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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帝第二书
上清帝第二书
作者：
康有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
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
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
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
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
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覆，数百年而得此。
然伏下风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
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搆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
如天下臣民何？
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
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为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那么都畿能保，不割那么都畿震动，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
又以群义纷纭，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假设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
又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事，如庚申以后也。
左右贵近，论率如此。
故盈廷之言，虽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因此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栋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
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
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
《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
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
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
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
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
假设皆应所求，那么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
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
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
诸国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
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砲震于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
恐诸国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而都畿之不震也，那么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
皇上亦能够翻然独断矣。
或以为庚申和后，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图自强，今虽割弃，徐图补救。
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者也。
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棔，如马之在埒，如决堰陂之水，如运高山之石，稍有发动，不可禁压，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
昔者辛巳往常，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因此，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翦，只是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
甲午往常，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
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
譬大病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
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
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
症脉俱见，不待卢扁，此举人等所为日夜忧惧，不惮僭越，而谋及大计也。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能够图存；言和者，解散民礼，鼓舞夷心，更速其亡。
以皇上圣明，反覆讲辩，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
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
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何谓鼓天下之气也？
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新而弃其陈，病乃不存。
水积为淤，流那么不腐；户闭必坏，枢那么不蠹；砲烧那么晶莹，久置那么生锈；体动那么强健，久卧那么委弱。
况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犹恐尘垢；置而不用，坏废放失；日趋于弊而已。
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非不可用也。
而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
是有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
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屡下。
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开罪己之诏至切。
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奋发，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
《传》谓：
“禹、汤罪己，兴也勃焉。
”唐臣陆贽谓：
“以言感人，所感己浅，言犹不善，人谁肯怀？
”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
皇上为人子孙，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
然于今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时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
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大方效死。
人怀怒心，如报私仇。
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驰驱，可使赴汤蹈火，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
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
皇上既赫然罪己，那么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癰，蔽惑圣聪、主和辱国之枢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备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
其余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无妨贤路。
庶几朝廷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
将帅假设宋庆、依克唐阿，疆吏假设张之洞、李秉衡，谅山旧功假设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
或内综枢柄，或外典几疆，以鼓舞天下。
夫循资格者，能够得庸谨，不能够得异材；用耆老者，能够为守常，不能够为济变。
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言之。
当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那么由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那么以举人部员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材能，克佐中兴。
假设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
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皆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
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因此应特别之变也。
夫有特别之事变，即有特别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
宋臣苏轼谓：
“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
”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
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
凡有高材，不次拔擢。
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
夫人主因此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
赏罚不行，那么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那么必至离民心。
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
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何谓定天下之本也？
自古都畿皆凭险阻。
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
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阻无有，京师孤立。
近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
此次和议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
《易》曰：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
险既失矣，国何可守？
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
请往常事言之。
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那么徐督粤，邓廷桢督闽，叠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
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偿二千万矣。
其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皆始战终和，借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
暨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
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余烬尚在。
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虚实。
此事非远，皆诸臣所目击，前车易鉴者也。
寻五十年来，吾大臣用事及清流进议者，不深维终始，高谈战事。
及震动津、沽、宫廷惶骇，那么必以战无把握，输款求和。
因此尸位无耻之流累借和议以容身。
朝廷虽深知主战之直，必不见从；亦明知议和之非，俯徇所请。
盖实患既至，非复空言所能抵塞。
故外夷所累借以胁制者，皆以吾京师近海之故。
彼虽小丑，无求不得；吾虽大胜，终必请和，亦既彰明较著矣。
用事者既不早为自强之谋，又不预作迁都之计，夷衅既开，虚僑空谈，相与言战，乃稍败衄，震动畏缩，苟幸得和，乃至割全然之地、弃千万之民而亦为之，其不智而失计亦甚矣。
以今事言之，吾因此忍割地、弃民者，为保都畿，安乘舆也。
微论今后外夷继轨，都畿终不能保，乘舆终必致惊，而以区区十里之城，弃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
以后事料之，诸夷知我之专保都畿也，咸借端开衅，阳攻都畿以索边省，我必将尽割沿边十余省，以保都畿，是弃天下万里之地、数万万之民，以易区区之都城也。
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岂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为至计哉！
以五十年来前后今事考之，吾之款和输割，皆为都畿边海之故，其事易徵，其理易明。
昔者苟能自强，虽不迁都，犹可立国；今日虽欲自强，而外夷连轨，计不及待。
故非迁都，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
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
故今日犹言不迁都者，非至愚病狂，那么甘心鬻国。
大臣既不能预鉴于前，而至辱国，又不补救于后，必至丧邦。
皇上圣明，试以诘难诸臣，当无从置喙，或下群臣集议，当亦从同，而后宸衷独断，定议迁都，以安宗庙而保疆土，无逾于此。
或谓我能往，寇亦能往，我迁都以避，寇深入以争，自古迁都之谋，皆遂为偏安之计，此明臣于谦因此力争，而庚申因此止议也。
不知古今异形，今昔殊势，外夷政由议院，爱惜民命，用兵甚慎，不敢深入，与古不同，今日本用兵已可概见。
我即迁都，能够力战，虽沿边糜烂，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即无所胁制，主和者无所容其身，主战者得以激其气。
岂不鉴于五十年事，而尚以为孤注哉！
独不畏徽、钦之辱乎？
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此尤不达经义之讆也。
夫国君者，诸侯之谓，以社稷受之天子，当死守之，犹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责比耳。
假设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为？
明庄烈帝既为迂儒所误，明社遂屋，岂可复以此误我国家哉！
且一朝而有数都，自古为然，商七迁，周营三邑，汉室二京，唐世两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乐乃迁燕蓟，以太子留守南京，宫殿官僚，悉仍旧制，择有司扈从行在，庙社官署，随时增修，永分两京，能够为法。
假设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那么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那么非控天险；入蜀那么太深；都晋那么太近。
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
近虽水利不开，漕运难至，然都畿既建，百货自归，假设借机器督散军，亦何水利之不开哉？
夫京都建自辽、金，大于元、明，迄今千年，精华殆尽。
近岁西山崩裂，屡年大水，城垣隳圮，闾阎房屋，倾坏许多。
甚者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而灾，疑其地气当已泄尽。
王者顺天，革故鼎新，当应天命，谓宜舍燕蓟之旧京，宅长安为行在。
然人情乐于守常，难于移动，以盘庚迁殷，诚论至烦“三诰”，以魏文迁洛，世臣犹有违言。
盖世臣大伙，辎重繁多，迁徙不易，听其变旧，庶免阻挠，自非大有为之君，不易破寻常之论。
魏文南征，永乐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
皇上既讲明利害，远之防诸夷之联镳，近之距日本之胁制，急断乃成，亟法汉高，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六龙西幸，万人欢庆。
幸当讲和之时，民心稍静，择亲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狩，择百司扈从，以重兵拥卫，必不虑宵小生心。
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彼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
然后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厉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
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
或俯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
即使不成，能够言战矣。
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
何谓强天下之势也？
凡两物相交，必有外患，兽有爪牙之卫，人有甲胄之蔽，列国並立，兵者，国之甲胄也。
昔战国之世，魏有武卒，齐有轻骑，秦有武士。
楚庄投袂，屦及剑及，即日伐宋。
盖诸国并骋，无日不训讨军实，国乃可立。
今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大国练兵至百余万。
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图。
其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日夕讲求，确有程度。
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雄视海内也。
日本步武其后，遂来侮我。
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制以待之，不训兵备，至有割地款和之事。
今日氛未已，不及精练，然能将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壮其胆气，亦可自用，选将购械，犹可成军。
夫用兵者，用其气也。
老将富贵已足，无所愿望，或声色销铄，精气竭衰，暮气已深，万不能战。
即或效忠，一死而已，丧师辱国，不可救矣。
近者杨芳失律于粤城，鲍超骄蹇于西蜀，令彼再如为兵时跳身坐炮眼上，岂可得哉？
此赵惠王因此致疑于廉颇，光武因此不用马援也。
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亦以老将气衰不能用，此真圣人之远谟也。
惟少年强力，贱卒怀赏，故敢万死以求一生。
应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
且外夷战备日新，老将多恃旧效，昧于改图，故致无功。
今请更练重兵，以待敌变。
都畿全然至重，必有忠勇谋略下士爱民之督抚，如李秉衡之流者，专督畿辅之军，假令廉价，令其密选将才十人，不拘资格，各练十营，日夜训练，厉以忠义，激以国耻，择其精悍，优其饷糈，以为选锋。
既有李克用之义儿，李成梁之家丁，缓急可恃，得此五万，都畿可守。
再有将才，能够续练。
前敌之宋庆、魏光焘、李光久，宿将之冯子材，并一时人望，可咨以将才，假以廉价，悉用选锋，厉以仇耻，沿边疆臣，亦宜选振作有为之人，不宜用衰老资格之旧，各选将才，各练精兵万人。
并饬绅士各自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并请敕下群臣，外至守令，传谕绅士，有忠义沈毅大方知兵之士，不拘资格，悉令荐举，引见拔用，或交关内外军差遣。
各县草泽中，皆有魁梧任气忠义谋略之士，责令州县各荐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胜用，必有千城之选，足应国家之急者。
是谓选将。
《管子》谓：
“器械不精，以卒予敌。
”外夷讲求枪炮，制作日新。
枪那么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沙士钵枪，英有亨利马梯尼枪，美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有俾尔达奴枪，而近者英之黎姆斯枪为尤精。
炮自克虏伯炮、嘉立炮外，近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敌戎衣、测量炮子表，巧制日新。
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制新器，曰苗也理枪。
而我中国未能创制，只购旧式，经办委员不解制造，于坚轻远准速无所谙晓，或以旧枪改充毛瑟，贪其价廉，乃不可用，其中饱者益不管。
闻近来所购者，多暹罗废枪，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之。
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时枪十余响。
光绪三年，俄之攻土，枪三十余响。
至日之犯我，枪乃六十余响。
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
故吾非悬重赏，以厉新制，不足取胜。
今不及办，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敌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
又我南洋诸岛民四百万，虽久商異域，咸戴本朝。
以丧师割地为外夷姗笑，其怀愤慨过于内地之民，其人富实，巨万之资以数千计，通达外情，咸思内归中国，团成一军，以雪国耻。
特去天万里，无路自通。
假设派殷商，密令举办，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敌，并令联通外国，助攻日本，或有奇功。
所谓练兵以强天下之本者，此也。
然凡上所陈，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
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
物久那么废，器久那么坏，法久那么弊。
官制那么冗散万数，甚且鬻及监司，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赂，欺饰成风，而少忠信之吏。
学校那么教及词章诗字，寡能讲求圣道，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
兵那么绿营老弱，而募勇皆乌合之徒。
农那么地利未开，而工商无制造之业。
其他凡百积弊，难以遍举。
而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
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
盖开创那么更新XX，守成那么率由旧章。
列国并立，那么争雄角智；一统垂裳，那么拱手无为。
言率由那么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
《易》曰：
“穷那么变，变那么通。
”董仲舒曰：
“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
”假设谓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么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
假设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刚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
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能够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变之之法，富国为先。
户部岁入银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大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
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
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
假设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
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
夫富国之法有六：
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能够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
今天下银号报明赀本，皆存现银于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
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
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
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
既有官银行，上下相通，假设有铁路、船厂大工，能够代筹，军务、赈务要需，能够立办。
国家借款，不须重息中饱，外国汇款，无须关票作押。
公款寄存，可有入息，钞票通行，可扩商务。
今各省皆有银票钱票，而作伪万种，利不归公，何如官中为之，骤可富国哉？
此钞票宜行一。
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
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可更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
夫铁路之利，天下皆知。
山海关外，久已兴筑，今方连兵，其效已见，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费巨难筹耳。
假设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酌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
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
天下铁路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闾化为富民。
俄人珲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防边已当亟筑，况可得巨款哉？
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
此铁路宜行二。
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利通达。
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
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那么吾军械安有起色。
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
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
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
此机器轮舟宜行三。
《周官》“矿人”，汉代铁官，开矿之法久矣。
美人以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人以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
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
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如云南铜、锡，山西、贵州煤、铁，湖、广、江西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铅，四川铜、铅、煤、铁，其最著者，互古封禁，留待今日。
方今国计日蹙，虽极节俭，岂能济此艰难哉？
家有重宝，而仰屋嗟贫，无策甚矣。
山西煤、铁尤甚，星罗棋布，有百三十万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为甲于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尽。
又外蒙古，阿尔泰山即金山也，长袤数千里，金产最著，苗亦平衍，有整块数斤者，俄人并为察验绘图。
至滇、粤之矿，尤为英、法所窥伺，我假设不开，他人入室。
今云南已专设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亦设官局，并著成效。
而未见大利者，皆由矿学之未开，采办之非人也。
矿学以比国为最，自山色、石纹、草木、苗脉、子色，皆有专书。
宜开矿学，专延比人教之，且为踏勘。
购机器以省人工，筑铁路以省转运，二十取一而无定额税，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那么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
此矿务宜开四。
钱币三品以通有无，其制最古。
自濠镜通商，洋银流入中国，渐遍内地，及于京师。
观其正朔，那么耶稣之年号，而非吾之纪元也，是谓无正朔。
考其漏巵，那么每岁运入约数百万，进口无税，八成夹铅，而换我足银，市价涨落七钱二分之重，或有涨至八钱者，多方折耗，是谓大漏巵。
名实俱亡，吾政之失，孰大因此！
而吾元宝及绽，形体既难握携，分两又无一定，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之殊，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之異，轻重难定，亏耗滋多。
而彼重率有定，体圆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
查泰西皆用本国之银，如俄用卢布，德用马克，奥用福禄林，英用喜林，外国银钱不许通用。
我宜自铸银钱，以收利权。
今广东已开局铸银，但患经费不敷，未能扩充以铸大圆耳。
夫金银质软，只用九成。
查美国铸银，每刻可成大圆一千二百，而每圆之利，三分移作制造之费，犹有余饶，利亦厚矣。
请饬下户部，预筹巨款，并令行省皆开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皆照广东铸造，增置大圆。
由督抚选廉吏精明专司此局，厚其薪水，严其刑罚，督抚以时月抽提，户部以化学核验。
他日矿产既盛，增铸金钱，抵禁洋圆，改铸钱两，令严而民信，能够塞巵，而存正朔矣。
此铸银宜行者五。
我朝公牍文移，谕旨奏摺，皆由塘驿汛铺传递，而军务加紧，又有驿马遍布天下。
设官数百，养夫数万，岁费帑三百万两，而民间书札不得过问。
赀费厚重，犹复远寄艰难，消息浮沉，不便甚矣！
查英国有邮政局寄带公私文书，境内之信费钱二十，马车急递，应时无失，民咸便之，而岁入一千六百余万。
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假设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而进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
此邮政宜行六。
行之六者，国不患贫矣。
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
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
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
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
养民之法：
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
天下百物皆出于农，我皇上躬耕，皇后亲蚕，董劝至矣。
而田畯之官未立，土化之学不进。
北方那么苦水利不闢，物产无多；南方那么患生齿日繁，地势有限。
遇水旱不时，流离沟壑，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
外国讲求树畜，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
入会那么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而旌其异等，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能够讲求。
鸟粪能够肥培壅，电气能够速长成，沸汤能够暖地脉，玻罩能够御寒气，刈禾那么一人可兼数百工，播种那么一日能够三百亩。
择种一粒，可收一万八百粒，千粒可食人一岁，二亩可养人一家。
瘠壤可变为腴壤，小种变为大种，一熟可为数熟。
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择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
农人力薄，国家助之。
比较那么弃楛而从良，鼓舞那么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
假设丝、茶为中国独擅，恃为大利。
而近年意大利、法兰西、日本皆讲蚕桑，印度、锡兰茶叶与吾敌，夺我之利，致吾衰减至千余万。
而吾养蚕未善，种茶未广，再不讲求，中国之利源塞矣。
宜设丝茶局，开丝茶学会，力求振兴，推行各省。
其余东南种棉蔗，西北讲牧畜。
棉以纺织，蔗以为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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