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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和笔记
1.《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茅海建（318页）
2.《我把English献给你》赖世雄
3.《现代儒学论》余英时
4.《说话之道》蔡康永
5.《丑陋的中国人》柏杨
1.《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1-240页摘录在笔记本上，此处从241页开始，
肃顺的权力是逐步膨胀的，戊午科场案使之立于人臣之巅。
戊午，即1858年。
按照清制，科举戒律甚严。
但因其为进身之阶，不少人铤而走险。
久而久之，科举场上邪恶丛生，作弊已成风气，人们也不以为大罪。
柏菱是清朝历史上涉及“腐败”案被斩首的最高级官员。
戊午科场案尚未了结，户部宝钞案又起。
“科场”、“宝钞”两案，反映出肃顺力图求治、不惜严刑峻法之用意。
“治乱世，用重典”是当时的政治教科书反复提示的历史经验。
这一官僚政治集团，在当时被目为“肃党”。
肃顺的政治发迹，与咸丰帝倦怠政务有关，也与肃顺的权术妙用有关，然更不能忽视的，又是他的政见才识。
政治家欲爬上高位，必不择手段，但若没有高尚的政治企划心，则属流品低下的阴谋家。
肃顺为人才气横溢，勤于治事，有法家综核之风，有起弊振衰之心。
这才是他在政坛上能站住脚的真正原因。
肃顺出生于满族世家，亲身的经历使他最清楚满人的毛病，因而尊敬汉人，优礼贤士。
而肃顺最具远识者，就是他对湘军将帅的倾心推崇。
平日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国藩之识量、胡林翼之才略，主张由他们执掌兵符。
·
我们在此可见一有趣的现象：
祁窝藻、彭蕴章虽为汉人，但对汉人统率的湘军多加诋毁，文庆、肃顺虽为满人，但对曾国藩等人却极力维护。
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
若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清朝长久的文化专制引起了汉人的心理和思维的异化，不能不说是清中叶后满洲贵族的迅速腐败而引起满人中有识之士的自我觉察。
一是救了左宗棠的命，一是成就了曾国藩的事业，肃顺在此中施展了老到圆滑的政治手段，不动声色之间改变了帝意。
左、曾两人后来的表现也证明肃顺挽救了清朝。
仅仅凭着这一点，不论肃颐如何擅权弄势，仍可以说是清朝最好的“宰相”之一。
在专制社会中，政治的成败往往在君主的一念之中。
高明的肃顺正是在一念之间拨正走向。
用严刑以图精冶，用湘军以平反叛，肃顺在内政上显示的才识不凡。
而在外交上，他亦有可称道之处。
从1859年6月至1860年5月，肃顺与伊格纳切夫的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年。
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没有一个中国外交代表敢于在谈判桌上表现出如此强硬的态度。
伊格纳切夫见势只得离京，登上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战舰，前往上海，会合英法联军去了。
肃顺白以为胜利了，但后来的结果完全相反。
肃顺在谈判桌上的强硬态度，改变不了前方的敌我态势。
外交是讲实力的，并不在于辞令有多么庄严。
肃顺的强硬态度，很大程度上还是在用“天朝”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他还根本看不起俄国，并不知中国亟需改革而改变自己的落后状态。
一个人在混乱中作出正确的决定，是因为这个决定在他心中已经潜藏了很久，只不过在平常中他有意不肯用罢了。
咸丰帝此时起用奕欣，是知道六弟的才能。
咸丰帝此前不用奕欣，是对六弟的猜嫌。
自父亲道光帝去世后，奕欣似乎是—夜成熟。
父亲封他亲王的遗诏，既使他感到失意，也使他感觉到父亲绵绵的爱意。
政坛败将是危险的。
昔日的四哥，巳成了当今的天子。
一切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了，曹子建的教训悄悄潜入了他早熟的心田。
在清朝的历史上，皇弟协理朝政多是人关前旗主制度时期之事，当然不利于皇权的巩固。
但定制以后仍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即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代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胤祥。
但是自雍正帝1730年正式建立军机处之后，没有一位亲王能人值为军机大臣。
其用意自然是防止宗藩势盛危及皇权。
嘉庆年间成亲王永理一度受命入值军机处，但以与定制不符当年便退出。
咸丰帝命奕欣入值军机处，明显地违反了祖制。
而这种违制的做法正说明了局势又有多么危急。
清代并无嗣皇帝尊先帝妃嫔为皇太后之先例，只有尊嗣皇帝生母为皇太后的定制。
自顺冶帝起，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嘉庆帝接连5个皇帝皆为庶出，生母都尊为太后。
此时，咸丰帝尚未生子，六弟奕欣的生母却要尊为太后，怎能不引起咸丰帝的疑忌?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奕欣曾单衔或领衔上述多道奏折。
观其主旨，仍是武力抵抗。
然这种具有正义性的见解明显地不具有可行性，是建立在对敌情的无知之上的——清朝当时并无武力抵抗的实力。
奕欣此时受命为钦差大臣后，京城里还有一些官员高唱“剿夷”，但他已明白，此时只能与对手讲和了。
以人质巴夏礼来阻挡英法的进攻，是奕欣不识侵略者的本性。
以阻止“亲递国书”作为其外交的第—要义，是奕欣不懂得国际惯例。
1860年10月24日，根据英、法的安排，奕欣来到了北京城内的清朝礼部大堂，与英使额尔金签订了《中英续增条约》（又称《中英北京条约》），并互换了《中英天津条约》的批准书。
次日，10月25日，礼部大堂上再次上演了相同的—‘幕，奕欣与法使葛罗签订了《中法续增条约》（又称《中法北京条约》），并互换了《中法天津条约》的批准书。
、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属城下之盟，其条件再屈辱、再苛刻也是无奈。
就个人责任而言，恭亲王奕欣签订此条约并无大罪。
当英法联军如约从北京撤往天津时，京城的官员百姓简直将奕欣视为救主。
然而，此时奕欣与俄使伊格纳切夫的谈判，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签约只是丢掉些据说是荒无人烟的土地，开战将会使咸丰皇冠落地。
1860年11月4日，根据咸丰帝的谕旨，奕欣赴北京城宣武门一带的俄罗斯南馆同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然而，更让今天的人们吃惊的是，咸丰帝不仅没有看出西部划界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损害，就连本属龙兴之地的东部领土的丢失，也没有引起他的痛心。
在上奏中俄条约草本的同时，奕欣还上了一道奏折，说明“亲递国书”一事已派员在天津交涉，但尚未有结果。
咸丰帝为此破口大骂，指责奕欣办理不当，而对中俄条约却没有挑任何毛病。
·
丧地事小，丧礼事大，这是咸丰帝心中秤出来的分量。
我在本章的开头，提到咸丰帝起用奕欣是一项明智的选择，并非是指奕欣在议和中的表现。
咸丰帝若选择其他人，也可能达到这一结局，或者说，奕欣在议和过程并无显示出足以称道的高明之处。
然在议和之后，情况大不相同。
这一位年仅27岁的青年，表现出极高的悟性、好学精神和接受新事物的勇气。
传统的国度里由此注入了新的因素。
而这些新因素又随着时代的要求急速膨胀。
新生事物常常具备着不可抗拒的力量。
由此为起点，中国的近代化开始了缓慢且艰难的启动。
；
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帝囿于传统，未能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天朝”之中没有任何新气象。
今天的历史学家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中国白白损失了20年的光阴。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欣敢于作新思维，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有一些新振作，今人作对照比较后更能体会到此中的可贵，尽管奕欣的新振作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又是多么的差强人意。
毫无疑问，奕欣热衷于西方事务的姿态，背离了传统的祖制。
在西方外交官拍手叫好的同寸，也使许多守旧的官员感到不适，暗地送他一个外号——“鬼子六”。
肃顺为政苛烈严治，为人飞扬跋扈，弄得积怨甚重。
京城的官员大多对肃顺恨惧交加，就像大学士周祖培、翁心存那样的高宫，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倒肃”的私议在京宫中浮动。
而奕欣为政宽和中庸，且能推陈出新。
他带来了!
——股清新的空气。
尤其在当时那么危险的绝境中，这位手无寸铁的青年王爷，竟然能转危为安，退敌万里。
．在许多不知底蕴不解外情的官员心中，其功绩有如“再造乾坤”。
奕欣很快得到了绝大多数京官的认同和赞扬。
由此，不管奕欣个人主观愿望如何，他已经在实际上成了有别于肃顺的另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表。
而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一位是他的岳父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另一位是此时仍留在北京的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
奕欣、桂良、文祥，又是第一批总理衙门大臣。
北京与热河，有着两大政治集团。
咸丰帝出逃热河后，清中央政府由此分成两半。
在热河，随驾的有御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吏部尚书陈孚恩——清一色的“肃党”；在京师，是以奕欣、桂良、文祥等“在京办事王大臣”为首的整个政府机构。
由此可见，清政府的头在热河，身体却在京师。
身首异处，毕竟是不正常现象，给整个中央政府的运作带来了许多麻烦。
当时并无先进的通讯手段，从北京到热河，公文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来回需要4天，更何况许多事又需要当面请旨，不能全凭公文旅行。
回銮一事，是当时清朝高层政治中的一场决战性的斗争。
咸丰帝在英、法议和退兵之际，曾一度有尽早回京之念，但很快便打1肖了这一念头。
这里面最主要的因素，是“亲递国书”一事没有着落。
这位决心恪守儒家礼教的皇帝，死心拒见不肯叩头的。
夷”人。
若一旦回京，“夷”人要求无厌又如何是好?
即使英法联军从北京退至天津，他仍害怕“夷”兵闻讯从津北返。
到了那时，难道让朕再次去北狩?
于是，他反复下旨，让奕欣将“亲递国书”一事办出个不漏罅隙的扎实结果。
得不到这方面的保证，他是想也不敢回京的。
咸丰帝的态度多变（回北京的日子一再拖延），实与“公使驻京”有关。
英法联军撤离之前，公使驻京的原则已定。
北京东交民巷的梁公府、纯公府已经出租给英、法使节，修葺一新，准备迎接新主人。
而与修葺工作并起的是京城中的谣言：
英、法公使将各带兵3000进驻北京。
咸丰帝不愿意回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喜欢上了行宫的生活。
·
热河行宫，又称“避暑山庄”，初建于康熙年间，规模宏大，建筑精美。
康熙帝每年约有半年住在此地。
雍正帝执政时未来过。
乾隆帝和嘉庆帝几乎每年来此避暑，一般5月来，9月走。
自1820年嘉庆帝死于热河行宫后，连续40年，没有皇帝来此。
美丽的山庄未免尘封垢积，冷落萧疏了。
国难沉重，政务维艰。
对政务不仅仅是倦怠，几乎是厌恶了。
远离了政务中心——北京，来到了清寒之地——热河，这一地理位置的变化，使得他自我感觉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
难以对付的“夷人”已交给了聪明的六弟奕欣办理；江南聚反的“长毛”也委之能干的汉臣曾国藩；豫皖势盛的捻军，此时又派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带兵弹压。
这—‘位蒙古族的表兄，虽然此痰败于“夷”人，但对付这些土匪自当稳操胜券。
从各地纷至热河的奏折，他也发下军机写旨来看，而不愿意多费心思。
好在身边还有一个精明强干的肃顺，关键时刻，朕可以听听他的主意。
塞外的寒冷，行宫的冷清，使他一时感到不适，以至在过年时突发回京之念；但由此摆脱那些烦人心境、搅人不眠的政务，又使他从荒凉冷静中得到了某种超脱，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做了10年的皇帝，挑了10年的重担，这一次就彻底放松放松，尝尝潇洒的滋味吧。
这一时期的咸丰帝，尤其醉心于戏剧。
宫内升平署（宫廷戏班）分批召到热河。
1860年儿月起，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阵吹打后正式开戏。
此后，每两三天就要演一出。
至于他一直偏爱的女色，行宫中也免去了宫中的种种规矩，咸丰帝的兴趣也就更大了。
善解人意的肃顺，又经常给他找来一些缠足的民女，要比宫内那些大脚的旗女更为婀娜多姿。
惧怕“夷”人也罢，乐于优闲也罢，都不足于真正阻止咸丰帝回京。
他毕竟是一个皇帝而且愿意做一个好皇帝。
只要他身边有人经常倡以大义，咸丰帝还是会启跸回銮。
他不是一个很坚定、很固执的人。
真正阻挠咸丰帝回京的，是他身边的宠臣肃顺。
“巡幸木兰”之议，虽为统兵大员僧格林沁之首倡，然竭力促成的当属肃顺。
就动机而言，肃顺是为了保证咸丰帝的安全。
从后来的结局来看，若以传统礼制为标准，肃顺的意见也是正确的：
不去“北狩”，咸丰帝虽不致于沦为阶下囚，但受到的种种挟制，也必使他不堪忍受。
至于临行前旨命恭亲王奕欣办理和局，限于史料。
我们还不清楚肃顺在此中起了什么作用。
但危怠至此，肃顺似来不及细想，更没有预料奕欣会由此嵋起。
奕欣留京办事，权重一时。
而他所办的结果既符在京官员之心，也合咸丰帝之意。
他在京中形成一股强大势力之同时，也为咸丰帝越来越见重。
此事不妙!
肃顺立即产生了一种恐惧，自己的地位有可能被奕欣所取代。
在专制时代，受宠等于权力，争宠就是权力斗争之核心。
肃顺深明此义。
更何况“天朝”新败，按惯例亦需总结教训，杀几只替罪羊以向天下人做个交代。
而政坛若有反复，最受宠的往往是最危险的，自己很可能被牵连进去。
肃顺如此决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经看出咸丰帝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咸丰帝本来就身体素弱，即位初年的劳心劳力，身体吃亏很大，而倦怠政务娱情声色，简直是纵欲白戕的劲头，他开始咯血了。
腺说鹿血能治此病，便养了——群鹿，日饮鹿血而疗之。
咸丰帝的眶案，用今天的医学知识而判断，很可能是肺结核，当时称为痨病。
在青霉素等抗菌素发明之前，这种病只能靠静养，说白了，也就是等死。
．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君主的去世很可能伴随着一场大的政治变动，咸丰帝的儿子载淳此时年龄尚小，仪5岁，显然不足以当大任。
而咸丰帝临终前的遗命，将关系到今后的政治格局。
到了此关键时刻，咸丰帝若回到北京，托孤于奕欣，自己面对的将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失势，而是有生命危险。
清代的一切权力均出于皇帝，专制制度由此而达顶峰。
热河那一头，拥天子自重，权力明显具有优势。
在政治斗争中，笑在前面足要付出代价的。
肃顺因为他的大意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太后中，那拉氏可谓是各种传说最多且最具戏剧化的。
经过近些年来历史学家的详细考证，她又成了历朝历代皇太后中身世来历最为清晰者。
按照清朝的制度，旗籍官员的女儿都要参加选秀女。
1851年正值选秀女之年，那拉氏恰好16岁，镶蓝旗的官员们也在此年秋天将其登录在案呈送。
此是咸丰帝上台后第一次选秀女。
虽说1851年是选秀女之年，但真正选看的日子推迟到1852年3月28日、29日两天。
咸丰帝奕许尚为皇子时于1848年成婚，嫡福晋萨克达氏却在两年后去世。
1850年，他承继皇位后，追封萨克达氏为皇后，身边的侍妾武佳氏也同时封为云贵人。
年轻的皇帝此时后宫空此次选秀女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填充后宫。
非常明显，咸丰帝此次最为倾心的是广西右江道穆杨阿的女儿，年仅15岁的钮祜禄氏。
1853年11月，未经“嫔”、“贵妃”册封典礼的钮祜禄氏，直接举行了立皇后的典礼。
史书上称赞这位新皇后十分贤惠。
“母以子贵”的后宫原则，再一次展示其颠扑不破的可靠性。
过了两年，又出现了小小的曲折。
1858年3月19日，玫贵人徐佳氏又产下一位男婴，未经命名当日旋殇。
从此至1911年清朝灭亡，清皇帝后宫中再也听不到新生婴儿的哭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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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官方文献仅能让今人看到事物的外貌，要深层次地了解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还不得不借助于稗史野史。
几乎所有的野史都宣称，那拉氏之所以得帝宠，全凭着会唱南曲，爱穿南衣，一改北方旗籍女子的风范，多有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
尽管这种说法因那拉氏从未去过南方而显得不那么可信，但也有人称她家里有一位南方来的老妈子，教她学会了南方的词曲和装扮；就咸丰帝的性偏向而言，似乎更喜欢南方缠足汉女。
假如那拉氏真有此等优长，似能助其在后宫中出人头地。
这里讲的是性吸引力，虽然听起来也有几分道理，但此类私生活毕竟与历史发展无涉。
官方文献已经证明了那拉氏获宠，至于她用什么手法吸引咸丰帝已无关紧要，因而就此问题深入，似无大的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野史中还宣称咸丰帝曾让那拉氏代阅奏这件事就大了。
披阅奏折是皇帝的专用权，让那拉氏代阅奏折，实际上就是分享皇权了。
从那拉氏的角度来看，她从小读过经、史著作，会写字（尽管错别字一开始仍很多），也有一定的阅读能力。
奏折是一种比较直白的文言文，但当时没有今日之新式标点，能够断句，也是——种功力。
但那拉氏对此毫无困难，这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旗籍女子中可谓风毛麟角。
身为皇后的钮祜禄氏，贤惠堪称国母，但她后来阅读奏折中就有读不断句的麻烦。
很可能那拉氏是后宫中唯一有能力阅看奏折的女子。
最明显地证据还有两点：
一是后来那拉氏当政，对送上来的奏折，惯用划痕、折角等手法。
这是历代皇帝爱用、军机大臣心领神会的另一种语言，但当时谁也不会明说。
那拉氏若从未阅看过章奏，又何知这些技巧?
二是咸丰帝死后不久，那拉氏曾主动要求看奏折（后将详述）。
若从未看过奏折，又何来此等胆量?
历史事件的发展一般都会合乎当时的“情理”，尽管随着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些“情理”今日看来很可能不合“情理”。
由此看来，咸丰帝让那拉氏代拆代阅奏折是极有可能的，尽管这一说法尚无扎实的史料根据。
从以上的私家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拼凑出这么一个大致的印象：
偏爱南方缠足汉女的咸丰帝，可能因为那拉氏的身上颇有南风而庞之。
他可能因那拉氏表现出旗籍女子中罕见的文史之才而让她代阅奏折，而对她的政见却不屑一顾，对她热心政事而抱有警惕。
他虽然不愿意用极端手段杀掉那拉氏，但也可能考虑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即留给皇后钮枯禄氏一份密诏。
请读者原谅我在这一段不长的描述中使用了3次“可能”。
在没有确凿史料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不应该忽视合乎“情理”具有可能性的私家记载；而且许多似无来由的消息，很可能比官方文件更可靠。
更真实。
说起来都是一些烦碎小事，但决不能低估这些细故在高层政治中的酵母作用。
在权贵政要的心目中，这些生活细节不再抽象为车子问题吃饭问题，而是抽象为对其本人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由此判断对其是否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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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肃顺不会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只不过自恃帝宠，没有将那拉氏放在眼里。
除了那拉氏外，皇后钮祜禄氏对肃顺也十分厌恶。
不过，钮祜禄氏的理由与那拉氏不同，更接近于道德层面。
在热河行宫时，咸丰帝不仅在政治上依靠肃顺等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委托于肃顺。
结果原先归由内务府办理之事，如行宫有所修乐，皆命肃顺监督。
肃顺等人也由此出入无禁，“寝宫亦著籍，嫔御弗避”。
这种破坏后宫规矩不避男女的做法，当然使身为后宫之首的皇后看不惯。
身为皇后，身为贵妃，对此只能忍气吞声。
在那个时代，一切权柄操自于天子。
当肃顺将自己的意旨转化为皇帝的谕旨时，对抗肃顺就等于抗上。
钮祜禄氏也罢、那拉氏也罢，对于这一切是不敢言甚至不敢当众怒。
世界上的一切权臣似乎都难以保全，是因为他们本人并无权，凭借君权作威；君主一变动，他们就万分危险了。
只要咸丰帝还活着，肃顺当可敌天下，要是咸丰帝龙驭上宾，肃顺在理论上就得听命于新皇帝一一—个5周岁的男孩。
而这位男孩又紧紧依偎在其生母那拉氏的怀里。
他没有将六弟奕新列入“赞襄”，是害怕出现第二个多尔衮。
咸丰帝死了，肃顺如丧考妣，悲痛无比。
奴才对主子的忠诚，在此时显露无遗。
尽管咸丰帝的临终指示，实际上是肃顺将近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同受顾命的8人，是清一色的“肃党”，但亲耳听到恩主的遗言，胸中涌动着崇高的使命感：
从此之后，中国政治的方向将由我来把舵了。
虽说按清代制度，皇帝的生母无权干政，但顺治爷、康熙爷少年继位时，孝庄皇太后博尔济锦氏辅佐新君，功彪史册。
让钮祜禄氏+那拉氏监督“赞襄政务”大臣，起一种政治平衡作用。
咸丰帝的这一安排，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便于谕旨的名义，诏告天下。
咸丰帝的这一套政治设计，其目的就是确保皇位能平稳过渡到他的儿子载淳的手中。
然而这一套设计看起来十分精美，不久后就被打破了，问题就出在执掌“御赏”、“同道堂”两方印章的后妃身上。
在不具备法治的国度里，任何事先的政治设计都是不能持久的。
客观地说起来，肃顺等人的方式更符合咸丰帝的临终意愿。
他虽然发下两颗印章，但只是希望钮祜禄氏、那拉氏在涉及到皇位安危时出面干涉，平日里只是象征性的“虚君”，起震慑作用罢了。
要求谕旨经认可后方钤印，当然合乎咸丰帝颁下印章之用意；而要求阅看奏折，等于要求干政。
在这场冲突中，钮祜禄氏似乎意志更为坚定。
她根本看不懂奏折却坚持要阅看奏折，显然是受了那拉氏的唆使。
在此后的斗争中，两宫完全一致行动，钮枯禄氏完全被那拉氏当枪使。
精明的肃顺，此时犯下了第一个错误。
他妥协了，同意了两宫的要求。
看奏折毕竟是皇帝的权力，两宫口口声声以小皇帝的名义出头，他也难以阻挡。
根据咸丰帝的临终嘱托，八大臣的职责是“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其实质是代替幼主行使皇权。
若听命于皇太后，那么皇太后实际成了皇帝，“赞襄”大臣也就变成了军机大臣。
争论的激烈也证明了允许皇太后阅看奏折的后果之严重。
而真正有权决定—切的小皇帝坐在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的怀中。
从9月13日到9月16日，整整抗拒四天，两宫皇太后虽然最终失败，但也使京城的官员看清楚：
两宫皇太后是制约肃顺党人的唯一力量。
那班痛恨肃顺的人们由此将他们的希望转系于太后身上。
垂帘听政之议虽被驳斥，但占据了更多官僚的心。
他们认为此是清除肃顺的唯一好办法。
政治斗争是不讲究事实真相的。
自咸丰帝死后至自己被杀，肃顺仅仅“赞襄”了73天。
他拟定的新年号“祺祥”被废置了，．成为后来历史学家命名此次政变的名称：
“棋祥政变”。
他可能在牢中反复地想了很久。
总结出许多政治经验，但统统没有用处了。
高层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结语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个最适合他的位子。
如果能够找到它，占有它，那是人生的最幸。
与此相反，一个人占有的位子，若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全部才能，那是一种痛苦。
具有同样痛苦的是，一个人坐在其才力不逮却又下不来的位子上，除非他每日只是混日子过。
若他有强烈的责任感，结果事事与愿望相违，那几乎是一种人生的自我折磨。
咸丰帝奕许就是后一类不幸的人。
他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材料。
就他的个人历史而言，凡是当时和后来被证明为有效的举措，如湘军、厘金、总理衙门……都不是他的创造，也都不符合他的思想；凡是他尽心尽意制定出来的政策，如怎样镇压太平天国、怎样对抗英法联军……却全不可行。
他在位11年零6个月，时间可谓不短，但我们找不出；可以称道的大决策、可载史籍的大功绩。
皇帝当到这种份上，那就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了，而是连带整个国家陷于灾难之中。
于是，我在写这本小书的时候，头脑中经常浮现出一个问题：
假如咸丰没有被他父亲选为接班人，而只是当一名亲王，他的个人命运又会怎样?
虽说历史不能重演、个人的经历不会改变，但我却试图在头脑中想像一个未做皇帝的咸丰——毫无疑问，他不再拥有宽大的殿堂和美丽的园林，但可在街头上自由徜徉；他不再拥有庞大的御膳房，但可在京城誉名的八大饭庄尝尝各自的特色；他不再拥有众多的妻妾，但也少去了宫中的规矩，艳遇的机会只会增多；他不再拥有无上的权力，但也不再拥有与之相等的烦恼；他不再是神，从此也就不必去装神。
作为一名皇子，作为一名亲王，他满可以过一种优闲、舒适、清静、无争的日子。
就他的禀性而言，他似乎更适应于这种生活。
历史的假设之所以不能成为科学，就是无法进行实验。
咸丰真的不当皇帝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绝对无法推测。
但是有一点，我几乎可以肯定：
咸丰头上若无此顶皇冠，可以活得更久远一些。
30岁的年龄，风华正茂。
于此等岁数亡去，总是一件让人可惜的事情。
就其直接死因而言，是肺结核，但若细究深查，十分明显，他故于不堪承受心灵的重压。
于是，我又想到一个问题：
假如当时中国有皇帝退位制度，咸丰帝奕訏会不会主动让贤?
这个问题一出现，就被自我否定掉了。
咸丰帝知道自己不是绝顶聪明，但决不会承认自己不够当皇帝的资格。
他知道了太多的当皇帝的规范、原则、机谋、策略和秘诀，知道了太多的成功和失败的治国经验。
他认为，只要按照恩师杜受田的教诲，只要按照千年不变的政治教科书
咸丰帝不认为自己当不了皇帝，是因为他确实也不比许多人差。
可以说，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知道的要多，他只是不知道他所处在的时代。
今天的人们当然看得十分清楚，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人了另一种时代。
这种历史的必然，不以个人的意志转移。
一个人若想有所作为，就得适应于这个时代；而当时的中国若要跟上这个时代，须得来一次大的改革。
咸丰朝一切举措，无不是墨守祖制的政策，背离了时代，那必然碰壁。
由此来观察咸丰帝奕訏，恰恰是一种奇特的姿态：
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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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了，而是当时中国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悲剧，要解开这一历史的结扣，须得一位雄才大略的伟人。
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这么一位伟人?
我不清楚。
但我可以肯定，若有这么一位伟人，也决不会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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