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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
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
——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
方红庆/何纯秀
2013-1-149:
21:
50 来源：
《自然辩证法通讯》（京）2012年4期
【英文标题】Naturalism,TranscendentalArgumentsandSkepticism:
OnStrawson'sNaturalisticTurn
【作者简介】方红庆（1982—）男，浙江义乌人，汉族，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知识论。
e-mail:
fangda148＠；何纯秀（1971—）女，四川广安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知识论。
e-mail:
yuhe0228＠
方红庆，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浙江杭州310023；何纯秀，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内容提要】后期斯特劳森追随休谟和维特根斯坦的道路而转向了自然主义，他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驳怀疑主义挑战的做法都是无根据的，因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物体、他心等概念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人类思维不可逃避的认知模式的体现。
不过，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来阐明这些信念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流于口号。
总而言之，自然主义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第三条路径，它试图约束人类理性的过分自负，从而展示真理的自然属性。
【关键词】斯特劳森/自然主义/怀疑主义/先验论证/人类理性
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先验论证逐渐成为英美分析哲学界一个炙手可热的理论焦点，与此同时，自然主义的思潮也在这个时期发酵升温。
在这种情势下，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在1977年承办了一次以“先验论证与科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同名会议论文集。
这次会议吸引了当时许多一流的学者，如罗蒂、本内特（JonathanBennett）、科内（StephanKrner）、亨利希（DieterHenrich）和斯特劳德（BarryStroud）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康德专家，还有一些则是著名的知识论专家，或兼而有之。
该会议的一大主题就是要解决关于科学基础的哲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路径或趋势即自然主义与先验论证之间的对立问题。
斯特劳森显然受到了这次会议的启发，尤其是斯特劳德在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怀疑主义的意义》[1]给予其直接的触动。
①1985年《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
某些种类》[2]的出版标志其哲学的自然主义转向的基本完成，在该书第一章中他不仅提出了其对自然主义的理解，而且也表达了自然主义同先验论证存在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其对怀疑主义的驳斥方式别开生面。
这种全新的应对怀疑主义的方式遭受了各方激烈的批评，不过其中不乏误解之处。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仔细考察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及其与怀疑主义的关系，尽可能消除误解，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问题。
一、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切近地追溯到奎因。
众所周知，奎因1969年提出了其著名的“自然化的知识论”，主张用经验心理学来替代传统的知识论，他说：
“知识论，或类似于它的东西，只能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章节，因此只能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章节”。
（[3],pp.82-83）沙茨（DavidShatz）把奎因的自然主义称之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其核心要义就是要使对信念的经验探究成为知识论计划中的一部分。
而根据对经验材料的使用范围或对象的不同，方法论自然主义又可以划分为置换型的自然主义（replacementnaturalism）和整合型的自然主义（integrativenaturalism），两者的最大分歧在于后者主张利用经验材料来为解决传统问题服务，而前者主张完全放弃传统问题，转而关注经验探究本身。
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奎因，而后者正是斯特劳森。
（[4],p.117）
斯特劳森并不认为哲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因此他也不会同意让经验凌驾于哲学之上，因为这样会导致哲学丧失其应有的领域和尊严。
不过，斯特劳森并不排斥把哲学与自然科学，尤其是同物理学进行类比：
“也许最好的支持物体存在的反怀疑主义论证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准科学论证：
即，一个物体客体的世界，其或多或少拥有当前科学归属于它们的某些属性，这个世界的存在提供了对经验现象的最可行的解释，正如在物理科学范围内被接受的理论提供了它们所处理的物理现象的最可行的解释”。
（[2],p.21）然而，斯特劳森认为哲学同这些经验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能像这些学科那样说我们接受或相信这些科学理论恰恰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提供了它们所处理的现象的最可行的解释，而只能像休谟那样，认为我们自然地在所有我们的推理中对现象作如此的解释，尤其是在构成我们对特殊的物理理论的接受的基础的那些推理中，我们自然地把物质概念解释为是这些物理理论最终所指向的对象。
沙茨认为奎因提出自然化知识论主张的动机在于，他认为传统知识论是失败的，因为它“使常识和科学信念面临怀疑主义的挑战”。
（[4],p.117）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奎因的自然化知识论必须能够规避怀疑主义的挑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斯特劳德和索萨（E.Sosa）认为，奎因的自然主义并没有回答传统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即没有回答对科学理论的真实性及其指涉外部实在的能力的怀疑，其对于回应怀疑主义是无能为力的。
斯特劳森基本认同斯特劳德对奎因的自然主义的批评，不过，他并不认为自然主义只能采取奎因式的理解。
虽然奎因的自然主义确实如斯特劳德所说的“可以接受为是完全合法的，尽管它完全没有触及到怀疑主义的挑战，因此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世界知识的哲学的满足”，（[1],p.287）但是他认为并不能据此就否定存在某种自然主义，它能有效地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
斯特劳森既然不满意于奎因式的自然主义，同时又不愿放弃自然主义，那么他必须提出一种他自己认为合理的自然主义主张，在此他试图向休谟和维特根斯坦寻求灵感和理论支持。
斯特劳森认为，自然主义首先应对的是理性主义，前者首先要求我们要限制理性的自负，尤其在涉及事实和存在的信念的形成的时候要限定理性的自负，因为“我们只是忍不住相信物体的存在，并且忍不住根据归纳这一基本工具来形成信念和期望”。
（[2],pp.11-12）因而，支持和反对怀疑主义的论证同等地都是无根据的和无效的。
斯特劳森认为休谟的“自然”概念表达了这种观点：
“谁要是费了心思来反驳这个全部怀疑主义的吹毛求疵，他就实在是没有对手而在进行辩论，并且努力通过论证来建立自然在心灵中先已树立起来，并使其不得不活动的一个官能”。
（[5],p.209）休谟认为，在我们的思想的核心部分中，存在一类重要信念，我们在心理上自然地相信它们，以至于我们去追问它们错误的可能性的做法是不得要领的和没有根据的。
因此，休谟说：
“如果问，毕竟有无物体？
那却是徒然的。
那是我们在自己一切推理中所必须假设的一点”。
（[5],p.214）
同时，斯特劳森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找到了相似的观点。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存在一个区分，即在理性和经验的范围内受质疑和规定的命题与那个范围之外的命题，后者不容怀疑并且它们“似乎是一切问题和一切思想的基础”。
（[6],p.65）此外，斯特劳森更是引用了维特根斯坦著名的关于河床的隐喻来表明这种区分的存在，不过同时也强调，他所主张的信念系统或框架如同维特根斯坦的河床或河岸那样并不是完全不可改变的：
“那条河流的岸边一部分是不发生变化或者变化小得令人觉察不到的坚硬的岩石，另一部分是随时随地被水冲走或者淤积下来的泥沙”。
（[6],p.18）
斯特劳森对休谟和维特根斯坦的考察和解释基本上是“六经注我”式的，从根本上来说，自然主义的提出是其本人一贯的思想路线的延续和扩展。
我们知道，斯特劳森在《个体》一书中提出了概念图式这一概念，然而概念图式本身要成为可能必须有更为基本的概念，这些概念包括时间、空间、物质物体和人。
而在《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
某些种类》中，斯特劳森只是把这些概念扩展到基本信念（物体存在的信念、归纳的信念和记忆的信念），没有这些基本信念，我们根本无法使用我们的概念工具。
最后，他在《分析与形而上学》[7]中提出了其对概念分析的理解，他认为我们的概念是通过一个相互联结的概念网络来提供它们的内容，而不是如以往那种还原主义或原子主义的概念分析那样企图通过探究概念意义的最小单元（例如休谟的“简单印象”）的分析来完成。
然而，这种由概念联结而成的信念系统或框架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必须要寻找到一些不需要其他概念支撑的基本概念，相反，它们是其他一切概念的最终根据和基础，同时他主张自然地捕获基本概念的根据就是非技术性的日常论述，因此这种主张其实是同其自然主义是一致的。
此外，在斯特劳森看来，自然主义是为形而上学提供辩护的最后堡垒，他把自己称之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家。
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以一种貌似软弱的方式为我们思想中某些稳定的概念要素进行辩护，抗拒不断侵蚀形而上学基础的历史主义思潮。
二、斯特劳森论怀疑主义：
动机、对象与处理方式
要考察斯特劳森对怀疑主义的自然主义回应，首先要做好两项工作：
第一，弄清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的内涵，这是本文第一节已经完成的工作；第二，弄清斯特劳森对怀疑主义的界定。
斯特劳森承认怀疑主义存在许多种类，涉及许多特定问题，例如道德问题、心理实体问题等，不过他不是在这种特殊的层面上讨论怀疑主义的，因此他不主张对怀疑主义进行细化区分，而只是讨论某些熟悉的和标准的哲学怀疑主义形式。
首先，从怀疑主义的动机上来说，他认为怀疑主义的动机不在于否定某些类型的信念的有效性，而是怀疑持有它们的根据的充分性。
因而怀疑主义关键在于提出疑惑，促进对信念根据的思考，从而最终为寻找知识的可靠基础提供帮助，而不是否定信念，乃至于否定一切知识。
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这种观点同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是一致的，都是一种方法论的怀疑主义。
从动机的角度出发，斯特劳森提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来应对怀疑主义，至少在策略上是匹配的。
其次，从怀疑主义的对象来说，它主要包括外在世界的存在、他心、归纳和记忆。
斯特劳森本人要处理的主要是关于外在世界存在的怀疑主义，即要证明物理对象或物体的存在。
索萨认为这种涉及框架信念或承诺的怀疑主义必定是一种有限的怀疑主义，它不是一种根本性的怀疑主义，后者必定是关于外在世界、他心等的特殊信念的怀疑主义，例如笛卡尔所提出来的特殊问题，即，在他面前燃烧的是否是真正的火焰？
（[8],p.362）然而，这种判断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斯特劳森看来，任何形成自框架承诺范围内的特殊信念或命题都是可以通过证据或论证来应对的，因而对于它们的怀疑在根本上是无法提出的。
因此，真正在哲学上有意义的和应该关注的只有涉及框架承诺的怀疑主义。
对于怀疑主义的问题域的这种认识使得斯特劳森意识到真正的哲学问题必定是一个界限问题：
关于外在世界的怀疑主义涉及的是经验界限（经验与外在世界）；关于他心的怀疑主义涉及的是自我经验的界限（自我经验与他人经验）；关于归纳的怀疑主义涉及的是已知经验的界限（已知经验与未知经验）；最后，关于记忆的怀疑主义涉及的是过去经验的界限（当前或未来的经验与过去的经验）。
经验范围内的事情可以通过经验的方法得到解决，然而当我们涉及整个经验本身同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时，这已经是如卡尔纳普所说的“外在问题”，因而需要一种先验的方法来提供论证。
因此，我们也不用奇怪斯特劳森为什么会把先验论证作为其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的具体层面的方法。
最后，从处理怀疑主义的方式来看，斯特劳森认为传统上存在两种处理怀疑主义的方式：
一是利用常识、理论或准科学的因素，通过理性论证来直接反驳它；二是通过表明怀疑主义论证以某种方式是不可理解的或自败的这一点来间接地反驳它。
这两种方式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借助于论证来直接或间接地反驳怀疑主义，斯特劳森认为存在第三条道路：
“我将考虑一种不同的回应怀疑主义的类型——一种并不那么企图反对这种挑战而是绕过它的回应”。
（[2],p.3）
因此，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不仅是一种应对怀疑主义的方式，它更是一种思想态度，因为它根本上否定了通过论证进行驳斥的方式本身，进而采取一种“漠视”怀疑主义存在的态度。
按照这种思路，斯特劳森把一大批哲学家都划入了自然主义哲学家的范畴，其中包括休谟、摩尔、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斯特劳德等。
如果单纯以是否通过论证或提供理由和证据的方式来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这一点作为斯特劳森划定自然主义的标准的话，这个标准就过于宽泛了一点。
斯特劳森为了使其自然主义同他所谓的同盟者，尤其是同摩尔和卡尔纳普区分开来，他系统地考察并批评了他们对于怀疑主义的应对方式。
然而，斯特劳森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制定出更为符合他自身的自然主义的标准，不如说为了更加清晰地考察传统怀疑主义的本质所在，以及由此解释摩尔和卡尔纳普的自然主义方案失败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
尽管许多哲学家对摩尔著名的关于外在世界的证明不以为然，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正确地指出其论证中的错误。
斯特劳森指出，一般而言，涉及外在世界的怀疑主义观点都会主张，主观经验在逻辑上是同物理或物质事物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摩尔的论证显然没有击中怀疑主义的要害，因为他的论证完全是基于他自己的主观经验（“我认为这是一只手”）的。
这是一种对怀疑主义的独断的否定。
斯特劳德认为必须寻找拆解怀疑主义的某种方式，它不是一种通过确立或证明我们确实知道某些为怀疑主义者所否定的东西的方式，而是一种抵消（neutralize）怀疑主义问题并使其在哲学上无效的方式，不过他本人没有明确说明这种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
抵消怀疑主义问题的方式首先是由卡尔纳普所实践的，他认为怀疑主义的问题根本上是无法提出的，诸如“存在物理事物”这样的语句根本不是一个命题，因为没有一个经验过程可以把这个语句确立为命题，因而这个语句要有意义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即，为了组织经验，是否要采取某种约定，做出物理事物语言或概念框架的选择问题。
然而，怀疑主义者所提出的应该是一个理论问题和外在问题，即这个框架本身是否符合实在。
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可证实的答案，因而是无意义的。
不过，这种结论的得出必须以意义的证实理论为前提，这在斯特劳德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因而他批评卡尔纳普的观点是一种证实主义的独断论。
紧接着，他针锋相对地说，怀疑主义的挑战和怀疑主义的问题都是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因而是可以通过理性论证来应对和回答的。
斯特劳森也不会认同卡尔纳普，因为他相信存在原初的、自然的和不可逃避的承诺，诸如关于物理客体、他心等的信念，它们既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也不是我们可以放弃的，更不可能是我们约定的。
因而，他不把怀疑主义的论证视为是一种无意义的论证，而是把它视为是一种无用的或无根据的论证。
斯特劳森主张同时把怀疑主义的论证和反怀疑主义的论证都视为是无根据的，因此，他也不同意斯特劳德的可以通过论证来应对和回答怀疑主义挑战的观点。
在笔者看来，斯特劳森关于怀疑主义的看法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转变的只是应对怀疑主义的方式。
这种转变的动机在于斯特劳森对先验论证的论证效力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同时，斯特劳德对先验论证的尖锐批评不能说对斯特劳森没有触动，他承认先验论证有可能陷入斯特劳德所说的两难之中，即要么没有驳斥怀疑论的功能，要么需要证实主义的支持，因而也就取缔了先验论证本身的驳斥怀疑论的功能。
（[9],p.247）为了这种情况不发生，他必须对先验论证进行调整，使先验论证的结论的强度有所降低。
自然主义同先验论证的联姻也不是灵机一动，而是深藏在其思想中的两大源泉自然汇流，斯特劳德只是为这种结合提供契机而已。
三、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一种驳斥怀疑论的新方向？
对于怀疑主义，斯特劳森一开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应对策略，而是在两种策略，即在自然主义与先验论证之间徘徊。
在1958年发表的文章《论确证的归纳》中，斯特劳森完全采取了休谟的路线，他认为归纳的信念不是约定的，而是自然的，并且我们的基本准则（归纳的）不是武断地选择的，因为它涉及信念形成这一基本层次，因而对基本准则的接受是自然强加于我们的。
（[10],p.21）而几乎是同一时期，即1959年，斯特劳森在其成名作《个体》中则采取了康德的路线，他说：
“怀疑主义者的怀疑是不真实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逻辑上不可解决的疑惑，而是因为他们等于抛弃了整个概念图式，而这些怀疑只有在这个图式中才有意义”。
（[11],p.35）最后，他在《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
某些种类》中转向自然主义，并力图把先验论证纳入到自然主义的计划中来。
按照斯特劳森以往的看法，先验论证是一种驳斥怀疑主义的方法，而这势必会造成它同自然主义之间的功能上的重叠。
因此，当务之急就在于怎么让这两个似乎在功能上重叠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对它们两者的功能进行一种重新定位。
斯特劳森认为在康德与休谟之间存在一种类似的区分，在休谟那里是哲学的批判思想与日常的经验思想之间的区分，而在康德那里则是批判层次与经验层次的区分。
在经验层次上，休谟主张关于物体存在的信念是一个我们无可逃避的自然承诺。
不过，在休谟诉诸对于信念的自然倾向的时候，康德却诉诸先验论证来证明，自我觉知（self-awareness），即关于我们自身内在状态的知识，要成为可能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承认由受规则统摄的对象组成的一个外在世界的经验知识的存在。
在哲学批判的层次上，休谟同康德的差异更大，前者认为批判思想不能提供给我们任何反驳怀疑主义的保证，而后者则提出了他自己的先验观念论。
因此，休谟走的是经验与批判（先验）、理性与自然完全隔绝的道路，而康德走的则是理性与自然结合的道路。
斯特劳森本人主张后一条道路，他认为怀疑主义的质疑应该被忽略，因为它们是无根据的，我们没有能力抗拒自然以及自然地植根于我们的信念之中的秉性的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在涉及事实与存在问题的信念的时候没有作用：
它引导我们限定和详细说明我们的归纳工具和程序，批判，有时反对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自然地倾向于相信的东西。
（[2],pp.14-15）
最开始认为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的是斯特劳德，他说：
“正是在这一点上，对类似于先验论证的某些事物的探究似乎是最为可理解的和最为有希望的”。
（[1],p.293）这里的“这一点”指的是，斯特劳德认为，即使假定一个完全自然主义的解释的真和完备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完全满足于人类知识，还是有些事情是必须证明的。
而这些事情指的是：
表明传统哲学问题，即一般而言，我们能够知道的外在世界是否确实如我们所经验的那样，不是严格地类似于那些世俗问题的；或者，如果是类似的，就要表明它对我们而言是完全可理解的，并且能够提出融贯的可能性，仅仅因为，当我们在哲学范围内对它进行追问的时候，它并不会有完全一般的，因而是可怕的怀疑主义后果。
因此，在斯特劳德看来，先验论证所要完成的实际上是寻求传统怀疑主义的可能性的条件，并以此出发来揭示其无效性。
不过，斯特劳德话锋一转，认为如果先验论证所能达到只是这些的话，那么它根本没有提供对怀疑主义问题的一种令人满意的回答，而只是提供了该原初问题本身失败的一种感觉。
显然，斯特劳德对于先验论证的定位依然还是把它视为是一种反驳怀疑主义的方法，并且认为这种方法处于两难之中，即，它要么需要一种证实原理的支持，要么仅仅能表明自我经验与外在经验之间可能的条件关系。
如果选择前者，那么先验论证根本就是一种多余；而如果选择后者，那么先验论证则不能驳斥怀疑主义，因为它无能证实外在世界的存在。
然而，如果放弃把先验论证视为一种驳斥怀疑主义的方法，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可以接受的，这正是斯特劳森所采取的做法。
他说他非常乐意接受斯特劳德上述的批评，因为“它至少允许先验论证可以证明我们的概念使用和相互联结”。
（[2],p.10）为此，他特意引用了福斯特（E.M.Forster）的箴言：
“仅仅是联结”。
（[2],p.22）
斯特劳森如此强调联结的概念实际上是其对传统的“分析”概念的不满的后果，传统的“分析”概念带有强烈的还原主义倾向，它必然会试图在概念或语词与感觉知觉之间建立指称性关系，然而这两种在质性上完全不同的东西的结合必定会为怀疑主义留下余地。
为此，斯特劳森认为，分析应该是在体系中去寻找并建立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
当然，先验论证是一种特殊的概念分析，它所指向的联结的一端必然是非经验性的概念，也就是斯特劳森所认为的怀疑主义所质疑的那些基本概念或信念们。
简言之，斯特劳森放弃了把先验论证视为是一种驳斥怀疑主义的方法的强观点，同时也让自然主义放弃大规模有效性的不真实计划，满足于概念能力和信念之间相互联结的证明，而提供这种证明的正是先验论证。
而这种结合之所以能够绕过怀疑主义挑战的理由就在于，它至少向我们表明了存在一种由彼此联结在一起的信念组成的信念体系或框架，其由我们自然地倾向于相信的基本信念组成的核心部分构成了我们一切思想的基础，并因此免于怀疑。
然而，许多哲学家对斯特劳森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转向及其同先验论证的关系的处理相当不以为然，罗伯特·斯滕（RobertSterrn）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支持先验论证，同时又反对自然主义的哲学家。
斯滕认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策略不可能成功，他一一列举了数种对自然主义策略的可能解释，并一一驳斥之。
（[12],pp.224.228）笔者认为其反驳的核心要点在于自然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本身太过单薄，仅仅诉诸信念持有的不可避免性，却又无能从自身出发来提出强有力的理论保障，然而如果求助于其他理论来支持的话，那么又会弱化，甚至危及其自身的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斯滕认为一条解释自然主义的可能路径就是采取一致主义的立场，而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从笔者对斯特劳森对于信念内容的规定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确实具有强烈的一致主义倾向，虽然这种倾向通过先验论证对于基本信念的阐明得到了遏制。
如果真做这种解释的话，那么我们确实可以通过信念系统的一致性来确证基本信念，然而，这里起到驳斥怀疑主义作用的是一致主义，而不是自然主义。
同时，他认为，即使我们接受斯特劳德的批评，先验论证依然可以具有驳斥怀疑主义的功能，而无需急于转向自然主义。
当然，先验论证不可能再像其客观性论证那样主张一种强观点，必须对其进行弱化。
以关于外在世界存在的怀疑主义为例，它提出的问题是：
当我们缺乏恰当的推论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确证地相信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
斯滕说：
“我们能够使用一种温和的先验论证（它只表明我们拥有一个外在世界的经验）去表明，就我们的信念被证明是服从一个知觉的（非推论的）标准，并因此是确证的而言，没有这样一种推论被要求”。
（[12],p.232）斯滕在此的意思是，既然我们接受斯特劳德的批评，那么我们首先要抛弃的一个观念就应该是一种以真为导向的（truth-directed）先验论证，它试图证明某些非心理的事实或事态是经验的必要条件。
继而，他建议转向一种以信念为导向的（brief-directed）先验论证，这种论证主要诉诸一条非推论的知觉标准，即试图利用我们的知觉经验来给我们的信念提供确证。
②此外，因为这种先验论证力图通过阐明某些信念是经验的必要条件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因而同斯特劳森所刻画的怀疑主义是匹配的。
因此，斯滕在此其实在批评斯特劳森一方面接受了斯特劳德的批评，但与此同时却没有恰当地把握到这种接受所导致的后果而急急忙忙地就转向在斯滕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的且不可能成功的自然主义，据此他说“斯特劳森被错误的想法误导了（misguided）”。
（[12],p.228）
在笔者看来，从就事论事的角度来看，斯滕的批评是中肯的。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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