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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研究综述

写作训练·文献综述

前言：

《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代表作，作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奠基之作，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广大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被誉为西方的“红学”。

它在中国更是受到优待，“《红与黑》在中国的命运，大约算得上是个奇迹了。

半个世纪的沉沉浮浮，居然没有湮灭，反倒向着更热闹的方向去”。

1学者们已经对这部小说展开过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等渠道搜集了近五年来关于《红与黑》研究的文献资料，发现目前对《红与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于连的形象研究、主题和人物的比较研究两大块。

此外，也出现不少有关司汤达与《红与黑》联系的研究、《红与黑》汉译研究等。

本文对近五年来《红与黑》研究的概况进行了归纳并整理，以为今后论文的写作提供参考。

主体部分：

1人物研究

1.1于连形象研究

于连·索雷尔作为《红与黑》的主人公，因其性格的矛盾性和多重性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一艺术典型一直在《红与黑》研究领域中经久不衰。

早期对于连的分析评价主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偏重阶级分析。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于连的形象才有了极大的转变，视为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政治色彩减弱，评价也趋于客观，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引发人们的思考。

2近年来研究方法和角度越来越多，于连的形象也成了万花筒。

不少学者从人性角度、性格角度、情感角度等来深入分析于连的形象。

在《从于连的人物形象看人性的弱点》中，何顺莉从人性的角度集中选取了于连身上崇拜金钱、虚伪、崇尚权力和地位这三个人性弱点进行探讨，指出“需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是人无穷无尽的欲望”。

而同样是对人性的探讨，陈玲在《发现人性的闪光点——论<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现实意义》一文中却对于连大加赞赏，认为他单纯善良，有才华有理想有尊严，不服输，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而奋斗终身。

的确，于连身上确实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但如此无限放大其身上的闪光点，赞美之词泛滥，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他不会为了钱而低头哈腰任人使唤，他不会卑躬屈膝，更不会为了金钱而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只是于连前期在市长家做家庭教师时的性格特征，作者忽略了于连在封建复辟势力卷土重来下，为了追求金钱、权力和地位，逐渐变成一个与教会同流合污的野心家、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忠实奴仆。

于连的一生是“反抗——妥协——反抗”矛盾交替的，我们应该辩证全面地来分析于连这个形象。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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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经常在自由与禁锢、禁欲与放纵、自尊与自卑、虚伪与正直、反抗与妥协、雄心与野心中不断徘徊”，“他的这种迷惑与痛苦，展现的正是人类面临的诸多物质诱惑时所面对的心灵困境”，刘颂新的《<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特征及现代启示意义》这篇论文更客观地概括了于连矛盾而真实、复杂而生动的性格特点，并指出于连的形象不仅限于那个时代，那个人物，更应看到他的普遍意义，看到他给现代人带来的的启示和意义。

邓轶嘉在《<红与黑>中于连形象浅析》中也提出于连作为一个典型的圆形人物，充分体现了天使与魔鬼两面共存的真实人性，“于连不仅代表了在复辟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代表了整个人类，表现了人类共有的奋斗与生命体验，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和艺术魅力”。

从单独地剖析于连的优缺点，到辩证地分析他形象的矛盾性，从单纯地讨论于连的形象特点，到将其普遍化，探索其形象的新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对于连的研究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在性格层面的分析上，不同于传统的分析法，不少学者运用西方心理学理论对于连进行新的解析。

魏苗苗和房存在《想象性身份幻灭与自我的回归——对<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拉康式解读》中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镜像阶段"的深远影响对于连进行解读，认为“于连在‘镜像阶段’形成的理想自我将于连性格进行了自我异化，在自我迷恋的同时又加深了误认，从而必然导致想象性身份的幻灭，最终在镜子破碎时失去依照，而不得不真实地重新看待自己，实现自我的回归”。

张焱的《浅论<红与黑>中于连的“俄狄甫斯情结”》一文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角度，讨论了于连性格中的“俄狄甫斯情结”的成因及其表现，用新的视角揭示于连悲剧人生产生的原因。

在《从荣格原型理论角度剖析于连的性格》中，于珺从荣格的原型理论角度出发，利用“人格面具”以及“阿尼玛”两个原型对于连的性格进行分析，认为“于连就像是戴着人格面具，与真实内心的斗争从未停息过，而他对德瑞那夫人的感情也正是阿尼玛原型在夫人身上的投射”。

这些全新的角度给于连形象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

还有不少学者从情感角度来分析，常见的是对于连的两段爱情进行分析。

而在《从不同角度看于连的形象特点》一文中，李诗还从亲情、友情甚至大自然的角度对于连进行了别样的解读。

他认为于连性格中的精明、自私和冷漠的一面源于他的父亲，善良和热情的一面又源于不是父亲胜似父亲的老军医，而好友富凯和大自然则是于连的避风港。

这独特的视角更全面地阐述了于连形象的成因。

1.2女性人物研究

除了于连这一经典形象，也有不少学者将目标对准了《红与黑》中的女性人物。

不同于以前瑞那夫人和马特儿只被作为于连的“附属品”，停留于单薄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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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角色上，近年来不少学者更多地将其作为独立的个体来研究。

杨莉在《论<红与黑>中特·瑞那夫人的女性主体意识》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全面分析了瑞那夫人的女性主体意识在爱情的引导下从缺失到萌芽的过程，肯定了女性认知自我，追求独立的积极意义，同时也看到了其在时代因素下的主体意识的局限性，对当代女性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相对瑞那夫人，马特儿小姐的解读以前更多地被印上傲慢虚荣、张扬任性的偏见。

司汤达就曾在《论<红与黑>》中评论马特儿“这就是在巴黎某些青年女子身上可以见到的脑袋里的爱情。

一个年青的女孩子还能有什么更具决定性的行动呢？

对呀，这个巴黎少女将并无爱情而就跟人跑了，唯一就是为的从自信有一种巨大的热情而得到乐趣”。

而《论<红与黑>中马特儿小姐的具有时代感的叛逆色彩》一文则独出机杼，宋雪认为她是个“有着高贵身份和中世纪骑士性格的少女”，她惊世骇俗的追求爱情的方式、对社会常态的挑战正反映出她不满复辟王朝下贵族社会的平庸，不愿苟安现状，敢于抗争，敢于追求激情和个性自由的精神。

这种对“世纪儿”的研究对于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也有着深刻的意义。

深入对《红与黑》中女性人物的解读，拓宽了文学研究领域中女性文学研究的道路，也具有反思男性文化和促进现代女性主体意识崛起、引导女性敢于独立和追求自我的意义和内涵。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地发现对《红与黑》的人物形象研究更侧重于于连的形象解读。

不同学者从各个侧面对于连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打破了仅仅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的研究格局。

另外也涌现出一些针对瑞纳夫人和马特儿的研究学者，但内容还有待深入。

资料搜集过程中，可以发现还有很多学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红与黑》中的人物进行深入解剖，具体将在比较研究一节中展开论述。

此外，对于其他人物解读较少，或许我们也能另辟蹊径，以其他人物为对象进行研究，以更全方位地解读《红与黑》。

针对这点，司汤达本人就曾提出“我吁请你们片刻也不要放过这两个人物：

德·瑞那先生和瓦列诺先生。

这两个人物足以代表法国1825年之际富裕者中半数人的肖像”。

3从整体的《红与黑》人物形象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从社会因素来分析人物，还从人物自身的性格、心理等内部因素着手分析，分析更为细致，也体现了对“自我”的探求。

此外，除了探究文学意义，研究者们还积极探索其现实意义，加深了研究的内涵。

2比较研究

在《红与黑》相关研究资料整理、归纳过程中，可以发现，除了对人物形象研究占较大比例外，比较研究也占了很大的份额，重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题比较研究，另一类是人物比较研究。

此外，比较研究也不像早期传统的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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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而是借助比较的形式来为自己的观点做出强有力的证明，突出对比的深层意义。

2.1主题比较研究

纵观近年来《红与黑》与其他作品的主题比较研究，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丰富的视角。

总的来说，奋斗主题是比较集中的一项，如魏玮在其论文中使用平行贯通研究法,比较分析《红与黑》、《高老头》、《人生》等作品中的“外省来的年轻人”形象，指出其超越历史和社会局限的普遍存在性，并深刻地指出“‘外省来的年轻人’的性格和命运证明了个体奋斗和历史环境之间深刻的关联，他们在先天与后天的矛盾中获得奋斗的动力，又在个人与社会的、个人与群体的矛盾中走向悲剧”，引发人们对个人选择、个人奋斗与社会历史境遇通常存在的悖论的思考。

“‘年轻人’的悲剧呼吁着人们缔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同时也告诫未来的‘年轻人’，在个人奋斗中，只有把自我本体和抗争人自身异化的任务结合起来，才能避免个体的悲剧，保证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研究者立题新颖。

楼菁晶在《联结社会的价值观——从<傲慢与偏见>与<红与黑>的区别谈起》一文中，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对奥斯汀笔下的英国社会和司汤达笔下的法国社会进行比较，并联系中国当前国情，指出“经历了大跨度的变革与发展后，人们的价值追求似乎正在渐渐迷失方向，经济利益取代了社会主义理想，金钱至上腐蚀着社会肌体，官商联盟瓜分着社会资源，道德缺失损坏者社会风气。

尤其是贫富差距、仇官仇富等深层次矛盾则渐渐消解着社会的稳定，民间‘高贵’或‘荣誉’的概念在消逝，人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大多以金钱为标准或与金钱挂钩，是非的标准变得模糊”。

作者最后提出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所需的共同的价值认同的重要性，“不论财富观也好，执政观也好，或是道德观也好，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和构筑”，“合力倡导被社会公众认可的价值认同，使其担起塑造社会价值观的角色，这或许也是中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之林最核心的价值连接环节”，颇有针砭时弊之效。

赵光平在《利益冲突的外化——<红楼梦>和<红与黑>父子冲突比较》中，从父子冲突的独特角度，揭示了同样的行为之下所隐含的东西方不同的文化。

作者指出两部作品的父子冲突的表现形式都是暴力行为，但本质上都是利益冲突。

“东西方的利益冲突又有不同的特征：

《红楼梦》是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之间的冲突；《红与黑》是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作者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只以这两部作品中的个例得出这么宽泛的结论，未免有些武断。

另外还有学者从幸福观入手，展开论述，“《人生》和《红与黑》这两部在不同环境、不同时空下产生的经典作品,以其主人公相似的情感经历和奋斗历程,对‘幸福’作了全新的阐释,并孕育和丰富了幸福的内涵,即幸福源于一种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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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真实的情感、一种自然的状态和一种自由平和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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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人物比较研究

首先，于连形象作为《红与黑》研究的重点，自然也是比较研究的重头戏。

这些年对于于连形象普遍定位为青年奋斗者形象，对应地，也出现了许多将于连与其他奋斗者或青年野心家进行比较的研究。

文学作品中的，国内的如路遥笔下的高加林、老舍笔下的祥子等，国外的如杰克?

伦敦笔下的马丁?

伊登、罗曼?

罗兰的约翰?

克里斯朵夫等；或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进行比较，如拿破仑。

学者们通过对他们相似出身、经历或结局的比较，指出超越历史和社会局限的普遍存在性和深刻意义。

在熊念双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野下于连与祥子形象比较研究》一文中，创新地从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的视角,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进行比较分析,重新展示了两个典型人物的形象。

“祥子和于连形象的‘同’,具体表现在二者都处在荒诞的世界中、与他人之间都是对立的关系及对自我的坚持、在荒诞的世界中两个人物都进行了自由选择”,“祥子和于连形象的‘异’,具体表现为祥子没有对世界和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而于连则为世界和自己的选择承担了责任”。

作者将这两位人物跨越时空，摒弃国籍做一番比较，目的就在于对小人物的命运进行人道主义关怀，引发读者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间的关系，个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并指出虽然两个个人奋斗者的结局是失败，但是他们不屈不烧的精神，为梦想而拼搏的斗志给当代的奋斗青年们以积极的启示。

此外，也有别的学者从爱情角度进行对比。

如刘彩云在《于连与方鸿渐爱情观比较研究》一文中以两人的爱情观为比较点，解析了致使两位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原因。

除了分析影响爱情的客观社会原因外，作者还从主人公主观的对待社会的态度进行解读，得出“主人公对社会规则的不遵守造成了个人和社会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也正是他们爱情悲剧的致命原因”的结论。

虽然此观点也带着作者的主观意识，但也不无道理，也给当代青年的爱情之路以借鉴。

此外，人物比较研究还涉及到《红与黑》中的女性人物，一般以她们的悲剧性为共同点展开。

在《相似的悲剧之爱——<红与黑>、<人生>中的女性形象》中，杨海荣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分析了司汤达的《红与黑》与路遥的《人生》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透过她们在形象上的相似性,认识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者塑造出的相似的悲剧女性形象。

他认为雷纳夫人和巧珍都向往纯洁的爱情，而她们在个人理想永远大于爱情的于连与高加林的身上并未得到，她们所获得的爱情并不是完美的，而是带有瑕疵的。

然而在爱人危难时，二人却都表现出最完美的“大爱”。

马特儿与黄亚萍都拥有良好出身，都敢于追求理想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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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终她们的爱都失落了，只如昙花一现。

“她们因爱情而走向一起，也因爱情为各自主人公生命的轨迹画上浓重的一笔，成为相似的悲剧之爱”。

在知网搜索中，我发现《红与黑》中的女性人物与其他人物的比较研究数量较少，相对瑞那夫人，有关马特儿的更是鲜有，可供研究者作为今后考究的方向，以填补空缺。

总的来说，不管是主题比较，还是人物比较，比较范围都很广，有同一时期的，也有不同时期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比较研究求同倾向比较明显，如共同的低等出身、奋斗经历、悲剧结局等，以总结出普遍意义。

此外，相对早些年的比较研究，近年的研究突破了纯文本比较的局限性，更从社会意义、自我价值实现层面等深入剖析，使经典名着有了更现代的存在意义。

3其他研究

3.1作家与作品关系的研究

文学作品作为作家意识的载体，映射出作家的生活和追求，寄托了作家的思想和情感。

因此，从作家本体着手，分析其与作品的联系，对我们更深入理解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合理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有关司汤达与《红与黑》关系的研究论文数量也呈现上升趋势。

较多的学者以司汤达的思想观念为切入点展开《红与黑》的研究。

郑素杰一直致力于研究司汤达与《红与黑》的关系，发表了较多论文。

在《司汤达的政治观念在其作品<红与黑>中的投射》一文中，他运用文献对比、理论分析方法，分析了司汤达自身“对拿破仑的极度崇拜和对封建贵族王权的憎恨”与于连的权力欲望、反抗精神之间的联系，最后得出“司汤达的政治生活是作品《红与黑》主人公于连政治生活轨迹的本源，映射出的是于连的性格主调——平民意识和反抗精神”。

此外，他还在《司汤达启蒙思想在<红与黑>中的投射》一文就司汤达本人启蒙思想在作品主人公于连身上的投射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于连对教会的憎恨、无神论思想、崇尚自由及热爱大自然等方面都是体现之处。

潘巍巍和张军丽在《司汤达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其作品<红与黑>中的映射》一文中从司汤达性格中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一视角,解读分析了《红与黑》中于连情感取向形成的根源、主要原因以及行为表现，从而得出“于连的情感取向是作者情感追求的主体映射”、“于连性格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司汤达内心情感的宣泄与补偿”的结论。

梁亚茹和胡足凤在《自我意识的反射——司汤达的爱情和他的小说》中，结合了司汤达的爱情心理学着作《论爱情》，分析了司汤达的"自我意识"在小说中爱情描写的映现,将小说和作家潜在的心理因素结合起来，证明了于连的两段感情是司汤达的爱情法则的印证。

在《司汤达，女权主义者?

——从<红与黑>中的女性形象说起》中，王爱红就司汤达是决断的女权主义者这一观点进行具体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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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但个人觉得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

以马特儿与于连的爱情为例，我认为马特儿在选择伴侣时不只是如王爱红所说的“只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对方的承认”，她同时也是要求对方得到自己的承认的。

而“甘于为情人抛弃一切，却丝毫没有计较自己的得失，这不只是伟大纯洁的爱情，更是一种在男权统治下女性自我意识迷失的反应”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比较牵强的，为爱牺牲并不等同于自我迷失，也可能只是她们比较认同的一种爱情观，无关男女性别，只是为爱牺牲，而非为她所属的男人牺牲。

显然只依靠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形象来评论司汤达是决断的女权主义者有点证据不足之嫌，但作者所想表达的“男性视角中女性意识的唤起是有限的，要改变这种文学创作的局面，只有特别关注女性的经历和女性需要的多样性，这样才不会抹杀女性自身独立的价值”这个结论还是值得肯定的。

也有学者从司汤达的生平经历入手展开研究。

郑素杰在《司汤达的精神世界在其作品<红与黑>中的投射——从司汤达的不幸童年看于连的极度自尊》中阐述了司汤达不幸的童年经历与于连的极度自尊的性格的联系。

他认为母亲的早逝、父亲和神父家庭教师的精神压迫和虐待，使司汤达童年寂寞和阴暗，性格极度自尊和敏感，并且在《红与黑》中鲜明地反映在于连身上。

在另一文中，他还从司汤达的政治经历进行解析，“司汤达亲身经历拿破仑革命和工政复辟的历史演变，看到教会的残暴，受到教会的迫害,是作品主人公于连憎恨宗教、背弃教会的本源”。

5还有不少学者就司汤达的爱情经历展开对《红与黑》的深入研究。

艾燕萍在论文中认为《红与黑》中所描写的爱情充满了猜疑、嘲讽、轻蔑，时而冷淡，时而狂热，这与司汤达的不幸恋情有关。

“这3段恋情使司汤达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对爱情已不再那么狂热追求。

”另外，也有学者从司汤达的阅读经历进行了别具风格的解读。

6“司汤达童年时期大量阅读启蒙文学作品，熏陶了他的个性，奠定了他追求自由、平等，反对封建教会的思想基础。

在欣赏、认同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理念之余，把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生活体验、思想及对社会的思考投射到了《红与黑》作品主人公于连的生活、性格、思想、反抗意识等方面”。

7“在司汤达的早年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危险的联结》、《新爱洛漪丝》和《忏悔录》。

正是由于司汤达早年曾受到这些书中所描写的冷酷而浪漫的爱情故事的影响，所以他作品中所描写的爱情也充满了猜疑和阴谋”。

8但这些都只是研究者们在论文中略微提及，并非通篇针对此角度进行完整系统地论述。

从数量上比较，可以发现相比人物研究和比较研究，有关司汤达与《红与黑》联系的研究较少且较为不成熟。

有些学者的研究虽然角度新颖，但只是停留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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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挖掘不够深入，内容看起来略显单薄。

3.2汉译研究

经分析，有关《红与黑》汉译的研究也是近年来的研究趋势。

随着西方文学的不断东渐，汉译研究也成为炙手可热的一大研究方向。

一本外国名着有多个中译本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一本外国名着能有二十多个译本，绝对称得上是外国经典名着中受到特殊优待的作品了。

《红与黑》单是名家之译至2011年就有二十六本，足以见得中国的译者和读者对《红与黑》的钟爱之情。

搜索相关研究成果，从时间上观测，不难发现上一个《红与黑》汉译研究热潮出现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九十年代中期更是展开过大规模的《红与黑》汉译讨论，在中国翻译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然而其后少有人研究，直到近两年来，《红与黑》汉译研究又重新出现回暖势头。

“当时间已经把我们与当年的这场大讨论和大调查隔开了一定的历史距离,当当年的兴奋和激动已经逐渐被冷静和理智所取代,我们站在当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角度来回顾这一事件,并对之进行反思时,那么我们必须跳出当年的‘云遮雾挡’,去发现并总结出当年‘身在此山中’时所没能发现和认识到的东西”。

52011年许钧等人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发表的一组文章，对上世纪的《红与黑》汉译大讨论进行了探讨和反思。

而许渊冲作为《红与黑》译者之一，在2012年发表《也议<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对其有关“直译”和“意译”、“等值”和“再创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不同观点的交锋，不仅丰富了对翻译理论探索的途径，更是拓展了《红与黑》研究的广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译事，还是译理，值得探讨的东西很多，但是大众舆论偏偏选中了《红与黑》，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

《红与黑》在中国是本特殊的外国名着，自引入以来就受到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影响，而近年来对《红与黑》汉译研究也较为冷清，以此为切入点是个不错的选题方向，我们可以以全新的多层次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傅铿在《<红与黑>和“卢梭情结”》一文中就针对《红与黑》在中国如此受捧的原因发表了“与其说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文字拥有巨大挑战性，还不如说是中国的读者和译者在心灵深处都深深地被那种‘卢梭情结’迷住了”的观点。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研究者们可以借鉴此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总结：

综上所述，近五年来，研究者对《红与黑》的研究越来越全面。

首先，研究的角度和内容非常新颖，不再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主题、艺术特色等纯文学的分析，而开始从心理角度、社会角度、情感角度等全方位地进行解读，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

《红与黑》不只作为一本政治着作，更成了心理学着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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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着作、励志着作等等，增添了更多丰富的内涵。

其次，研究的方法也突破传统，运用了意识形态批评法、精神分析批评法、社会学批评法、女性批评法等多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从而拓展了《红与黑》研究的新领域，也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果。

此外，近年来《红与黑》的研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现实性。

在关注文学意义的同时，更探究其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研究成果也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使得《红与黑》的研究由简单、机械真正地走向多元、灵活，使经典在现代仍闪现辉煌。

但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对《红与黑》的研究多为一些论文，缺乏编订成册的专门着作。

其次，在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时，理论与文本联系还欠紧密，没有深入探索其价值。

另外，有些研究虽有涉及，但还处于浅层研究。

但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对《红与黑》的研究多为一些论文，缺乏编订成册的专门着作。

其次，在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时，理论与文本联系还欠紧密，没有深入探索其价值。

另外，有些研究虽有涉及，但还处于浅层研究。

比如在人物形象研究方面，女性形象研究远不如对于连的分析那么全面细腻，诸如马特儿、德?

瑞那先生和瓦列诺先生都是今后研究可供选择的对象。

在以后论文的撰写中，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原则，如从接受美学角度入手进行探讨等，注重挖掘《红与黑》的深层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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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陈玲.发现人性的闪光点——论《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现实意义[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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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颂新.《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特征及现代启示意义[J].名作欣赏，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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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轶嘉.《<红与黑>中于连形象浅析》.文学教育，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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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于珺.《从荣格原型理论角度剖析于连的性格》[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