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个国家读书数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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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个国家读书数量
全球各个国家读书数量131102
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日本的40本
近日，一名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红遍网络。
读后令人惊悚。
全文如下：
我在从飞往上海的飞机上。
正是长途飞行中的睡眠时间，机舱已熄灯，我吃惊地发现，不睡觉玩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打游戏或看电影，没见有人读书。
这一幕情景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其实在法兰克福机场候机时，我就注意到，德国乘客大部分是在安静地阅读或工作。
中国乘客大部分人要么在穿梭购物，要么在大声谈笑和比较价格。
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有些不耐烦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书。
一次我和一位法国朋友一起在虹桥火车站候车，这位第一次来中国的朋友突然问我：
“为什么中国人都在打电话或玩手机，没有人看书”我一看，确实如此。
人们都在打电话（大声谈话）、低头发短信、刷微博或打游戏。
或喧嚣地忙碌，或孤独地忙碌，唯独缺少一种满足的安宁。
据媒体报道，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在中国各地中小城镇最繁荣的娱乐业就算麻将馆和网吧了，一个万多人的小镇，有几十个麻将馆五六家网吧是常事。
中老年人参与到麻将，青年人上网，少年儿童看电视。
中国人的娱乐生活几乎就浓缩为麻将、上网和看电视。
不管是在网吧，还是在大学的电脑室，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都在玩游戏，少部分在聊天。
在网上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或读书的学生少之又少。
再看看各部门领导，一天忙于应付各种检查、应酬、饭局。
读书已经变成了学者的专利，也许很多学者也不看书了。
这确实让人担忧。
?
中国人不爱读书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民文化素质偏低。
二是从小没有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三是"应试教育，让孩子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课外书；四是好书越来越少。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着作《低智商社会》意外地触动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
他在书中说：
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国家"，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人最爱读书，一个是以色列，另一个是匈牙利。
以色列人均每年读书64本。
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严肃地告诉他：
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民族，就连犹太人的乞丐也是离不开书的。
在犹太人眼里，爱好读书看报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美德。
这里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安息日”，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停止所有商业和娱乐活动，商店、饭店、娱乐等场所都得关门停业，公共汽车要停运，就连航空公司的班机都要停飞，人们只能待在家中“安息”祈祷。
但有一件事是特许的，那就是全国所有的书店都可以开门营业。
而这一天光顾书店的人也最多，大家都在这里静悄悄地读书。
另一个国家匈牙利，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不足中国的百分之一，但却拥有近两万家图书馆，平均每500人就有一座图书馆，而我国平均45.9万人才拥有一所图书馆。
匈牙利也是世界上读书风气最浓的国家，常年读书的人数达500万以上，占人口的1/4还多。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
一个崇尚读书学习的国家，当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以色列人口稀少，但人才济济。
建国虽短，但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8个。
以色列环境恶劣，国土大部分是沙漠，而以色列却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绿洲，生产的粮食不但自己吃不完，还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其他国家。
而匈牙利，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位，他们的发明也非常多，可谓数不胜数，有小物件，也有尖端产品。
一个区区小国，因爱读书而获得智慧和力量，靠着智慧和力量，将自己变成了让人不得不服的“大国”。
记得有一位学者说过：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看阅读能植根多深，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读书不仅仅影响到个人，还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
要知道：
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1875年【文明论概略】。
福泽谕吉精辟地指出，日本必须脱离支、韩两国所深陷的儒佛文化圈，跳脱出愚昧与落后的亚洲，以西方先进文明的准则为最高准则，实现彻底西化，脱亚入欧，否则：
调查称中国年人均读书4.3本约为日本人1/10
原标题：
“中国年人均读书4.3本”，真的吗
“2011年，中国人均读书4.3本，比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少得多。
”一段时间以来，这个论断被各种媒体反复引用，说它令我们感到振聋发聩甚至痛心疾首，并不为过。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国当真已经成为“世界上年人均读书量最少的国家之一”了吗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
“4.3本”是怎么得出来的
“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阅读传统纸质图书4.35本，这是我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得出的结果。
”徐升国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隶属新闻出版总署，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于去年年底进行，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夕发布调查结果。
徐升国介绍，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开始于1999年，现在每年进行一次，是一项对国民文化消费的长期跟踪调查，有央视市场研究和零点调查公司等专业公司参与，采用国际上社会调查的标准体系，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50个左右城市对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获得2万个左右的样本，调查问卷的设置涵盖图书、期刊、音像、网络、手机等载体和途径以及公共阅读服务、读书节、农家书屋等项目，已经被视为我国国民阅读的风向标。
与这个数字在各类媒体上被用来“警醒世人”不同，专业人士眼里，“4.35本”的结果无惊无喜，“去年的调查结果是4.25本，前年是3.88本，2008年是4.75本，所以总的趋势是在徘徊波动中趋稳，但也不值得乐观。
”徐升国说。
他表示，阅读量下降是全球性的趋势，对此的担忧并非国人所独有。
但是，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我们确实偏低，跟传统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地位不相符。
当下的读书风气和氛围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知识无用论”似乎愈演愈烈，阅读少尤其年轻人不读书是我们切实的所见、所感。
我国何时能有全国性的阅读工程
在国外，阅读被当做“总统工程”，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由元首、王室出面倡导阅读。
英国政府拨款数千万英镑资助“阅读起跑线”项目，给每一位妈妈和低幼儿童发放内含绘本、笔、贴纸等的大礼包，这一项目已经被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借鉴，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都已引进。
英国还有“1英镑购书计划”，每个孩子都可以领到1英镑，去书店购买指定的、定价为1英镑的图书。
而我国内地目前还没有政府支持的全国性此类活动，往往仅限于某一地区。
比如北京阅读季、上海读书月、深圳读书月、杭州西湖读书节、苏州读书节、陕西三秦读书月、湖南三湘读书节、广州岭南读书节、新疆天山读书月、内蒙古草原读书节等。
也有部分社会资金开始以慈善的方式进入阅读领域，如段永平的“心平基金”在学校建的书屋等。
“三叶草读书会”等民间读书组织也纷纷成立。
还有一些商业机构以产业方式进入阅读领域，如“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亲近母语阅读中心”的成立等。
此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和21世纪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纷纷以新的业态和方式促进阅读，比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创办的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等。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们上至政府官员、领导、出版社、文化部门，下至妈妈、宝宝、儿童、学生，都应该重塑对阅读的认知，而国家应该把阅读当做一项国家战略，早日设立国家读书节和国家阅读基金”。
徐升国透露，聂振宁、冯骥才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多次提议，希望尽快得到批准。
数字阅读势如猛虎，为什么却不被计算在内
近年来，数字阅读的迅猛发展令专业人士也始料未及。
1999年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国人的上网率才3%，数字阅读无从考察；2011年，上网率增加到54.9%，数字阅读率达到40%，手机阅读率达27.6%。
但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国民数字阅读人均读书仅1.42本。
徐升国说，数字阅读之所以没有与传统阅读合并计算，首先因为数字阅读的统计是不能以“本”为单位的，很可能只是部分章节、段落；此外，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这两种形式有较大差异，比如，手机阅读的可能是书，更大的可能是报纸、刊物。
也不能以传统纸质阅读的监测手段，监测数字阅读的阅读量。
“数字阅读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应该给予高度关注和检测，但是目前全世界对数字阅读的关注结果都认为，还不能简单地说数字阅读好或者坏；数字阅读目前也不能取代传统阅读，因为其还有明显缺憾，比如可能损害儿童的视力；往往因超链接的存在，不断分散读者注意力，使其无法专注于阅读本身；数字阅读也容易导致碎片化和浅阅读。
”徐升国的观点是谨慎的。
几年前，iPad刚刚出现时，有人曾经说：
iPad是阅读的杀手。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这并非危言耸听。
莫言获诺奖对全民阅读会有多大的拉动作用
据悉，出版机构“精典博维”获得了莫言作品3年的版权，将在3年内出版约包括20本书的《莫言文集》，定价七八百元人民币，希望卖出100万套。
徐升国算了一笔账：
“虽然文集主要用于收藏，但假定每套书都有两个人阅读了其中一本，最终可以拉动当年全民图书阅读率上升0.001，就是说，如果要将人均读书数量从4.35本提升至4.36本，约需要10个莫言。
”当然，此结果没有把重读旧书、购买单行本以及通过数字方式阅读的莫言小说计算在内。
从世界出版界来看，一个新的超级巨星的产生，对阅读的拉动作用屡见不鲜，比如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共7部，已被译成70多种语言，在200多个国家销售数亿册，其中每一部的出版，都会让全球出版界震动一下，而这一年如果没有一部新书诞生，全球出版界的产值都要下降一点。
徐升国透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策划如何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契机和起点，推动国民阅读潮流和阅读时尚。
“不管在什么程度上，这毕竟是一个机遇。
”
不久前，徐升国所在单位与中央文明委联合开展了向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1万人赠送一本书的活动，这1万人最想得到什么书的统计结果令人吃惊：
《百年孤独》、《平凡的世界》和《红楼梦》位列前三。
徐升国认为，国民对文学阅读有这样深刻而广泛的偏好且阅读水准和品位如此之高，使人对文学阅读拉动国民整体阅读水准、对国民阅读的前景有了信心。
德国一个阅读的民族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王竞认识的一位德国外交官有些“另类”。
这位外交官最大的快乐是从世界各地飞回家，不过，“别人都是同亲人团聚，他要和书团聚。
”在他的家里，有一座对他充满魅力的小型图书馆，这是在他父亲去世后，由家中房屋的二层改造而成的，他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书都收藏于此。
他笑着和王竞说，担心有一天他的房子会突然坍塌。
据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思先生提供的德国书商及出版商协会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有近1/3的德国人认为自己读得“很多”（很多≥18本/年），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藏书200－500本，14%的德国家庭甚至有自己“小图书馆”。
所以，有人感叹，德国，是一个阅读的民族。
每年入秋，整个德国就笼罩在阴冷潮湿的气候中，这种状况有时可以持续半年之久，这带给了德国人沉郁的气质。
不过，感伤、孤独、忧郁，正是读书的好动力。
在这个疆界和政权分裂多于统一的国度，却始终延续着绵长的阅读传统，文化生活永远高于政治生活。
德国有“社团之国”的称号，它的国民对社团活动的热衷举世闻名，即使在阅读上也不例外。
在德国，有一种延续至今的传统，叫朗读会，它源于教堂中的布道。
作家出版了新书，喜欢到公众场合大声朗读，而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作者一样四处签售。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的“阅读革命”，那时，文学沙龙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内容。
当年进行沙龙的着名房子还留存至今，屹立在柏林美丽的宪兵广场。
如今在柏林，随意翻开一份报纸，就可以发现柏林每天大大小小的朗读会仍然有10个到20个。
就这样，阅读在德国形成了一个矛盾的传统——渴望公共的交流，主流却依旧是个体的默默阅读。
当法兰克福书市高调成为世界最为知名的图书交易会时，阅读依旧是无数孤独者的心灯，强壮着他们的心灵，所以，在德国哪怕最僻角的的小书店里，也可能藏着大隐于市的哲人。
从宗教中解放了的精神生活
古登堡想必最让德国人引以为豪，2007年8月的北京国际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德国特意将几百年前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机搬到了展区，表演者身穿羊皮外套，用的是和几百年前如出一辙的印刷设备，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兴趣盎然的观赏着这出“西洋景”。
正是这位古登堡先生，让书籍这个最初专属僧侣阶层的“奢侈品”，开始渐渐传递到普罗大众。
在中世纪，宗教和僧侣的烙印无处不在，人们的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大致是同一的。
早期的书自然单调得很，《圣经》为其代表。
1455年，已经60多岁的古登堡，依旧是个单身汉，因为心思都用在了发明创造上。
好在终于得到大主教的许可，完成了这项名垂青史的工作：
制作出一本《圣经》，每页42行。
但《圣经》真正得以广泛传播，则要拜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赐。
这位来自曼斯菲尓德的“异教徒”认为，“教皇和教会也可能犯错误，只有《圣经》才是最高权威”。
他到各地激情演说，“信徒和上帝之间，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再需要有第三者了。
”《圣经》这个至高无上的“法宝”于是大举传阅，新教地区渐渐发展出和天主教地区“音像文化”不同的“阅读文化”。
就连路德创立的基督教路德宗（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也被称为“书籍宗教”。
一直到17世纪，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拉丁文仍是官僚体制、教会事务与学术界的正式语言。
最初的《圣经》都是拉丁文的，而且是天主教的唯一钦定本。
如今德国的部分教堂还保留着拉丁弥撒，波恩市中心贝多芬雕像附近的教堂就是其一。
经历了欧洲近代史上最深刻的两次变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语这个看上去不那么“高级”的语言，最终从拉丁语的垄断中解脱出来。
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德语读物之一，它统一了各种各样的德语方言，成为后来标准德语的基础。
18世纪末，从7年战争结束到法国大革命，德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达25年的“阅读革命”（Leserevolution）。
中产阶层间开始兴起读书的热潮，读书会和公共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普通居民家中的藏书量也大幅增加。
事实上，当时的德国，不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在欧洲都是个后进分子，但是书籍文化却异常发达，出版规模数一数二，这也显示出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逻辑。
“在同一时期，主宰法国的事件是政治革命，主宰英国的事件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
”在德国，将这场阅读革命以及随后带来的影响，同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经济革命相提并论，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阅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德国市民中产阶层不但文化品位在提高,而且整个文化氛围都充满着书卷气。
”贵族文化开始衰落，新兴的德国市民阶层，开始通过阅读，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阅读，来完成对自我的认知和社会教育。
不同于英法异常丰富的社交生活，阅读构成了德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阅读革命”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提供了更多和公众见面的机会。
因为之前印刷昂贵，二流三流作者的书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版，所以经典被反复阅读，而那些小众读物只能手抄传阅。
一些拥有书籍的修道院或者个人对于出借书籍都异常谨慎，一方面害怕借的过程中书籍受损，二来也要提防借阅者偷梁换柱。
伴随着这场“阅读革命”的发生，书籍不那么稀缺，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精读”开始转向“泛读”，告别了反复摩娑一本书，尽可以贪婪地猎取新的文章。
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也在一定意义上被消解，阅读开始走向多姿多彩的时代。
中世纪以来修道院长期保持的知识系统，也伴随着世俗学者和世俗大学不断涌现而得以打破，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从宗教生活解放出来。
文化史家埃贡·弗里德尔曾经描述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学时代。
人人用文学的方式说话、行动,人们以文学的方式来恨、来爱。
生活中一切重要的言论全都是笔头进行的……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文学的对象：
国家、社会、宗教。
一股真正的读书狂潮席卷了所有等级。
”
美因河畔觅书香
2007年的世界读书日，从不缺席的德国举办了一项全国性的活动——“我送给你一个故事”。
为了在孩子和书店间搭起一座桥梁，全德国33.5万名五年级的学生可凭赠券到任何一家参加这项活动的书店免费领取一本图书“我送给你一个故事”。
关于世界读书日的来历，有个浪漫的典故。
1923年4月23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热情纪念西班牙的伟大作家——《唐吉诃德》的创作者塞万提斯。
碰巧当天是圣·乔治节，男孩子们依照中世纪以来的传统送玫瑰花给女孩，而2年以后，女孩们开始以书回赠表达爱意。
这种习俗随之保留至今。
书商们每年总会乐呵呵的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一年的销售收入在这一天便可以实现一半。
和往年不同，2007年的法兰克福书展选择的主宾并非是一个特定国家，而恰恰是这个浪漫典故发生的加泰罗尼亚地区。
漫长的法兰克福书展业构成德国阅读史的另一华丽篇章。
没有人知道，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有正式的书展。
但是大家都公认，这个“书展界的奥林匹克”至少已经拥有了600年的风华。
古登堡活字印刷发明之后，大量书籍开始以法兰克福为交易中心，并形成了如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图书博览会和欧洲图书集散地——法兰克福书展。
现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尤根·博思先生介绍说，如果说书展诞生之初，来参与的都是所谓的“文化精英”，如今早已打破了这一疆界。
2007年的法兰克福，迎来了来自108个国家的7448位书商，他们带着近400，000种作品参加了这个占地172，000平方米的书展。
在他看来，法兰克福书展早已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图书交易市场，更是一个文化对话、交流以及传播的平台。
“书展已经演变为一次重要的思想盛会、学术盛会，以及社会文化盛会——简单的说，各种‘内涵’的集萃。
不夸张的讲，法兰克福书展是整个图书业的方向标和温度计，而书展——正如同书籍本身——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
”
德国书业和平奖是德国出版界最为重要的奖项之一，每年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结束后的保留节目，是整个书展的高潮。
2006年曾获得这一奖项的沃尓夫·莱普尼斯，在获奖作品《文化和政治》中，彰显了文化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文化优先、以文化对抗政治、对抗现代文明”。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在推介这本书时提到，“在德国谈论文化传统，德国的文化认同，都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因为一不小心，可怕的政治帽子就会飞来”。
长期以来，德国人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政治的冷漠，都显现出在这个国家中，文化某种程度上对政治角色的替代。
在这个多中心的德国，展览、音乐会、朗读会，每个洲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生活。
这种对文化的认同和推崇，直接影响到德国人看待问题的视角和逻辑。
有人说，德国长期无法像英国或者法国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只有在文化中才能发现他们的统一，而阅读生活就是塑造文化的关键。
德国拥有为数众多的小型出版社，这些出版社的图书印数几乎不超过4位数。
但在书展上也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小出版社看上去船小好掉头，但事实上，一本书的突然成功可能会给它带来风险，因为加印跟进慢，难以满足需求，印数过多又怕滞销。
这些小出版社拥有各种有趣的名字，如七号桌、罪犯出版社，在市场中的地位有点类似新潮的独立音乐人。
一些不知名的作家的处女作往往就有赖于他们来出版，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一些基金会的支持。
正如德国布满分裂的历史一样，书展也有它的“历史遗留问题”——两德分裂期间，德国不仅每年同时举办两个书展，东德与西德还在莱比锡与法兰克福拥有各自的图书馆和书商协会。
一些出版社甚至要为不同的地区制定不同的出版计划。
如今书展的重心虽然回移到法兰克福，但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俨然已经成了“姐妹花”，共同影响着德国历史上形成的漫长的阅读文化。
平民哲学家
阅读意味着接近一些将会存在的东西，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如是说。
没有人比德国人更清楚这一点了。
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煦生，曾经在德国留学和执教多年。
在他看来，德国人对于精神和文化生活的看重，是植根于骨子中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原因对民族特征的塑造以及宗教带来的影响，同时还源于俾斯麦执政以来推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国民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社会可以保障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和尊严。
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最大的乐趣，除了度假，就是到大学听最难最有意思的课。
有时课上完了，大家一起去喝啤酒。
我经常请他们喝酒，因为听课不是奢侈的事情，上酒馆才是。
哪怕生活无望，物质上再贫穷，他都会觉得至少我的精神世界还在，不愿精神生活毁掉。
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图宾根大学最老的一位学生85岁，在读普通的印度学。
而杨曾经教授过的一对学生夫妇，之前是德国通用集团的工程师，退休以后，专程到大学里学习汉学。
“他们说我现在没事做，也不用为生计操心。
我的精神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
那些繁荣的图书跳蚤市场也构成了德国很多城市的景观。
每个大学的食堂都是个流动的图书馆。
杨煦生很怀念在德国教学的那段日子，饭前饭后，都会在食堂逛一下，和那些摊主聊聊天。
“每个摊主都有段不寻常的故事，很多甚至是那种在大学里没拿到学位的学生，奋斗过，也学习过，最后放弃了，有本钱开个店，没本钱就摆书摊。
我觉得这些摊主，有的往往从学识上不比一个普通教授差，还比教授多很多别的经验。
”
这些摊主，有些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哲学家。
杨煦生任教的图宾根大学旁边，就有个小书店，经营得非常成功。
店主大概四十多岁，是图宾根大学的“老博士生”，学哲学的，最终放弃了读取学位，转而经营书店。
书店如今开张已经近10年，里面陈列的是干净纯粹的哲学和神学书籍。
这位店主对所有教授的研究方向和专业课程了如指掌，拿着一本厚厚的授课目录，就能够根据这个教授的受欢迎程度，断定他要进哪些书，进多少本。
很多普通人也会依据这样的授课目录去买书，因为在德国，大学课堂的门是敞开的，只要有兴趣都可以随时去聆听。
不管是阅读还是求学，实质都是在追寻一种精神生活。
“阅读等于不断扩大精神世界的触觉。
读什么书，就是跟什么人在对话，这种对话虽然是无声的，但所有的间接经验或者人类共有经验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的。
”
阅读，从儿童启蒙
“如果一个人在13－15岁之前还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和对书的感情，那么，他今后的一生中很难再从阅读中找到乐趣，阅读的窗户将永远对他关闭。
”
这位阅读专家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德国人为何如此重视对儿童阅读习惯的培养。
在德国的图书市场中，儿童读物占据着非常大的份额，而众多丰富多彩的儿童书店，更是德国城市大街小巷中别样的景致。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北京）主任王竞描述说，最早的儿童读物，同玩具的界限是模糊的，有孩子可以带进浴缸的塑料书，还有可以反复磨搓的布做的书，那些用硬纸版做成的书，撕不破也咬不坏。
学龄前孩子看的书，图画都会占据很大篇幅，这些图画并不是文字的附属品，同样可以传情达意。
在德国的这些图画书中，世界被描绘成多种多样的图案，几乎没有电脑制作的卡通。
他们认为卡通容易过早形成认知局限，妨碍孩子们拥有多元的想象力。
伴随着孩子阅读能力的提高，图画书会慢慢退出舞台，文字渐渐成为主角，像德国的Lowen出版社，就会据此出版相应的“阅读阶梯”系列图书。
有段时间，王竞常常会为自己的女儿木兰对阅读不感兴趣而感到苦恼。
突然有一天，她发现情况改变了，木兰放学回家后，一反常态的坐在一边默默读书，还兴高采烈的同她讲述。
后来才了解到，女儿新转入的德国使馆学校正在进行一项“读书小海盗”活动，正是这个创意，让她对阅读开始兴趣斐然。
这项竞赛活动由德国北威州的一个促进阅读组织发起，收入精选出的2563种图书，孩子们可以通过读书答题积累得分，并加以排名，不久后木兰还拿到了全年级元月读书第一的奖状。
“读书小海盗”只是德国为数众多的推广阅读的创意活动之一，像北威州这样的阅读促进组织在德国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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