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双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知识整合为中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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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双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知识整合为中介

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双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知识整合为中介

实施外部知识搜索已成为新兴经济国家企业实现创新追赶的一种重要战略。

然而，现有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回答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影响创新绩效的中介机制。

本章基于知识整合理论视角，选取中国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平衡维度和联合维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正式整合机制和非正式整合机制在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平衡维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具有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

一引言

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已成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创新追赶的重要战略举措。

通过进入国际市场，企业一方面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寻找创新资源和学习机会，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还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利用已有的技术和营销优势，进而扩大市场份额（Luo＆Tung，200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0年（2002-2011年）保证增长势头。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746.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5%，名列世界第六位。

由此可见，国际市场已成为中国企业竞相追逐的战略市场。

然而，中国企业缺乏国际化所需的技术知识、营销知识和国际化运营经验，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各种障碍，如外来者障碍（liabilityofforeignness）、新到者障碍（liabilityofnewness）（Zaheer，1995），而企业外部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获取渠道，为中国企业克服国际化障碍提供了契机（Oviatt＆McDougall，1994；Tsengetal.，2007；Yu，Gilbert＆Oviatt，2011）。

因此，对于“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外部知识搜索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Child＆Rodrigues，2005）。

目前，理论研究已经证实了外部知识搜索对企业国际化的战略意义（Mesquita＆Lazzarin，2008；Musteen，Francis＆Datta，2010；Yu，Gilbert＆Oviatt，2011；Elango＆Pattnaik，2007；Guler＆Guillen，2010；Ibeh＆Kasem，2011；Pateletal.，2014）。

学者们对于外部知识搜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本地知识搜索和国际知识搜索。

国际知识搜索领域的学者认为，通过进入国际市场，企业能够直接接触国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动态，获取国际化所需的技术和营销知识，进而推动企业国际化（Yu，Gilbert＆Oviatt，2011；Musteen，Francis＆Datta，2010；Wu＆Wu，2014）；本地知识搜索领域的学者认为，基于近距离的地理优势，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快速搜索知识，建立基于本地化的竞争优势，进而推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Lin＆Chaney，2007；Mesquita＆Lazzarini，2008；Funk，2014）。

尽管两个领域的研究都指出了本地和国际知识搜索能够推动企业国际化，但却忽视了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解答。

一是企业如何在本地知识搜索和国际知识搜索之间进行抉择。

换言之，尽管在本地和国际市场上进行知识搜索都能推动企业国际化，那么企业是否应该和是否能够同时实施两种搜索战略，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实施更为有利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是企业如何同时实施本地知识搜索和国际知识搜索战略。

换言之，假定同时实施两种搜索战略能够推动企业国际化，但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如资源分配、知识分享等方面的冲突，那么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有效协调两种搜索战略呢？

本研究试图详细回答上述问题，加深我们对企业如何借助外部知识搜索推动国际化战略实施的理解，同时为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实践提供指导。

整合组织双元与外部知识搜索理论，探索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平衡和联合对国际化的影响，并检验组织冗余和环境丰富性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整合组织双元理论与外部知识搜索理论，突出了本地知识搜索和国际知识搜索的矛盾与互补之处，进一步深化了外部知识搜索理论，同时拓展了组织双元理论的应用范畴。

研究结论能够指导企业如何协调本地和国际两种知识搜索战略，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两种搜索战略来推动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因而具有极大的实践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模型

1.外部知识搜索影响创新的理论缺口：

资源与能力的差异

目前对于外部知识搜索促进企业创新的理论解释主要是基于资源观的理论逻辑。

通过外部知识搜索，企业能够获取大量差异化和异质性的创新知识或互补知识，而知识是一种独特的资源，对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至关重要（Chesbrough，2003；Laursen＆Salter，2006；Kafouros＆Forsans，2012；Garriga，VonKrogh＆Spaeth，2013）。

然而，能力建立理论认为仅仅拥有资源是不够的，资源由于其核心刚性和惰性并不能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能力才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Amit＆Schoemaker，1993；Makadok，2001）。

Grant（1991）认为资源是企业用于生产过程的无形或有形资产，如固定资产、信息、品牌、技术和人力资本等。

Makadok（2001）将能力定义为一种嵌入在企业内部的不可转移的“特殊资源”，其作用在于提高其他资源的生产力。

更为具体的，Amit和Schoemaker（1993）认为能力能够被抽象地理解为提高企业资源生产力的“中间商品”。

因此，能力不同于资源，资源需要通过能力才能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而能力能够直接产生经济租金，提高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

2.知识整合能力的内涵与维度划分

知识整合的概念最早是由Henderson和Clark（1990）在研究产品开发时提出的。

他们认为，企业产品开发需要两方面的知识：

元件知识和架构知识，架构知识的产生过程就是知识整合，是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对企业现有知识的重新配置。

Kogut和Zander（1992）认为，知识整合是企业利用现有知识产生新应用的能力。

Grant（1996a）首次系统阐释了知识整合的理论框架，包括知识整合的两种机制（命令和组织惯例）、三种特征（整合效率、范围和灵活性），认为企业竞争优势并不是来自于知识，而是来自于企业整合知识的能力。

然而，Grant（1996a）并没有对知识整合能力给出清晰的定义。

Zahra，Ireland和Hitt（2000）认为，知识整合是企业管理者识别、集成、利用所获取知识的过程。

DeLuca，Atuahene-Gima（2007）进一步将知识整合定义为企业识别、分析、解释、组合已有知识的结构和过程，如利用文件、信息分享会议、项目分析、项目评审、外部专家咨询等。

依据以上学者的观点，本研究从企业微观过程视角将知识整合能力界定为：

为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对企业现有知识以及在本地和国际市场搜索到的知识进行分析、融合与重构的动态循环过程。

知识整合可以划分为两种机制：

正式整合机制和非正式整合机制。

正式整合机制是指通过事先建立的过程、管理界面来协调和解决差异化的活动；而非正式整合机制是一种社会特征，主要是指在内部营造一种鼓励知识分享的氛围（Kahn，1996；Kahn＆Iii，1997；Zahra＆Nielsen，2002）。

3.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模型

图6-1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知识整合与创新绩效概念模型

本研究认为，外部知识搜索能为企业创新提供必要的创新知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促进知识整合的机制，包括正式整合机制和非正式整合机制，进而推动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已有研究缺口，本研究提出的研究框架如图6-1所示。

研究问题主要包括：

知识整合能力在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平衡与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知识整合能力在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联合与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三假设提出

1.外部知识搜索双元与知识整合

虽然企业在本地和国际市场搜索能够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但这些知识和信息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创新绩效，而必须在内部经过一个识别、解释和配置的过程（Kogut＆Zander，1992；Zahra，Ireland＆Hitt，2000；DeLuca＆Atuahene-Gima，2007）。

Hamel和Prahalad（1994）将这个过程定义为整合，即企业识别和利用所搜索到知识的过程。

通过知识整合，企业才能够将外部获取的知识内部化，进而指导企业未来的战略决策（Zahra，Ireland＆Hitt，2000）。

依据知识整合理论视角，企业知识不能直接转换为竞争优势，而必须经过知识整合的过程（Grant，1991；Grant，1996a；DeLuca＆Atuahene-Gima，2007）。

因此，企业要想充分利用从本地和国际市场上搜索到的知识，就必须建立知识整合机制。

当企业在组织内部建立专门的本地知识搜索和国际知识搜索业务单元时，企业需要充分在两个业务单元之间进行协调，促进两个业务单元之间的沟通和知识分享，这样企业才能充分实现企业知识搜索的战略意义（O'Reilly＆Tushman，2008；Jansen，Vera＆Crossan，2009）。

当企业以情景双元的方式实施外部知识搜索双元战略时，企业让员工自己来分配本地知识搜索和国际知识搜索的时间，此时企业外部知识搜索活动具有零散性（fragmented）的特征，搜索的知识分布于企业各个员工中（Gibson＆Birkinshaw，2004）。

因此，知识整合的战略意义显得尤为突出。

特别是员工往往无法意识到这些搜索到的知识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Zahra，Ireland＆Hitt，2000）。

此时，企业需要建立专门的整合机制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动员员工在内部充分交流，分享所搜集到的知识（Zahra＆Nielsen，2002）。

此外，企业在本地和国际市场上获取的知识很多都是隐性的，知识的隐性特征使企业很难快速识别其用途并将其用于企业创新过程中，因而必须经过知识整合过程才能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Tsai＆Hsu，2014）。

鉴于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设：

H1a：

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平衡对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具有正向影响。

H1b：

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平衡对非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具有正向影响。

H1c：

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联合对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具有正向影响。

H1d：

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联合对非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具有正向影响。

2.知识整合与创新绩效

通过建立知识整合惯例，如跨职能学习、共同问题解决以及在内部营造鼓励知识分享和交流的氛围，企业能够快速识别从本地市场和国际市场上搜索到的知识的重要性和用途，并将其快速整合进企业现有知识库中，推动企业创新（Zahra＆Nielsen，2002；DeLuca＆Atuahene-Gima，2007；魏江、徐蕾，2014）。

事实上，在不断的知识整合过程中，企业对自身的知识基础和分布位置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对于企业实现多种知识的整合并推动创新是极其有利的（李贞、杨洪涛，2012；Tsai＆Hsu，2014）。

基于这种理论逻辑，本研究认为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双元是通过影响知识整合能力，进而影响创新绩效。

鉴于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设：

H2a：

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2b：

非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3.知识整合在外部知识搜索双元与创新绩效中的中介效应

事实上，企业从本地和国际市场上搜索的知识要想转化为企业的创新绩效，必须经历一个整合的过程。

尽管从短期来讲，企业可以迅速将从外部市场获取的知识用于企业创新过程中，但这种知识应用往往是浅层次、低效率的。

企业要想实现对从外部获取的知识的大范围和深层次应用，就必须对获取的知识进行充分的识别和整合，以充分挖掘这些知识的创新属性，最终实现与内部知识库的最优匹配。

此外，从长远来看，企业获取的这些资源和知识由于其“相对黏性”和“刚性”使得企业难以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因而在动态环境下很难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

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外部商业环境异常复杂、技术变革快速，此时企业仅仅拥有资源是不够的，必须能够对获取的资源进行消化、协调和整合。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

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在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平衡与创新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

H3b：

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在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联合与创新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

H3c：

非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在外部知识搜索双元平衡与创新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

H3d：

非正式知识整合机制在外部知识搜索双元联合与创新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

四研究方法

1.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

在问卷题项的设计上，充分借鉴国外成熟量表，并采用翻译和回译的形式不断提高问卷的内容效度。

问卷由在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进修MBA、EMBA学位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作者借助个人和项目团队的人际关系网络所覆盖的企业高层人员填写。

问卷充分采用邮寄、电子邮件、网络在线问卷、访谈等多种形式进行发放。

最后共发放问卷525份，回收问卷309份，剔除其中存在缺失值的90份问卷，获取有效问卷21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41.71%。

样本企业主要集中于以下产业：

电子信息（29.68%）、专用设备制造（20.5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12.33%）、一般机械制造（11.42%）、金属制品（9.13%）、其他（16.89%）。

本研究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来测度问卷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对问卷所有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在未旋转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单个因子能够解释绝大多数的方差的情况，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变量测度

问卷的题项主要从以往的文献中获取。

本地知识搜索、国际知识搜索、创新绩效的测量方式与第四章的测量方式相同。

（1）外部知识搜索双元

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平衡表示本地知识搜索和国际知识搜索的相对平衡，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联合表示本地知识搜索和国际知识搜索的整合。

遵循Cao，Gedajlovic＆Zhang（2009）和张婧、段艳玲（2010）对于组织双元的平衡和联合的计算方式，我们先求出本地知识搜索和国际知识搜索差的绝对值，再用5减去二者的绝对离差来测量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平衡，该值越高则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平衡水平越高。

我们用本地知识搜索和国际知识搜索的乘积来测量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联合。

本研究参考Laursen、Salter（2006）和Wu、Wu（2014）的研究，分别选用5个题项来测度企业的本地知识搜索、国际知识搜索。

（2）国际化

对于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度大多都是单维的，最常用指标主要是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FSTS）、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FATA）、海外子公司分布国数量或企业出口国家数量（NCOS）。

依据Hitt，Hoskisson和Kim（1997）对国际化的定义：

国际化表示企业运营活动跨越国家边界进入不同地理市场或区域的行为，企业国际化程度由国际化广度（企业进入不同国家数量）和国际化深度（企业对每个国家的承诺程度，通常用每个市场的销售收入比率表示）两部分组成（Hitt，Hoskisson＆Kim，1997；Hittetal.，2006）。

因此，以往单维度的测量方法实际上只是测度了国际化的一个方面（Hitt，Hoskisson＆Kim，1997；Hittetal.，2006）。

Sullivan（1994）对单维度的测度方式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观点，并提出了多维度的测度方法，但Ramaswamy，Kroeck和Renforth（1996）对Sullivan（1994）提出的多维度测度方法进行检验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实证支持，他们认为Sullivan（1994）提出的多维度测度方法在信度和效度上存在问题。

要想同时考虑到国际化的深度和广度，Hitt，Hoskisson和Kim（1997）认为熵是一种测度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较好方法。

这种测度方法同时考虑了企业海外运营的国家数量和每个海外市场对企业的相对重要程度（Hitt，Hoskisson＆Kim，1997）。

后续研究也大量采用了这种测度方法（Qian＆Li，2002；Goerzen＆Beamish，2003；Yeoh，2004；Hittetal.，2006；Chang＆Wang，2007）。

遵循这种逻辑，本章也采用熵指标来测度企业国际化程度。

由于国家层面的数据往往难以收集，因此本研究遵循Hitt、Hoskisson、Kim（1997）和Chang、Wang（2007）的做法，主要收集区域层面的数据。

企业国际化程度测度公式为：

ID=∑[P×ln（1/P）]，其中P表示企业在区域i的销售比率（区域i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ln（1/P）表示赋予每个海外区域市场的权重，即i区域销售比率倒数的自然对数。

这种测度方式综合考虑了企业海外区域市场的数量和每个区域市场的相对重要程度。

遵循Hitt、Hoskisson、Kim（1997）和Chang、Wang（2007）的做法，本研究将企业海外区域市场划分为四个异质性的区域市场：

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欧洲、美洲。

（3）调节变量

组织冗余：

借鉴Nohria和Gulati（1996）的测量思路，本研究采用两个主观题项来测量组织冗余，即假定由于某些突发原因，本部门所有员工10%的时间不得不花在一些与本部门不相干的工作上，下一年本部门产出受影响的程度。

假定由于某些突发原因，本部门的年度运营预算减少10%，下一年本部门工作受影响的程度。

本研究使用李克特7点打分量表来测量，1表示产出不受影响，7表示产出将会下降20%甚至更多，中间点4表示产出将会下降10%。

因此，最终的得分越高表示组织冗余越低。

鉴于此，本研究对问卷测度值进行反向转换，用7减去测量值来测量组织冗余水平，该值越大说明组织冗余水平越高，该值越小说明组织冗余水平越低。

环境丰富性：

有些学者选择连续型变量来测度环境丰富性（Lietal.，2013），例如选择产业增长率、销售额、价格成本利润率、企业员工总数（Dess＆Beard，1984；Lai，Wong＆Lam，2015）。

然而，由于所获取的是横截面数据，本研究遵循Sutcliffe和Huber（1998）的测量方法，选用6个主观管理测量题项来衡量环境丰富性。

（4）控制变量

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产业类型、国际化经验作为控制变量。

以企业人数的自然对数测度企业规模；以企业成立至调查之日的经营年限来测度企业年龄；以企业开展国际化业务至今的年限来测度国际化经验。

产业类型设置为哑变量（5个哑变量分别代表电子信息、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一般机械制造和金属制品产业）。

五研究结果

1.信度分析

（1）外部知识搜索

首先，对解释变量——外部知识搜索选择（国际知识搜索、本地知识搜索）进行信度分析。

国际知识搜索变量的CITC值均大于0.8，Cronbachα值为0.964，大于0.9，同时分别删除“与国外顾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密切监控国外竞争对手的日常运营与技术发展”、“与国外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国外中介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各个题项后的α值均小于0.964。

本地知识搜索变量的CITC值均大于0.75，Cronbachα值为0.921，大于0.9，同时分别删除“与本地顾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密切监控本地竞争对手的日常运营与技术发展”、“与本地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本地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本地中介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各个题项后的α值均小于0.921。

数据分析显示各指标均满足前文所述的信度指标要求，通过了信度检验，说明国际知识搜索、本地知识搜索变量测度的一致性良好。

（2）组织冗余

其次，对调节变量——组织冗余进行信度分析，分析结果如表7-1所示。

组织冗余变量的CITC值均大于0.75，Cronbachα值为0.882，大于0.85。

数据分析显示各指标均满足前文所述的信度指标要求，通过了信度检验，说明组织冗余变量测度的一致性良好。

表7-1组织冗余量表的信度检验

（3）环境丰富性

最后，对调节变量——环境丰富性进行信度分析，分析结果如表7-2所示。

环境丰富性变量的CITC值均大于0.6，Cronbachα值为0.904，大于0.9，同时分别删除“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需求很旺盛”、“企业所在产业具有很好的投资或销售机会”、“企业所处产业目前很适合扩大销售规模”、“企业所处产业的销售额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企业总资产价值一直处于增长状态”、“本产业的资本支出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各个题项后的α值为0.884、0.888、0.893、0.878、0.889、0.890，均小于0.985。

数据分析显示各指标均满足前文所述的信度指标要求，通过了信度检验，说明环境丰富性变量测度的一致性良好。

表7-2环境丰富性量表的信度检验

2.效度分析

（1）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书对研究中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测度题项分别做因子分析。

经检验，所有测度题项的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为：

KMO值为0.848，且Bartlett统计值显著异于0，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

鉴于此，本研究对所构建的18个问卷测度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7-3所示。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可以发现，一共抽取了4个因子，这4个因子解释了78.521%的变差。

通过因子分析，可以观察到这4个因子的含义非常明确。

因子1包含的变量为“与国外顾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密切监控国外竞争对手的日常运营与技术发展”、“与国外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国外中介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5个题项。

非常明显，这5个题项衡量的是企业的国际知识搜索能力，可以称为“国际知识搜索”因子。

因子2包含的变量为“与本地顾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密切监控本地竞争对手的日常运营与技术发展”、“与本地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本地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本地中介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5个题项。

非常明显，这5个题项衡量的是企业的本地知识搜索能力，可以称为“本地知识搜索”因子。

因子3包含的变量为“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需求很旺盛”、“企业所在产业具有很好的投资或销售机会”、“企业所处产业目前很适合扩大销售规模”、“企业所处产业的销售额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企业总资产价值一直处于增长状态”、“本产业的资本支出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6个题项。

非常明显，这6个题项衡量的是企业的环境丰富性，可以称为“环境丰富性”因子。

因子4包含的变量为“假定由于某些突发原因，本部门所有员工10%的时间不得不花在一些与本部门工作不相干的工作上，下一年本部门产出受影响的程度”、“假定由于某些突发原因，本部门的年度运营预算减少10%，下一年本部门工作受影响的程度”2个题项。

非常明显，这2个题项衡量的是企业的组织冗余程度，可以称为“组织冗余”因子。

表7-3外部知识搜索、组织冗余与环境丰富性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2）验证性因子分析

外部知识搜索选择。

接着对国际知识搜索和本地知识搜索这两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外部知识搜索选择测量模型的拟合结果表明，χ2值为102.476（自由度df=34），χ2/df值为3.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