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交友警示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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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交友警示录
慎交友警示录
良友高朋，温暖人生
古往今来，人们都把结交善友、珍惜纯真的友谊视为身心修养的重要环节。
“乐莫乐兮新相知”——屈原把结识知心朋友视为最大的快乐。
曾子一日“三省吾身”，其中之一就是反省“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看重朋友之间的信用。
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说：
“世界上没有比友谊更美好、更令人愉快的东西了；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
”在岁月沧桑中结交经得起考验的好朋友，堪称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因志趣相投而结下的友谊会给人带来共鸣与激情，因共同理想而结下的友谊，就更闪烁着伟大的道德和理性的光辉。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便是这种友谊的光辉典范。
为了支持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巨著，为了使马克思一家免于经济上的困扰，恩格斯不仅在精神和道义上给予真挚的支持，而且到一家公司屈就，当“通信办事员”，忍受他称之为“鬼商业”的折磨长达20年！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动情地说：
“这件事之成为可能，我只有归功于你！
没有你对我的牺牲精神，我绝对不能完成那三卷的巨著。
”
滥交恶友，后患无穷
友谊珍贵，交友于人生有益。
然而，须善辨友谊，区分善友恶人！
我们党是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着各种权力。
少数别有用心的所谓“朋友”是专门寻觅这种权力而来的，千方百计与领导干部结交，走“公子路线”、“夫人路线”、“老乡路线”，投其所好，以达到借助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的目的，最终将领导干部拉下水。
如果领导干部本身不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本身就有弱点，就有把权力作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本钱的主观故意，必然会受到不法大款牵制，与他们进行权钱交易甚至同流合污。
近年来，领导干部倒在“大款”朋友用金钱铺就的犯罪之路上的事例不在少数。
从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案件看，其显著特点就是“傍大款”式的交友现象，谁有实力就看重谁，就亲近谁。
胡长清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在江西期间，他与不法“大款”同流合污，批条子、下指令，给“大款”们办事，为自己捞好处，同时，胡长清一再向这些“大款朋友”暗示权钱交易，这些“朋友”当然乐于以金钱、色相奉送，进行“感情投资”。
周雪华是胡长清最要好的“大款朋友”，是其主要的索贿对象。
案发后，周雪华袒露了对胡长清的真实看法：
“胡长清生活腐化堕落，我感到他已经暴露出自己贪得无厌的本性，他傍大款，以权谋私还是一种比较文雅的说法，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政治流氓。
”可见，在胡长清关照下得到大笔贷款的个体老板，对胡长清的这种低下人格也是看不起的，只是为了牟利而利用他。
广西北流市原市长李水明上任时年仅34岁，风头正劲。
然而，仅仅在3年之后，李水明就因为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这些送他入狱的财产大多都是所谓的“朋友”向他行贿得来的。
一个个实例令人警醒，令人深思。
如何交友，当值深省
诸葛亮在《论交》中说：
“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
”士也交朋友，但不滥交友，更不会交酒肉朋友，士的友情，不随时令变化而变化，始终如一，经历艰险就更加牢固。
“为民书记”郑培民便是这样的交友之“士”。
他不看地位交友，而是注意深入群众，与普通百姓广交朋友，用行动深刻诠释了一名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对地位观、交友观的深刻理解。
郑培民在身居高位之后还交了许多农民朋友、残疾人朋友。
在湖南，常常会听到人说：
“培民书记是我的好朋友。
培民书记像我的好兄长。
”说这话的人，大都是些普通百姓。
郑培民交友不为自己求利益，不为寻找权钱交易的机会；他为的是为百姓谋利益，一心为民用好自己的权力。
他将自己定位于普通群众中的一员，这为他践行“为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奠定了基础。
党员干部应择友而交。
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练就一双识友、辨友的火眼金睛。
邓小平同志说过：
“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
”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朋友”有其多样性和复杂性。
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周围免不了出现一些吹喇叭、抬轿子、唱赞歌，甚至主动送钱给物，投其所好的所谓“朋友”。
面对种种诱惑，领导干部自身必须保持清醒、明辨是非。
党员干部交友要重义轻利，择信而交。
“君子之交淡如水”。
真正的朋友代表着信念上的共鸣，事业上的互撑，生活上的相助。
党员领导干部结交的朋友，更多的应是政治上的互勉，情感上的交流，平等相待，坦诚相见，而绝不能以权钱为纽带，以交换为目的。
党员干部交友要保持慎独自立，择公而交。
要分清“公友”和“私友”，不搞假公济私。
作为执政党的官员，在为国创业、为民谋利的时候，总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交一切可以结交的朋友，如招商引资、对外交流、统一战线，这是公务所要求的。
“公友”与“私友”是两个不同的“圈子”，能否分得清，怎样区分开，全在于干部自己的把握。
这时，需要党员领导干部既要有包容五湖四海的胸怀，又要有慎独自律的清醒，更要有恪己守信，一尘不染的坚定。
忠于事业，秉公交友，不以“公友”谋求“私有”。
党员干部交友，还要注意处理好友谊与法、友谊与原则的关系。
用严明的法纪和鲜明的原则为友谊筑起一道安全的大堤。
朋友之情乃是人之常情，党员领导干部自然也有朋友，也重视珍贵的友情，然而这种友情一旦庸俗化，甚至以友情代替法纪和原则，就会给工作和事业带来损失，给党的形象和威信造成损害。
纯洁真挚的友谊应是过滤了自私和冷漠，而需要付出违背原则甚至是违法乱纪代价的友谊，决不是纯洁高尚的友谊。
在交友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友谊与法、友谊与原则的关系，做到遵纪守法，坚守原则，坚决不能以重视友谊的名义做违背法律和原则的事。
对领导干部来说，“慎交友”、“距离交友”不只是个人的私事，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原则，值得领导者重视并严格遵循。
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要知人识面、警惕恶友、结交诤友、克服私欲、远离诱惑。
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善用手中掌握的职权，把精力用在与人民群众交朋友，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内助”们面面观
★“贤内助”苦口劝阻：
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的丈夫陈昔平曾经有这样的遭遇：
一天，陈昔平下班回家后，亲眼看到妻子第一次收下属礼金。
他义正辞严地对其人说：
“请自重，我们家不稀罕这些！
”韩桂芝却使了使眼色，其下属见势，连忙将钱放在桌子上，迅速离去。
陈昔平苦口婆心地劝道：
“你这是犯法呀，赶快将钱退回去，否则……”“否则什么？
”韩桂芝突然扯大嗓门怒吼道。
见妻子发火，陈昔平就不敢再声张了。
他语气沉重地说：
“罢了，罢了，你自重吧……”说完，便回房去睡了。
后来陈昔平的儿媳也对他发牢骚说：
“你说什么？
你是哪一伙的？
你不帮忙就算了，还说我们……”连晚辈也敢对自己如此无理，陈昔平坐在沙发上，掩面长泣。
而韩桂芝的妹妹对陈昔平更是不客气地说：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
我和我姐收钱，你管得着吗？
”不管陈昔平如何苦口婆心，韩桂芝和他的两个儿子、儿媳、妹妹还是走上了不归路。
▲“贪内助”众生相
凡在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中，其背后大多数都活跃着“贪内助”，她们在这些官员走向深渊的过程中，可谓“推波助澜”。
透过一些典型案例，希望对广大干部及其家属有所启发和警示。
“同舟共济”型：
重庆市铜梁县原县委书记马平和他的妻子，站在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法庭上，接受判决：
马平受贿223万余元，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其妻沈建萍共同受贿205万余元，判处有期徒刑5年。
据法院认定，他单独受贿的数额是18万余元，剩下的205万元赃款，均是在其妻的“鼎力协助”下完成的。
有人评价说：
“这夫妻二人可谓‘同舟共济，贪污与共’。
”实际上，敢于这样“同舟共济”的夫妻，岂止马平一家。
马德的妻子田雅芝、毕玉玺的爱人王学英所做所为都大致如此。
田雅芝敛财的惯用做法是哭穷，王学英敛财的惯用做法是吹“枕边风”。
“死不悔改”型：
当法官对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宣判时，韩竟然咆哮起来：
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是“一派胡言”。
韩桂荣是作为王怀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的共犯，并和王怀忠共同占有此款，被依法提起公诉的。
最终，韩桂荣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坐收渔利”型：
此类贪官的妻子或子女，对于送上门来的礼品、礼物、现金等，不管多少，不问性质如何，一般本着有送就收的贪婪原则，来者不拒。
至于送礼者当时提出要办的事，受礼者从不考虑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不计法律后果。
“设障刁难”型：
亲属替贪官说话，能办的事说不能办，合法的说不合法，故意对找上门来要求解决实际困难的人设置障碍，逼其送钱送物。
送钱的人心里明白，不能办的事，一送就能办了，不合法的事，一送也就“合法”了。
“巧取豪夺”型：
如山东省临沂市某局副局长李某受贿案，李某在儿子的建议下，找到下属建筑公司的葛某，称其在市区有块地皮，想建房上项目。
不久，一座造价19万元的楼房建成了，李某只付给葛某工费5.3万元，而其子强要对方写了一张15万元建房款的收据。
“主动敛取”型：
2005年10月，浙江省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被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法院审理查明，许运鸿因徇私情多次滥用职权，致使某公司资产损失和经营亏损总额达人民币11.97亿多元。
如此巨额亏损的祸首正是许运鸿的妻子傅培培和儿子许斌。
几年间，傅培培和儿子许斌从这家公司先获得好处费达到459万元。
“人间蒸发”型：
2006年8月，深圳罗湖区卫生局原局长连振辉受贿一案开庭审理。
据检察机关指控，1995年到2005年期间，连振辉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建设、医政管理、医械采购等事务中先后为8名行贿人谋取利益，多次受贿共计175万元。
曾经风光一时的连振辉在法庭上老泪纵横，表示愿意全部退赃。
可赃款平时全交给老婆打理，按理说，事到如今，连振辉的老婆应该彻底清缴赃款，求得宽大处理。
可他妻子不仅不配合调查，反而玩起了“人间蒸发”，导致这些赃款至今分毫未缴。
●他（她）们如是说——
“这些钱是不应该收的。
如果当时不贪婪、脑子清醒的话，就不会走到今天犯法这一步。
我违犯了党纪国法，愿受处理，并一定退出全部赃款。
”
———浙江省台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孙炎彪之妻凌亚娣
“想为儿女、家庭多留些钱财，使他们有个好的经济基础，不仅现在而且将来吃、穿、住、玩都高出众人，结果利令智昏，不但毁了自己，把妻子、儿子也推入了‘火坑’。
”
———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兼党组书记林国悌
“以前我们钱虽然不多，但完全够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得无忧无虑，那时玩得开心，笑得快乐。
自从有了这些赃钱以后，我们并不感到幸福，终日提心吊胆，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时时担心东窗事发。
”
———林国悌之妻赵幼娟
接受“感谢”结苦果
—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的忏悔
景治忠，男，55岁，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
2002年，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
下面是他在辽宁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上的忏悔发言：
作为一名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我一生中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会议。
过去非常熟悉的会议环境，今天对我来说似乎变得那么陌生。
站在这里，面对这么多领导，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可谓百感交集，虽然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如咫尺天涯，现在的我与大家之间那道鸿沟是那么深、那么宽、那么不可逾越！
记得几年前，铁岭市纪委组织的警示报告会我也曾参加过，收看的是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腐败警示教育录像片。
虽然也感到震惊，但觉得距离我还是很遥远，一次受贿几万、几十万，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可是人生如戏，几年后还是那个我，身份却已经截然不同，原来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是警示报告的观众，现在却成了反面教员的主角，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我想通过我的忏悔或许能够给人以警示，避免重蹈覆辙。
当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我有一种跌入万丈深渊的感觉。
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懂得了什么叫人生沉浮。
当第一次剃去留了几十年的头发时，看到头发飘飘落地，泪水忍不住的向心里流。
当喜好清洁的我，20几天无心剃胡须，由于没有镜子，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别人是否还能认得出我；当我穿上囚衣，与那些曾嗤之以鼻、不屑为伍的罪犯已无差异时，我的内心比他们更难堪。
这些巨大的反差使我透不过气来，感叹人生的无常。
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有这种切身的感受，但当一切都明白时，为时晚矣！
告别机关，关入监狱，我过去拥有的地位、权力、事业和荣誉，一切都化为乌有，随风而去。
不仅由昨日的座上宾，变为今日的阶下囚，同时也失去了幸福、自尊和自由。
回首风雨一生，怎么也想不到画上我政治生涯句号的，竟是漫不经心的一个“贪”字。
我出生在沈阳，年轻时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岁月中度过的。
17岁的我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来到法库插队。
1970年首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当工人，后来又被选送到学校学习深造，毕业后进入法库县财税局。
1980年又调到铁岭地区财政局工作。
我不善张扬，只想做好本职工作，尽到自己的应尽义务，做一个善良、诚实、正直的人。
经过20年的奋斗，我获得了许多的荣耀，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升迁，1990年担任铁岭市财政局副局长时，年仅39岁的我，是当时铁岭为数不多的年轻局级领导。
10年后，我又兼任了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被提为正局级。
可以这样说，我的青年时代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其中不乏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的音符。
然而，这首诗在我人过中年的时候，却戛然而止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我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造成了我对现行许多事物的曲解和误判。
老实说，对社会腐败现象，我也是由痛恨、冷漠、麻木，转而认同、羡慕、直至参与的。
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应该说我不缺这些钱，那为什么还要收下呢？
我当时觉得，所有的人都崇拜权力，既然手中有权，别人有求于我，逢年过节给我送礼、送钱，是情理当中的事，能够体现出权力的荣耀、地位的尊严。
既然社会风气如此，我也不希望成为格格不入、为人不解的人。
记得有一次，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两个钱买烟抽”，说完就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
我连忙将信封还给他，说：
“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
”我与他来回推搡很长时间，使对方下不来台。
面对如此尴尬场面，自以为深谙世理的我，原来紧绷的弦开始松动了，觉得中国人都好讲“面子”，你不敢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面子”，你不给他“面子”就不够朋友。
于是为了面子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
后来我才知道我留下了2200元。
说句老实话，我当时也有思想斗争，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间的事，该办的事办了，他们不会借故去害我，出不了什么问题，即便说出了问题，这点钱也只是一般违纪构不上违法，没啥大不了的，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
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切都由不得你，因为你拒绝不了第一次，你就很难拒绝第二次。
这个人后来又给我送过两次钱，再收下时已经很自然了。
或许是党性原则还起作用，或许是知晓一些党纪条规，在敛财时，我是比较“谨慎”，比较注重分寸的。
在收钱时，我从不抱“西瓜”，而只是捡“芝麻”。
因为我知道五千元是道“警戒线”，一旦越过，就是违法犯罪。
所以我收钱大部分都是五千元以下，大部分人送钱似乎摸透了我这个习性，也都掌握这个分寸。
另外我收钱时还把握一个原则：
一是不收个人的钱，无论帮助他们办了什么事，我绝不收。
因为我觉得个人赚钱不容易，还得养家糊口，不能干这昧良心的事。
二是不收个体户、包工头的钱，主要是不想同他们打交道，不傍大款。
但对那些私交不错有工作往来，有一定地位的熟人、朋友的钱，逢年过节收个两千、三千的也没当回事，看也不看，数也不数，谈笑间彼此心知肚明地“沟通”了感情。
就这样一来二去，我由开始的抵制、推让到慢慢的接受。
而且把收礼金看成“顺理成章”的小事，是正常“礼尚往来”。
觉得就算是不正之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
正是这种心理，使我收钱时变得心安理得。
殊不知法官在量刑时，不只是看你一次收了多少钱，而是和你算总账。
当检察官侦讯时问道“某县某局，每年春节前后送一次钱，连续送6年，总计1.2万元”、“某县某厂，春节和你出国时，3年共送钱6次，总计1.1万元”、“市直某局以发奖金的形式3年送钱八千元”……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自己能整出这么多钱来，在漫不经心、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犯罪的深渊。
正如法官在评论我的案件中所说：
“景治忠收钱手段一般，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之处，没有利用职权卡、要，其所收受的钱款多集中在过节、过年及出国前后，其所收受的贿赂次数虽多达150次，但每次金额较小，都是一千元、二千元，很少有超过五千元的；再者，景治忠所收的贿赂中，事后感谢成分比较多，像认定的71人贿赂中，有57人是事后感谢景治忠为单位拨款，而且景治忠收钱后没有挥霍，全部被追缴。
应该说，景治忠在心里认为自己‘小毛病’不断，但‘大毛病’不犯，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小毛病’积累成‘大病’，最终触及法律的‘高压线’”。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在我的案件点评中有很精辟的论述。
他写道：
“景治忠的案子很具有典型性，他是一点点地由量变到质变，直到跌进犯罪的深渊。
现在一些干部都有‘灰色收入’，不要小看这些‘灰色收入’，要知道‘灰’到一定程度就变‘黑’。
其实不正之风危害就在于此。
它的隐蔽性很强，危害性又极大，属于委婉型犯罪。
景治忠没有大肆腐败，可就是这些积累成多，最终害了他。
再者，景治忠的思想深处还有一种攀比心理，他是财政局副局长，作为一级领导干部，他也能看到其他人年节收礼。
因此，他会产生攀比心理，不管我用不用，钱我得收。
因此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
景治忠不像社会一些人，腐败是为了自己的畸形消费生活，他不属这种消费主导型腐败，而是心理不平衡腐败，别人也都在腐败，我这点算什么。
”他的分析真可谓切中要害。
50多年来，我可以说得上是一帆风顺，自己也很满足。
过去工作时常很劳累，但日子过得那么充实。
没有想到30多年的奋斗，竟这样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
一张18年刑期的判决书，一瞬间将我定格到70岁，我一下子感觉到苍老了，什么都完结了。
当听到我的岳父，一位清廉一辈子的离休老干部由于我的“出事”3次入医院，两年后，在抓我的同一天病逝；当看到80多岁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风尘仆仆从百里以外的沈阳来监狱探视时，我的心都碎了，我不但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伤害，我悔恨交加。
我一直想做个好人。
我一向认为做官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要有正气。
我从不上企业“没事转转”，不“吃拿卡要”，至于夜总会、歌舞厅更是不去，“下浴池”、“一条龙”、“找小姐”都跟我不沾边，我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有人会说我“装”，我没有“装”，我不想这边贪着，那边夹着尾巴做人。
我看到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干部之友》报道我的一篇文章中，开篇这样写到：
“一个同事眼中的好领导，一个儿子眼中的好父亲，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一个所有的人看来都很老实的人”。
可现在呢？
环顾四周是厚重的铁门、高大的墙壁、密密的电网、威严的目光，我心里感到茫然而惆怅，我为什么没有做成好人，而成为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呢？
想来想去是自己没能守住做人的原则。
身居要位的人，各种诱惑时刻摆在那儿，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拉下水，成为罪恶的俘虏，最终滑入泥潭，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做官与坐牢既远又近，关键在自己的意志和信念，不管人们对我的过去如何评断，现在的这一切只能由我自己来承受。
把我走向犯罪道路简单地谈成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不懂法是不全面的。
党风廉政建设搞了那么些年，而且反复地学习贯彻，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应该说是警钟长鸣。
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关键是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偏离了方向。
金钱万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冲昏了头脑，收下钱时，我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人格和尊严，更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现在我常想，人啊人，难道只有坐了牢，才能体验到腐败的苦涩吗？
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
更希望早日摆脱厄运！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清白，大家一定要善待真实的人生，珍惜美好的生活，“勿以恶小而为之”。
我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一定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把握好人生的航舵，对腐败一定要有理智的警觉，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远离职务犯罪的深渊，防止重蹈我的覆辙。
经历了人间的是是非非，经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让我在痛苦中看透、想透、领悟了许多事，心情也平静下来了。
我渴望自由、渴望亲情、渴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每当听到狱中广播播放世界名曲《回家》的时候，那种耐人回味、梦魂萦绕的感觉，令我如痴如醉。
我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可因为我的失足，造成了月圆人不圆的人间悲剧。
我想念他们，回家再成为自由人，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
贪官落马后的“七笔账”
腐败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囚室的贪官给自己算了七笔账――政治、经济、名誉、家庭、自由、亲情、健康的损失。
前江苏省徐州市建设局局长赵大荣（化名）今年54岁，本该在事业上大展拳脚的她却因腐败不得不呆在徐州市看守所。
近几年，她在徐州市开发区和建设局任职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违纪违法数额达400余万元。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在徐州市看守所采访了这位曾在徐州市呼风唤雨、风光无限的女“贪官”，她给自己算的“七笔账”，对那些仍在执迷不悟中的“腐败”干部们是一个深深的警示。
一算“政治账”，我自毁前程。
在看守所的8个月，我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里。
我由一个普通铁路工人的女儿，通过个人努力特别是组织的培养和领导同志的关心才成长起来。
我先后担任设计院主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建设局局长等职务，同时还是市人大代表，是徐州市少有的几个令人羡慕的正处级女干部之一，管理着成百上千的职工，对人、财、物拥有重要的决定权，每到一处前呼后拥，令人尊敬，但从我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起，就宣判了我政治生涯的终结。
我多年的辛勤努力毁于一旦，公职没了，党籍丢了，不仅亲手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也给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干部队伍的形象带来了严重损害。
去年7月1日，我在看守所里迎来了党的生日，那一天，我躲在监舍的角落整整哭了一天。
不是我最敬爱的党抛弃了我，而是我脱离了党的怀抱。
回想这一切，我几乎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二算“经济账”，我倾家荡产。
在看守所里，我一直在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钱是人人向往的，但拥有多少钱才算多、才足够呢，钱又能带给你一切吗？
我曾经聚敛了那么多钱财，而现在却身无分文，恰恰是我曾经向往的“钱”蛀空了我的灵魂，带给了我牢狱之灾。
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把“钱”看的很淡很淡，等待我的是漫漫刑期和铁窗生涯，再多的财富又有何用？
生不带来，死也不可能带走。
如果没有对钱的贪欲，靠合法的收入，我住，有宽敞的房屋；行，有专车接送；吃、穿更是不用操心；工资收入也足以让我过上富有的生活，营造一个幸福家庭……但这一切现在对我来说都已经化为乌有，想得到更多反而失去得更惨。
三算“名誉账”，我身败名裂。
我的名字曾经是女强人的代名词，我从未想到“劳改犯”会有一天能和自己联系在一起。
我曾经拥有过鲜花、掌声，在享有成功的同时，也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我曾是家里的光荣和骄傲，是父母最大的安慰，是女儿引以为荣的母亲和她人生值得信赖的第一位老师、引路人，也是丈夫愿为之放弃事业的妻子。
但今天，这一切荣耀竟成为人所唾弃的耻辱；今后，我的名字将和贪污受贿这个词连在一起，也给我女儿和家人的名誉和前程带来无可挽回的打击，这是用生命都无法挽回的，一旦失去就将永远不会再回来，这种损失太惨、这种代价太大。
我的脸上将永远刻下“女贪官”的烙印，我也无法再面对我的亲朋，更无颜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四算“家庭账”，我夫离女散。
在看守所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孤独的丈夫和离娘的女儿，想着他们是如何度过这难熬的每一天的，每次不得不出门时，是否有意识躲开熟人；想着他们谁去买菜，谁在做饭，怎么吃的，还能否吃下去；想着他们是不是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身体也如我日渐消瘦。
当我听说丈夫曾几次想跳湖自杀后，我彻夜未眠，几乎哭瞎了眼睛。
我已经有8个多月没有和我的家人见面了，但夜里经常做梦，只有那时才能等到一家人团聚和欢声笑语的时刻，而醒来后回味这短暂的甜蜜，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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