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古代农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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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古代农业
一、农业文明起源的几种学说
发出日期：
2003-10-29
最早研究人类农业文明起源的主要是植物学家。
1882年，瑞士植物学家康多尔从生物进化的角度，
结合作物的地理分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野生植物与栽培作物的关系，提出了世界上有三个最早的植物
驯化中心--西南亚埃及、热带美洲和中国的理论。
1883年，康多尔《栽培作物的起源》出版，受到学术
界的重视。
1923-1931年，苏联科学家瓦洛维夫带领考察队前往亚洲、非洲和美洲各地，广泛收集植物标本。
1935年，瓦洛维夫以大量实物和统计数据为基础，提出了新的作物起源中心的概念。
瓦洛维夫认为，作
物起源有八个中心：
东亚、印度、中亚、近东、地中海、阿比西尼亚、中美洲和南美洲。
其中的“东亚
”，主要是指中国，是作物的第一起源中心之一，这里栽培作物的种类最为丰富，约占全世界栽培作物
总数的20%。
瓦洛维夫的理论影响很大。
1971年，西方学者哈兰提出了栽培作物的中心和非中心的理论
，中心是指作物的起源地，非中心是作物早期传入的地方。
他认为中东、中国北部和中美洲是最早的三
个农业中心。
另有三个非中心，即非洲、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南美洲。
三个中心和三个非中心恰好成
对称状态分布：
中心在北、非中心在南。
人类最初将野生植物变为栽培作物的动机是什么？
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英国
学者柴尔德开始提出他的栽培作物起源的“干燥学说”。
柴尔德认为，大约在1万年之前，在最近的一
次冰川时代消逝之后，中东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剧烈变化，生态环境的转换，使得动物数量锐减，当地居
民原本以渔猎为生，面临食物来源匮乏的困境。
迫于生计，他们开始驯化野生的禾本科种子植物，培育
出了最早的小麦和大麦，形成了原始农业。
到50年代，柴尔德将他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并公开发表，引
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随着田野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原始农业遗存在世界各地被发现，栽培作物的标本和农具不断出
土。
农业起源的讨论进入了全新的境地，人们不再仅仅依据现存农作物的分布状况来推断栽培作物的原
生地，而是必须依据考古实物资料下断语。
任何关于作物起源的说法，都必须经过考古学的检验，考古
学家成为了论坛的主角。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的历史源远流长，早期农业的文献记载也极为丰富。
黄帝是我国的人文
初祖，《史记.五帝本纪》说他“时播百谷草木”，能顺应四时之宜播种百谷草木，说明农业文明已经
出现。
《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和四子分居四方，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授民以农时。
大禹治水，
开九州，通九道，使在高地躲避洪水的人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农作。
《史记.夏本纪》说，禹命
令伯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禹将稻种分发给居住在低湿之地的庶民，则夏朝已经知道水稻的特性
，并且推广种植。
周人的始祖稷，好耕农，是尧的农师。
黄帝、尧是传说时代的人物，文献中有关的记
载是否可靠？
农业是否发明于5000年前的黄帝、尧舜时代?
中国的早期农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文
明崛起有过怎样的贡献？
这一切，都需要用考古学的资料来回答。
二、磁山-裴李岗遗址：
粟起源于黄河流域
发出日期：
2003-10-28
从文献记载看，我国黄河流域种植粟的历史非常悠久。
《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商后，为了赈
济贫弱，曾经“发钜桥之粟”，可见当时已有规模相当的粟仓。
粟的野生种俗称“狗尾草”，先秦文献
称为“莠”。
曾有学者提出黄河流域是粟的驯化中心的说法，可惜没有出土实物作为佐证。
20世纪50年
代，考古工作者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窖穴和陶罐中发现了粟的朽壳，人们才确信中国史前时期确实已经
有了栽培粟。
1976-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县的磁山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据碳十四测年，遗
址的年代为公元前6050-前5490年，距今约8000年。
磁山一、二两期遗址中，共发现灰坑476个，其中88
个是窖穴，形状为长方形，内有大量已经腐朽的粮食，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灰像法鉴定，以
及对残存外壳的观察，确认是粟的遗迹。
[1]这是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实物。
据统计，窖穴中粟的厚
度为0.5-0.6米的有40多个，约占60%；厚度在1米以上的有20个，占25%；2米以上的有10余个，约占15%
。
粮食在窖穴内埋藏了8000多年之后，体积已经大大紧缩，有学者推测，当初粮食的体积当有109立方
米，约重69100公斤。
粟的大量储存，表明磁山人的农业已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在磁山遗址中，发现了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等农具，其中的石磨盘、石磨棒，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形制规整，十分引人注目，成为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1977年，磁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磨盘与磨
棒，用砂岩制作，盘面呈长椭圆形，前端较尖，后端平缓，下底有四个扁棱形矮足，磨盘高8.8厘米，
长57.2厘米，宽20.9厘米，磨棒长14厘米，径5厘米。
密集的粮食窖穴，可能是氏族组织的公共窖穴区
。
成系列的农具伴随出土，表明此时已经不是农业起源的初始阶段，栽培粟的年代应当更为遥远。
作为
农业经济的补充，狩猎和采集经济也占有一定比重，家畜饲养业也比较兴盛，猪、狗等家畜的骨骸都有
出土。
与磁山文化年代和性质相当的是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县城西北约8公里的裴李岗
村西，面积约2万平方米。
从1977年到1979年，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揭露面积达2700多平方米。
发掘墓
葬114座、陶窑l座、灰坑10多个，以及几处穴居房基。
出土器物400多件，其中石器有石铲、石斧、石
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有壶、钵、罐、碗、勺、鼎等；骨器有骨针、骨锥；还有陶纺轮、陶塑猪
头、羊头等，以及弹丸、酸枣核、核桃等。
裴李岗遗址的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
验测定，距今约8000年，比仰韶文化要早1000多年。
裴李岗遗址尚未发现像磁山遗址那样埋藏粮食的窖穴，但在一些房基的周围发现了一些炭化腐朽了
的粟粒。
由于裴李岗遗址出土了大批农具，我们可以推测它有着与磁山文化相近的农业文明。
裴李岗文
化的典型农具也是石磨盘、石磨棒，形制与磁山文化出土的基本相似。
1978年，裴李岗遗址出土一套石
磨盘、石磨棒，盘长68厘米，前宽37.5厘米，高6厘米，棒长58厘米，用整块砂岩琢制而成。
磨盘呈鞋
底形，正面坦平，底部凿有四个矮柱足。
磨棒原本为圆柱体，因长期碾磨中部已经磨损内凹。
1991年，
河南扶沟县西店村北的黄土岗上发现一件石磨盘，长100厘米、宽32.5至44厘米，厚3.5厘米，通高8.5
厘米，平面呈长椭圆形，也是用整块黄砂岩琢磨制而成，但没有使用痕迹。
在目前已发表的139件裴李
岗文化石磨盘中，是最大的一件。
[2]该遗址的器物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石器以磨光为主，其中舌状刃
石铲、锯齿刃石镰和石磨盘、磨棒都有显著特点。
陶器多为红褐色，火候低，手制，器表多为素面，纹
饰有蓖点纹、划纹、指甲纹等，器形以三足钵、小口双耳壶、三足壶、大口深腹罐等最有代表性。
考古
学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
目前在河南省范围内共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约五十余处，主要集中在淮河
上游各支流之间。
石磨盘与磨棒在磁山-裴李岗遗址普遍发现，往往是在墓葬中成套出土，二者配合使用，是脱去谷
粒皮壳的工具。
云南的独龙族和怒族的妇女至今还用石磨盘加工粮食。
石磨盘的底部为什么要琢出柱状
的足呢？
根据民族学的资料，石磨盘使用时都不是放在地上，而是放在竹器内，有了柱足，石磨盘就不
易滑动，而且使磨盘与竹器之间有一定空隙，不易被碾磨好的粮食埋没。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西起甘肃，东至辽宁的整个华北地区，普遍发现了公元前7000-前5000年
的粟的遗存，有些遗址虽然没有发现谷物遗存，但出土了相应的农具。
中国是粟的栽培中心，已经为国
际学术界公认。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不仅是最早的栽培粟的国家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惟一的、最早从粟
开始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史前时代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如此辉煌，它是否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过呢？
从考古资料来看，它与
美洲的某些古文明有若干相似之处。
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250年，是美洲的“前古典时期”，这一时
期的早期，有两个代表性的拉丁美洲古文明，一是位于墨西哥湾沿海低地的奥尔美克（Olmeca）文明，
二是在南美安第斯高原上的查文（Chavin）文明。
秘鲁历史和考古学家利奥.特略通过对查文文化的长期
研究，发现了额头带有“王”字的人头雕像。
查文文化时期的石雕、石刻及陶器中有大量的蝙蝠图案，
而蝙蝠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物。
查文文化遗址中还有雕刻精细的石笔筒，鸳鸯笔筒，以及石龟、数以百计
的石雕人像，雕刻风格与中国同类作品类似。
最令人惊奇的是，查文文化时期发现的一套石磨盘和石磨
棒，形状与磁山?
裴李岗出土的完全一致。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这是1-2万年前中国文明向美
洲传播时带去的。
[1]安志敏：
《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载《考古》，1979（4
）。
[2]郝万章、张桂云：
《扶沟出土最大裴李岗石磨盘》，载《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22日
三、石破天惊河姆渡
发出日期：
2003-10-27
水稻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水稻的种属，可以分为非洲稻系和亚洲稻系两大类。
非洲稻系起
源于尼日利亚，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分歧。
而亚洲稻系最早发源于何地，学术界的分歧非常大。
1883年，瑞士植物学家康多尔在他的《栽培作物的起源》中，提出中国是栽培稻的起源中心的看法
。
20世纪30年代，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最早提出，印度是稻米的起源地，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是次级
栽培区，并说中国稻作是从印度传入的。
[1]瓦维洛夫的理论影响很大，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说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普遍发现了史前时代的栽培稻遗存
，有关稻作起源地的争论日趋热烈，意见纷纭，有印度阿萨姆邦起源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喜马拉
雅山麓“带状”起源说、泰国或东南亚起源说、锡金.大吉岭起源说等，不一而足。
有些学者通过对稻谷遗存、考古学、地理学以及古气候学等的综合研究，提出了稻作多中心起源说
的理论。
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中心的张德慈教授认为稻作起源可以有多个中心。
[2]著名学者何炳棣教
授也主张多中心论，他说：
“稻谷大概是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独立驯化的。
”[3]
l973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镇-河姆渡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大量古稻，使瓦
维洛夫的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镇的浪墅桥村，发掘的面积达2800
平方米，依遗址年代的早晚，可以分为两期。
早期文化遗存距今约6900多年，文化内涵独特、丰富，被
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在先后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发掘中，第四文化层都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谷遗存，上层的堆积尤其丰
富。
在第一次发掘的40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一层或多层由稻谷、稻壳、芦苇茎叶等等混杂而成
的堆积层，层层迭压，厚度不等，或10-20厘米，或30-40厘米，最厚处竟达80厘米。
由于河姆渡遗址地
势很低，而地下水位却比较高，使该文化层完全浸没在水中，与空气隔绝，稻谷保存状况相当完好，举
世罕见。
出土时，稻秆、稻叶和稻谷与秕谷壳色泽如新，外形完好，有的连稻谷颖壳上的隆脉、稃毛、
芒尖仍清晰可辨，个别地方还出土有稻谷与茎叶连在一起的稻穗。
[4]有学者推测，堆积层的厚度原先
当在1米以上；假定当时的平均厚度为1米，而其中的四分之一为稻谷和谷壳，则换算成稻谷的重量当在
120吨以上。
尽管这可能不是一年的产量，而是多年的堆积，但可以肯定，当时稻米的产量不仅可以满
足河姆渡人的食用，而且有较多的剩余。
有趣的是，在一件陶器上刻着一大束向两侧弯垂的稻穗，给人
以稻实累累的丰收印象。
此外，在一件陶釜内还发现了残留的锅巴，陶釜相当于后世的锅，表明河姆渡
人已经将稻米作为主食。
稻谷遗存出土后遇到空气很快炭化，但外形非常完整，颗粒的大小接近于现代栽培稻，每千粒约重
22克，比野生稻重得多。
经浙江大学著名农史学家游修龄教授鉴定，确认为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的
水稻，其学名应为：
OryzasativaL.subsp.hsienTing。
由于河姆渡出土稻谷的年代距今近7000年，
是当时亚洲所见最古老的稻作遗存，因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在河姆渡遗址的出土物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发现了270多件大型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
，大多是水牛的肩胛骨，也有少数为胯骨。
肩胛骨的臼部经过锉削平整，正面的左右各凿有一个长方形
扁孔。
有的在骨面中部凿一道纵向浅凹槽，槽下端两侧各凿一孔。
肩胛骨的骨面残缺严重，有的仅剩其
半。
这些肩胛骨为什么要错磨穿孔？
它们的用途究竟如何？
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
后来，在第四文化层
出土一件肩胛骨，上部有十多圈藤条穿过方孔捆缚住一截断残的木柄。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它们原来是
骨铲，上面的穿孔和纵槽是为了固定和捆缚长柄而开凿的！
这是一种与河姆渡遗址沼泽型地貌相适应的
复合农具，是文化地理的产物。
骨铲大多出土于稻米堆积丰富的第四文化层，这决不是巧合。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骨铲是河姆
渡人在水稻田中除草、翻土、平地、挖沟、引水、排水等使用的农具。
先秦文献中将端面宽而薄的翻土
工具称为“耜”，所以，考古学家将河姆渡骨铲命名为“骨耜”。
骨耜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7000年前
长江下游地区的农具，证明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就已进入了“熟荒耕作制”农业的阶段。
游
修龄先生认为，我国农业有自已的发展形态，最早的耕地农具就是耒耜。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精制骨耜不
同于后来的锄，我国农业的早期形态应该叫做“耜耕农业”。
苏联库页岛的洛维页次科耶遗址和涅维尔斯克城公民街遗址曾出土一种骨铲，形状、大小和穿孔捆
绑方法与河姆渡骨耜都很接近，苏联考古学界把它归属于“发达的新石器时代”，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
末至公元前1000年。
在苏联的楚科奇半岛和阿留申群岛、日本北海道东北岸和千岛群岛的“鄂霍次克文
化”遗址中都发现过类似的工具，但日本的遗址属于铁器时代，与河姆渡遗址的年代相去甚远。
[5]
与骨耜同时出土的还有用动物肋骨制作的骨镰、中耕农具鹤嘴锄和谷物加工用的木杵等，可见河姆
渡人早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进入到使用成套农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
专家认为，河
姆渡水稻的进化程度表明，它距离驯化野生稻的初期阶段至少已有一二千年的历史。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
，对于亚洲稻起源中心的争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使得以印度为亚洲稻的原产地、中国稻种来自印度的
结论难以立足。
在河姆渡文化之后，太湖流域地区的稻作业不断发展，目前已在20多个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稻谷
遗存，居民使用的农具更为先进，已多次发现三角形的石铧犁，表明已经在水稻田中使用犁耕。
此外，
还发现破土器、耘田器、镰刀等农具。
水稻田的基本要求是要呈水平状态，否则高处的禾苗就会无水，
而低处的禾苗会淹没在水中。
为此，需要平整土地，还要有调节水量的沟洫系统。
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
址还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稻田，许多块稻田连成一片，并有水沟和储水坑等，说明已经有了排灌设施，
稻作业已经比较成熟。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认为，“一个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体系到这时应已基
本建立”。
[6]
国外有些否认中国是亚洲稻原生地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没有野生稻，所以不存在培育栽培稻的基础
。
但是，古文献中关于野生稻记载很多，《说文解字》：
“?
，稻。
今年落，来年自生谓之?
。
”何炳棣
教授说：
“几乎可以肯定?
就是Oryzaperennis，越来越多的稻谷专家认为它可能是稻的祖先。
”[7]《
说文解字》中的“稆”也是野生稻的别称。
古文献还屡屡可见灾荒时人们采食野生稻的记载，如《后汉
书.孝献帝纪》说，建安元年（196年）发生灾荒，“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就是例证之一
。
1978年，中国农科院和各农业院校组成全国野生资源考察协助组，对9个省区的306个县进行普查。
据
该考察组发表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普查与考察》的报告，野生稻广泛生长于彼此并不相连的海南区、
两广大陆区、云南区和湘赣区。
长江下游之所以难以发现野生稻，是由于明清以来，该地区经济发达，
土地利用率高，荒地稀少所致，上古时代则必定有野生稻的存在。
[1]严文明：
《中国稻作的农业起源》，载《农业考古》1982
（1）。
[2]张德慈：
《水稻对人类文明和人口增长的影响》，载《农业考古》1988
（1）。
[3]何炳棣：
《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载《农业考古》，1985
（1）。
[4]林华东：
《河姆渡文化的经济特点》，《河姆渡文化初探》第六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5]林华东：
《河姆渡文化的经济特点》，载《河姆渡文化初探》第六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6]严文明：
《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载《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7]何炳棣：
《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载《农业考古》，1985
（1）。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7000年前的稻作文化，使得不少学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稻作文化。
人们不
敢想象还会出现比河姆渡年代更早的稻作文化。
可是，河姆渡的记录很快就被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遗址
--彭头山刷新了。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澧县的大坪乡，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
1988年发掘时
，发现了夹杂在红烧土块中的稻谷壳和稻草痕迹，在陶片中也发现了夹杂的稻壳碎屑，其中有4粒稻壳
的形状比较完整。
经日本学者测量，分别长5.43、5.88、5.89、6.24毫米，与短粒形的粳稻比较接近。
经常规碳十四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定，彭头山稻作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前5500年之间，是迄
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
其后，在彭头山遗址附近的李家岗、曹家湾、下刘家湾、黄麻岗等地也
发现了性质类似的稻谷遗存。
1992年冬，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彭头山文化的澧县八十?
遗址。
八十?
与彭头山遗址相隔25公里，遗址
保存较好，堆积时代单纯，属彭头山文化晚期，距今约8000年。
从次年起到1997年，考古工作者又进行
了6次发掘，揭露面积达1200平方米，发现墓葬百余座，出土了木耒、木铲、木锥、木杵、木钻等工具
，以及芦席、芦笥、麻绳、滕索等编织物。
木耒长90厘米，刃宽约10厘米，末端有利用树杈加工成的斜
柄。
木铲刃宽约10厘米，长约30厘米，上部有便于捆缚木柄的纵槽。
木钻数量最多，一般长20-40厘米
，尖端呈圆锥形，略经火烤，以增其强度。
芦席的编织方法及精细程度，可以与当今农村的同类物品媲
美。
发掘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黑色淤土中收集到的稻谷、稻米有将近1.5万粒，数量惊人，超过国内
同时期各地出土古稻数量的总和。
保存情况非常完好，有的出土时还可见1厘米长的芒，经水稻专家研
究和鉴定，定名为“八十?
古稻”[1]。
遗址的中心区域，整体为长方形，近南北向，四周有围墙和围壕
并行环绕。
北部边缘已被晚期河道破坏，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将近
8000平方米。
遗址比周围高出1-2米，围墙以内文化堆积厚达1米，有若干成排布置的房基，是我国目前
年代最早的高台建筑，比已见最早的古城还要早将近3000年。
[2]
1996年至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城头山古城址内发掘，在东城墙下发现一块面积
达100多万平方米的汤家岗文化水稻田，水稻田的一侧有3个人工挖成的水坑，以及呈西南-东北走向、
通过水坑的几条小水沟，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原始灌溉设施。
田土呈灰绿色，厚约40厘米，内夹杂大量
碳化稻谷、稻叶、稻茎、稻的根须等。
第一期水稻田的年代距今约6500年，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
，此外，还发现骨耜、骨耒、骨钻、骨凿、木刀等农具和工具，以及玉器、陶器等。
城头山水稻田的面
世，轰动了学术界，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澧县八十?
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载《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2]裴安平：
《澧县发现我国最早聚落围壕与围墙》，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4日。
正当长江流域的远古稻作遗址接二连三地被发现之时，黄淮地区开始打破沉默，不断爆出新的重要发现
，似乎要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1994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发掘了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
龙虬庄遗址是江淮东部地区的一支原始文
化，风格独特，文化特征稳定，文化序列完整，可划分为连续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距今7000至
6300年，第6至第4文化层为第二阶段，距今6300至5500年。
考古工作者在4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中浮
选出大量的炭化稻米，并发现了距今5500年前人工优化选育稻种的实证。
第一次发掘时，在探方T3729
第6层发现炭化稻米。
接着在T3729的对角探方T3830进行发掘，对第4至第8层的5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层逐
层进行淘洗浮选，除第5层为居住面未发现稻米之外，第8层浮选出炭化稻米数10粒，第7、第6和第4层
各浮选出炭化稻米1000余粒，颗粒大多完整。
尤其宝贵的是，它们是在同一遗址同一探方的不同层位发
现的，从时间上贯穿了龙虬庄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始终。
为了获取这些炭化稻米的变异形态所包含的遗传进化信息，鉴定其所属亚种类型，江苏农业科学院
对第8、第7、第6、第4层中随机取样的炭化稻米，以及探方T3830、T3929第8至第4层的5个土壤样品作
水稻植物蛋白石分析，结果是：
T3929的第8层未见水稻植物蛋白石，第7、第6、第5、第4层均见大量的
水稻植物蛋白石。
每层测量了50个水稻植物蛋白石的参数并求出平均值，然后计算出籼粳类型判别值。
根据临界判别值判别，每一层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均属β型，均为粳型稻。
T3830第8、第7、第6、第4层
的稻米形态是，稻壳保存完好的颖尖无芒，有的连有枝梗，颖尖无芒和落粒性降低均为人工栽培稻的特
征。
对粒长、粒宽、粒厚也作了测量，其分布范围和标准差以第4层为最大，第6、第7层居中，第8层最
小，第4层的炭化稻米在1%水平上极显著地大于其他3层。
第8、第7、第6、第4层的变异系数，明显地由
第8向第4层逐层增大。
最后计算了炭化稻米的粒型指数、粒大指数和粒重指数，并用现代江苏农家粳型
稻品种5个作为对照，第4层籽粒的大小及重量已与现代农家品种相似，其他三层处于栽培稻的初级阶段
，并开始向大粒化演变。
龙虬庄遗址发现的史前栽培稻具有重要价值，它将距今7000年前后我国稻作文化区的北缘划在北纬
33°的淮河流域，证明江淮东部地区的栽培稻至少已有5500年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距今
7000至5500年之间江淮东部的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过程，即第8至第6层，栽培稻处于初级阶段；在第
6至第4层之间，人工开始选育良种，第4层的炭化稻中，小粒野生稻演化为大粒栽培稻，无芒、非落粒
性等栽培化性状已经明显出现，并达到与现代农家品种相似的水平，这对于研究水稻的原始种质向栽培
种质的演变和进化、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1]
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也多次发现原始稻作遗迹。
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栖霞杨家圈龙山文化遗
址的红烧土中发现十几个稻壳的印痕，稻粒已经炭化。
经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
鉴定为普通栽培稻种，形态特征与现今的粳型稻相似。
其后，山东日照县的尧王城遗址中也浮选出10余
粒粳米。
199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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