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失败铸就完美项羽人生价值取向浅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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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失败铸就完美项羽人生价值取向浅索
【课外阅读】失败铸就完美——项羽人生价值取向浅索
“以成败论英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传统社会的流俗之见。
不唯芸芸众生受其影响，流风所渐，历史上一些功利派的文人、学者也将此观念纳入其思想体系之中，如南宋“事功之学”谓：
“功到成处，便是有理；事到济处，便是有德”⑴。
在这种强大的传统面前，甚至现、当代的政治家也未能免俗。
如斯大林曾长期不满于毛泽东，但毛后来访苏时，斯大林称赞毛时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公理”⑵。
他正是以这一俗见来说明其对待毛之态度改变的理由。
这是否是其真实的想法并不重要，至少他认为这样的解释可以得到普遍的认可。
我想，这种俗见之所以长期流布于世，应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作为支撑：
一是以现实的功利作为社会、人生的最高价值而漠视其他；二是胜利者往往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所谓“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实际的事功也可以成为炫耀的资本；三是对一般群众而言，站在胜利者的一边总是较安全的，膜拜英雄、讴歌胜利者不惟不费成本，有时还颇有“红利”。
然而，人毕竟是万物之灵，除了物质的、世俗功利的需求，如衣食住行以及金钱、权力、地位等等之外，还有一些属于精神性的，具有超越意义的追求，如情感、尊严、正义、仁爱、诚信等等。
人生旅途上随时随地都遭逢对以上两种价值的选择，而在许多情况下如鱼与熊掌两者并不可兼得。
因选择的不同，乃有人生命运的差异，同时也造成纷纷纭纭的世象百态。
大量历史与现实的事例显示：
英雄与胜利者在价值上常常不相重合。
胜利者是光彩的，但有的胜利者却也很丑陋；失败者常被视为无能而不被看好，但有时失败者却作为悲剧英雄落幕而铸就完美。
其所以如此者，乃是由于其主观意志的选择，最终成为人生命运的推手。
在历史人物中，项羽算是一个典型。
二
项羽，姓项名藉，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市）人。
“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⑶，故以项为姓。
项羽的祖父是楚国的大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杀。
入秦后，项羽随其叔父项梁避难吴中（今苏州地区）。
青少年时期的项羽，即有与众不同的表现。
他“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要“学万人敌”，项梁教他兵法，但“大喜”之后，只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秦始皇东巡，项羽往观曰“彼可取而代也”。
因其“身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以此雄冠吴中。
以上是司马迁记述其家世及起兵反秦前的情况，渺渺数语，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仅百字左右。
但其中却几乎包含了项羽人生的大部分信息，如同先天的基因与密码一样，始终伴随于他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一生，自然也与他的最终的命运紧密相连。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他的贵族出身。
尽管楚亡以后，家世没落，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⑷，但从项燕到他，仅及三世，因此在他身上仍存有一种高贵的气质。
这是刘邦所不具备的，而且由刘邦的反衬更加彰显。
改革开放前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我们的观念中，“贵族”的形象似乎只与凶狠残暴，愚蠢无知，腐朽堕落，麻木不仁等等恶德相联系。
故我们对贵族一直持非议、贬斥的态度，见到历史上的贵族就批判，而对流氓无产者则青睐有加，这种认知如果不算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
其实在传统社会，贵族在推进文明、传承文化、发展教育、建构规范、淳化风俗等等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当然当一个时代贵族阶层整体性道德堕落时对社会文明的损害也是无比巨大的，这在古代各文明国家，均是如此。
一般而言,当社会安定、民生富足的时期，具有贵族的教养则形成竞争优势；而一旦天下纷乱、群雄并起，社会处于重新洗牌的状态，贵族所具有的文化熏染，其长期培养起来的一些原则、操守及礼仪、训条等等，因内化成为性格而执着、依恋，难以割捨，即所谓“为文化所化”。
这最终成为了“包袱”而不利于竞争，导致劣势。
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均不乏其例
人的出身无由选择，项羽的贵族身世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些气质亦非完全由其主观意志所决定。
但秦末的特定的历史际遇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他的主观选择。
这就是秦以暴力与欺诈灭六国，而楚国最冤。
怀王客死于秦，项燕被杀。
故有“楚虽三户必亡秦”的谣谚流传。
那么，作为楚国贵族的一员，国破家亡的感受，自然是创痛深巨、刻骨铭心。
所以，他从小就种下对秦人不共戴天的仇恨与强烈的复仇意识。
在那个时代，弱者、受冤屈的一方，对强者、暴虐的一方报仇雪恨，不仅是勇敢的、英雄的行为，而且也绝对是正义之举。
所幸的是，他的家国之恨与当时席卷全国的全民反秦抗暴起义方向完全一致，因而成就了他早期的辉煌。
如果从复仇这一视角观察，我们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会有新的解读。
比如观看秦始皇东巡时，他和刘邦都有“评论”：
刘邦表达的是“嗟乎，大丈夫生当如此也！
”，而他则说“彼可取而代之！
”，按以往的理解，总认为是意思相近，仅因两人性格差异而有不同的表达而已。
其实两者内涵与价值取向是大相径庭的：
在刘邦，是表现了对权势、地位的由衷的羡慕与赞叹，流露了憧憬与向往的情感，是对被观察对象的充分肯定；而项羽对秦皇帝的喧赫气势表达的是不屑，是强烈的否定。
其短促、有力的语气，充盈着“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畏气概，从其中感受到的并非追求权力、地位的冲动，而是被压抑着的仇恨的集中爆发。
站在复仇的立场，对项羽一些颇为后人所诟病的残暴行为如西屠咸阳、烧秦宫室、杀王子婴，灭秦宗族，特别是大规模坑杀秦卒等等，应可理解。
因为他所残暴对待的均是与秦王朝有关的一切，他似乎要消除现实中所有与“秦”相联系的信息与痕迹。
沉浸在仇恨之中，作出过度情绪化的宣泄，也许属于人性的弱点，岂独项羽为然。
在这一点上，我们既不必为贤者讳，也不应苛责古人。
不过，应提及的是，关于坑杀秦卒二十万的说法，已有学者置疑。
古代战争中，杀俘不足为奇，战俘待遇公约是现代才有的。
但一天之内坑杀二十万拥有武装，并无械系的士兵。
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合理的揆度是：
诸侯吏卒因对秦人的仇狠而以秦降卒为报复、发泄对象，“乘胜多奴使之，轻折辱秦吏卒”，引起秦卒怨愤、骚动。
这对西进咸阳的项羽，正是犯了大忌，由此而上演杀降一幕，估计杀的是怨言惑众、动摇军心的部分降卒或为首份子，决不会是全部。
鸿门宴时项羽陈兵四十万于灞上，号称百万，显然仍包含了不少秦降卒在内，否则不致有这么多的兵员；又，秦军主力在鉅鹿之战中大部分已被消灭,说秦降卒二十万也有夸大成分；另外，项羽复仇、杀降政策，在阵营内部是有分歧的，特别受到“诸将”的反对，这一点后来正好被刘邦集团所利用，加油添醋，大肆宣染，最后将其罗列进声讨项羽的十大罪状中，凝固为历史的“定论”。
我们肯定，仇秦是项羽人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恨家仇不仅激发了其斗志与生命活力，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其创造了展示政治、军事才能机会。
其用兵长于突击，风驰电掣，自言“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并有兵法传世。
说他是堪比于古代亚历山大与近代拿破崙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毫不为过。
在“东方豪杰，并起亡秦”的大风暴中，虽说是陈涉首事，而消灭秦军主力、粉碎秦朝国家机器、最终埋葬秦王朝等等，他始终是占据风暴中心的位置。
司马迁破例为其立本纪，说他“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之有也。
”对他的实际事功作了充分肯定。
这种史识，超过后来的班固许多。
以今天的眼光，依然可以认为，他诛灭暴秦是应天顺人、符合历史潮流的行为，是立下了殊勋。
三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能有项羽那样彪柄的功业，均可书之竹帛、传之不朽。
然而，项羽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不仅有辉煌的业绩留给后人礼赞与崇仰，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精神品性，极具魅力，并因最终失败而铸就其人格的完美。
前者可敬，后者可亲，更足以留给我们永久的感动。
兹略述如下：
其一、忠厚仁爱
项羽对秦人的残暴属于复仇意识的驱动，是对特定对象的情绪宣泄，前已言之。
而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多处关于项羽性格的记述，均如实反映了其忠厚仁爱的一面。
如韩信作为敌对的一方，向刘邦介绍项羽的为人时，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此妇人之仁也”，陈平也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者多归之”⑸，韩信、陈平均曾为项羽部下，这种近距离的观察，最具真实性。
所谓“妇人之仁”犹如慈母之保赤子，其实是人世间最无私的大仁大爱，这适足以表现项羽人性的光辉。
而韩信此论却意在从两雄相争的角度说明项羽的劣势，由此我们也领悟到传统政治斗争在根本上是排斥人性的，因而亦成为项羽的一大败因；又如项羽与刘邦相距于广武，项欲与刘速战，理由是“天下匈匈数岁徒以吾两人耳。
愿…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历来枭雄为攘夺神器而争斗不遐之际，有几人想到过这是“苦天下民父子”呢？
这确实是项羽心灵深处仁爱本性的自然流露。
奈何刘邦并不以此为念，他是以斗争的形势与利害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
再如宋义救赵至安阳，留军四十六日不进。
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
项羽谴责宋义的一番话，不仅义正词严，而且感人肺腑：
“今岁饥民贫，士卒食半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臣也”，他心中装的仍是“民”与“士卒”的安危。
难怪李卓吾读史至此，连批曰：
“羽真忠厚人”，“项羽真忠厚人，真有心肠人，上好根器”，“项羽毕竟忠厚人”⑹，赞叹不已。
其二、钟情率性
人生世间，无不望丰富、充实自身，以求幸福。
然外在的种种物欲，如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等等，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富有。
缺少了内在的精神的、心灵的慰籍，纵使财富山积、权力通天，也无幸福可言。
知识、学问、艺术、宗教都是抚慰心灵的药剂。
然而，如果“人而无情”，一切均等于零。
项羽寿命仅三十一岁，在古人中也属短暂的，我们姑不论其轰轰烈烈的事功，他在情感方面却是富有的，用今天的语言，则谓之“情商”极高。
他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均有真实的表现而不事掩饰，他是罕有的不戴假面具政治家，故我们所见是一有血有肉、真情实感的“真人”。
从垓下被围至乌江自刎，他泣虞姬、怜乌骓、德故人、其钟于情的个性，集中展露无遗。
唯至情能感人，而深于情之人亦易为所感。
故李卓吾于此批“长使英雄泪满襟，忠厚人亦泪满襟”⑺。
钟于情者亦必率于性，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与流俗之见异其趣。
这同样是一种高贵的品质，项羽亦足以当之。
率性的言行是只较是非、真伪，不顾利害、得失，也不顾后果的。
其往往只诉诸自己的第一感觉，而这是人的思维最贴近真实的状态。
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那是脱口而出，是他真实思想的表白。
显然，这句话，面临极其危险－“族矣！
”的后果。
如果必待经计算后的第二感，则肯定不会说了。
再如鸿门宴上，他不杀刘邦也罢了，却无保留地将递消息的曹无伤告诉刘邦，断送了曹的性命。
这同样是第一感的率性之言。
在他只是出于真诚，作不得半点虚伪，并无出卖曹无伤的初衷，自然也就不会考虑曹因此被杀的后果。
在《项羽本纪》中，他如此类率性的言行甚多，显示其赤子般的天真，然而亦由此可见其绝非搞政治的材料。
其三、轻生重义
生命于人只有一次，故任何人均不能不认真对待。
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
”⑻，以致生死问题从来是哲人与宗教家的中心议题。
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⑼。
这是首次将生与义合置于面前，令人作出严峻的选择。
按孟老夫子的意思，能舍生取义的，无疑是圣贤人格。
然而，项羽对生死的态度似乎异乎寻常，他只是自自然然、从容淡定。
我们看下面的记述：
“至东城：
谓其骑曰，‘…愿与诸君决战，必三胜之。
…’汉军围之数重，项王曰：
‘吾为公取彼一将！
’…于是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
…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两骑耳。
乃谓其骑曰：
‘如何？
’骑皆伏曰：
‘如大王言。
’”在这种生死存亡之际，居然毫无畏惧、牵挂，为部下显示他的武勇，简直如同作艺术的表演。
特别是最后问部下“如何”，可以想见他当时踌躇满志之态。
就象我们平素打篮球，说要连中三球，果然命中后，不免得意洋洋问同伴“怎么样”一般。
古今中外，勘破死生，从容就死之士，并不鲜见，但他们大体上事先均须考虑死得其所的理由，并确认其慷慨赴义行为的价值。
而项羽完全不服从这一规则，将生死置之度外，似乎自己也已置身事外，成了旁观者。
对比之下，刘邦于危急时，逃死不遑，推堕二子，丧魂落魄之状，太觉不堪了。
“不知悦生，不知恶死”，本是《庄子》寓言中世外高人的境界，项羽竟然有合于此，实是古今罕见。
而于义的方面，他虽是十分看重，但似乎也只是以平常心处之，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并未如孟子考虑的那么严肃。
因为“义”的本意就是宜，所谓“行而宜之之谓义”⑽，广义言之，即是所谓待人接物，均守规矩、上路子、识大体也。
如项梁死后，他对叔父项伯始终恭顺无违，项伯的建议，也多首要为他所采择。
蘄县狱掾曹咎与栎阳狱掾司马欣因有恩于项梁，被项羽封为王侯。
尽管这两位的才能不敢恭维，仍然一直受到他的重用。
汉将吕马童为其故人，旧曾有恩于他，故临死尚不忘“为若德”。
鸿门宴时，樊哙持械闯入军门，甚为无礼，但他见其勇气可嘉，便有惺惺相惜之意，而呼为壮士，并赐酒、赐座。
诸如此类均可见他对待亲人、恩人、朋友、乃至敌人，均有一己认定的准则。
他只觉得“应该”如此，而毫不计及其它。
我以为，他的这种“义”是十分淳朴，未经任何污染的。
其四、粪土王侯
对于此点，我曾犹疑。
说项羽对现实中的王侯，乃至对秦始皇均是粪土视之。
此事实具在，无庸置疑。
大凡王朝鼎革、政权变置之际的造反者，都必须做到否定现实中王侯将相的权威，否则绝对迈不出造反的第一步。
陈胜举事前，不是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吗？
但是，人的心中还是有个“王侯”存在，对于大多数的造反者而言，这个王侯既驱赶不了，也难以粪土视之。
这是一种观念，用今天的话就是“帝王思想”。
所以许多造反者打着“救民出水火”的旗帜，推翻了现实的统治者，自己却又乐滋滋地大过皇帝瘾。
那么项羽究竟如何呢？
我不敢遽下判断。
因为要求二千多年前的古人排除这种观念，似乎不近人情。
但当我反复阅读史料，终于认定，项羽之“粪土王侯”是内外一致的。
权位对他是真的不具诱惑力。
他是在反秦抗暴的历史大潮之中，因其勇略与赫赫战功为诸侯所拥戴，登上时代之颠峰，握天下之重权的。
这于他本人，初衷只是复仇而已。
暴秦已亡，大仇已报，楚国声威亦已恢复。
那么对他而言，壮志已成，任务亦已结束。
对接踵而来的兼并、角逐，似乎并无多少兴趣，唯一能使他兴奋的只是冲锋陷阵、夺塞拔关的快感。
鸿门宴不杀刘邦，倒不是出于仁慈，其实是完全对刘不以为意。
其根本则是对天下、神器、帝王、权位不以为意。
刘邦灭楚后，齐人娄敬劝刘定都长安，张良亦为此论证，说明都长安对君临天下、保持政权的重要性，刘邦马上接受。
而先前也有人（按：
《汉书》云是韩生；《楚汉春秋》、《杨子法言》云是蔡生）劝项羽都关中，项却“思欲东归”，不予采纳。
项的“背关怀楚”，正是他视家乡父老、故国之情高于帝位的客观反映。
又历来有志图王、造反成功的人，毫无例外，均是视权如命，以权柄为最高价值。
如与夺权之目标冲突，不唯道德、伦理、文化、他人生命，并及自己的人格、尊严均可弃若敝屣。
唯其如此，当他们遭遇挫折时，出卖灵魂、良心以婉转求生、图存者并不鲜见。
而项羽与此则绝分两途，垓下战败，乌江亭长劝其暂避江东，再图发展，这一建议合情合理，亦充分可行。
而他的拒绝连同其一番说辞，真是意味深长。
不仅将其永久定格为人杰、“鬼雄”、旷世英雄，也成为他粪土江山、霸业、权位的明确宣言。
其五、知耻不辱
耻辱感是人的一种高贵的精神品格，它与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密切相关。
故凡自我意识愈强之人，对耻辱之感受也愈敏锐。
依其对耻辱敏锐的程度，往往可以检视其人人格、品行之高下、隆污。
故历来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为避免耻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而奴才俗子、斗筲之徒，因其无独立人格，于耻辱之前，夷然受之而无愧。
王国维投水自尽，衣带中之遗言有“义无再辱”之语，若其对耻辱的耐受性稍强一些，也就未必就死了。
古今中外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但毕竟死亡的代价太沉重，脆弱的人性令大多人难以承受，于是“聪明人”乃“发明”两全的办法：
一方面甘然受辱，不作“无谓”牺牲；另一方面则制造出种种“忍辱负重”的理由。
如此既可减轻因受辱而导致的心灵折磨，同时似乎又佩戴了一件“道德”的护身符。
这种例子同样很多。
尽管这种做法未必得到普遍的认同，但作为权宜之计有时也无可厚非。
而在传统社会，专制帝王与独裁暴君固然不吝于从肉体上消灭失败的对手，但他们更乐于以其淫威“测试”传统道德信条之“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底线。
事实上，大多数对手在这种测试下耻辱感被彻底摧毁，精神陷于崩溃。
以至悔过检查，自唾其面，妖魔化自己，人格无存、尊严尽失。
而专制统治者则获得精神上之最大胜利，享无上之快感。
那种心理如同猫之捕鼠，在扑杀之前，必尽情玩弄之，以其觳觫、恐惧为至乐。
当然也有极少数失败者，以放弃尊严与耻辱感为韬晦之计，以图将来，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终取得成功的报偿，实不乏其例。
在专制体制下，这种博弈几成一种常态。
但这些与项羽的观念、行为毫不相干。
他具有超强的自我意识，他的高贵是一种可以令人肃然动容的内在的气质，而非炫乎其外的饰品。
我们感到若将怜悯、屈辱之类的概念与他挂钩，则简直是对他莫大的玷污。
在他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忍辱负重”这种词汇。
因为在他看来，世上没有再比“屈辱”更重的事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根据乃在于他自诉不回江东理由：
“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
这里有两个关键的概念：
“怜”与“愧”。
在项羽灵魂深处，被怜悯即为耻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尊为王，也是变我之面目、丧我之本性了。
而我之固有价值高于外在价值不啻万倍，我安能作此不等价之交换乎！
而愧与辱异，辱来自外，愧发自内，是为道德良知。
有愧之人不待辱之来，即提前作出了断，故其必然远离耻辱。
我可断言，若专制暴君面对项羽这样的失败者，一定玩不成“猫、鼠”游戏，其阴暗的心灵将会长期失落、不爽。
古人云：
“无愧而不知耻”⑾，我从项羽的行为中得到最贴切的反面证明。
其六、拒斥权谋
所谓“权谋”，即权术与谋略，中国人向来较为热衷于此。
上至庙堂将相，下至市井平民，胥皆津津乐道，成为中国文化之一大景观。
权谋之被大众推崇，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缘于对智慧的热爱，如诸葛亮之成为智慧的化身，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把权谋与智慧直接划上等号，不仅片面，而且流弊无穷。
其实，权谋只是作为一种斗争手段而存在，是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
如果没有正义的目标作为内在支撑，权谋即阴谋、权诈，成为恶的同义词了；另外，权谋的最大特点，是产生于帷幄、密室之内，操纵于极少数人之手，甚至为某一人所独擅，而玩弄天下于股掌。
所以权谋的运作总是偷偷摸摸、见不得阳光。
历史上一些所谓“奇谋秘计”，当事人总是讳莫如深，实因内容龌龊、下流，过于冲击正常人的理性、良知罢了。
项羽之拒斥、甚至鄙弃权谋，是由于其光明磊落的天性决定的。
我们看他的一切行为均和盘托出于台面，无论为政抑或用兵，一切有可能使他陷于言行相违、表里不一的献言与决策，悉为他所不取。
本来，权谋之于战争，是难以避免的，古人云：
“兵者，诡道也”，又有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诸如此类，说穿了，就是用兵需要搞阴谋诡计的。
当然，古人也谨慎地指出：
这仅是权宜，而非治国之常。
但项羽是如何用兵的呢，最明显的例子是钜鹿之战：
战前他与宋义的分歧，一因于道义，另一缘于策略。
宋义是高水平的谋略家，他曾预见项梁的败亡；对于救赵，他主张留军不进，先斗秦赵，使双方筋疲力尽之后，再“承其敝”，则破秦必矣。
这种战略，不考虑被救者的安危及“岁饥民贫”与士卒困苦，固无道义可言。
但历来军事谋略的思路，大抵如此。
为了获得最大利益，牺牲他人与作贱小民，以其为手段、为道具，自是“天经地义”，从来不须承担任何道义责任的。
我尝深思，如依宋义之策略，未必不能破秦。
但项羽不仅鄙其策，而且贱其人。
他终以自己的方式掀开惊天动地之钜鹿大战：
“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与秦军遇，九战，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当是时，楚兵冠诸侯，…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地。
”他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夺取的胜利，是何等浩然，何等壮观！
两千多年后，犹使人神旺。
所以我想，即使宋义的谋略亦可破秦，而因价值取向的不同，终令两人的境界的差距不啻霄埌。
刘邦得天下后，曾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是：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后人也多认同，这是事实。
但为什么他对范不能言听计从？
关键在于范正是一个谋略家，项从心理上难以接受他那一套阴暗、诡诈的策略——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
顺着这一思路，我想韩信之不被信任，后来反投刘邦，大概也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因素。
于是我们现在更可以大胆揣测：
项羽当年随叔父学兵法，他既然“大喜”，为什么“又不肯竟学”呢。
迷底就在于他拒斥权谋。
其所学未“竟”的正是兵法中有关“权谋”的部分。
因与其个性不合，实则不符其价值选择，而被他毅然拒绝了。
可想而知，他的兵法如尚存于世，里面一定是没有权谋的位置的。
我个人以为，这一内容是项羽价值取向中最具特色之处。
以上我们对项羽人生价值诉求有了大致的了解。
他精神充实，情感丰富，表里如一，快意恩仇。
一身洋溢阳刚之气，不见半点阴霾。
我称其为中国古代的阳光之子，应无过誉。
他早年虽然读书未成，但显然受到来自家族渊源的教养和吴文化的熏陶，楚人之浪漫情调与吴人之尚武精神（按：
先秦时吴人尚武是信而有征、举世公认的）均融入其血液。
他于传统文化，接受其正面价值居多，如《周易》中刚健、诚信之德，《孟子》之大丈夫气概，《庄子》之自由、适性理念等等均参入其个性中成为闪烁的亮点。
在他的所吸收、所接纳、所追求、所选择的共同作用下，构造出他的完美，使他成为一件艺术品。
然而，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完美必须以失败为代价。
换言之，如不能放弃或部分放弃这种完美，胜利终将与之无缘。
何以如此？
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政治斗争的游戏规则从来是“强凌弱、众暴寡、智诈愚”⑿。
在非理性的搏杀中，谁能将构造人性完美的因素抛弃得愈彻底，谁获胜的几率就愈大。
社会学家萨孟武先生曾指出：
历史上王朝鼎革之际，“争夺帝位的野心家，不是豪强，便是流氓”⒀。
豪强的成功是因为他先天地占有许多社会资源，而流氓的成功则是由于其既无规范约束，亦无文化担当，甚至更无道德底线，除了求权力的欲望与赤裸裸的利益,没有任何值得敬畏之价值的缘故。
所谓“我是流氓我拍谁”，寡廉鲜耻、无法无天、无所顾忌、不按常理出牌之流氓的胜率自然会高于其他角逐者。
在楚汉相争中，不仅作为首领人物的刘邦痞气十足，其整个集团的道德素质均较低劣。
如陈平所云：
“大王（刘邦）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
…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⒁。
最终刘胜项败，原因固然很多，而上述因素我以为是不能排除的。
项羽乌江自刎前大呼“天亡我，非战之罪”，颇招物议，连司马迁亦言其谬。
然而，我以为，把这个“天”理解为他的天性，那么他的说法倒并非完全无理。
当我考虑“失败铸就完美”这一标题时，实在有一种“悲欣交集”之感。
四
穿过两千余年的时空隧道，我们今天谈论项羽，究竟可获得什么启示，又有什么可供反思的内容呢？
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内容可以讨论：
首先，是关于建功立业之价值追问。
我在本文中着重于项羽之精神价值方面，乃源于他摄心动魄之悲壮的美感，丝毫无贬抑现实事功的意思。
建功立业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故立功成为古人所谓“三不朽”之一。
但所立功业必须是为国家、民族、社会，为大众甚至全人类作贡献，基于这样的价值才能不朽。
亦即《老子》所谓：
“生而不有，长而不宰，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是一种创造与奉献的人格。
如果仅是谋个人之权位、财富，遂一己之私利、野心，即使南面称尊、龙飞九五，在历史长河之中，最终将是一文不值。
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⒂。
观刘邦置酒未央宫，谓太公曰：
“吾业所就，孰与仲多？
”⒃俨如赌场得志的赌徒，此种功业，不觉其丑陋吗。
若近代美国华盛顿、意大利加里波的之流功勋盖世，却功成身退，并拒绝新政府所配给的一切特权。
这才真是符合我国古代优入圣域、足以传之不朽的伟人。
其次，是创业者的方法、途径的正确选择，或可谓之程序追问。
人人均望事业有所就，但无论目标如何高尚，也绝不能因此而不择手段。
历史上之勾践，为实现灭吴雪耻复国目标，卧薪尝胆，艰苦卓绝，最终得遂其愿，长期为人所称。
他的目标不可谓不宏大，然而其手段却极其卑劣，为了取得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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