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武汉码头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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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武汉码头文化

说不尽的武汉码头文化

说码头，必然要说水；说码头文化，自然就离不开因码头而产生的生活习俗与个性特征；说武汉码头，当然也就得说汉水、长江了。

汉水曾经被汉口人称“小河”,可就是这条小河，造就了一个四大商业名镇，就是这条小河诞生的商业文化与物质文明，让西方国家也垂涎三尺，他们在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汉口作为了通商口岸的目标之一，由是，汉口有了租借。

武汉码头文化由此有了更多的内容。

漕运与淮盐

看标题，可能有人会问，码头文化怎么和漕运与淮盐联系起来了？

是的，武汉的码头文化兴盛就是从漕运与淮盐开始的。

什么是漕运？

现代人也许不太懂。

漕运是和漕粮联系在一起的。

漕粮，简而言之，就是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漕运，自然就是运输漕粮的水路了。

长江中游的城陵矶本来是漕粮的转运地，可自汉口形成后，便开始显示自己的非同凡响，取代了城陵矶成为长江中游唯一的漕粮转运地。

虽然汉口形成的时间相比于武昌和汉阳晚了一千多年，但汉水的改道以及汉水唯一的入江口定格在了今天的两江相会处之后，武汉的格局不再是双城相对，而是呈三足鼎立之势了。

由地理形势的变化，转而进行了其他层面上的变化，最后导致汉口成为了漕粮转运之地。

漕粮运输与交税本身不是商贸活动，但是大规模的漕粮运输却给了汉口水上运输业很大的刺激。

可以想见，自从汉口成为漕粮转运地之后，汉口会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又有多少人会在关注的目光中踏上这块新生的土地？

汉口又会借漕粮转运之机给自己带来多少发展的良机？

所以，清代客居汉口多年的范锴对汉口历史颇有兴趣，他是这样给汉口商业发达的原因下的结论：

“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

”所以，说码头文化，如果离开了这条小河，就找不到其源头了。

依靠九省通衢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在继漕运归入汉口之后，汉口又成为了淮盐的集散地。

淮盐就是江淮地区生产的食用盐。

湖光地区广大的居民日常生活都可能缺少的盐，虽然价钱低，但数量大，集中起来却也是不可小视的。

时隔500多年后，回头看，这次的汉水改道对于武汉来说，简直就是上天对武汉的垂爱，武汉由此产生的变化是那么的使人意想不到。

漕运和淮盐的集散，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码头，码头上船只的往来如梭和人流川流不息，让码头文化伴随着码头生生不息。

如果用一个最通俗的语言形容汉口的形成与码头文化的雏形，我可以这样说：

从汉口开始形成到因漕运和淮盐而兴盛的这段日子。

这段日子，来自四面八方的船只和不同语言的人们，让汉口人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包容各地文化与心态，也从一开始就有了那么点满足感和那么点优越感，当然，更重要的是，把商业文化之根注入了汉口人的血液，使这块土地从此便与商业文化不可分离，从此，注定了汉口人与生俱来的商业本性。

土码头

现在把汉口的文化规制与码头文化的说法很盛行。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两江三镇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靠码头相联的，是码头让三镇居民有了联系的纽带，也是码头，把汉口与全国各地联系了起来。

这大大小小的码头到底有多少？

其实从来就只有一个大概的数字。

究其原因是因为码头的数字一直在变化的过程中，但不论码头的数量有多少，码头对于武汉人来说，都太重要了;对于四大商业名镇的汉口来说，码头就是码头文化的基石。

还是那个范畴，在描绘汉口小河景色时，如是说：

“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外。

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

”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句话中描绘的“人烟、贾户”的情景算得了什么呀?

可在清代中期，全国人口约有三亿多的情况下，对于新兴的汉口小镇而言，这已经是让人咂舌的所在了。

但更让人咋舌的是后面的三句话,“千樯万舶”，这是一个如何壮观的景象呢？

“货宝奇珍”，又是怎么的一个气派呢？

有了这“千樯万舶”，又有了这“货宝奇珍”，汉口当然就成了九州名镇了。

可这千樯万舶，停靠的地方在哪儿呢？

就是码头！

汉口开埠之前，就有一些外国人来到汉口，他们或被这两条大江相汇的气势所震撼，或被帆船相沿数里的景致所惊叹，清代前期，有一个来到汉口的外国人这样写道：

汉口的“载货物码头则有二十余处，所有船舶俱湾泊于港内，舳舻相衔，殆无隙地，仅余水中一线，以为船舶往来之所也。

“外国人的描述很直白，他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消息，就是清朝前期的汉口已经有二十多个码头了。

但这些码头当中，有很多小码头是不入汉口人的眼的，因此，汉口人多说的只有八个码头，这就是：

二十八码头、大码头、四官殿码头、花楼码头、关圣庙码头、老官庙码头、接驾嘴（集家嘴）码头、宗三庙码头。

这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史书和志书中谈有八码头。

其实，就从这八码头之一的第二十八码头名称上看，也可以得知，从硚口至接驾嘴码头至少也有28个码头。

这也与史书上记载的这段距离内有近30个码头基本吻合。

到了近代，有人曾作了这样一个估计，说汉水两岸所停泊的船只数量大约在二万四、五千艘上下波动。

正是因为数量太大，汉口港的码头区作业十分繁忙，深知通宵达旦地进行。

这也是为什么在没有电灯的社会中，会有“万家灯火彻夜明”这么一说。

按这种说法，清代中晚期的汉口已经是一个不夜城了。

依据当时的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垂涎度来评定，说汉口是“东方芝加哥”不如说芝加哥是“西方汉口”还更合适些。

这几年，我看见过不少外国人拍的照片，他们把汉口人司空见惯的场景当成一种不可多得的风景留了下来。

经过了百余年后，这些到西方国家保存下来的照片，重新流回到汉口，成为珍贵的图片资料，这些图片轻而易举地让我们吧文字资料与图片挂上了钩。

什么四大商业命名镇繁荣，什么是早期的码头文化，我们从这些图片中都可以略见一斑了。

那么，汉阳呢？

汉阳也有很多重要的泊船码头，但那些码头早已没有了唐宋时期的繁荣，而转变为辅助汉口港的最主要的泊船码头了。

码头虽多，但因为全国各地来汉口经商的商船，已经约定俗成了自己的停泊位置，因此，通常而言，江西及湖北本地生活上的商船便集中停靠在汉水口北岸，来自四川的商船则停泊在汉水口南岸，而实力强大的下江商人和徽商，则可停泊在汉口两岸的码头。

码头本身并不能称之为文化，但因码头而生的诸多民风习俗和因此带来的地域特征在人们性格中的表现则可以称之为文化了。

码头是有自己的秩序的。

就是按帮口势力和宗派范围，划定区域，搬扛货物，起坡下坡，不能有一点越线，否则很容易酿成一场打码头的流血械斗。

在这种情况下，依附码头而生的最基本的两种人：

第一，大、小头佬。

码头就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第二，码头工人。

码头工人又分两种，一是头佬下的有扁担名额的搬运工，他们按照码头的当天收入由头佬按份分钱，通常每人一天可以拿到3至5块银元；二是没有扁担的临时工，则与头佬按四六开、三七开甚至二八开分成。

他们生活的相当艰难。

但是如果想补上一条扁担，则需要向头佬交高达200至300银元的费用，以后租界内有了洋码头，那里的收入相对要高一些，如果想补上扁担，就得向头佬交600至800块银元的扁担费。

因此，很多码头临时工不敢问津。

当时，也是由于地域不同，帮派不同，因此，码头上运送的货物也不同。

比如集家嘴下码头，起坡货物都是湖南新化运来的煤炭，汉阳县（今蔡甸）、黄石等地运来的石灰；流通巷起坡货物多为食用油和皮油（做蜡烛、肥皂用）；大新码头也运送煤炭、石灰，但还有小量的药材；萧家巷码头则多运江西瓷器和湖荡中的芦柴；沈家庙码头则主要是中药材；宝庆码头是清一色的湖南帮，主要运大米；小新巷是一个专门运水果的大码头；此外还有粪码头等等。

码头工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也直接早就了汉口人的一种个性特征。

由于面朝三尺台阶，背负沉重麻包，码头工人们过的都是“千年扁担万年萝，压得腰弓背又驼”的生活，这也致诸多码头工人具有了小富即安的心理状态。

但是，因为码头上有着残酷的械斗，时常处于丢掉码头，就等于丢掉饭碗的威胁之中，加之头佬对工人的压榨太甚，在压迫之下，码头工人又不得不养成抖狠的习性，遇事容易冲动，不计后果。

久而久之，这也成为了相当一批武汉人的个性特征。

洋码头

1861年，英国人在汉口划定租界，不久，就建成了宝顺码头，这是长江上的第一座洋码头。

1871年，俄国顺丰洋行又在俄租界列尔宾街建顺丰砖茶厂码头，这是武汉企业的第一个专用码头。

此后，在租界区先后开有太古、怡和、鸿安、美最时、日清等轮船码头，平和、隆茂等棉花打包厂码头，美孚、德士古、亚细亚等石油公司专用码头。

20世纪初，太古、怡和、大阪3家轮船公司，在江边建有6大间栈房，3处堆栈，总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

仅大阪公司的码头便长250尺，宽50尺。

至辛亥革命前，江汉关以下一直延伸到丹水池、谌家叽一带的码头，全都为五国商行所有。

民国初年，汉口江边的洋码头已从江汉关一直延伸到了丹水池、谌家叽一带。

至1973年抗日战争前夕，长江沿岸共有外国码头36座，其中轮船公司有20座，工商厂号15座，机关1座。

这36座码头大多为货运码头，只有少量客运码头。

这么多的码头，经营了七八十年，该有多少中国的财富通过码头流往国外？

沿着汉水和长江拥有如此多的码头，汉口人的生活状态便与码头息息相关。

到底怎么个相关法，我不妨引用一段美国学者罗威廉根据当时的资料进行的研究成果；曾经研究过晚清的汉口人的职业结构，他的结论是商业人员占总人数的36%，运输人员占有30%，而官员及专业人员只占5%。

“大小不等的各种批发商人和零售商人总共占汉口固定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在里德记录的4000个例子中，明确有25%的商人和小贩，如果从他的调查中排除存有疑问的农夫的话，这个比例将接近三分之一。

1912年的调查表明，商人占这个城市居民的31%。

”他接着说：

如果将大量的船夫、马车夫和长距离的赶牲口的等过境人口计算在内的话，汉口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受雇于运输业。

是啊，有这么多的码头，需要如此多的货物在这里聚散，没有一大批相关的人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1877年汉口海关报告中，也记录了一个大概的估计数据。

1877年，大约有10000只船同时云集汉口港；1891年，海关报告又估计每年有165000名水手在到达汉口的平底帆船上工作。

但是汉口还有更多的短小型的轻舟和划子，而且这中间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船民，船夫就是家长，他们全家住在船上，从事着地方运输，这样的人数无法统计。

而且还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本地搬运工，包括相对特殊的群体如车夫、轿夫、水夫、码头夫和少量特别的扶夫、扛夫、脚班。

和水手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与码头相关的行业中挣到自己的饭钱。

而当时的汉口有多少人口呢？

据《汉口小志》对1912年汉口人数的统计数据为198050人，出去政界军界学界的3750人，当时的商界人数达到了30990人，两者的比例几乎接近了1：

10。

而1912年是什么时间呢？

武汉经过了阳夏战争，大量的商界人士迁往上海，还有很多返回原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界人士与政界学界的人数比例仍然高达10：

1，可以推想，在没有战争的商业繁盛时期，在汉口从事商业的人士又会有多少？

是啊，如果一个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围绕着同一种生存方式在生活，无疑就会形成基本相同的习性和特征。

这个性格特征经过了数百年的积累，彻底融入到城市的灵魂之中。

这就是武汉人有别于其他城市人的根本原因。

码头号子

因为码头多，码头工人多，搬运货物多，与之相适应的就是码头号子也多了。

码头号子，就是码头工人在搬运货物时必须要唱、要听、要喊的劳动号子。

我曾经听过或急促、悠扬或嘹亮的码头号子。

当那些码头号子声响起时，或当那些用尽心力唱码头号子的人们挥着拳头时，我知道，这已经不是纯正的码头号子了，这只是一种在码头号子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动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尽管这样，像过电影一样产生了不同的幻影世界：

一批批的码头工人或肩扛沉重的大包，一步步上着台阶，或两人、或四人共同协作挑着大包，脚步急促的向着仓库或码头走去；或四人或者八人，弯下腰抬起更大更重的货包，一步一步的艰难行进。

当一种悠扬而响亮的号子声响起时，我的眼前忽的开阔，那不再是单个或者三五个七八个人合作的号子了，那是一艘装满货物的大船要拢岸了，船上和码头上的工人们正在齐心协力，要这个庞然大物稳稳的停靠在码头上。

这是一种力量，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仅仅支撑着小小的码头，也支撑着有小小的码头诞生出来的大汉口。

汉口的码头不仅让国内人刮目相看，就是在汉口设立租界后，西方国家也对汉口另眼相看。

为什么汉口如此受西方列强的青睐？

不就是因为货到汉口活，货到汉口全嘛！

不正是因为汉口能给西方列强带来源源不断的巨额财富嘛！

因此，西方列强才急于把汉口作为通商口岸，才急于在汉口设立租界，进行商业活动嘛！

从今天收集到的很多有西方国家发行的明信片中，无论是武昌还是汉阳，很多都被冠之以汉口之名，前不久购得一本由美国人著的《房龙地理》，其中谈到了在武汉爆发的辛亥革命，但是，在作者的眼里，这场革命不是爆发在武昌，而是爆发在汉口，这并不是作者的疏忽大意，而是作者更多的感知的是汉口，虽然作者真正地站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地武昌，而且有可能近距离地看过了红楼，但作者仍然是把武昌当成汉口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汉口给外国人的印象如此之深呢？

其实不是因为码头，因为外国的船只，无论是炮舰还是商船，都大量的停泊在汉口，他们从汉口码头上岸，开始游览武汉风光；他们从汉口码头上岸，开始把中国的农产品，把中国的香茶黄豆芝麻牛皮等货物带回自己的国家，因此，他们忘不了的是汉口。

因此，码头文化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说辞，码头文化也不只是单纯表现码头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包含着丰富而广大的城市发展的元素。

正是由我上面所述，因为有了码头，全国各地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汉口，又从汉口源源不断地分流向全国，正是码头工人在挑、扛、抬、搬这种周而复始的劳动中，造就了一个享有盛名的商业城市，才使得汉口不再是小镇，而是中国商业的巨头，是足以和上海媲美的“大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