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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文科历史阅读材料精选

高三历史高考课外阅读精选

——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摘编

0】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

春秋战国之际，国人有功可以上升为士、大夫、公卿，也可以降为皂隶。

国人社会地位的变动，是政治斗争和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形成，国人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或阶级而存在的经济条件和作为主要兵源及军赋负担者的社会作用都已丧失，而是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国人革命和农民暴动大大削弱了各诸侯的统治，卿大夫取得了各国的政治权力，形成大夫专政的局面。

春秋后期，齐、三晋在建国前陆续兼并了公室和大夫的私邑，削弱和破坏了世族世官制度，先后建立了郡县制度，官吏待遇也由封邑制变为薪俸制。

士在社会上越来越活跃。

从东周到秦汉经历了古代血缘组织向领土国家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秩序得以重组，经济制度得以改变，氏族的社会力量退隐，新的社会力量起而代之。

春秋社会群体可分为公子、卿大夫、士三层。

早期的公子们直接参预政治，后期这种活动逐渐减少。

经春秋一代，卿大夫集团日趋活跃，其上升趋势与公子集团的衰落趋势同时发生。

士集团人数上多于公子和卿大夫，但地位低下，卿大夫集团进入低潮时，士阶层开始抬头。

战国大夫不是春秋大夫的继续，而与春秋的家臣联系更为密切，他们没有地主政治统治权，即使有也很薄弱、不稳定。

战国大夫的爵称己缺乏独立性，而是从属于官僚制度的。

战国时期，大夫或士大夫越来越成为官僚、贵族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统称。

1】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与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相适应的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而与秦汉时期君主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相适应的则是大一统的学术格局。

尽管主流思想存在变化，有时是法家学说，有时是黄老之学，有时是儒家经学，但就其学术呈现大一统的局面而言则是一致的。

从上古三代到战国再到秦汉，随着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传统学术也呈现出一个螺旋递进的状态，即从官学到私学，再从私学到新官学。

秦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需要统一的学术形态，秦王朝虽短暂，但也在构建统一的学术体系上作出了艰辛的探索。

秦朝建立后，在学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种新官学，统治集团原本希望在博采先秦诸子百家之长的基础上来建构新官学体系，博士官制度就体现了这种意图。

然而，这种愿望却与现实的政治决策产生了冲突，本应代表官方学术、体现统治者意图的博士们对秦王朝的现实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引起了统治阶层学术政策的重大变化，博采众长的新官学一转而成为先秦法家一家学说的极端化发展。

秦王朝建立之初，丞相李斯指出，博士淳于越以古非今、以私学非议政府决策，不利于君尊臣卑的现实政治秩序，于是采取了“焚书坑儒”。

这种粗暴的文化政策标志着先秦诸子学术兼收并蓄的学术局面基本结束，秦王朝从政策上限定了学术范畴，春秋末期以来那种蓬勃发展的自由思索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焚书坑儒”事件的影响是极为消极的，表明秦王朝在文化领域由博采先秦诸子学术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转型，新官学的内容也由综合宽容转向了专制。

汉初君臣从秦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实行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

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

然而，从政治思想方面巩固、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成为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显然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此后，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

这时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在吸收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

作为一种官学，它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流派，而是摆脱了学派的樊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具有“杂家”的色彩。

秦代焚书禁学与汉代独尊儒术的目的均是为了统一思想，但采用的手段却大相径庭。

秦代重在“禁”，采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强制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激起了强烈的反抗。

汉代重在“尊”，将儒家经术作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将其贯穿于学校教育和入仕途径之中，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士人专注于学习、钻研儒家经义，促进了汉代经学的兴盛，推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提高儒学的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统治思想而已，并非禁绝其他思想学派。

事实上，儒家之外各家学术的传习者仍不乏其人，他们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不少可以进入宫廷为官。

这样，既确保了思想的统一，又为不同思想留下了适度的发展空间。

2】三省六部制

三省制是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三个内涵因素构成的一种施政机构宰相制。

魏晋南北朝是其酝酿时期，中经隋代，至唐正式建立。

唐初三省长官集体议政于政事堂，三省首长制成熟；三省借设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平衡地位，内轻外重各有优势，三省并重制成熟；三省分掌出令、封驳、执行之职，三省分权制成熟。

三省地位的平衡是这一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

从唐睿宗起，三省长官相权旁落，表现为低级官员入相，难以驾驭朝政，三省长官不专机务，动摇了三省机构的互相制约关系；三省六部职能废弛，各种使职大量产生，干扰和削弱了尚书六部的行政权。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节度使出将入相打破了三省分权的政治平衡；专使的设置削弱了六部的行政职能；翰林学士草拟诏敕代行了中书省部分决策权；宦官专权瓦解了三省制的组织原则。

在唐代形成了多层次的决策机构与不同的决策机制。

最高层次是由皇帝主持的御前决策会议，其次是中书门下的决策会议、政事堂宰相会议、扩大参与的百官会议等，并对决策层次与方式在唐王朝各个时期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论述。

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达渠道有地方情况上报制度、出使监察制度、求言和上书制度，信息渠道是否畅通关系到整个唐王朝的兴亡。

3】学者论唐宋社会变革

陈寅恪指出，唐代历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钱穆说：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

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

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

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

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

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

傅乐成注意到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不同，指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受魏晋南北朝文化中的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三大因素影响，呈现出异彩特色，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

至宋，各派思想如佛、道、儒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产生，文化精神及动态转向单纯和收敛。

宋代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

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的最大不同。

漆侠认为，唐宋时期的变革虽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却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他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该问题：

第一，唐中叶以来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第二，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新格局，新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第三，封建租佃关系取代农奴制居于统治地位；第四，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成为主要税法；第五，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第六，经济领域的变革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一代新思想、新学风的发展。

4】繁荣的宋代文化

宋代文化繁荣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繁荣或重文轻武的国策，而在于宋朝政府所采取的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对文人的优待。

近代中国的变迁，一方面是受了西方的影响，吸纳了大量新事物，另一方面又是对宋明文化进行解构和改造基础上的再发展。

宋代所发生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君主独裁形式的文官政治代替了权力与血统相结合的贵族政治；平民文化兴起；理学学说的出现，既是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又体现儒释道融合的特点；在以上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国家管理方式和宗法家族文化。

宋代文化与前代的不同，从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看，宋代是从庄园农奴制向封建租佃制的重大转折时期；从经济观念的演变看，宋代是商品经济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从学术思想的变化看，宋代是从传注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时期；从政治体制演变看，宋代是从“皇权-吏员”体制向“皇权-士大夫”体制转型的时期。

宋学体现的时代特色，宋学是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其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

宋学中体现的变易精神、求理精神、道德精神和求实精神，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质。

宋代文化发展的内外环境。

一方面辽、金、元等游牧文化对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主要体现为改农为牧及采用奴隶制，使中原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发生阶段性的倒退；另一方面中原农耕文化也对游牧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元时期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交流未尝不是中华文化弃旧图新、广纳博采的有益过程。

尽管在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不同文化、民族间的敌视、抵触也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陷入停滞或倒退。

如元朝的四等人制即以种姓制取代宋朝的阶级开放，践踏了文化的尊严，种族、民族与职业的分等制使文化风尚发生了改变，促进了元曲的勃兴。

元曲在精神上的两大主调，即倾吐整体性的郁闷愤怒及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正是元代士子失意心态的反映。

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宽松的政治环境，历来被视为宋代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

北宋统治者并未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在科场考试中，命题多杂出老庄之书，且在思想、学术、文学及艺术上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是宋学得以昌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扩大科举名额及刻印书籍等右文政策，不过是因势利导而已，作用要小得多。

宋王朝为解除武人干政的威胁，采取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宋初在强调儒、佛、道融合的同时，儒家处于首要地位，而佛、道两教的地位也有轻重之分，北宋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远胜道教，这种政策导向直接推动和影响了宋学的形成。

宋文化的特点。

唐文化与宋文化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

唐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文化因各派思想主流日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趋单纯与收敛。

宋文化有内向收敛及注重人文涵养的倾向。

宋代社会的基础是文官政治，内在精神是注重品性涵养，外在表现是书卷风流，他们三位一体，构成富有人文气息的氛围，其审美情趣也从外在的羁旅漫游、征戍迁谪，逐渐转向丰富多彩的心智活动，构成宋代文学及文学思想中博大精深的人文气象。

5】文官政治的形成

两宋时期，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独具特色的文臣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这种政治体制的确立是唐五代以来社会结构变化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与宋代的科举制度、崇文抑武国策等因素密切相关。

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承上启下的转型时期，从唐代开始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在宋代得以最终完成。

在经济结构上，传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崩溃，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迅速发展，土地转移和流通的频率加快，租佃契约关系得以确立。

这种变化诱发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门阀士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取而代之，平民社会的因素开始显现，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

唐末五代时期，武人专横跋扈，操纵了由上至下的政权，恣意妄为，其时朝代更替多由武人倚仗军权而实现。

宋朝建立后，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皇权式微的教训，宋太祖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和“右文”、“重文”的价值取向，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为后继者以“祖宗家法”的形式继承下来。

宋朝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