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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隐》武士道思想简论
提要：
《叶隐》所宣扬的武士道与近世山鹿素行等儒学家提倡的“士道”相比，强调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为其特性。
近代以后，随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加深，出于战时武士道宣传的需要，《叶隐》这部因宣扬“死的觉悟”而曾在江户时代长期被封禁的奇书，成为战时日本国民教育最重要的教科书，其所宣扬的武士道也成为战时法西斯军人的精神支柱。
一、《叶隐》武士道的思想
《叶隐》的口述者山本常朝（1659—1719年），生于佐贺藩的武士家庭，父亲叫山本重澄，山本常朝是其七十岁时生的儿子。
山本常朝的老师是儒学家石田一鼎，著有《武士道用鉴抄》。
石田一鼎认为“不可怯懦、不可断绝家名、对主君有用”是武士必须履行的三条准则。
1这三条准则一直为山本常朝所遵奉，并成为《叶隐》一书的思想来源。
山本常朝的父亲经常教育他“无论如何都要成为刚毅的武士，必须保持尊严，读书是公家之役，握大刀励武道乃山本一门之职分”。
2当时日本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战国时代的杀伐之风已基本销声匿迹，文治主义已成为时代的主流。
但是常朝却非常向往战国时代的风尚，幻想自己能够以一条枪的功名获取几千石的俸禄。
而且他对近世初期流行的被幕府视为武士陋习，并予以严厉取缔的武士为主君“殉死”的所谓武士道，更是情有独钟。
但当时无论是佐贺藩，还是幕府的法令都严禁武士殉死。
常朝是佐贺藩藩主锅岛光茂的近侍，光茂去世时，他决心殉死，一心要完成自己多年来要以死效忠主君的夙志，但因光茂本人制定了严厉的法律，禁止武士为主君殉死。
常朝殉死不成，为了表示殉死的意志，决意剃发出家入佛门修行，隐居在佐贺城郊外的一个草庵中。
15之后，佐贺藩藩士田代阵基来草庵拜访常朝。
从初会的夜晚开始，常朝开始向田代谈人生观，谈经验，谈见闻，前后共七年时间。
田代将这些谈话一言一句全部记录下来并整理成书，取名《叶隐》。
《叶隐》全书共分11卷，有教训335节，对武士的评价等180节，关于藩主锅岛家历代家长及武士的言行事迹和逸话等761余节。
此书也叫《叶隐论语》，意在将它标榜为如同《论语》一般的经典。
近代以后又有《锅岛论语》一说。
虽然在结构上不如山鹿素行的士道论那样系统和完整，但《叶隐》的指向是：
武士在世时应该如何行为及其人生究竟应有何归宿，以及武士所面临的人生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叶隐》被日本学者称为“武士的哲学”。
但《叶隐》没有像山鹿素行的《士道》那样，从论证武士的“职分”出发，而是立足于武士应该履行的责任。
在《叶隐》总论的《夜阴闲谈》中，山本常朝提出了武士的四个“誓愿”：
在武士道的实践上决不可落后于人；应该有用于主君；孝顺父母；以慈悲为怀。
1这四个誓愿贯穿《叶隐》各部分，成为《叶隐》的基本精神基调。
但是，日后使《叶隐》成名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并不是这四个誓愿，而是《叶隐》所要求的实现这四个誓愿的做法：
一是武士道即死之道，二是对主君绝对忠诚。
《叶隐》中，“死”字出现频率极高，据粗略统计，仅在《叶隐?
闻书一》中，“死”字就达27字之多。
仅次于“死”的是“狂”字。
“狂”在日语中主要是指疯狂，即“武士道就是死狂”。
伦理学家古川哲史认为，理解《叶隐》的关键就在于“狂”和“死”二字。
2所谓“狂”就是要求武士在面临生死抉择时不能做理性的判断，必须勇敢地去“死”。
山本常朝说，面临生死抉择时，首先要选择死，即便是目标无法实现，即使是毫无意义的“犬死”也要勇往直前地选择死，这样至少可以保住武士的尊严。
因此作为武士“每朝每夕要郑重其事地考虑死。
决心死。
当常住死身之时，武士道就自由地发挥作用，如此可一生无咎地履行家职”。
3常朝认为行为目标或事业成功都不是第一义的，拼命地去做，直至死才是关键。
“作为武士，对武勇要自信自傲，任何时候都要有拼死的觉悟是最重要的。
”4《叶隐》把武士基于身份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化了，认为只有时时刻刻想到“死”才能完成武士的职责，才是一个真正的武士。
名誉重于生命，是武士道德中的重要内容。
常朝认为，生死抉择时，如果不选择死，那么即使活下来，也是被人耻笑的“懦夫”，使家门和子孙后代永远蒙羞。
毁坏了先祖的名誉，使一门和家族蒙受污名，这是比死还残忍至极的。
因此，常朝要求武士每天早晚都要考虑如何去死，这样无休无止地反复下去，就会达到“必死的觉悟”和“常住死身”的境界，这样就能做到该死时就勇敢地去死，从而保住家族和自己的名誉。
自镰仓时代以来，“惜名不惜死”成为武士的行为准则。
山本常朝将这一准则发展到了极致，他要求武士要学习“思死”，要有决心去死。
但求生是人的本能，他怕武士不肯去死，因此就要有一种人生行为的监督，这就是名誉。
名誉在日本武家社会中意义颇大，几乎成为武士的宗教。
所以常朝就说在生与死的抉择时，如不选择死，而是理智的选择活，那么下场将会更可悲，终生将承受着生不如死的痛苦；社会也没有立身之地，你的祖先，你的后代，乃至你的亲属都由于你的怕死而永受污名。
在某种意义上说，常朝的武士道已成为一种宗教，是武士面临生死抉择时，激励和监督他勇敢地选择死的一种宗教。
关于对主君绝对忠诚。
常朝认为，武士对主君要绝对信赖和灭私奉公。
“所谓武士道，把身命恭敬奉献给主君是根本”，“武士道是死之道，就是意味着要把身命奉献给主君”。
常朝一再强调的死，就是把身命献给主君。
为此，武士对主君，必须要有奉公无二的忠节精神，“无理无体地奉公、一心不二的效忠主人”，5“武士除思主之外别无他事”，“主从契约之外什么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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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常朝认为，对武士来说，主君就是一切。
对主君绝对忠诚是武士的本分。
而对主君这种绝对献身意识的依据，则是对主君的强烈感激之情。
“当你知道你的家族几代人是如何为主君家奉公的时候，当你想起那已故之人是如何奉公，未来之人将怎样奉公的时候，你会为深深的感激之念所打动”。
这样，就可以把对主君的忠和对祖先的孝融为一体了。
从这一点说，山本常朝把对主君的忠这种政治道德和对祖先的孝这种家族道德，用人的自然情感连接起来，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主从关系。
在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士道论中，也主张“常把死放在心上”，但它是建立在当为不当为这一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注重武士个人的主体意识，所以士道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武士道。
而《叶隐》的武士道，则完全是非理性的，是建立在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武士传统习惯基础上的。
在常朝四个誓愿中，有一条是以慈悲为怀，然而这并非是让武士去广施仁爱。
《叶隐》中说：
“何事都要为君父，或为他人，为子孙而为，此乃大慈悲也。
由此大慈悲而出的智勇乃真智勇，要是为我，则是狭隘小气，是恶事也。
”1常朝所说慈悲是“没我去私”，不仅不要自我，而且还不要理性，这也是《叶隐》武士道的主要特征。
《叶隐》武士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体现在一个“狂”字上，山本常朝置当时儒家所提倡的时代精神“理”与“道”于不顾，在思想和行动上极力主张“狂”。
“武士者，在武勇上要自信自傲。
死狂的觉悟是最重要的”，“武者只有不考虑胜负，专心一意的死狂，才是觉悟”。
2他认为合理的利益打算，理性的是非判断都是不可取的，都会妨碍死狂的觉悟。
“遇事以利益打算为第一义的人是卑怯者，因为利益打算就会考虑损得……认为死是损，生是得，这样就会怕
死，所以是卑怯者”，而“在履行自我义务时，如果辨别是非，就会耽误时间落后于人，故忠也不要，孝也不要。
武士道就是死狂，忠孝自然包括在死狂之中”。
3这种“死狂”同士道论主张“尽人事，安天命”，“常把死放在心上”这种理性地考虑死生问题不同，是一种病态的向死勇往直前。
《叶隐》武士道与山鹿素行的士道相比是非理性主义的武士道，他所追求的忠是不要自我，不要理性。
只有做到“无二无三地、无理无体地奉公”，才是真正的忠。
常朝还主张，在对主君奉公时也不需要理性和是非的合理判断。
“忠不忠，义不义，适当不适当，理非邪正，考虑这些是不好的。
无理无体地奉公，专心一意的思念主君，这就行了。
”4常朝把这种奉公说成是“隐奉公”，是一种自然的不带虚伪的忠，只有如此，才能体现武士对君主的绝对忠诚。
这样，《叶隐》武士也就成了没有理性、没有思想的、只知道奉公效忠的工具，生命成了效忠奉公的手段。
二、《叶隐》之“隐”
《叶隐》是常朝针对田代一个人的谈话记
录，并不是常朝专门写的让人们学习的教训书。
此书所以取名为《叶隐》，西方学者认为，是取自隐士僧侣西行的一句诗：
“一朵小花，藏在树叶底下，见到它，就仿佛看见了自己隐秘的爱情。
”5《叶隐》的直译是“隐藏在树叶下面”。
而中国学者认为，“隐之真意”就在《叶隐》卷首，有古丸（山本常朝的俳号）和期醉（田代阵基的俳号）两人的对吟短句：
远离浮世隐栖山野如盛开之山樱（古丸），悠悠白云只今唯寻会山樱之花朵（期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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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武士也常把自己比作主君家这棵大树上的一片树叶，当冬天来临时，为了使树干获取更充足的阳光和水分，自己默默地脱落。
作为一名优秀的武士就应该象树叶那样默默地为主君献出自己的生命，生命的绚烂悄然隐匿于浓绿的树叶之下。
所以常朝主张的武士道精神是希望武士要以隐于树叶之下，苦苦修行默默地履行武士的责任，为主君献出生命而不求回报。
常朝认为武士这种献身道德不是凭借忠诚而是基于对主君的情爱，所谓“恋之至极就是忍恋”，而“对主君隐奉公乃真也”，他所追求的是“隐奉公”，尽忠积德而不图报。
7在常朝看来叶隐武士的献身精神正是基于这种超越物质关系的、重于生命的“情”。
众所周知，日本武士间的主从关系最初也是一种施恩与酬谢的领主与附庸的关系，武士的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获得主君的恩赏和名誉。
但是，由于这种主从关系常常是世代相袭的，更主要的是还要经常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同生共死，因而在经济利益之外，就逐渐形成了主从之间情的关系。
这种“情”和领地对维护主从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种主君的“情”的价值有时甚至超过主君的物质恩惠而占据重要地位。
“情胜过领地”，8为报答主君的“情”不惜粉身碎，成为武士所崇尚的道德情操。
这种“情”使武士间的主从关系由利益共同体转化为情谊共同体。
《叶隐》所强调的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和“死狂”是建立在对藩主家累代之情基础上的，其
“死的觉悟”仅反映了各武士集团的局部利益，甚至对这个国家的稳定是有害的，所以其思想并不具有普遍性。
由于《叶隐》强调对主君的绝对献身精神，自然为德川幕府所不容。
《叶隐》提倡的是在战场上形成的“死的觉悟”，在当时也只是代表一部分留恋战国杀伐风气的武士观念，是违反时代潮流的，特别是他的非理性的、过激言论也不合时宜。
因此在此后幕藩统治体制下的150年内，《叶隐》一直是一部禁书。
同山鹿素行的《士道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根据战前日本伦理学家古川哲史的考察，在江户时代的佐贺藩校并没有将《叶隐》作为教科书来使用，即使是在佐贺藩中也没有被武士们广泛阅读的迹象。
当时《叶隐》没有被印刷成书，就连手写本也很少，1其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
《叶隐》还被学者们视为“武道的异端者”，2如佐贺藩出身的学者、后为幕府儒官的古贺精里认为，“其书嗜杀，以感情用事为道”，就连明治维新的元勋、佐贺出身的大隈重信也把《叶隐》当作“奇异的书”，3并认为它所提倡的“死的觉悟”是佐贺藩因循守旧，野蛮不开化的一种陋习。
明治维新后，《叶隐》不再是禁书了，但它在很长时期内仍不为世人所重视。
在明治中期以后，明治政府为利用封建思想和武士道理论来控制军队、教育国民，使其誓死效忠天皇，先后颁布了《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二者的思想渊源也是山鹿素行所代表的近世士道思想。
整个明治时期是日本近代化建设时代，应该说以理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叶隐》的非理性主义当然不会为时代所接受。
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学界掀起武士道历史和思想研究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此书虽然冠名为武士道，但是从其思想来源看，基本是继承了近世的士道思想，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为基础，阐述日本武士道思想。
在关于“勇”的一章中，新渡户稻造写道：
在武士道看来，为了不值得去死的事而死，被鄙视为“犬死”，“只有该活时活，该死时死，才能说是真勇”。
4新渡户稻造的这种认识若按山本常朝的价值观衡量，完全是卑怯者为了逃避死亡的一种借口，不是真正的武士道。
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中根本看不到受《叶隐》思想影响的痕迹。
这或者由于《叶隐》所表现的日本的野蛮陋习使新渡户稻造难以在外国人面前启齿；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这本书。
20世纪初期另一部由原幕臣山冈铁舟口述的《武士道》，虽然概述了武士道的历史和内容，但也只字没提山本常朝及其《叶隐》，更没有说武士道就是“死”这样极端的话。
井上哲次郎于1901年为军校学生做“关于武士道”的演讲时，也没有提到山本常朝和他的《叶隐》。
1905年由井上哲次郎等人主持编纂三卷本的《武士道丛书》时，《叶隐》并未收录其中。
这些都说明，直到日俄战争时，《叶隐》尚不为人们所重视。
1926年，文学博士清原贞雄出版了《武士道十讲》一书，其中在关于武士道研究史的绪论里写到：
“日俄战争结束后，武士道研究日益兴盛，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安艺喜代香发表了《佐贺之武士道》，同年又出版了叫做《叶隐集》的书。
此书由一个叫常朝的佐贺藩僧侣奉藩主之命所写，称此书为佐贺藩武士道的经典。
而关于叶隐武士道的说法也是从此书而来的。
”5清原贞雄虽然提到《叶隐》，但在该书长达三讲的近世武士道论中，重点论述了山鹿素行及其士道思想，根本没有涉及山本常朝和他的《叶隐》。
在当时，提到近世武士道，就是指山鹿素行等人所提倡和宣传的士道，尚不存在关于所谓“道的觉悟”与“死的觉悟”这两种武士道思想流派的对立和争论。
此后于1932年出版的由田中义能撰写的《武士道概说》一书中，在谈到江户时代的武士时，仍然没有写山本常朝及其思想，在此书末所列的武士道关系书目中甚至将《叶隐》写成《叶阴》，这说明《叶隐》在昭和初期也影响不大，更谈不上普及。
在1934年出版的《日本精神研究》第四辑《武士道精神》中，也还看不到关于《叶隐》的只言片语，而且该书还批判了武士道中的简单行动主义，认为“简单的实践不过是野猪本能性的动作”，而真正的武士道论“正如德川时代武士道学者所说，武与文等于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书中指出，无文的武士道精神是“五?
一五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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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叶隐》还没有什么影响，它既不是德川幕府时代
“武士制度的基础”，也不是近代“武士道的重要理论基础”。
1《叶隐》成为有名的武士道书应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后。
三、《叶隐》武士道的影响
1937年至1945年的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最疯狂和武士道精神得到最大发挥的时代。
《叶隐》重行动而非理性的主张正好符合这个时代的特征和要求，其流行和影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内达到顶点。
从1937年开始，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完全置国际道义于不顾，公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为进行这种疯狂的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在国内大力推行“臣民教育”，驱使人民走上战场，使其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和杀人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理性，不要自我，鼓吹“死狂是最重要”的《叶隐》武士道当然是最好的教材，强调“死”就是效忠、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叶隐》武士道成了军人及全体国民实践
“臣民之道”的精神支柱。
于是从江户时代以来一直倍受冷落的《叶隐》，立刻成了日本的畅售书，甚至出现过十几万部岩波文库版《叶隐》顷刻被销售一空的盛况。
2这一时期关于《叶
隐》的研究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如前所述，在昭和初期以前出版的有关武士道方面的著述中几乎看不到《叶隐》的影子。
而在1940年出版的专门为日本青少年编的《武士道入门》一书中，就有了“叶隐武士道是十二分地发挥了近世武士道的特色”的说法。
3此书把在上海“一二?
八事变”被炸死的所谓
“肉弹三勇士”及因当了俘虏而自杀的空闲升少佐等法西斯军人都称之为“叶隐武士”，而空闲升少佐平常最爱读的书就是《叶隐》。
可见，此时《叶隐》已经成了日本法西斯军人实践武士道精神的理论指南。
再如神永文三在1943年写的《武士道的死生观》一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叶隐的生死观”。
而自称是站在历史角度上研究武士道的桥本实在其所著的《武士道的精神》中，重点讲述《叶隐》武士道精神，他认
为，《叶隐》武士道的精髓就在于不把死生放在眼里，为锅岛家甘愿化为忠义之鬼。
而在现代，应如何活用这种精神呢？
那就是把忠义的对象自觉地转向天皇“为了天皇，生命轻于鸿毛”，4而当前对全体国民贯彻这种武士道精神是紧急而又最重要的事。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举国一致的战争狂热很快便笼罩了日本人的生活和精神。
“没我去私”的非理性主义左右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明治以来，日本政府一贯推行的军国主义教育和武士道精神的灌输至此达到了顶点。
而研究《叶隐》也成了学界的时髦学问，关于《叶隐》的专著更是层出不穷。
其中有桥本实的《叶隐研究》（东京平凡社，1940年）；立花后道的《叶隐武士道与禅》（东京三省堂，1942年）；山上曹源的《叶隐武士精神》（东京三友社，1942年）；纪平正美等的《叶隐讲语》（有精堂，1942年）；中野礼四郎的《叶隐的由来》（东京中文馆书馆，1944年）；中村常一的《叶隐武士道精义》（东京拓南社，1944年），5很多书还不断再版。
《叶隐》研究及出版的盛况，同由于日本法西斯政府实施文化压制政策而出现的“禁书”堆积如山的现象形成强烈反差。
《叶隐》所提倡的“死的哲学”和“奉公哲学”开始主导了人们的世界观，这也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敢于在战争期间提出“一亿总动员”和“一亿玉碎”等疯狂之极的口号的思想基础。
《叶隐》强调的效忠对象本来仅指自己侍奉的佐贺藩主，其根据也是累代主从之情，显然其价值观不具有普遍性。
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武士对藩主的“小忠”很快发展成对天皇的“大忠”，而且长期的国民道德教育使“代代天皇爱民如子，我等祖先皆尊皇室，尽忠君爱国之道”这一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山本常朝所强调的“小忠”自然被升华为“大忠”，《叶隐》所强调的绝对忠诚的对象也自然成了天皇。
其主张不要理性，忘我的以死为核心的效忠之道，大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的欢迎。
《叶隐》武士道经过反复宣传与思想渗透，深深影响和毒害了日本军人及全体国民。
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从侵华士兵东史郎留下的《东史郎日记》中，就足以窥其一斑。
东史郎，1912年生于东京，1938年应征入伍参加侵华战争。
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叶 隐》，“所谓武士道，就是指死；所谓忠义，也是指死——《叶隐》这样告诉我们。
武士道是日本精神。
然而，武士道就是死，即日本精神就是死。
”1东史郎的生死观深受其影响，“我一向坚信：
最忠勇的士兵不是上等兵，不是一等兵，也不是二等兵，只是指作为帝国的军人在赴死之时毫不犹豫地勇敢战死的士兵。
因而我希望自己成为这种忠诚勇敢的士兵。
”2东史郎的母亲在送儿子出征时没有哭泣与悲伤，反而冷静地送给儿子一把匕首，并嘱咐儿子：
“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就高高兴兴地去吧！
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
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母亲的话坚定了东史郎的决心：
“我要欣然赴死！
”3
如前所述，山本常朝在《叶隐》中强调，武士道就是死。
在面临死生抉择时应该“无二无三地选择死”，但他也知道求生是人的本性，因此在强调没我去私，抹杀人性的同时，也宣扬比“死”更可怕道德制裁力——知耻，以此作为人的行为的有力监督。
“知耻”是武家社会的道德，是武士道的重要内容。
《叶隐》进一步强化“知耻”与死的关系，使它具有了激励武士或军人去死的宗教般的制裁力。
从东史郎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包括《叶隐》在内的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激励下，造就出无数以强悍好战、不怕死著称的士兵，也正在武士道的教育下，使日本士兵能够自觉地充当炮灰，成为“作战的活武器”，把欣然为天皇赴死当作是最崇高的荣誉。
1941年1月8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向陆
军颁发《战阵训》，其中最有名的“惜名”一节是这样写的“知耻者强。
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
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
”4这就将《叶隐》武士道正式规定为法西斯军人在战场上必须履行的军规。
这种所谓的“灭私奉公”和惜名知耻，不仅使很多日本士兵死在战场上，而且给被侵略国造成巨大灾难。
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日本国民狂热的支持战争，参加战争。
我们从《东史郎日记》中所反映的东史郎本人的知识水平来看，说他的参战热情是由于“知识不足”和愚昧，似乎缺乏说服力。
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政府长期用武士道精神对国民进行教育，使日本国民形成了效忠天皇，为天皇赴死是人生莫大的荣誉的“觉悟”。
武士道是日本七百年武家社会所培养起来的、以无条件地效忠和自我牺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武士道不仅是道德规范，也是一种社会风尚，具有控制人们思想、左右和规范人们言行的巨大功能。
到了近代以后，武士道又同民族主义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是全民的，而且又是宗教的。
山本常朝的“死忠”，依据的是对藩主的世代恩情，而到了昭和时代，这种
“死忠”是建立在对现人神天皇宗教般的崇拜基础上的，日军在战场上视死如归，誓死不降，都可以归因于对天皇的绝对忠诚。
日本法西斯无视本国士兵的生命，“连自己士兵的生命都不尊重的日本军，无视他国军队和人民的生命也是当然的。
”5这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视他国人民的生命如草芥，创造各种惨无人道的战术和暴行，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的思想根源。
《叶隐》所标榜的“死的觉悟”之危害，于此亦可见一斑。
[作者王志（1966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
2011年11月30日]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理想的路总是为有信心的人预备着。
2、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
——罗曼·罗兰
3、人生就像爬坡，要一步一步来。
——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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