一组矛盾是英法敌对，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为主要原因。
英法争夺殖民地的结果是：
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被击败，几乎丢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而英国则迎来了其世界优势的首轮颠峰。
在这两组矛盾当中，英法争夺殖民地事实上支配着普奥对抗，并且更具世界性意义。
第三个角度是整个欧洲国际体系的层面。
从这个层面看，18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进入了所谓的“经典均势”时期。
从权势分布看，五大国的权势大致相当；从体系的基本规范看，“王朝性国际主义”是18世纪欧洲国际体系最基本的跨国价值取向，它制约着欧洲大国的对外行为，缓和了大国之间冲突的烈度，18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之所以被认为是经典均势，不仅仅在于大国实力的大致相当，还在于“王朝性国际主义”这个无形的因素。
第一节、俄罗斯的兴起
现代列强体系扩展的一个方面：
俄罗斯的兴起——俄国开始成为“现代”强国并加入现代国际体系。
四个问题：
俄国成为现代强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主题：
长时间的大规模领土扩张和学习西方文明；18世纪俄国权势的基础以及俄苏权势的基本特征；俄罗斯加入欧洲国际体系的意义。
一、长时间的大规模领土扩张
俄罗斯的前身叫莫斯科公国，这个莫斯科公国原本是个很小的国家，13世纪，莫斯科公国的版图只包括三个城市，首都是莫斯科。
14世纪，莫斯科公国开始全力扩张；15世纪晚期、16世纪初期，莫斯科公国打败了之前200多年中控制着今天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金帐汗国，统一俄罗斯全境，莫斯科公国改名为俄罗斯。
此后，俄罗斯仍然在所有方向上继续对外扩张。
向北和西北方：
瑞典；西方：
波兰；南方和西南方：
土耳其；东方：
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和中亚。
这种扩张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在五六百年的时间里，一个原本仅居弹丸之地的小国经过持续不断的扩张成为占到地球陆地面积近六分之一的超级庞然大物。
14世纪开始时，莫斯科公国的面积大概为近1300平方公里；1462年为近43万平方公里；到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的国土面积已达2000多万平方公里（今天还有1700多万）。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与这么一个扩张成性国家相邻的国家，都吃过俄罗斯的苦头，都被俄罗斯侵略过、领土被它强占、甚至落得亡国的命运。
芬兰被俄罗斯吞并过，波兰在18世纪后期被俄罗斯伙同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过，最后干脆被从地图上抹了下去；南边的土耳其单单18世纪就被俄罗斯抢去了二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今天的中亚各国在19世纪时被俄罗斯吞并；19世纪已经衰落的中国也被俄罗斯抢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对扩张动因的三种解释
寻求温水港或“对海洋的渴望”（urgetothesea）、东方或亚洲专制主义、俄罗斯救世主义（messianism）。
第一种观念显然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并以由麦金德、马汉所开创的英美地缘政治学派为代表。
麦金德、马汉的时代正值帝俄在中东、远东扩张的最后阶段，他们确信他们正在目睹俄罗斯追求全球霸权，而俄对欧亚心脏地带的控制将为此追求提供自然资源和战略地位。
当代一位以地缘政治理论来解释俄罗斯扩张的学者不无洞见地说道：
“麦金德设想了俄国向心脏地带周围的扩张，马汉则暗自相信俄国应被遏制在心脏地带；麦金德发现了俄罗斯扩张的地缘政治环境，马汉则把英国遏制俄国的政策理论化了。
”
第二种观念则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
他们认为自蒙古时代以来，俄国一直是专制国家。
公共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区分几乎完全被消除，农民处于半亚洲的被奴役状况，居住在封闭的、经济停滞的农村公社之中。
权力集中于专制者之手使专制者能够寻求全球统治，而全球统治又是专制者国内控制的自然延伸。
第三种观念则认为宗教或意识形态是俄扩张背后的主要驱动力，这种意识形态包括拜占廷的凯撒式教权（Caesaropapism）即沙皇集世俗和神权权威于一身，第三罗马观念和泛斯拉夫主义。
以上三种看法虽均有一定道理，但对于一个持续500年的历史现象，却过分简单化了，带有决定论和非历史的味道。
更何况，这三种观念都或明确指出或暗示俄罗斯有全球野心。
可从历史上看统治者的具体动机，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存有建立全球或欧洲一统帝国的野心，除非有人肯相信那纯属子虚乌有的“彼得一世的遗嘱”。
在这三种观念中，后两种尤其没有说服力。
专制和扩张不存在任何的必然联系，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中，扩张（无论是领土扩张还是殖民征服）是一种常态。
就俄罗斯而言，专制只对于这庞大帝国一统（unity）的维持具有意义。
而把俄扩张视为所谓蒙古人的东方式专制的必然结果，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在冷战时期曾盛极一时的这种信念更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
象杜鲁门就深信，“苏联的挑战正是帝国冲动的萌发，这种冲动曾一再产生东方专制政权。
斯大林不仅是马克思与列宁的继承人，而且还是成吉思汗、铁木真、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的继承人。
‘东方游牧民族’——如今由苏联作代表——又来威胁世界和平、基督教以及一切荣耀与道德的力量。
”
把意识形态或宗教因素作为俄罗斯扩张的主要驱动力也站不住脚。
第三罗马的观念无疑影响了统治者的世界观，但它从未决定过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政策，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也从未将理论专门用于外交政策中；它只是颂扬俄罗斯信仰的纯洁性和国家内部团结的理论，从侵略性扩张的角度来看，这种观念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影响比日耳曼诸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中世纪观念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影响要小得多。
而由斯洛伐克和捷克思想家提出的“泛斯拉夫主义”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南方斯拉夫人和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捷克人当中比在俄国历来的发展更为流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至多是舆论中的一种思想倾向（就象救世主义在19世纪那些相信俄罗斯文化将从罪恶中拯救物质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那里一样）；它既未形成一个群众运动，也非一个政府的计划。
仅是在1877-78年的俄土战争时，泛斯拉夫主义才暂时地能够影响政府的决定。
地理因素：
无自然屏障；东方无可与之抗衡的力量。
2、扩张带来的问题
俄罗斯的扩张始终存在着难以消化和吸收的问题。
从纯粹的经济意义上说，长期以来，俄罗斯帝国象16世纪的西班牙那样，并不能成功地处理由扩张所带来的物质资源，把它们转化为实际财富。
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扩张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欧的扩张有着直接的商业动机；而俄罗斯的扩张有时也是为了经济目的，但往往是为了国家的更大权势和更多的荣耀。
更具决定性的差异是俄的扩张表现为吞并相连的领土，西欧是远隔重洋去攫取殖民地，这也是吞并模式和殖民模式的根本区别。
对于俄国来说，新吞并区域被置于俄的社会和行政管理模式之下，并非殖民地，而是正在扩展中的整体的一部分。
因此，帝国与俄罗斯国家是合二为一的，帝国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远超过对西欧国家的重要性。
由此而来的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内部的融合问题或内部经济、文化极具异质性的巨无霸国（Giant）的维持问题。
吞并的领土越多，带来的问题也就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的确是“一个在面临外部敌意和内部消极或动乱的情况下由政治意志和强力拉到一起的‘脆弱政权’”。
经过长时间连续扩张获得的巨大规模的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力，是俄罗斯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几乎所有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中西部各国的情况下，却能够于18世纪成为欧洲强国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但只是条件之一，俄罗斯要成为欧洲强国或现代强国，还必须做另一件事，那就是要学习西方文明。
二、学习西方文明
1、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和指向海洋的“现代”扩张
何谓指向海洋的“现代”扩张？
18世纪之前，俄罗斯扩张的主要方向是东方，扩张的速度极快、获得的领土面积最大：
单单西伯利亚就要超过欧洲各国领土的总和。
为什么主要方向是东方？
为什么扩张的速度那么快？
从16世纪开始越过乌拉尔山，到17世纪末彼得一世上台时已经占有整个西伯利亚。
这是因为在俄罗斯意欲扩张的其他三个方向上，和其对手相比，俄罗斯并没有优势；18世纪之前俄罗斯和瑞典、波兰和土耳其争夺的结果大致是胜负参半，最初常常处于劣势和守势；而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直到19世纪时，都很少遇到象样的抵抗。
因为象西伯利亚这样的地区，只是分布着一些很小的部落，尽管俄罗斯和中西欧国家相比，经济和技术极为落后，但是和这些小部落相比，俄罗斯在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上则占有绝对优势。
俄罗斯可以从西方获得火器，而抵抗他们的西伯利亚部落仍然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主要是凭借这一军事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往往并不动用大规模的正规军队，而主要依靠人数相对较少的哥萨克骑兵。
利用火器，这些哥萨克骑兵虽少，但总能打败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西伯利亚部落。
比如，1581年，一支800多人的哥萨克骑兵队可以在战争中轻松击败2、3万人的西伯利亚部落军队。
主要由于向东方扩张所获得的巨大规模的领土，到17世纪末沙皇彼得一世上台之前，单以版图看，俄罗斯已经是当时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但是，在中西欧国家眼中，异类：
处于欧洲边缘且受过蒙古金帐汗国长期统治的俄罗斯只是个蛮夷，不在欧洲文明国家之列（并非欧洲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贵族国际社会的一员，它既不与其他欧洲王室建立正常联系（这种联系的标志是互派常驻使节和王室之间的联姻），也不遵循通行的国际规范和外交礼仪（袭承自金帐汗国的外交风格特别是外交礼节如叩头礼在交往的早期常引起欧洲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的猜疑，他们认为俄国行为不当、违反西方的外交礼仪、无视欧洲的国际规范）），其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还比不上德意志的一个小邦。
俄罗斯疆域虽然广袤，但政治极端专制、社会极端落后，而且非常封闭。
封闭：
这里的封闭有两重含义：
一、俄罗斯是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和发达的西欧地区相距遥远，远离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两个中心：
地中海和大西洋；无法与西欧建立顺畅的经常联系，虽然西方的技术和人员特别是火器可以通过陆路特别是波兰进入俄罗斯，但俄罗斯的长期敌人，波兰常常会阻挠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
二、整个统治阶级的保守。
虽然17世纪的历代沙皇为了对待西部的波兰、瑞典这些在文化和技术上更为发达的敌人，也力图引进西方的人才和技术特别是军事人才和军事技术，但保守的东正教会认为西方的影响可能腐化俄国社会；而在贵族中间，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至好也不过把西方技术和外籍专业人才视为必要的邪恶。
彼得一世（1682-1725）依靠强力推行的“西化”改革希望改变这一切。
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具有两项鲜明而坚决的目标：
一是作为现代强国加入现代国际体系，二是实行指向海洋的“现代”扩张。
这位沙皇野心勃勃且励精图治，一心要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大国俱乐部的一员。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彼得一世除了对国内的政治体制和军事建制进行一系列西方化改革之外，还继续向外扩张。
与之前俄罗斯对外扩张特别是向东方的扩张不同，彼得一世要得不仅是土地、资源和人口，更将夺取出海口定为扩张的首要目标，这种扩张不是传统的领土扩张，而是指向海洋的“现代”扩张；其中的现代含义：
和发达的西欧地区建立顺畅的经常联系，以便作为平等一员加入欧洲国际体系并更好地学习西方文明。
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
通过北方大战（1700-1721）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
经此一战，俄罗斯令中西欧大国刮目相看。
在北方大战之前，瑞典一直是北欧的头号强国，控制着波罗的海。
正是这么一个国家被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打败，这一战的结果颇类似于1904-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
日俄战争使得日本被西方列强初步承认为东亚强国，北方大战则让俄罗斯迈入了欧洲大国俱乐部的大门。
彼得一世终其一生都没能实现夺取黑海出海口的目标，这个目标要到凯瑟琳大帝（1762-1796）时期才最终实现。
2、俄国历史的一个中心问题：
西方楷模对俄国特色
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给它以后的整个俄国历史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
那就是在文化、观念和体制的意义上欧洲乃至世界潮流同本国传统的关系，可以简洁地表述为“西方楷模对俄国特色”。
这里的关系更多地是指文化的关系、文明的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但这样一种关系却是一种真正深层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俄与欧洲、西方的关系。
俄同西方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历史上都密切相关，但同时又截然不同。
就是若即若离这么一种状况，使得俄国人在历史上一向很难自信地界定自己的nationalidentity，而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界定自己的这个东西都是头等重要的。
俄国在心底里拿不准自己到底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学习和借鉴西方，又要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俄国特色？
究竟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什么东西，究竟什么是俄国特色？
如果学习西方同保持俄国特色相抵触，那该怎么办？
这些几乎是俄国人永远讨论、探索并且为之困惑、痛苦的问题。
俄罗斯是什么，俄罗斯的命运如何，俄罗斯的道路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19世纪中期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以及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欧亚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1、俄罗斯文明的归属；2、俄罗斯应该选择何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3、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既存国际体系及其他大国的关系。
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很早以前就属于西欧历史的范围，俄罗斯的发展取决于这个范围。
因此，俄罗斯必须走西欧的发展道路。
西方派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主张以和平改革的方式废除农奴制；他们提倡引进议会民主制，主张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尽快发展俄国的工商业。
斯拉夫派也主张对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但反对从形式上限制君主专制的宪法。
他们认为俄罗斯文化和历史传统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在于俄罗斯的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制，在于“唯一正确的基督教——东正教”，因此俄应该走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西方派的“欧洲化”是行不通的。
不仅如此，有些人还进一步认为，俄罗斯是伟大的东西方之结合，俄罗斯民族包含着伟大的力量，俄罗斯民族是未来的民族，它将解决西方已经无力解决、甚至从深层来说都不能提出的问题。
在西方派眼中，最高的社会精神价值是个性，个性的自由及其首创精神；而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村社制体现了作为东正教生活特点的集体性原则，村社集体才是社会的“个人”，东正教和村社集体才完全符合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和灵魂。
虽然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大多数知识精英并未认真地考虑过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但19世纪中期以后俄外交政策决策层的“俄罗斯派”或“民族派”和“德意志派”，从某种程度上也可分别归入西方派和斯拉夫派。
前一派以大多数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为代表，认为必须通过欧洲国际体系促进俄国的利益，强调与其他大国的合作来解决问题，以均势保持和平；后一派以外交部的亚洲司、陆军部、军队和边远地区的总督为代表，强调俄国介于欧亚之间的独一无二的地缘文化地位，希望在巴尔干和亚洲采取前进政策，而从不顾及这会给俄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带来何种后果。
最早产生于俄罗斯侨民中的欧亚派认为，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由俄独特的地理因素、文化和历史因素决定的某种特殊的欧亚现象。
从地理上看，俄罗斯位于欧亚之间；从文化和历史上看，与欧洲相比，俄罗斯从未有过真正的封建主义、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宗教改革，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中包含着太多的亚洲特点；另一方面，俄罗斯又通过基督教同西方联系起来，同基督教世界混合在一起，因此，也不能把俄完全看作亚洲国家。
欧亚派的哲学把国家和人民置于个人之上，不承认特殊的个人意识。
此外，欧亚派不满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及其中的西方价值观念，强调俄罗斯扮演全体被压迫人类救世主的角色。
三、18世纪俄国权势的来源或基础
与西欧国家相比，尽管经过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仍然十分落后：
贫困、人均收入极低、交通通信设施差、气候恶劣、技术和教育停滞不前。
但是俄罗斯在欧洲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就是俄国的对外权势却让其他大国越来越震惊。
为什么俄罗斯能够在社会经济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保住并巩固其大国地位呢？
①、数量优势。
由扩张所带来的领土、人口和资源既是俄罗斯得以击败任何侵略者（还要加上俄纯就防御而言无与伦比的地缘政治优势——北方大战、拿破仑和希特勒，侵略容易、征服难：
退守帝国的腹地、拉长敌人的后勤补给线、极度严寒的天气）的保证，是帝俄在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其大国地位的基础。
与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经济技术是否先进或发达成为一国国力的最主要来源不同，18世纪俄罗斯的数量优势得以发挥还有赖于另外两项客观条件。
②、由当时经济、技术和国际竞争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一国施展力量的有效性标准。
在当时，军事力量是国际关系的根本要素，一国外交的有效与否直接地取决于其军队的规模和声誉即以往的战绩。
在欧洲大陆上，统治者永无休止地努力增强本国的力量，而国家力量始终是以领土和人口来衡量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领土和人口决定了收入和军队规模。
③、18世纪时，欧洲的军事结构和技术相对稳定，这样俄国就可以通过借鉴外国的专业知识赶上并超过资源较少的国家。
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改变战争规模和速度时，这种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才真正消失；俄罗斯国力质量上的劣势暴露无疑。
④、俄罗斯依靠其落后之处的独特军事优势。
士兵残忍且顽强，悍不畏死（精神因素：
农奴的吃苦耐劳、拼刺刀精神）；军官也拿士兵的伤亡不当回事，庞大的人力使得俄罗斯军队很容易弥补战场上人员的伤亡。
俄苏权势的基本特征：
一味地领土扩张和依赖武力；俄苏即便在最强盛之际内部仍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大弱点，因此其权势难免大起大落。
四、俄国作为现代强国加入现代国际体系的巨大意义
其一、欧洲国际体系地缘政治构造的巨大转换：
西欧体系+中欧体系的构造变成了更广大、更复杂的西欧、中西欧和中东欧三大体系互动的构造。
其二、英国之外另一个“侧翼大国”的兴起，对于欧洲的均势而言，它象英国一样是“均衡者”（balancer），它对欧陆力量对比的干预将是维持欧陆多元局面、阻止某一国家独霸欧陆的关键因素。
但是俄罗斯对于欧洲均势的关键性仅仅限于反霸战争，在不存在霸权图谋时期，俄罗斯反倒因其不断扩张、不断侵占邻国领土的行为和意图而成为对欧洲均势的威胁。
第二节、18世纪的国际权势斗争
1713年西班牙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欧洲国际权势斗争有两条主线：
一是随着普鲁士的崛起而形成的普奥对抗；二是英法之间的长期敌对，英法敌对起源于光荣革命后由英国领导的反对路易十四法国的称霸，其后两国的对立并没有因为法国称霸图谋被挫败而消失，反而因为两国对殖民地的争夺而进一步加剧。
“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
1689-1763年间英法为争夺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和殖民地而进行的长期斗争。
两场战争：
奥地利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
两个战场：
欧洲大陆；海外和海洋战场。
一、普奥对抗
1、普鲁士的崛起
普鲁士原为德意志境内一较大的邦国，以柏林为中心的勃兰登堡。
之前一度依附于波兰，波兰国王将东普鲁士赏给勃兰登堡的统治者霍亨佐伦家族，因此，普鲁士经常被人们称为勃兰登堡—普鲁士。
西班牙继承战争期间，勃兰登堡—普鲁士加入反法大联盟，其统治者因战功在战后被欧洲各国承认为普鲁士国王。
在18世纪的五个大国中，普鲁士一直是最弱的一个。
它面积狭小、人口有限，与英国、法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普鲁士的工商业也很落后，以农业生产为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普鲁士位于欧洲腹地，战略地位极为脆弱，是所有大国中最糟糕的一个，即无天然的疆界，四周又全为强邻，西面是法国、东面靠着俄罗斯、东南面是奥地利；更要命的是，普鲁士的领土并不是一块，而是分成两块。
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无与伦比地缘政治劣势的国家却能够成为欧洲五强之一并长期保持大国地位，甚至能在19世纪一统德意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我们不由要问，有哪些因素促进了普鲁士的崛起并有助于其能长期保持大国地位呢？
首先，普鲁士王国得到国际承认后的两代国王腓特烈一世（1713-1740）和腓特烈二世（1740-1786）均励精图治，既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又具有一定的改革意识，利用一切手段发展工商业，限制容克地主对农奴的过分剥削，加强中央集权、扩展军事力量。
特别是腓特烈二世在国内统治中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非常开明，他虽是专制君主，但却开放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提倡学术、奖励发明，救济贫民，算得上一位贤王。
其次，普鲁士国际权势的最直接来源在于普鲁士拥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
这支军队的骨干全为容克子弟，自小即接受为国王服务的意识和军事训练，军事素质极高。
军队的纪律和训练都是欧洲最严格的。
同时，长期以来，普鲁士将国家收入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均用于军队建设，从而使普鲁士能够在人少国贫的情况下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军队人数虽不是欧洲最多的，但军队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却是欧洲最高的，比如腓特烈一世时期的普鲁士，就人口来说居欧陆各国的第13位（四五百万），领土大小为第10位，但军队人数占第4位（8万常备军）。
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他进一步将军队扩充至20万。
再次，普鲁士虽然是君主专制国家，但其官僚集团却以清廉、高效和公平著称，政府的工作效率极高，确保了国内的安定和财政的稳定。
最后，在国际斗争中，普鲁士极善于耍手腕，总能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丰厚的回报。
2、普鲁士的国际行为模式及其决定因素
普鲁士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行为模式：
打劫、权变和“追随”。
打劫，趁火打劫；权变，是指在战争当中，不停地变换阵营，欺骗盟友、见利忘义、见风使舵；所谓“追随”（bandwagoning），是指从国际权势分布的等级结构出发，以减少自己的某些行动自由为代价，与一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这个大国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同时尽量减少甚或消除来自该大国的威胁。
由相对羸弱、地缘政治和“现实政治”所决定。
腓特烈大帝的“现实政治”：
腓特烈大帝（1740-1786），很有意思也很矛盾的人物。
这位被后世称为腓特烈大帝的王子在登上王位之前，浪荡不羁，喜欢研究诗歌音乐，热中于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交往，并写过批评马基雅维利政治观的政论文。
于1740年写过一本小册子，《驳马基雅维利》，援引了几乎全部启蒙思想权威的观点来驳斥《君主论》：
“在这个毁灭人性的怪物面前，我将奋起捍卫人道……我将用理性和正义来抗击邪恶和罪行，逐章逐行地驳斥《君主论》的邪说。
”若照其登基前的行为举止和个性来判断，他应该是一位与我国历史中李后主或宋徽宗类似的皇帝，喜欢舞文弄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总之是离治理国家很远的东西。
而腓特烈一世又训子极严，有几次若非群臣力劝，腓特烈二世险些被他的父王处死。
但让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是，这位原本浪荡不羁的王储一即位，就显示出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过人的天才。
作为国王，他自称是开明的君主，在国内开放新闻检查制度，主张宗教自由；在对外关系方面通过战争和外交牢固地确立了普鲁士的欧洲大国地位，他执政的20多年里，把整个欧洲搅得鸡犬不宁，用一系列计谋把欧洲各国搞得晕头转向并乘机大大扩展了普鲁士的疆土。
尽管他曾写过批评马基雅维利政治观的文章，但看他统治期间的所作所为，他正是马基雅维利理想中的那种君主，他的一切行为几乎都能达到《君主论》所揭示的标准：
如狐狸一般的狡诈、又如狮子一般强劲有力。
他全部作为只有一个标准：
是否有利于维持和加强普鲁士的强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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