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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賦用經考
許結王思豪
摘要：
今存漢代賦作引述“五經”文獻達千餘處，對其進行梳理與探討，不僅有助於經、賦關係的理解，更可補益經學論著之遺闕，為經學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文本視域。
漢賦用“經”葆有承載經義的特殊形態，隱蘊着經學與賦學的雙重意義。
作為宮廷文學侍從，賦家主張儒家的王道仁政，且融入王官學而代行“王言”，故其引述經義以倡明王道、歸復“王言”為旨歸。
賦家用《詩》訴求于王政的諷諭精神；引《書》、《易》、《春秋》（三傳）經文事典，多歸於以“史”鑒“今”之用；引述三《禮》着重于王者形態的裝飾，與當時之禮制構建密切聯繫。
賦家廣泛採用“五經”辭義，凸顯經賦“互文”價值，漢賦引述經義而體示諷諭，存在着“多”與“一”的矛盾。
“經”之取義，起於先秦，“經”之為學，肇端漢代，自漢初博士取“一經”到武帝朝立“五經”博士弟子員，太學盡習五經，故以儒家文獻典籍為旨歸之經學傳統方始告成。
皮錫瑞《經學歷史》以儒家原典創造期為“經學開闢時代”，視孔門弟子傳學為“經學流傳時代”，乃溯源經本，而非“經學”，然謂西漢乃“經學昌明時代”、東漢為“經學極盛時代”，推尊漢世于經學之特殊貢獻，則意旨深明可見。
稽考有漢一代經學，史家一般僅依據有關經本之訓釋疏解諸撰述，以明今古文《尚書》、《春秋》三傳、四家詩（魯齊韓毛）、“三禮”以及“京氏”“費氏”諸《易》學的文本義理，而對於當世創造之文本對經文的引述與訓解，包括大量的“奏議”文與“辭賦”作品等，卻鮮有涉及。
相對而言，研究漢賦的學者，已關注賦與經學之關聯，然又偏於思想性的理解，經學基本等同儒學，對漢賦用“經”文獻缺少整理與探究。
據我們的不完全統計，在今存漢賦作品中，明確引述“五經”文獻多達千餘處，其不僅於取辭取義間補益有關經學論著之遺闕，而且通過用經之法可以觀覘其賦作主題及經世致用思想，尤其是“經賦互文”現象所呈示的賦家用經的文本抒寫與藝術表現，均值得探考。
昔人嘗謂“賦者，古詩之流”（班固《兩都賦序》），或言“賦體恭儉莊敬似禮”，無論內涵與形儀，均屬抽象點評，難徵實義。
緣此，本文試圖通過對漢賦作品中大量用“經”文獻及主旨与方法之研討，既思有助於對經、賦關係之理解，更企望為經學史研究提供某種文本視角，開闢一新領地。
一、漢賦承載經義之特殊形態
在中國學術史上，漢代被稱為“經學時代”，是毋庸置疑的，而大量當世文本之造作受經學影響，也顯而易見。
考漢代文獻，其承載經義之撰述可分為以下幾層次：
一是如《韓詩外傳》、《焦氏易林》以及如鄭玄箋注《毛詩》、《三禮》類經學著作，此為歷代經學研究者重點關注者；二是如《史記》、《漢書》等史書和如揚雄《法言》、王充《論衡》等子書（含《新序》、《說苑》等雜著）類著述，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經學史料；三是如對策、奏議等政論文字，在引述經文中最能體現漢人經學致用思想；四是詩賦類文學作品，其中樂府歌詩和文人詩如韋孟《諷諫詩》、班固《靈臺詩》等篇章短小，引述簡陋，罕見影響，而賦體鋪張揚厲，其中引述經義之體量與功用，豐富多彩而意義廣大，尤其是賦家對引述經文與辨析經義所作之詞章學表現與文學化處理，成為一種承載經義的特殊形態。
綜此四方面，前三者素被納入經學研究視域，而對漢賦用經，則僅限於其與《詩》三百篇的關係，而對其於“五經”之引述與利用，卻缺少文獻的梳理與探討，其中包括經學的與賦學的雙重意義。
為說明問題，有必要首先對漢賦用經文獻及方法作一分析。
漢代賦家稱“經”類名，泛述“六經”，如揚雄《河東賦》“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或亦稱“六藝”、“六籍”、“六典”，如司馬相如《上林賦》“游於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班固《東都賦》“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言焉”、應瑒《贊德賦》“抗六典之崇奧，辨九籍之至言”等。
漢立五經博士，“樂經”佚失，故賦家徵引經義，實限於“五經”，後漢增列經目，賦家稱引也由“五經”增以《論》、《孝》而謂“七經”，如劉楨《魯都賦》云：
“崇七經之旨義，刪百氏之乖違。
”在具體引述中，賦家於“五經”之文，首重《詩》、《禮》，據不完全統計，漢賦用“四家詩”約440處，用“三禮”約150餘處，其中稱引“禮”字以取義，又有數十處。
其他三經，就引述數量而言，依次為《春秋》（三傳含《春秋緯》）、《書》、《易》。
而綜觀漢代賦家引述經典之方法，最明顯表現於“取辭”與“取義”兩端。
先觀“取辭”之法，茲依《詩》、《禮》、《春秋》、《書》、《易》之序，各列兩漢賦家引述其辭例一則如次：
司馬相如《長門賦》：
“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取辭于《召南·殷其雷》：
“殷其雷……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
張衡《思玄賦》：
“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
”取辭於《邶風·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憂心悄悄，慍於群小。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按：
以上用《詩》例）
枚乘《七發》：
“比物屬事，離辭連類。
”取辭於《禮記·經解》：
“孔子曰：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
班固《西都賦》：
“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取辭于《周禮·冬官·匠人》：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鄭玄注：
“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
”（按：
以上用《禮》例）
揚雄《羽獵賦》：
“非章華，是靈臺。
”取辭于《左傳·昭公七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
”《文選》李善注：
“言以楚章華為非，而以周之靈臺為是。
”
傅毅《洛都賦》：
“備五路之時副，檻三辰之旗斿。
”取辭于《左傳·桓公二年》：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按：
以上用《春秋》例）
揚雄《河東賦》：
“播九河於東瀕。
”取辭于《尚書·禹貢》：
“又北播為九河。
”
李尤《平樂觀賦》：
“四表交會，抱珍遠並。
”取辭于《尚書·堯典》：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按：
以上用《書》例）
劉歆《遂初賦》：
“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闃其無人。
”取辭于《周易·豐卦》：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
班固《幽通賦》：
“天造草昧，立性命兮。
”取辭于《周易·屯卦》：
“天造草昧。
”（按：
以上用《易》例）
漢賦作家引經取辭方法甚多，其間也不乏借“辭”以明“義”之作用，然其取辭於經，一方面固然說明賦家對經典之熟悉以及當時用經之風氣，而更重要者是作者借“經”以自重的歷史傳統與當代體現。
《論語·述而》繼載孔子“五十以學易”後謂：
“子所雅言。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何晏注引孔曰：
“雅言，正言孔。
”又引鄭曰：
“讀先王法典，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
……禮不誦，故言執。
”此雖以“雅（正）言”對應“方言”，然其間孔子視《詩》、《書》、《禮》、《易》皆先王法典，雅言中已含經典意義。
而漢賦作家創作，恰是由“語言”轉向“文字”，其中引述經典正標誌了由“方言”向“雅言”的轉變，而經文在賦體中的作用，同樣體現了雅化“文本”而使之經典化的指向。
當然，依經立義思想更是賦家引述經典的旨趣所在，這也是漢賦大量取辭經文的內在原因。
由此，我們再看“取義”之法，亦援前例列述如次：
揚雄《甘泉賦》：
“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
”取義於《小雅·小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明治國居安思危之理。
張衡《思玄賦》：
“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
”取義于《周南·葛覃》“服之無斁”，以戒“盤逸”行為。
（以上引《詩》例）
揚雄《長楊賦》：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
”取義於《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以警戒天子游獵失時，娛樂過度而擾農傷民之弊。
馬融《長笛賦》：
“以觀賢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
食舉《雍》徹，勸侑君子。
”兼取義於《儀禮·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階東”、《周禮·春官·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同上《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同上《天官·膳夫》“（王）以樂侑食”，以贊王者樂和聲、人舉賢的美政理想。
（按：
以上用《禮》例）
劉歆《遂初賦》：
“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為之難運。
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
”取義於《春秋運鬥樞》：
“第一天樞，第二璿，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鬥”與《春秋元命苞》：
“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階平”，以天象狀人事，說明自身遭際與錯忤心態。
張衡《思玄賦》：
“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取義于《左傳·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
”至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
‘牛，助余！
’乃勝之。
”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
“余子長矣。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
遂使為豎，有寵。
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疾急飢渴，杜洩饋食，豎牛曰：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置於廂房而退，牛弗進。
穆子遂餓而死。
賦用此史事以表達作者對當時宦官當政的憂慮與畏葸。
（按：
以上用《春秋》例）
董仲舒《士不遇賦》：
“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為黑。
”取義于《尚書·仲虺之誥》“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寄託諷世澆漓，顛倒錯亂，懷才者不遇之意。
王粲《登樓賦》：
“冀王道之一平兮”，取義于《尚書·洪範》“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表達其亂離之憂與對清平之世的期盼。
（按：
以上用《書》例）
董仲舒《士不遇賦》：
“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
”兼取義于《周易·同人》：
“象曰：
天與火，同人”、《大有》：
“象曰：
火在天上，大有。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謙光》：
“謙尊而光”等，以明君子順天固窮，抑惡揚善，謙德而有光輝之心志。
馬融《長笛賦》：
“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
”取義于《周易·繫辭上》：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赞美君子處身簡易而光大德業之道。
（按：
以上用《易》例）
據以上諸條之引文考述，賦家用經取義，本質也是取辭，只是所謂“取義”，更多的價值是賦家引述時重在發掘經文之內涵與歷史意義，並融織于作品之現實情感。
與漢代其他文獻引述經義專取一經並專明其義不同，漢賦承載經義之方法則較為靈活，充分顯示出文學創造性。
概述其要，略有三端：
一是因緣賦文，出於援典與詞章需要，不僅一篇之內兼融諸經，甚至一句之中並取兩經之辭與義。
例如揚雄《長楊賦》“出凱弟，行簡易”，並取《毛詩》“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與《周易·繋辭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辭義；班固《東都賦》“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並取《尚書·禹貢》“九功惟敘，九序惟歌”、《左傳》“子曰：
五聲六律”、《榖梁傳》“舞夏，天子八佾”辭義；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並取《尚書》“百姓昭明”、“敦敘九族”與《毛詩》“孝孫有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辭義；張衡《七辯》“吾子之誨，穆如清風。
啟乃嘉猷，寔慰我心”，並取《詩·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左傳·襄公十七年》“邑中之黔，寔慰我心”辭義等，皆圍繞賦家創作主旨而兼融取義。
二是依隱於創作思想，賦家用經除了繼承春秋之世行人賦詩言志斷章取義法而斷章取辭，且或出於賦文需要而反向用義，構成其引述經典之不確定性。
例如馬融《長笛賦》中有云“介推還受祿”，即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史事：
“晉侯賞從亡者。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推曰：
‘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
惠、懷無親，外內棄之。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
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
’……其母曰：
‘盍亦求之，以死誰懟？
’對曰：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其母曰：
‘能如是乎？
與汝皆隱。
’遂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
”又云“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則用《左傳·莊公十二年》所載南宮萬弑宋閔公于蒙澤事及《桓公十二年》載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公子亹事，皆反用經義，以寄發賦家之特殊情懷。
三是出於賦家創作需要，其引述經義及取辭之法呈現多元化特徵。
茲以引《詩》為例，主要有幾種方式：
一曰“引證”，如司馬遷《悲士不遇賦》“天道微哉，吁嗟闊兮。
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取辭於《邶風·擊鼓》“于嗟闊兮，不我沃兮”，乃直引成語。
二曰“剪裁”，多選擇引錄，變化其用，如張衡《西京賦》“盤于遊畋，其樂只且”，取辭于《王風·君子陽陽》“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取辭且變其義。
三曰“誇衍”，其引用《詩》語，多誇飾推衍之表現，如張衡《七辯》“西施之徒，姿容修嫮。
弱顏回植，妍夸閒暇。
形似削成，腰如束素。
蝤蠐之領，阿那宜顧。
淑性窈窕，秀色美豔。
鬢髮玄髻，光可以鑒。
靨輔巧笑，清眸流眄。
皓齒朱唇，的皪粲練”，取辭于《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充分彰顯其敷陳特徵。
四曰“合體”，就是賦家用《詩》取辭要合於賦體，這一點突出表現在句式的變化，也就是經辭的賦語化。
漢賦作為較早引述經義之文本，其學術價值也不僅限於引經形態，而是以其豐富的引經文獻，同樣具有補益經學史研究之意義。
例如歷史上對“三家詩”之輯佚，自宋人王應麟《詩考》肇其端，清儒如范家相、徐璈、二陳父子（陳壽祺、陳喬樅）、魏源均有輯錄考辨，迨至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而集其成。
今觀漢賦引《詩》，其于魯齊韓“三家”遺義，仍有數十則前賢輯錄未備而值得濟補之處。
茲對照王氏《集疏》，略舉漢賦作品引用“三家詩”各一則，以為補證：
揚雄《河東賦》：
“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
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
”（賦載《漢書·揚雄傳》）
案：
《頌》，指《六經》之一的《詩》之《頌》詩。
《論衡·須頌篇》：
“《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
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
”《頌》多是弘揚帝王功業之辭。
“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語出自《周頌·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周頌·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毛傳》：
“於，歎辭也。
穆，美。
”《鄭箋》：
“緝熙，光明也。
”《周頌·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毛傳》：
“肅，敬；雝，和；相，助也。
”《鄭箋》：
“顯，光也，見也。
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文選》載王褒《四子講德論》：
“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
”蔡邕《獨斷》曰：
“《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說明《清廟》是祭祀文王之詩，陳喬樅稱二人所引即是“《魯詩》《周頌》之序也”。
此段用《魯詩》，《集疏》未錄，可為補證。
李尤《東觀賦》：
“歷東厓之敞座，庇蔽茅之甘棠。
”（賦載《藝文類聚》卷六十三）
案：
《毛詩·召南·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毛傳》：
“蔽芾，小貌。
甘棠，杜也。
翦，去；伐，擊也。
”《鄭箋》：
“茇，草舍也。
召伯聽男女之頌，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
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考《韓詩外傳》卷一引《詩》云：
“蔽茀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文與毛異。
《集疏》引揚雄《法言·巡狩篇》云：
“《詩》曰：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言召公述職，親稅舍於野樹之下也。
”今本《法言》無此篇，惟《法言·先知篇》曰：
“或問‘思斁。
’曰：
‘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
”揚雄認為《甘棠》詩言召公述職事，王先謙認為是《魯詩》說。
李尤賦文與毛、韓、魯皆異，當為《齊詩》，《集疏》未錄此條，可為補證。
馮衍《顯志賦》：
“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
”（賦載《後漢書·馮衍傳》）
案：
《韓詩外傳》卷四：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
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懽，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
《詩》曰：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考“伐冰之家”、“委積之臣”，皆指高官厚祿之貴族家庭，此類人家不應該貪求小雞、小豬一類市井小利。
馮衍這裏是說自己不貪圖利祿，有高善的德行節操，以致“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語出《大雅·大田》，《毛傳》：
“秉，把也。
”《鄭箋》：
“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其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獲、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
”馮賦宜用《韓詩》，《集疏》未錄此條，可為補證。
正因為漢賦引經有輯補之用，學者治經亦嘗取資賦文，以證經義。
如清人胡承珙《毛詩後箋》考述《周南·關雎》，即引漢賦以解證《詩》義：
揚雄《羽獵賦》云：
“王雎關關，鴻雁嚶嚶。
群娭乎其中，噍噍昆鳴。
”張衡《思玄賦》云：
“鳴鶴交頸，雎鳩相和。
”又《歸田賦》云：
“王雎鼓翼，倉庚哀鳴。
交頸頡頏，關關嚶嚶。
”此所謂雌雄情意至者也。
……張超《誚青衣賦》云：
“感彼《關雎》，德不雙侶。
”此即所謂有別者也。
文中引述三條賦語印證《詩》義，也是漢賦引述與傳播《詩》義之勳績的反證。
他如段玉裁《詩經小學》解《詩》之“綠竹猗猗”、“螓首蛾眉”、“風雨潚潚”等，分別引司馬相如《上林賦》、揚雄《羽獵賦》、張衡《西京賦》中詞語證其字義；焦循《毛詩補疏》與陳喬樅《毛詩鄭箋改字說》解《詩》之“其虛其邪”均引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證其字義。
這種經賦互證之法，在古人經解中也延續到漢以後的賦文。
例如徐璈《詩經廣詁》卷十解《椒聊》二章詩義引潘嶽《西征賦》“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耦國而禍結”，以為“此賦用左氏之詞，而詩意亦隱括於內”。
又解《葛生》五章之“錦衾爛兮”句，引江淹《學梁王兔園賦》“美人不見紫錦衾，黃泉應至何所禁”與潘嶽《悼亡詩》“展轉盼枕席，長簟竟空床”，以為“與此語意同”。
如此解經之文學化闡釋，亦可反證一點，即漢賦承載經義與其文學創造並無扞格，而與其創作主旨相得益彰。
二、賦家用“經”與歸復“王言”
漢賦作為“一代文學”之興盛，是與賦家群體之出現相關，賦家之生存地位及角色認同，決定其歷史位置與現實精神，其中有一突出現象就是賦文用“經”問題。
換言之，漢賦家于賦文中大量引述經典文字，正是其對自身角色地位與當世政治文化構建之雙重認同。
如前所述，前賢論賦用經，更多關注《詩》之傳統，所言“賦者，古詩之流”、“賦居六義之一”，前者是從春秋“賦詩言志”之動詞“賦”向“賦之言鋪”之
名詞“賦”的轉化，後者是魏晉以降始將“賦”從文體意義向《詩》歸附的批評。
然而自《漢書·藝文志》在《詩賦略·後序》中提出春秋之世交接鄰國“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志”，“《詩》言志”已成約定俗成之批評傳統，然卻忽略了漢儒奉之為“經”之《詩》三百的原始功能。
對此，清人劉熙載《藝概·賦概》有段值得引述與思考的言說：
古人賦詩與後世作賦，事異而意同。
意之所取，大抵有二：
一以諷諫，《周語》‘瞍賦矇誦’是也；一以言志，《左傳》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韓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是也。
劉氏所言，正喻示了從周室“用詩”到漢賦“用《詩》”即由“代行王言”至“歸復王言”之線索。
據《周禮·春官》記載，代行“王言”之“禮職”有大祝、大師、大司樂、瞽矇等，所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禮記·禮運》），均掌王言，以襄政務。
考周室春（禮）官“用詩”，要有三職：
一曰“大師”，職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周禮·春官》），以“六詩”教“國子”。
二曰“大司樂”，其中包括“以樂語教國子：
興、道、諷、誦、言、語”（同上），內含詩樂一體的功能。
三曰“瞽矇”，其附“大師”後，於“大祭祀”、“大射”、“大喪”諸禮節皆有“登歌”、“歌射節”、“作柩諡”，要在“國之瞽矇正焉”。
而其所掌，即《春官》所謂“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詩”。
三職所掌或異，然其用《詩》功能則一，此即《國語·周語上》所載：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其中“詩”、“曲”、“箴”、“賦”、“誦”、“諫”皆與“詩”域相關，屬“樂教”範疇，諸職之詩樂習禮，誦詩諷諫，審音辨詩，均為所守，緣自“天子聽政”，以為“補察其政”而代行“王言”。
而三代“王言”遺文，又多見載《尚書》，其中無論是“諭下之辭”之詔令，還是“告君之辭”之奏議，均屬王言範疇，而《周禮·春官》所載“禮職”，也是宣示王言以襄助政務之用。
而到漢代武、宣之世如董仲舒、匡衡、劉向等人奏議文大量引述經典，正與“王言”之歸復相關。
因春秋戰國之世“天子失官”，王治政言轉向《春秋》左氏之文、戰國縱橫之風，前引劉熙載所述“一以諷諫”傳統丟失，代之而起的春秋“行人賦詩”，斷章取義，僅為審時度勢之“一以言志”，至於戰國說辭減少引《詩》，代以隱詭之語，雖寓諷意，實為自由發揮，爭巧鬥詐，已與“王言”、“王治”疏隔。
《漢志》所言“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僅看到“賢人失志之賦”之“作賦以諷”與行人賦詩“言志”相接，故謂“惻隱古詩之義”，而未能勘進于周室用詩制度，屈、宋失志之賦的諷喻同樣處丟失“王言”之治的時代，只是將春秋行人辭令功利性的“賦詩言志”進一步轉向抒發牢愁的個人情志。
所以劉熙載《賦概》又說，“或謂楚賦自鑄偉辭，其取熔經義，疑不及漢。
余謂楚取於經深微周浹，無迹可尋，實乃較漢尤高”，此就創作而論，自無疑義，然其透露的“取熔經義，疑不及漢”的資訊，內涵漢賦用《詩》與漢賦崛興之關聯，是統一帝國重構禮樂制度的產物，作為賦家主體的宮廷語言文學侍從，其創作中“取熔經義”以用《詩》所表現之諷喻功能，乃與職守契合，是“王言”傳統在新時代的重光，這也與由戰國諸子文風向漢代經術文風變移之大勢相適應。
這就需要回到漢代用經與王言之歷史轉折的時代。
《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曰：
“六藝於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漢書·儒林傳》亦謂：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大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所謂“治”，即“王治”；所說“文”，即“王言”，而經義王言作為文本而進入漢代賦域，又決定于漢賦作者隊伍群體興起之歷史情境。
茲舉兩則文獻於次：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
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漢書·禮樂志》）
這段話以特定歷史事件將“定郊禮”和“立樂府”與作家造賦結合在一起，雖語焉不詳，卻內涵了采詩與獻賦在武帝時制度化之意義。
或曰：
賦者，古詩之流也。
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班固《兩都賦序》）
這裏所言除了闡明漢賦興盛之史實外，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賦源於詩，詩重“頌聲”，內涵“樂教”思想。
其二，漢賦之興在於武、宣之世“崇禮官”及“外興樂府協律之事”，內涵了漢賦造作與禮樂制度建立之關聯。
基於此，容當着眼於漢代自文、景到武、宣之世的歷史轉折，認知賦家隊伍之形成與賦文用經意義之凸顯。
而圍繞賦家用經這一主題，我們認為在此歷史轉折期有三個問題值得考索。
第一，漢賦作家隊伍之形成，是由游士變為文士，由社會下層轉向宮廷御用。
前揭《兩都賦序》所謂“言語侍從之臣”，即武帝朝出現的“言語文學侍從”，乃漢賦作家進入宮廷之始，亦即作為皇帝“內臣”性質賦家隊伍之形成。
于此，《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有關相如賦進入宮廷之記載最典型：
“會景帝不好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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