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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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创新起来
“企业的社会责任”（CSR），绝对是2006和2007年中国商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众多媒体对此频繁报道给予关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更是将“企业家看社会责任”作为《2007年度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报告》的主题。
引人瞩目的是，国家电网和中国移动等国内企业也仿效跨国公司，竞相发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
很多企业开始认识到：
承担社会责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
根据《2007年度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报告》的调查显示：
尽管有将近96%的企业家认同“优秀的企业家一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经营者对经济责任（如：
正当竞争），法律责任（如：
依法纳税）的认同要高于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也就是说，多数企业对社会责任感的认识，还停留在最基本的经济和法律层面。
当然很多企业也多行善举，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数以百万计，但他们中近70%的人认为这增加了公司的成本，而且他们没有得到理想的“投资回报”。
很多公司将“履行社会责任”与“获得品牌效应和公司美誉度”看成投资和回报的关系，这本无可非议，但我们发现：
只将这个结果作为目的的企业，很少能得到他们理想的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跨国企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却乐此不疲。
他们非但没有躲避，反而将其纳入到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在这些企业里成立了“可持续发展”或者“公益与慈善”的相关组织。
他们的每个行动，哪怕是一笔捐款都是与战略息息相关的。
与此同时，那些令人期待的回报，也毫不吝啬地成为企业头上更多的光环。
事实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企业所能选择的事情，当国际合作者和竞争者开始用SA8000、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来要求或者威胁我们的时候，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中国企业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创新，是我们必须选择的道路。
为此，本刊选取了三组案例来阐释企业责任创新的意义，并关注如下三个话题：
首先，即便是单纯的慈善，企业应该如何将善举组织化、系统化？
其次，当企业进一步意识到社会责任的战略意义时，如何将行动纳入到战略体系？
再次，企业社会责任中重要的一点是保障员工的利益，那么除了就业与薪水，企业给予员工更多的“额外”是否值得？
张文魁：
创新从理解责任开始
谈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是要将企业的义务和社会责任分开。
“社会责任”绝不止于纳税
从前，公众对企业并没有社会责任方面的要求，企业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在《公司法》的早期阶段，企业的社会捐赠甚至被认为是“越权”的，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和公众开始对企业提出了社会责任方面的要求。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学者H.BOWEN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商人的社会责任》，是较早提出社会责任概念的人。
他认为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观来从事经营和采取某些行动。
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到全球高度重视却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环保运动和人权组织的高度活跃有密切关系。
公司社会责任（CSR）作为一个正式概念被广泛认可也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
随后，CSR逐步实现了体系化，如：
有关机构建立了SA8000、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等。
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全球契约（GlobalCompact）》，鼓励和促进“企业生产守则运动”的推行，要求企业自觉遵守涉及人权、劳工、环保、反腐败等领域的九项原则。
总的来看，CSR不单指企业盈利、交税、提供就业等方面的事情，这些是企业的份内事情或者是自然而然派生的事情。
因而今天我们谈及CSR的创新，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就是要将企业的义务和社会责任分开，不要将两者混淆起来。
社会责任体系和法律体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责任体系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法律化，但不可能也不应该把社会责任体系中的所有内容都法律化和管制化。
因此，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一种非官方的行动，而不是政府管制。
社会责任的创新也就应该更多关注于法律范畴之外的事。
从全球来看，CSR主要指如下几方面：
一、资源和环境方面的责任；二、善待劳工；三、关注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四、社区贡献；五、关爱特殊群体；六、提倡一些基本的普世价值观，如：
人权、女权、平等、诚信等等。
责任意识更需创新
英国“CSR网络”对美国《财富》杂志选出的全球100家收入最高的公司，从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和社会保证三方面测评，发现它们对社会责任比往年更加重视，越来越多企业愿意主动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2003年只有48家，2004年有72家。
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布了类似报告，像国家电网公司这样的垄断性国有企业都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宝钢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也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
这些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不可不谓之创新之举。
最近，我国第一份行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2006》也公布了。
这份报告显示：
100%的被调查的纺织服装企业都存在超时工作的现象，部分企业员工每天工作达到13个小时，晚上加班4～5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达到83~90个小时，有的企业的员工则在3个月内仅有1天休息，4个月内仅有3天休息。
为此，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正在推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项目，选择10家产业集群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试点地区，100家骨干企业建立CSC9000T管理体系，同时对1000家中小企业进行培训。
企业要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必须在意识上不断创新跟上时代。
一些研究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起正向的消费响应。
也就是说，有良好社会责任的企业可能更多地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一些研究也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业绩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也就是说，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可能会比其他企业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
吉利亲历亲为的布施者
〈慈善篇〉
创新不仅意味着发明，也意味着创造性的行动。
如果没有迈出亲历亲为的第一步，吉利的慈善链条，也还只停留在盲目“捐赠”的原点。
吉利亲历亲为的布施者
本刊记者焦晶
早晨8点半，住在陕西山区一个小宾馆的小纪打开房门，两个羞涩的女孩站在门口，脚上沾满了泥巴。
她们是一对刚刚考上大学的姐妹，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赶到这里。
她们是专程来给小纪送笔的。
在前一天的吉利寻访贫困学生报名现场，小纪仓促之间没找到笔，她们惦念于心。
在2006年的这个暑假，还有40多名成员和小纪一样赢得了这样的尊重和感激。
他们都是吉利汽车集团的工作人员，却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活跃于湖南、四川、浙江、甘肃、山东、陕西等地的农村。
此番的任务不同于平时——负责寻访当年考上大学却没钱上学的贫困学生，将他们纳入总额为5000万元的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吉利教育资助计划中，资助他们顺利求学。
此前，吉利并不乏慈善之举，他们为多种助学金提供赞助，资助建立希望学校。
但这一次，为什么在捐赠资金的同时，还要如此费心亲自寻访学生，他们的付出是否值得？
行动创新：
找到“贫血者”
“最开始其实是想培养一批对企业更有感情和责任感的人才，并兼顾帮助贫困学生实现读书愿望。
”作为整个活动的新闻发言人，北京吉利大学执行校长罗晓明毫不隐瞒吉利最初的“私心”。
在这一目标下，吉利集团下属的教育机构——浙江吉利教育中心、北京吉利大学、三亚学院曾一度展开大规模的贫困学生招考、资助活动。
2006年3月30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
理事长张保庆与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人大会议上相遇，后者很快决定为基金会提供5000万元捐助，立志要帮助1000名大学生。
好心人有时也并不好当。
在此前的各种捐助中，吉利也吃过“苦头”。
早在1998年，罗晓明曾和当时的希望工程机构通过电话，当时他们对这种机构还并不很了解，因为觉得中职学生很辛苦也很重要，吉利希望通过希望工程为他们捐助100万元。
“你们以为赚了几个钱，就想花钱扬名啊，希望工程是为小学搞的，现在得到的捐款很多。
”对方毫不领情。
罗晓明一脸伤心地挂了电话，捐钱居然还要求人！
两年后，罗晓明再次受到打击。
为了资助贫困学生，吉利设立了一个吉利大学红字班。
给他们认为“吃不起饭的人”免除了生活费、学费等一切费用。
结果证明，红字班里不乏富家孩子。
招生匆忙，没有具体把关致使原有的爱心成为许多人眼里的免费晚餐，并没达到预期效果。
这些遭遇促使吉利不断地坚定决心：
亲自参与到慈善活动中去！
既然捐钱，就把钱用在刀刃上。
基金会暂时没有精力一口气亲自寻访那么多贫困学生。
吉利不惜亲自出钱、出人、出办公室，立志要把这5000万准确地花出去。
“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宣传吉利的文化。
吉利在全国各地有上万职工、数万学生，希望通过这个办公室的设立，不断把自己所做的工作，所了解到的消息汇报给大家，使大家都知道吉利在做什么，同时自己也加入到这样的公益活动中去。
”罗晓明说。
一场堪称轰轰烈烈的寻访活动由此开始。
吉利为此发动了强大的媒体攻势，中国联通（ 5.67,-0.16,-2.74%）、中国移动都免费为他们在全国发布短信，教育、民政、全国工商联等很多机构都前来帮忙。
“每到一处，先跟当地的政府、教育和民政部门接触，让他们推荐贫困的学生。
小组成员都觉得符合条件的就通过，若觉得有疑惑就直接到他家里去。
”罗晓明说。
材料收集齐全之后，全部上报到寻访工作领导小组进行逐一审核，初选的名单报到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由秘书处组织评选，最后确定并通知被资助人后，基金会直接把钱打到他（她）被录取的学校，以确保专款专用，流程极其严谨。
这一次大规模寻访，吉利共资助了564名学生。
“这钱没用完，今年我们第二轮再用，如果还没用完就继续进行，一直到把这5000万非常好地用出去。
”罗晓明说。
慈善的意外：
价值延续
事实上，这个活动最后对吉利带来了超出想像的效果。
吉利集团做的是终端产品——汽车，要卖到普通消费者手中。
而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显然大幅度地提升了吉利的企业美誉度。
以往常常背负指责的民营汽车企业，由此赢得了公众更多的好感。
而最具说服力的还是数字：
2006年，吉利的汽车销售量猛增到2043万辆，较之前一年增幅达30%多。
“产品是带着一种性格、品质、人文关怀的。
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容易受到客户的拥戴和认可。
”罗晓明深有感触。
不仅如此，寻访活动还拉近了员工和企业的距离。
平素，员工总容易感觉自己只是打工者，需要忍受老板的盘剥，但对社会事业的共同参与，使他们找到了不同的感觉：
我们和老板一样，都是为这个社会在创造财富。
如今，吉利大学的近20个学院，有不少都和贫困机构建立了合作资助关系。
每年，各个学院的老师和学生都会为这些贫困地区举办多种活动：
给村里的老人送鱼、送肉、送米，给他们的幼儿园、小学义务教授英语，提供各种各样的法律服务，帮扶对象遍及全国。
身教重于言教。
对于下辖教育机构的吉利集团来说，更能感受到这句话的份量。
这些收获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罗晓明的信心。
回想去年，当他们刚刚开始寻访时，还面临着怀疑和不解：
办好企业才是本分，干嘛要去捐钱？
是不是要图名？
给钱就给钱，干嘛还再多花一份人力？
还有许多寻访当地的百姓都不相信天上还能掉馅饼。
寻访老师常常被拒之门外，要反复地解释，出示证件。
而到交通条件极差的现场去核实，也给寻访增加了很多难度。
“姐姐啊，向前一步是万丈深渊，向后一步就一点信号也没有。
”时任寻访小组总指挥的李夏至今对“下属”的汇报记忆犹新。
而如今，每个学期开学时，她总能收到蜂蜜、鞋垫之类的“土特产”，每一份礼物，都代表一份感激。
对于受到资助的大学生们，吉利还有着长远的跟踪计划：
二者之间签定了“帮扶协议书”。
学生要汇报在学校里的情况，每年两到三次。
汇报包括成绩、在学校里的表现等，由学校签字证明，获得荣誉也要及时反馈给吉利。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吉利发现学生挥霍浪费或不好好学习，就会停止资助。
当然，不仅有约束，还有关怀。
吉利为此还成立了一个爱心社，立足吉利大学，面向全国学生，力图为被资助学生营造一个便于互相交流的家。
就在去年年终，吉利还为这些学生举办了新年联谊会。
有二三百人参加，主要是北京地区的学生。
他们的多才多艺令吉利的员工颇为动容。
“我们将在4年的大学中一直跟踪到底，甚至是他们工作之后。
用我们的工作来证明，这或者是一种成就，或者是教训。
”李夏说。
“许多学生都表示如果今后有能力，也会参与到资助中。
我感觉我们的慈善得到延续了。
相信我们做的是对的。
”罗晓明说。
打造东软牌爱心
打造“东软牌”爱心
——专访东软集团品牌与文化中心主任侯宁
本刊记者焦晶
既对内又对外，既关怀了员工，又履行了他们的社会责任，东软的爱心基金一举数得。
就在前不久，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孩出现在东软集团沈阳园区的食堂中，贴上了她的感谢信。
曾经，她是东软集团一位员工的未婚妻。
2005年，当她面临白血病的威胁时，东软设定了爱心账号，发起捐款倡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六千名东软员工积极参与其中，迅速捐了30余万元。
由员工自发组建的乐队也开展了义演活动，筹集捐款6万多元。
如今，这位幸运的女孩已经成了东软的家属。
受此事的推动，东软的爱心基金于2006年正式建立。
企业内部的员工互助并不少见，号召大家捐款更是多数企业的通常做法。
东软的不同在于：
不但将对这种突发事件的处理变成了长效机制，而且广泛地推行至对企业外部弱势人群的扶助中。
这不但使得企业员工有了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渠道，而且员工在参与公益活动的过程中所受到的触动，反过来也增进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
慈善，打上东软标记
《中外管理》：
最初萌生设立爱心基金是出于怎样的想法？
侯宁：
东软现在员工已经超过一万人，分布在全球多个地区。
因此，员工及其家庭遇到困难和需要帮助也变得很经常。
过去的处理办法往往是比较随机和随意的。
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更为稳定和持久的渠道，来解决员工和家庭面临的困难。
而且，随着东软的规模化和国际化，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行动能够辐射到社会之中。
《中外管理》：
爱心基金采取了怎样的操作方式？
侯宁：
这个基金最初的资金来自于公司和工会的支持，启动资金是20万元。
目前的资金来源非常多样，包括：
员工捐款、工会拨款、行政捐款等等。
而员工的捐赠行为完全尊重其个人意愿。
与此同时，在集团内部我们还设立了爱心周、爱心日，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员工集中捐款活动。
但更多的捐款活动是随时的，当有人面临大的困难、需要帮助时，我们就将情况及时向大家沟通，大家就会集中性地进行捐款，资金打入统一的爱心账号。
《中外管理》：
目前，这一活动的成效如何？
侯宁：
员工非常积极。
去年通过爱心基金捐助的集团内部员工有十几名。
大概支出了十几万元，虽然这些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表达了在他身边有这样的组织在关心他。
对外部，我们也有计划性地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和企业公民形象。
比如：
沈阳的贫困县里有希望小学，每年我们有很多员工去和一部分贫困学生结成对子，承担他们的学杂费。
爱心基金就负责做联系工作。
“回报”，必然的结果
《中外管理》：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佳的效果应该是“双赢”。
你认为，通过这种活动，东软获得了什么？
侯宁：
我们董事长刘积仁老师曾说：
社会对企业的尊重，是企业价值与企业品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能把社会责任看成是一种压力和负担，他更认为这是一种投资，有投入就会获得回报。
企业所有的社会公益行动都是一种“长线投资”，它会赢得更多客户与员工的信赖，以及企业声誉的不断提升。
《中外管理》：
活动的项目负责人会受到考核吗？
企业会追踪这些项目的效果吗？
侯宁：
集团专门为爱心基金成立了管理委员会，有严密的审核和管理流程。
内部员工在申请爱心基金时需要提交申请，我们相信员工和公司、部门的推荐。
但对金额大的申请，要由委员会全员批准。
对外部的捐赠项目要进行调查考证，之后再由委员会审批。
公司所有的公益性活动都有专门的部门组织，并纳入常规性项目展开。
“东软爱心基金”管理十分严格，每个年度基金的使用情况要在内部网络上公布，让所有的员工知情。
另外，爱心基金管理委员会中有各个公司的员工代表参与，随时接受监督。
分阶段实践企业社会责任
刘宏伟
灵活的体系在帮助企业实践低层次社会责任上，既节约了成本也保证了效果。
责任，是使命也是挑战
企业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国外某位著名学者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总结了社会责任的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责任，它是指企业的赢利，是其它更高层次社会责任实现的基础；
第二个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法律责任，它是指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律的条款，依法经营；
第三个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伦理责任，它是指企业的各项工作必须符合公平、公正的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不能做违反社会公德的事；
第四个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慈善责任，它是指企业作为社会的组成成员，必须为社会的繁荣、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现在国内有很多企业家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也只是停留在捐赠活动，认为捐款就是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于是乎意气风发的企业家、感恩不尽的受惠方与喜气洋洋的政府官员共同出席各种捐赠典礼成了一道风景线。
企业美誉度、企业形象和品牌效益毋庸置疑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要远远超越普遍意义的慈善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在做决策时全面考虑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及外部环境的影响，确保平衡所有相关方的需求和充分保证股东权益。
具体地说，企业至少要对七种利益相关群体尽到责任，他们分别是：
股东、雇员、顾客、社会团体、环境、投资者、女性与少数民族。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企业也逐步走向海外市场，这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多种文化的融合。
企业必须面对不同的市场和文化，面对不同的资源、环境和责任。
因此，关注全球范围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劳动权益和商业伦理，将成为中国企业如何实现社会责任的一个挑战。
承担责任，从建立体系开始
企业的社会责任层次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同时社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有不同的理解。
企业的社会责任能否可持续发展需要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各家企业在这方面做法也不尽相同。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必须有一个管控体系来保证整个企业按照非常规范的方式运作，符合社会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股东的期望，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目标。
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7年4月14日发布的《2007·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在对4586位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中，69.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调查显示：
企业经营困难、经营者素质不高、社会诚信缺失，以及社会相关部门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是导致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主要原因。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社会责任的内部经营环境和外部社会、法律体系仍然在趋于完善过程中。
由此可见，在中国现阶段，企业的社会责任还远远没有达到最高层次实践，实质上更多的企业还停留在第一和第二个层次。
事实上国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能源公司的德国
E.ON公司不仅被欧盟要求废物排放符合其环境保护的法规要求，还要符合全球范围内京都议定书的规定。
企业面临最大挑战是在遵循当地、地区、国家和国际环保要求的前提下如何仍旧保持运营优势。
为应对各种新的和不断变化的环保规定，E.ON通过建立企业内部非常灵活的运营支持系统来管理各项排放限定、监控数据、跟踪和记录各种事件，并为各个环保监管机构提供所需要的合规报告。
这对E.ON这样的大型企业来说，灵活的体系在帮助企业实践低层次社会责任上，既节约了成本也保证了效果。
高通CDMA技术的慈善创新
〈战略篇〉
高通的创新，总是紧紧围绕着企业核心竞争力，并保证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通CDMA技术的慈善创新
本刊记者李源
2006年的5月，对于宁夏盐池县的农民小王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春天。
平生第一次，他拿到了那个只在城里人手里见过的东西——手机。
小王的手机不是买的，他没有那个闲钱，手机是送的。
他同其他999个来自宁夏和陕西边远农村的农民一起，成为了“连通无限梦想，实现科技致富”计划的受助对象。
通过这个CDMA技术扶助计划，小王和其他入选的农民兄弟将免费使用无线通讯服务。
“这是我们遍及全球的‘无线关爱’计划中的一个项目。
”美国高通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董事长汪静先生说，“与沛丰中国（PlaNetFinance）在中国的合作，为高通公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
用技术来承担责任
2006年5月9日，美国高通公司与中国联通（ 5.67,-0.16,-2.74%）公司和国际慈善组织沛丰中国一起，在北京共同宣布启动以“连通无限梦想，实现科技致富”为主题的CDMA技术扶助计划的一期项目。
这一计划旨在为中国西部农村接受沛丰中国小额信贷的农民家庭以及小额信贷的工作人员提供CDMA移动通信支持，利用CDMA手机的短信和语音功能，为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帮助。
众所周知，高通是CDMA无线通信技术的拥有者。
但为什么高通要将这项技术，作为扶助计划推向看似最不需要无线通讯的农村呢？
“这次捐助活动是跟沛丰中国的小额贷款项目息息相关的。
”汪静说。
首批受助的对象，是那些已在沛丰中国项目中有良好记录的小额借款人和发放信贷的工作人员。
高通希望通过无线通讯，让小额贷款的功能发挥到极至。
“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致富对高通公司和我本人来说都意义非同寻常。
”高通CEO保罗·雅各布说，“移动通信可以提高个人生产力，改变经济状况。
CDMA无线技术可以提高中国的小额信贷工作人员与贷款受益者之间的沟通效率，还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安全保障。
”
于是，开篇中宁夏盐池县的小王很快就成了CDMA手机的受益者。
“手机短信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使我们知道应该买什么商品、什么时候买最合适。
就拿给我的羊买饲料为例，每天的饲料价格经常相差很大，借助手机短信获得价格信息使我知道什么时候买饲料最合适，什么时候应多买一些，什么时候只买够用的，等价格降下来后再多买。
”小王不无欣喜地说。
拿到手机的农民很快成为乡亲邻里的“信息中心”，他们不仅掌握着市场的行情，还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天气变化。
“我们听到很多以我们不曾预料到的方式使用手机的故事，比如：
告知邻近的村民遮盖他们的庄稼以防备恶劣的天气。
这种迅捷的沟通实实在在地改善了人们的生产活动，连接起了各个社区。
”汪静说。
与已经成型的慈善项目合作，显然是个聪明的做法。
在与沛丰中国的合作中，高通不但准确地找到了受助的对象，还可使用沛丰既有的监督和跟踪体系。
“在所有的无线关爱项目中，我们都与合作伙伴一起对项目进行监测和评估，这使我们能够发现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发挥更大的影响。
每个项目通常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合作伙伴，这也提高了对结果的负责度。
”
当然，高通的做法绝不仅仅在于1000部手机的发放和被使用，更重要的它要让更多的农村市场发现无线通信的必要，发出对无线通信的渴求。
“高通公司的无线关爱计划将帮助当地的政府实现他们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和普及服务的目标，其中包括提高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率。
”汪静说。
以责任为名的创新
以责任为名，也是以责任为实。
2007年2月26日，在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高通公司的总部，CEO雅各布公布了其“无线关爱”计划保罗·BREW应用基金的获奖者名单。
BREW应用基金是为了鼓励开发商在医疗保健、教育、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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