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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的成因和对策
“教书先生”恐怕是市井百姓最为熟悉的一种称呼，从最初的门馆、私塾到晚清的学堂，“教书先生”那一行当怎么说也算是让国人景仰甚或敬畏的一种社会职业。
只是更早的“先生”概念并非源于教书，最初出现的“先生”一词也并非有传授知识那般的含义。
《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论语》中的“有酒食，先生馔”；《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
”等等，均指“先生”为父兄或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
其实《国策》中本身就有“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的说法。
可见“先生”之原意非真正的“教师”之意，倒是与当今“先生”的称呼更接近。
看来，“先生”之本源含义在于礼貌和尊称，并非具学问者的专称。
称“老师”为“先生”的记载，首见于《礼记?
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作者:
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明显好于预期，也好于去年。
工业、投资、出口三大指标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大大超过了人们年初的预料，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增长的回升。
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6％，二季度则提高到8％，三季度估计接近8％，四季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落，但全年经济增长好于去年已成定局。
估计今年GDP增长率将达到7．6％左右。
目前学者们对今年短期经济运行趋势的判断已形成了共识，但对宏观经济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却存在明显的分歧。
这些体现在：
对今年经济回升的性质判断，目前是否存在通货紧缩以及产生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缘何经济回升而物价水平却继续回落，即产生“缩长”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对今年宏观经济的总体判断是：
经济回升主要是受短期利好因素的刺激，真正反映内在增长的因素如消费、物价则呈现相反的走势，表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
物价持续走低与消费增长的回落有直接关系。
通货紧缩是一种内在的长期性趋势，是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矛盾的综合体现。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以反通缩为主要目标，在制订具体措施上要实现两个重点：
一是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要进一步放松金融政策，并努力将它们与扩大就业、刺激消费结合起来；二是要加快供给和需求结构的调整，深化以金融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各项改革，以求“治本”。
一、今年经济回升的性质仅是又一次反弹
对今年上半年经济回升的性质，基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回升基本是自主性的、内在的，经济增长正在反转或不久的将来会反转；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回升从性质来讲又是一次反弹而非反转，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是靠短期政策的作用和外部环境的改善。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今年的内需增长强劲，而且是自主性的增长：
一是居民消费继续快速增长；二是内生性增长的重要证据之一是，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明显加快；三是新的消费热点正在形成，且近几年消费结构升级明显。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年的经济回升仅有“两好”，没有达到“三好”。
“两好”是指好于预期，好于去年，但没有做到“第三好”，即离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如果扣除短期政策因素的影响，这种差距更大。
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消费增幅回落（尤其是农村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物价持续走低、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等，是经济存在内生性紧缩趋势的反映，这些都是内在增长因素，当前它们基本都处于欲振乏力的状态。
这些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消费不足，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费不足又是由于就业严重不足。
产生消费不足的原因，除了大家讲的就业压力增大、物价持续下降、消费环境不佳等因素外，这里有两个不被大家重视的因素需要强调：
一是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问题，特别是与发达地区的消费潜力和GDP增长形势相比，发达地区消费增长明显偏慢。
对消费率偏低的问题需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消费率低是由于投资率高，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不高，近期最明显的是反映为城市建设成本过高（这实际也反映了城市化的成本过高，如城市交通结构不合理，以及城市建筑、道路设计粗糙导致频繁改建、翻修等），使得GDP的一部分本来应该用于消费的却无法用于消费；另一方面，新兴消费热点（如住房、汽车等）由于价格长期偏高以及其他政策性限制而难以加快形成，使得消费结构升级不顺利。
一些数据显示不仅是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消费不足，而且是越发达的地区越是消费不足。
发达地区消费不足，使得国内消费市场规模扩大受到限制，使主要为国内需求生产的中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变窄，东部地区投资率过高也产生了明显“挤出效应”；同样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消费不足，也大大限制了东部地区生产能力的发挥，并强迫其不得不依赖于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外部市场。
二是近几年来，公共物品价格大幅度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购买能力。
如教育、医疗作为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价格每年都呈两位数增长，导致居民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大幅攀升，从而不得不相对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
二、通货紧缩是一种需要高度重视的长期趋势
一些学者从货币供应增长来判断当前是否存在通货紧缩。
在我国当前情况下，货币指标存在较多的“扰动因素”，特别是用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大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来判定货币供应是否充足，是不恰当的。
判断通货紧缩最重要的依据是物价是否出现持续性下降，而且持续时间超过2个季度。
从这一标准来看，目前的确存在通货紧缩问题。
居民消费价格自2019年9月份开始下降，已持续下降近一年，今年一季度GDP增长7．6％，二季度则上升为8％，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呈相反的走势，一季度平均下降0．6％，二季度平均下降1．1％，7月和8月份各项宏观经济指数仍然较为强劲，但物价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抑制，分别为—0．9％和—0．7％。
同期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降幅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如果再从零售价格指数看，情况更是如此。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自2019年10月开始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以来，通货紧缩一直存在，只是受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改善的影响，一段时间（如2000—2019年上半年）被暂时掩盖了或被部分抑制了。
有一点需要强调，通货紧缩并不意味着经济衰退或萧条，我国的通货紧缩实际上反映为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降或持续调整，这就是所谓的“缩长”现象（经济适度快速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
在中长期结构调整和体制慢变的过程中，货币增长以及利率政策本身与物价走势的关系趋弱。
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或者讲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因此，从货币供应增长率来判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
除了价格持续下降作为判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外，还有一些指标可以印证是否存在通货紧缩。
即
（1）实际经济增长率是否长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
（2）社会上的有效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3）是否存在持续性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以上三者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都能证明我国当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实际自2019年后一直存在着）。
首先，近几年来，我国的确存在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持续地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问题。
对潜在增长率尽管难以给出准确的量化指标，但多数学者都承认每年“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长肯定大大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一般估计，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为9—10％。
经济增长持续地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必然导致，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靠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强有力支撑。
面对中长期结构大调整的形势，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型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我国主要体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避免通货紧缩转化为长期的萧条（包括抑制周期性衰退）。
因此，经济增长的“缩长”组合是积极的宏观政策与经济结构中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
2019年以来出现的经济回升而物价却持续下降的矛盾现象，至少说明了两点：
一是当前经济增长回升不是内生性的，主要是靠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和世界经济开始复苏这些外部因素所推动；二是说明经济回升的力度不够大，不足以阻止价格的内在下降趋势。
我们还可以回过头来看看2000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当年价格的温和回升的确是基础不牢，回升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前两年的物价的“超跌”，价格的回升是对“超跌”的纠正；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内需和外需均表现出强劲的回升态势，且季度GDP持续三个季度高于8％。
这里不妨做出这样的经验判断：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如果季度GDP增长不能连续三个季度超过8％，物价必然呈现负增长。
2000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均超过了8％，随后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今年也难以出现这一情况。
今年经济增长回升力度明显不及2000年，只是比我们估计的要好，比去年下半年要好，但不是实质性的转好，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摆脱调整型增长趋势。
其次，近几年来，有效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相当明显，且去年以来随着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部分与入世有关），使劳动力和资金资源闲置问题相当突出。
先看看就业情况，去年以来，社会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现实矛盾。
“九五”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呈不断减少趋势，而农村非农就业总规模则出现了绝对减少，特别是去年以来就业压力明显增大。
就业不足必然带来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和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从而加剧通货紧缩；反之，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就业不足和需求不足。
再来看资金的利用情况，近几年来，资金闲置明显增多，资金收益率不断下降。
主要反映为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
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意味着作为最为稀缺的资源一资本的利用率低下，最终抑制有效需求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也意味着资金的大量闲置。
此外，国家为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所投放的基础货币，也更多地转化为储蓄，而不是投资，这方面造成的货币闲置估计占货币供应量的15％。
三是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是一种长期性趋势。
这既反映为消费需求不足，又反映为民间投资增长缺乏内在动力。
当前构成内需主要部分的消费仍然缺乏内在增长动力。
另外，民间投资信心和内在动力均不足。
今年第二季度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比一季度有所加快，但这主要是恢复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出口快速增长有关，民间投资增长仍然没有摆脱相对疲弱的趋势。
这主要是因为：
（1）长期性的消费需求不足和物价的持续下降，明显增大了民间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民间投资的现实收益率及预期收益率下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2）民间资本市场准入仍然受到体制性和政策性的壁垒限制；（3）民间企业的社会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且渠道很窄。
通货紧缩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长期性问题。
三、通货紧缩的成因
关于通货紧缩产生的原因，我想先就目前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做一些澄清。
对今年经济回升而物价却持续下降，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技术进步、入世和反垄断及结构调整。
我们认为，前三个原因实际不成立或者不重要，只有结构调整作为通货紧缩的主因具有说服力，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价格的持续下降，实际可能是一种相反的情况。
一般来讲，技术进步只是造成技术进步的先导部门物价的持续下降，但与目前多数人的观点相反，它会通过扩大社会总需求，刺激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我国许多工业品和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扩大与技术进步的加快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源于资本及资源投入的增加。
入世对我国今年物价的走低有一定作用，但并不明显，至少2019年是如此。
2019年初我国进口增长明显放慢，从直接作用看，其对国内产品的价格压力不是增大了而是减小了。
入世对国内产品价格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关税税率的下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内相关产品形成的降价预期，如汽车产品价格普遍出现了大幅的下降。
反垄断以及公共产品涨价的减缓是导致价格下降的原因更是经不起推敲。
如果我们将消费和服务产品分为一般竞争性产品和非竞争性产品（垄断产品或公共产品）。
在强垄断和公共产品的定价受利益集团所左右的情形下，非竞争性产品价格必然是“虚高”的，与实际的差额就是消费者的损失，而居民收入是一个定数，结果导致了居民对垄断产品或公共产品的“超额支出”。
再假设，如果这些垄断或公共产品的消费是刚性的（如基础教育、医疗、水电等，实际确实如此），那么，在既定收入水平下，居民只好降低或减少一般产品的消费，这会导致一般产品价格的下降。
在就业不足和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认为，反垄断和公共产品涨价的减缓将降低消费者的“损失”，从而增加居民的购买力，有利于价格的回升。
这一分析表明，前几年一些专家强调，应通过提高公共产品（水电、教育）价格企图遏制价格下降是天真的，结果是适得其反。
提高公共产品的价格只有在供给短缺或实际价格偏低时，才能促进物价水平的上升，否则，只能是加剧通货紧缩。
我们认为，形成长期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
1．结构性因素。
长期累积性的结构性矛盾是造成当前通货紧缩的极重要原因。
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由此也决定了通货紧缩有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两方面的原因：
就供给结构而言，其矛盾集中在，一方面大量的低效和无效生产能力难以淘汰；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低效和无效的生产能力不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而淘汰，便会加剧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导致价格持续低迷和价格机制失灵；同时，低效和无效的生产能力不能及时有效地淘汰，便会造成资源的无效占用，从而挤占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的资源，限制其规模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
有人很直观地分析，当前市场价格低迷主要是由于恶性价格竞争所致，因此建议企业不要搞恶性竞争，否则会伤害所有市场参与方的利益。
这里关键不是恶性竞争本身，产生恶性竞争的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才是问题的核心。
我认为产业恶性竞争的主要结构性原因是产业组织结构升级长期严重滞后。
随着我国短缺经济的消失及“买方市场”的形成，市场竞争结构应该由以价格竞争为中心的初级竞争结构向垄断竞争结构转变，这一过程显然是由于传统的行政分割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而被大大延迟了。
集中表现为：
优势产业和企业难以通过跨部门、跨所有制、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兼并重组而集中，从而无法实施规模效益和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就整个市场组织体系来讲，则无法形成有序、合理的市场分工格局。
只有真正形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才能根治恶性竞争的“顽疾”，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双赢，否则，供给低水平的过剩局面将无法改变，价格持续下降的趋势将会延续。
这就是形成通货紧缩的供给结构方面的原因。
另从需求结构看，我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变化远没有现有统计数据反映的那么快，消费结构升级仍然存在较多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约束。
统计上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比实际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农产品价格的过度下降有关，从实际消费量看没有这样大的变化。
另外，从消费的内部结构看，医疗、居住、交通和文化教育等项的消费比重大幅上升，也并不主要是由于这些产品的消费需求加快增长所致，价格因素起了相当突出的作用。
近几年来，在全社会物价水平呈现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医疗服务、居住和文化教育的价格均是大幅上升的。
在“九五”期间，整个服务产品价格上升了80％，年均递增12．5％，其中学杂费上升了1．55倍，年均上涨20．6％，医疗保健用品价格上升了19．1％，而医疗服务价格年均递增15％以上，居住价格5年上升了30．8％，年均增长5．5％。
而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从上升了9．3％，其中1996年就上升了8．3％。
我们认为，近几年公共物品和居住等的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是合理的，但多数是不合理的。
这一涨一跌，使得消费结构看起来是明显地升级了，而且升级的速度明显超过了之前的所有时期，显然，这有相当大的“虚增”成分。
反过来说，如果消费结构真的发生如此快的变化，消费需求增长应该是持续加快的，而不是像近几年这样一直“不温不火”。
从实际消费看，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还没有真正形成，如汽车消费、住房消费等增长开始加快，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限。
这些新消费热点的发展还面临相当多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限制因素，它们有相当大的潜力还有待不断挖掘。
实际消费结构升级缓慢，必然对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形成压力，从而加剧通货紧缩。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中长期结构调整的过程从长期来看，有利于通货紧缩问题的解决（而且是解决通货紧缩问题的主要途径），但从短期来看，它会加剧通货紧缩的压力，或者讲加快结构调整过程本身也是形成通货紧缩的一个原因。
结构大调整过程必然带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率的回落，这会造成失业增加、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从而会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从而增加通货紧缩压力，但这是良性的、暂时性的，是结构调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与前面讲的结构性矛盾和后面讲的体制性矛盾不同。
2．体制性因素。
体制性因素不必多说，结构性矛盾之所以不断积累和难以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改革的滞后和不到位。
这里重点分析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对通货紧缩的作用。
现在多数学者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之所以总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传导机制出现体制性梗阻，如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体制性的贷款乏力，贷款多集中于国有大企业和偏好于持有大量国债，不注意金融产品的创新，以适应贷款需求的变化，而是过于“求稳”；与之相关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缺乏实质的推动力；还有就是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体系不完善，间接融资比例仍然过大，风险过度集中，直接融资比重提高缓慢等。
以上这些不过是金融体制性问题的表象，金融体制问题实质是没有建立真正市场化的商业银行体制，银行股份制改革滞后于一般的国有企业。
这样的金融体制已严重不适应社会对货币和各种金融产品的需求，结果只能是货币投放了或贷款增加了，但资金却在表面循环，无法进入到实体经济中运转。
因此，才形成了表面资金过剩、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严重“贫血”的现象。
实体经济资金供血不足，必然导致社会投资的萎缩，这一点再与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资本回报率下降结合，构成了通货紧缩的金融体制性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体制性因素造成或加剧了通货紧缩：
（1）现有税制仍然存在一定缺陷及企业的税赋相对较重等，如对汽车实行10％的消费税、燃油税改革迟迟不能实施、在生产环节征收增值税等；
（2）社会信用发育相当不完善使得社会的交易成本过高；（3）投资体制改革滞后，限制了民间资本的成长，造成了投资的低效率和民间投资需求不足。
四、抑制通货紧缩的对策
1．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刺激消费增长。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保持城乡居民良好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者信心的关键。
各级政府应把扩大就业和再就业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尤其是要大力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门路。
一是建立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体系，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对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
二是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中央和省级财政要拿出一定的财政资金用于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全国性再担保机构，对吸纳下岗职工达到一定比例（如30％以上）的民营企业可以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或用新增投资抵扣企业所得税。
三是加快落实放松对民间投资准入限制的政策，尤其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社区服务、教育等服务业，以带动就业的增长。
四是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
四是改善就业服务，培育和规范劳动力中介组织与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
2．调整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是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和完善税收体制。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多地向农村公共投资倾斜。
近期积极财政政策不能轻易淡出，但可以适当调整其投向，重点是增加对社会保障及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
一是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支出，提高“低保”水平，扩大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试点，每年可发行一定规模的社会保障专项国债，连续发行10年。
二是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入。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增长。
尽快出台燃油税政策和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对就业贡献大的民营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投资抵扣所得税）；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率，统一为25％；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加大力度清理各种乱收费、乱滩派，减轻企业和消费者负担。
3．加快金融改革，实行更为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
加快金融改革，重点是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加快培育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在严格监管下放松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直接融资规模，鼓励储蓄向资本市场分流。
实行更为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重点是：
真正落实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调低或取消超额准备金利率；增加农村再贷款规模及加大各类金融机构对中小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
4．加快推进重点行业的兼并重组工作，建立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多数企业规模不经济、社会市场分工落后是入世后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加快产业组织结构的升级，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
各个行业都面临以推进产业组织结构升级为重心的战略性重组任务，但相对而言，最紧迫的任务是加快推进重点行业如汽车、机械、钢铁、电子和商业等战略重组步伐，尽快出台鼓励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兼并重组政策，尤其要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兼并国有企业，对国内大企业间的强强联合（合并）在融资上和税收上可以给予一定期限的优惠政策。
5．加快对垄断部门的改革。
加快推进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垄断部门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许多公共品价格过高的问题已明显削弱了居民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能力，公共品及垄断品价格的随意性上涨既破坏了价格的均衡，又制约着消费需求的增长。
因此，加强对公共品特别是教育、医疗服务的收费和价格监督已成当务之急。
6．继续努力扩大出口和必要的资本输出。
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的出口经营权；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及提高通关效率；在出口信贷和保险上对优势出口企业予以倾斜；政府要在企业应诉反倾销上给予强力支持，帮助其打开国际市场；要鼓励既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而国内又出现长期性生产过剩的产品如家电业的资本输出，帮助其实施跨国经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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