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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选择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

当代中国正在构建和谐多样型的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形成“层级化的多元文化板块”架构，影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凝练和深入人心。

因为，文化的选择和发展，核心是价值观念的更新与嬗变。

基于此，在文化选择视域下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一个新视野。

　　一、文化选择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价值是文化组成的要素。

价值为文化质料的组织提供种种罗聚的方式。

我们要充分了解一个文化，必须深入地去了解它的价值系统。

文化的改变常为价值的改变，这里所说的“价值”准确地说是“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文化构成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迄今经历了四次文化选择，包括超越“中西之辩”文化观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选择，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选择，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化观支配下的社会主义文化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选择等。

在这一文化选择历程中，贯穿始终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的更新与嬗变。

价值观念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观念。

人类实践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价值观念就是在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对人的需要、能力认识的有机整合基础上形成的实践观念。

所以，价值观念是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桥梁，它给我们的行为提供基本的准则：

做既合规律的又合乎人类需要和目的的事。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运动、一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

从起源上看，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提出的。

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性的根本否定，正是对未来一种新型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从价值性层面的肯定。

社会主义是适应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的需要而提出和建立的。

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来说，社会主义，无论从一种理论、运动还是一种制度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与他们的解放息息相关的根本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并没有消除价值、伦理的因素，而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展开了价值理想的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起指导作用、从最深层次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这一根本问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具有根本性和唯一性，即应当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终极价值目标，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

　　二、文化选择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的演变

　　当代中国正在构建和谐多样型的文化选择模式，形成“层级化的多元文化板块”架构。

“层级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其他多种文化之间是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

“多元文化板块”结构是指文化是由多种文化共同构成的一个和谐共处的整体。

“层级化的多元文化板块”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人的自觉性与创造力，树立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文化理念；注重满足人的生存、发展与审美的多重需要，最终实现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引的多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中国文化从多元到一元、再从一元到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并存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同样有价值观念的更新与嬗变贯穿始终，以力求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实现四个现代化，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三大使用了“富强、民主、文明”的概念，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宏伟目标。

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深化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内涵。

到十五大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直接挂钩。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逐步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维，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进一步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

十七大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出了具体的阐释，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补充和完善，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新拓展。

　　三、文化选择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原则

　　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文化选择而言，从多个方面予以论述。

如文化选择要面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统一问题，要面对文化的相对独立性问题，要面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要面对文化的传承与创造问题，要面对文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产生影响的问题等。

马克思主义文化选择的这些特征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不是随意的发明创造，而是必须依据一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结合一定社会在一定时期发展的实际，将已经存在于这样社会之中的居于核心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发现出来，凝炼起来，深入人心。

基于此，我们党的文化选择决定了发现、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

　　按照马克思主义主张文化选择要面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统一问题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根植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之中；而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既以理论形态存在于党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又以实践形态存在于党和人民奋斗的长期历史和当代现实之中，因而也广泛、深入地存在于亿万中国人民的头脑中。

认识或发现业已存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简明的形式把它概括、表述出来，是实践和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再认识”。

简言之，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它，是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中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已经深入人心，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衷心赞同的观念中把它们提炼出来，而非主观随意的创造发明。

　　按照马克思主义主张文化选择要面对文化的传承与创造问题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既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历史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也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合理因素的批判和超越。

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应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人类社会。

传统与历史是我们进行新的文化选择与创造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选择就是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选择，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选择。

而贯穿文化选择始终的价值观念的更新与嬗变亦是如此。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价值观。

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相交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价值理想与其实现的现实基础的关系问题的演进，是社会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历史观从相互统一到相互分离再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

其次，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逻辑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分析也就成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逻辑前提。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离开了对发达资本主义文明与价值体系的批判性解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就达不到应有的高度。

最后，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还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超越。

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自发地产生，必须对中国传统价值观进行改造与提升。

实现对传统价值观的整合与超越，是确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以构建的基本路径。

大学不“大”，皆因价值观出了问题

到了大学在承担自己的教学、研究、服务等功能时所产生的问题。

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大学的理念被削弱。

大学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如何才能增强大学的理念，从而改进大学的功能呢？

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培养全人、探寻与创新知识、服务社会。

这和钱穆先生所讲的“三统”一致。

“人统”讲培养学生如何做人，也有教授、学者本人如何做人的问题；“学统”讲老师和学生在一起研究学问，探寻知识，创新知识，探讨真理；“事统”讲学以致用、经世致用，如何将在大学里探讨到的知识、真理用到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等等改革的实践中去，使政治更清明、生活品质更高、社会更和谐、科学更发达、文化更多元、教育更有效。

这三个理念，是大学教学、研究和服务三个功能背后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异常重要。

大学功能产生问题，正是因为价值观产生了问题。

这三点相互支撑、促进，相互构成。

这些理念到底有哪些具体内涵，又如何能帮助解决大学的问题呢？

培养全人

什么叫全人？

至少包括：

1）有品性、有学术良心、有自由人的独立性格；2）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3）有对文化（包括科学和艺术）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金耀基，2003）。

下面具体来看其内涵及在中国大学中的体现。

1．有品性、有学术良心、有自由人的独立性格。

有“品性”正是《大学》中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换句话说，大学就是要去彰显人性中那光明的德性。

不仅老师要这样做，还要帮助学生去革新自己，教学相长，至善至美。

什么是光明的德性？

包括做人的道理，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大学老师心中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将学生当作打工仔，而有学生则得过且过，只要能毕业，拿到文凭即可。

尽管情节非常严重的个案不应很多，但也不少。

从大学管理层的所谓“双栖”教授，到另外的一些“双聘”教授，从所谓的“博导”到一般的老师，有的人在金钱、名誉、地位方面欲立、欲达，却很少想到如何使他们所领导的老师或学生也能立在一个可以受人尊敬的位置，达到一定的专业和生活水准。

他们或许会说自己也是有了“人下人”的经历，才到了今天“人上人”的地位。

但如果自己当年不愿做“人下人”，为什么今天要让别人做“人下人”呢？

正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缺乏，才导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唯利是图等观念和行为的泛滥，导致经济发展的重效率不重公平、低权利、高污染，社会互信的严重缺乏等问题。

种种损人利己的行为、社会不公的现象都和大学教育过程中道德的缺位有关。

试想如果大学的领导层和教授不讲道德，没有做人的品性，何以让学生讲道德，让他们知道如何做人？

一代年轻人缺乏道德，如此传承下去，社会不是越来越可怕吗？

没有或缺乏道德的人也不会有学术良心或自由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会搞学术欺骗，如抄袭、舞弊等。

互联网上有公开贩卖论文的广告，或收费帮别人写论文的枪手广告，还有所谓学术杂志收费帮学者发表文章的广告。

这些人没学术良心，更谈不上什么自由思考。

他们被扭曲的心态所绑架，并不自由。

他们谈不上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下功夫去思考，自然也就没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相反，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没有道德的人也会曲学阿世，如为了政治或商业的利益而扭曲学术，自愿做某些团体或商业利益的代言人。

难道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手里吗？

有人愿意失去人身、说话的自由吗？

有人愿意被别人看作是低人一等吗？

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各种权益受到别人的伤害吗？

如果没有，那就有了共同的价值。

如果世界上多数人都不愿意，就有了普适价值。

但还是有些人为了利益，不分是非、颠倒黑白，昧着学术良心，不去考察事物的本质，探讨真理，而是去做否认这种价值的存在的工作。

所以说，培养全人，就是要培养学生和老师的“品性”，知道如何做人；培养他们的学术良心，培养他们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知道如何做学问。

这样的人，才是大学应该培养的全人，这才是大学的精神。

当然，这些还不够。

2．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

人文关怀，是指一个人对美、正直、公平、公正、容忍、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沽名钓誉、学术欺骗、曲学阿世等等没有人品的现象，正是缺乏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

自私自利的人不会正直。

抄袭、作弊也不是公正、公平。

一个没有学术良心、曲学阿世的人也会视自由、民主与人权为粪土。

有了人文关怀，也跟着会有公民意识。

在想到自己的利益时，也会想到社区利益。

他就不太可能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相反，会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帮助提高社区生活的水准。

这也包括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心。

拿澳门来说，很多同学对澳门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所知甚少。

不少人对葡萄牙人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一无所知。

他们也不知道特首、立法会议员、法官是如何产生的，对澳门的龙头产业博彩业的利弊所知甚少，对很多即使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系的社会问题也很少关心，如外劳问题、交通问题（比如出租车司机兜路、拒载、多收费问题，巴士服务问题、轻轨的建设问题等）、住房问题也很少关心。

如果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自己社区的历史和现状不关心，没有公民意识，也缺少人文关怀，只能说是大学教育的失败。

一个大学就是被排在世界前100名，也没有意义。

包括北大、清华、港大、台大等在内的所谓华人世界一流大学，都应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3．有对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

从培养全人的角度去衡量大学好坏，其标准除了上述品性、人文关怀等问题外，还有对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

后者是前两者的基础，只有对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有了了解，才会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才能建立起“品性”。

一个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广阔理解的人，会有批判的眼光，知道哪些应欣赏，哪些应摒弃，比如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等级观念、专制主义、科学主义（即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其他都不重要）等是应被摒弃的，而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却应是被加强的。

对科学的了解，可以帮助学生知道物质世界的局限与可能。

对艺术的了解，可以使学生更清楚人性的善恶，如何惩恶扬善。

知道人是怎样一个有感情的动物，体谅别人，宽容别人。

对社会的了解，可以使学生知道个人如何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何克服负面影响，提高生活水平。

上述培养全人的三个方面，正是博雅教育的宗旨。

博雅教育，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直译为“自由人教育”。

换句话说，你可以研究如何制造武器，但也要知道武器是用来杀人的，杀人有后果，要承担责任。

你也可以学做工程师，修建一条从内地到西藏的铁路，但要知道修路虽然是现代化的必需，但现代化也会带来对传统社会的冲击，破坏原生态的文化、原生态的生活环境。

你要知道承担这个责任，并将对环境与人文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

2011年初，澳门报载澳大博士生在改良统计空气质量的模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如果空气污染得不到控制，再如何改进测量模式都于事无补。

于是，科学家要学些人文知识与社会科学，在推进科学的同时，要推动社会进步。

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也要学些自然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创造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佳环境。

只有这样，大学培养的人才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对社会总体发展有益的全人。

前不久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指出，育人是对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这样的人是有公民意识、民主法制观念、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人。

这也正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讲的全人。

培养全人的责任被赋予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强调人格的培养，通识教育强调知识的全面，二者有相通之处，强调知识的全面性，也是要强调全面人格的培养。

港澳台都已在强调通识教育。

大陆一些学校也在修改教学计划，开始允许学生转系、副修、跨系跨校选课、强调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并重。

不过，消除大陆教育弊病的沉疴，真正走向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之路，恐怕还是任重道远。

探寻与创新知识

上面谈到博雅和专业教育的并重。

一个人需要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提高人品，谓之博雅。

大学还要培养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人文、社会和自然的世界极其复杂、微妙，探寻没有止境。

研究永远需要创新。

于是才有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程，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表示知识的深厚，需要一批一批的人前赴后继、不断探寻，以加深并且创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对知识的探寻与创新，并不容易。

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的束缚。

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全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会受到很多限制。

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历史，否则大学只会成为政治与社会（比如宗教）上利益集团的从属物，知识堕落，学术遭到窒息，社会退步，人民的生活普遍受到压抑。

道理如此，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

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完全自主，学术也没有能够做到绝对自由。

在探讨大学发展史时，金耀基指出，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附属于教会，学术也没有自由。

后来在理性主义兴起后，政教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学术从教权主义中解放了出来。

不过它又受到了政治的干预。

政治无所不包，自然也包括大学。

国家与社会重叠，大学只是国家或权力的学术工具。

大学自主、学术自由没有存在的余地。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大学被麦卡锡主义搅得天翻地覆。

就是在当代的美国大学，公立学校要受制于州议会通过其在校董会的代理人的监督与财政预算的控制，私立学校则受到通常是以商人为主的校董会的监督与控制。

不过美国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还是得到较大保障的。

比如校长的遴选尽管最后是要校董会同意，但是选拔过程公开，有教员参与。

教员的选聘或职务的解除也都由学校自己决定，校董会通常不会干涉。

招生也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情。

课程设置、研究项目与质量的控制，教员也有很高的自主性。

在对知识的探索、真理的追求问题上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基本没有禁区。

在大陆，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尤其在人文和社科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化”。

不过政府似乎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等。

看来“去行政化”方面或许可以有些进步。

但是进步会有多大，还不得而知。

这是因为“去行政化”会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那么中国高校行政化有哪些表现呢？

杨德光提到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各级政府都设立了机构庞大的管高校的教育行政机关。

如，国家有教育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厅。

每所高校上面都有主管部门，高校正副校长都由上级党政机关任命；高校办学经费由上级行政机关下拨，包括专项费、重大科研项目及经费等；高校的学位授予权、博士点、硕士点、新专业设置、教师编制、高级职称比例，以及高校升格、更名，都要经上级行政机关审批；对高校的考核、评估，是由上级行政机关操办的。

”

大学被分为不同的等级：

有副部级、司、局（厅）级。

行政级别不同，政治、经济待遇也各不相同。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高校的管理者把自己当作“官”，按行政规则运作，而不是按教育规律运作。

他们在管人、治人，而不是在服务。

学术管理也被行政化。

“各院系的专业设置、调整，课程结构、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师职称评定，教师的招聘、流动，教师的考核、晋级等，即无论是学术事务还是行政事务，统统由行政部门决定。

教授们很少有发言权、决策权……”

如此一来，看到的更多是官员治校，而不是教授治校。

当上官，就可以拿到职称：

官僚学术化；既当官又有职称，就可以垄断学术资源。

于是许多教授也都争当书记、主任：

学术官僚化。

如果你既不当官，又不巴结当官的，或者得罪了领导，你就很难获得学术资源。

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去探寻知识、创新知识。

多数人可能只是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有学术良心、社会良心而在那里做事的人会很少，而且不被欣赏。

这真是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

今后能否像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和发展规划要求的那样“去行政化”，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只有“去行政化”，才能像蔡元培说的那样：

“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任何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上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也不能代负责任。

”

港澳台在大学的自主和学术空间方面，程度较高。

其中一些管理比较完善的学校，其实可以和内地的一些学校多交流办学经验，也可以在某些领域合作办学。

如此，港澳台的大学可以继续完善，也会给大陆大学改革提供一些经验。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中，广东省和福建省被列为“加强内地高校与港澳知名高校合作办学，探索闽台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新模式”的试点省，广东省还被列为“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试点省。

这些规定都为港澳台在中国内地大学教育的改革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政策基础。

当然，港澳台也要继续加强办学的自主性与学术自由，警惕不要让其滑坡，不要非但没能帮助大陆的学校增加自主，反而将自己的自主度降下来。

这或许也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充分发挥香港、澳门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作用”吧。

张鸣认为，中国大学的最终出路是私立大学，如教会学校、港资、外资学校的发展，形成对公立大学的竞争，使其改弦更张。

当然这些学校也要防止“内地化”的问题。

最近报载香港中文大学计划办一个独立的深圳学院，于2012年开始招生，首期六七千人，第二期四五千人。

其教学素质、学术水准及收费标准（约十万港元一年）都与沙田中大看齐，有绝对的学术自主，资源与财务独立。

他们能否成功，能否为内地的大学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促使内地高校的改革，还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