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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平抗战后期中国学人的民生和平观探讨

存档编号

赣南师范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规划和平：

抗战后期中国学人的民生和平观探讨

教学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届别2014届

专业历史学1001

学号xxx

姓名xxx

指导教师朱老师

完成日期2014年5月

目录

内容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words………………………………………………………………………………1

一、中国学人对二战民生起源的反思…………………………………………………2

二、学人对民生与和平关联的认知……………………………………………………3

（一）完善地民生政策是和平文化得以扎根的土壤……………………………3

（二）有效地民生政策可以遏制一国的扩张倾向………………………………4

三、学人民生和平观主导下的和平建设设想…………………………………………4

（一）国际层面……………………………………………………………………4

（二）国内层面……………………………………………………………………6

四、民生和平观生成的思想渊源………………………………………………………6

（一）三民主义之民生哲学………………………………………………………7

（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7

结语………………………………………………………………………………………8

参考文献…………………………………………………………………………………9

内容摘要：

抗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初现，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世界大战，中国学人勇于担当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责任，主要从民生角度对二战的起源作出反思，在此基础上论证和平与民生的理论关联，为战后持久和平的建构出谋划策。

民生和平观的树立源于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这一治国理念，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同思想几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遗产，这种基于历史经验和环境变迁而生成的民生和平观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理念不谋而合，对我们当下积极促进国际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

战后规划民生和平观

Abstract：

AftertheAnti-JapaneseWar,withtheappearanceofthevictoryoftheworld'santi-fascismwar,inordertoavoidanotherworldwarII,Chinesescholarshavethecouragetobeartheresponsibilityoftheconstructionofthepost-warworldpeacemainlyfromthereflectionoftheoriginoftheworldwarIIonperspectiveofthepeople'slivelihood,andonthisbasistodemonstratethetheorycorrelationofpeaceandpeople'slivelihood,soastoofferconstructivesuggestionstothelastingpeaceofthepost-warperiod.Theestablishmentoftheviewofpeople'slivelihoodandpeacedatesbacktosunyat-sen'sgovernanceideaofpeople'slivelihood,andalsoderivesfromaccumulatedculturalheritageoftheChinesetraditionalpoliticalphilosophythoughtswiththousandsofyearshistory,theviewofpeople'slivelihoodandpeacegeneratedonthebasisofhistoricalexperienceandenvironmentalchangeswhichcoincideswithChina'sgoaltobuildaharmonioussocietyandeventheideaofharmoniousworld,whichisofgreatsignificancetopromotetheinternationalpeaceatpresent.

Keywords：

Post-warplanningPeople'slivelihoodViewofpeace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学人不顾时局之艰，敢于担当历史赋予的责任，出现了“冀求世界人类之如何和平相处，遂为政治学人专心致意以研究之问题矣”的情形，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繁荣。

特别是在抗战后期，当时迫切需要总结二战的经验教训，为中国乃至全人类谋取持久和平。

我们对抗战时期学人们的民生和平观这一特定时期特定命题的探讨，以期对我们当下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及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重要借鉴。

一、中国学人对二战民生起源的反思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革命的时代、战争的时代。

人类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的战祸，如何吸取两次大战的教训并建设战后持久和平，便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历史给予人类一个启示，前一次的战争与后一次战争相比越来越猛烈，相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促。

和平为何如此短暂呢？

以二战为例，二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法西斯的侵略，而根本原因还是马哲民先生所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所致，“这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固起于法西斯集团之侵略，而其祸根之所在，实即为现代世界之国际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所发生之当然得结果。

”人类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饱受了呻吟挣扎的痛苦，为求生而发生物欲，因物欲而导致战争，这种自相矛盾的途径已经有许多人意识到错误了。

故而各国对于当时的经济制度，已产生了深切的怀疑。

正如刘独峯认为的那样，“每一个具有正确世界观的人，对这次世界战争爆发的看法，必然是站在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上去寻求根源的。

今后欲实现永久和平，应当注意到经济方面的因素。

将各国的经济制度彻底改善，从根本上消灭人类间的剥削关系。

”我们从学人的观点看出，世界和平的关键显然在于经济方面，除非完成了互助的经济制度，和平是很难实现的。

否则即使暂时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生殖细胞还是潜伏在和平条约之中，战争仍是难以幸免。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是二战爆发的另一个原因。

在“大萧条”影响下，工人大量失业,农民破产,中小企业大批倒闭,中等以下的各阶层群众陷入绝望的深渊。

人们对现状不满,对政府、政党充满失望,导致了一切既存的信仰、观念发生动摇，法西斯主义趁机填补人们的精神真空,让人们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帝国的对外扩张上,唤起群众对军国主义的同情。

德国法西斯利用德意志民族对《凡尔赛和约》的极度不满和复仇主义心理,大肆宣扬极端民族主义。

他们把自己打扮成超阶级的“大众党”，对各阶级、各阶层作出了形形色色的许诺,从而骗取了广大群众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

正如张道行所说“法西斯主义乃是经济不安的产物，因经济恐慌引起生产之问题不可调和的时候，大众就起来了，尤其是失业青年群。

”经济危机助长了法西斯势力的恶性膨胀,激起群众对现状普遍不满，为法西斯上台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经济危机也同样削弱了英法美总体实力，成为绥靖政策的根源之一。

美国虽然经济实力比较雄厚,但经济危机对它的打击也最为深重,为了应付层出不穷的政治经济问题,不得不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无暇他顾，因而对欧洲和远东的冲突采取置身事外的孤立主义政策，即另一种形式的绥靖。

绥靖政策纵容了法西斯的侵略,使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和侵略实力不断膨胀。

1939年9月,终于演变成了世界规模的大战。

纵观资本主义以来的历史,尽管不是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导致战争,但每次大的战争无一不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果”。

经济危机是社会矛盾催化剂，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加上有心之人利用，二战无可避免的爆发。

二、对民生与和平关联的认识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所谓“百姓生存之道在于勤劳，勤劳才能丰衣足食，”认为“民生”即衣食无忧，表达了古人朴素的民生思想。

而孙中山先生将其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阐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从民生史观的基础出发，就是使人民获得经济上平等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缩小贫富阶段的悬殊。

无论民生的内涵如何变迁，核心意义都在于民众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

那么民生与和平维持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如存在的话，又是什么样的联系呢？

（一）完善的民生政策是和平文化得以扎根的土壤

民生主要包括与实现人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全部需求和发展权利有关的普遍需求，这些需求的实现和满足有利于民众和平观念的树立和暴力土壤的消除。

孔聖裔指出：

“民生具有中和性，所谓中，两端之间，不偏不倚；所谓和，即平也。

欲达到这种和平，必须从民生问题入手，把个人财产所有权转移到国民所共有，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民生社会，进而达到和平。

”由此可知民生与和平息息相关，我们试想一个国家充满失业、饥荒、无房可住、无医疗保障和财富分配悬殊，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平意识和和平文化盛行的社会，只会是酝酿各种极端主义的温床。

和平意味着个人和集体的宁静、平静和满足的心理状态，但是当人们的饮食、穿衣、住房、教育和卫生医疗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人们很难有平静和满意的心态。

据此何勇仁解释近代欧洲多动乱，主要是因为“欧美各国两百余年来主要是致力于解决民族和民权问题，却忘了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到现在全国的权力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而造成只有少数人幸福的局面。

”试想一下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痛苦的，自然总有革命或战争发生，和平遥遥无期。

（二）有效地民生政策可以遏制一国的扩张倾向

有效地民生政策意味着民众基本需要得到满足，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国国内民众购买力的提高和国内市场的扩大，这就在客观上削弱一国对外扩张的经济动力。

张道行在《战后国际经济的改造问题》一文中阐释这一理论，“产业革命以来经济演进的结果，是一国生产资本的逐渐集中，贫民增多，购买力不能与生产量相适应，于是产生了生产过剩的畸形现象，因而不得不转向国外寻找市场，以推销剩余产品，夺取原料，以减少生产成本，因此产生了原料市场和殖民地的争霸权，引发战争。

”在张道行看来，国内需求的过剩是一国侵略扩张重要根源之一。

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为追求更高的利润率而去开拓海外市场曾是近代以来诸多征服战争的重要经济根源。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大门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为国内剩余产品和资本寻求海外市场。

民国学者毛礼瑞曾就战争的起源说明这一点“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生存竞争的学说深入人心。

”从一战结束后的所谓和平会议与协定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战胜国极力压制战败国，就是为了夺取其生存资源。

三、学人民生和平观主导下的和平建设设想

此处所指和平建构包含着两个层面：

一个是国际层面，即建立国际性经济机构保证各国经济发展所需资源与发展机会的相对公平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二是一国国内层面民众经济福利的实现和极端思潮的遏制。

（一）国际层面

为建设战后持久和平世界，避免世界大战再次发生，中国学人在战时就进行了各种思考和努力。

巴黎和会创造了经济分立的世界，也给战败国带来庞大的赔偿债务负担，致使世界经济形势趋于恶化，上次忽视经济问题带来的后果是此次战后建立永久和平必须重视经济层面建设的一个原因。

学人的一个构想是建立起世界性经济机构，将各国人民连接在一个经济系统之下。

林东海在《重建世界和平之原则与方案》提出战后应“召开成立粮食会议，商讨以下各问题，主要工作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粮食之有效生产、调剂各国市场之盈亏。

”杨寿标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提出三个设想：

“第一，健全的国际贸易是建立世界幸福和永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必须使任何国家可以取得世界各地资源，而每个国家的过剩资本也应该给予开放，第二，建立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

第三，取消货物流通所加的不合理限制，在国际间设立一种无歧视的最惠国待遇和多边贸易模式，消减失业的痛苦，奠定每个人安适的生活基础。

”总的来说就是各国在经济上应该实行自由贸易与普遍的互利政策，维持各个团体里面各个分子的经济利益，不受别人剥削，即所谓的“平等生存主义。

”如果在经济上不能有所提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很容易引发动乱。

张忠绂先生谈及世界和平建设工作的重心时，再次论证民生与和平维持的联系：

“普遍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程度，使各国人民均能安居乐业，无虞匮乏。

如是而阶级间（国际间）的仇恨嫉视可以肃清。

”

民国学人提出建立世界性经济机构的同时也指出属地制度必须废除。

各国工业发展有先后，自然资源有限，不能生产出本国所需的所有商品，由于资产的集中，国内购买力下降，市场继续缩小，于是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就发生产品销路的问题，每个国家无法单独在国境范围内解决产品积压，为避免损失，必然要到国外寻求市场，可是由于对方保护关税、统制贸易等贸易上的障碍，商品销售难免受阻。

如果是本国政治势力所到的地方，则没有上述这些阻碍，待本国政治势力扩充后，又觉得如果能对竞争者课以重税或限制其输入产品的种类与数量，必能保护本国商品顺利销售。

战前存在的殖民制度使得相关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属地内享有优先的甚至是垄断的原材料获取权和市场占有权，造成其他国家发展机会的不公，属地制度对和平的危害巨大。

正如史国纲所言“有了属地，各种原料供应和市场使用上的分配很难合理，因此国际经济不能实现共同繁荣的目的。

”而各国发展程度不同和生产的方向不一致使得国际生产互通有无对各国都是有益的，通过建成统一的大市场互通有无，则不必用战争来获取经济空间，如此才有希望国际间共同合作开发世界资源及人民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

中国学人还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冲突原因之一。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于谋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大幅度增加生产，当生产量与社会需求趋于饱和时，为推销产品实现利润，便开始争夺海外市场，为此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

民生主义主张的生产目的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为国家民族乃致全人类的利益打算。

其生产量以适合社会的需要和分配为标准，反对生产的过分增加，以图自私自利。

郑鸿儒根据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的阐述指出“民生是维持各方经济利益的平等，反对资本主义的存在，民生主义认定社会之所以不断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相调和，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利益相冲突因此民生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而希望能使经济利益相调和。

”民生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即是反对为图自私自利的过分生产。

因此我们认为民生主义是为杜绝战争的一个途径。

（二）国内层面

有关学人国内层面的民生规划，吴泽炎阐述了国内经济秩序建设与世界和平密切相关的观念“一种长治久安的国际秩序，毕竟有赖于构成国际社会的各成员国本身能有完善、合理的发展，包括民族的独立、民权的扩大和民生的满足。

国际新秩序是以一国本身实现一种新秩序为前提的。

这次的战争直接目的固然是打败法西斯势力，但同时也要求改造现状，以社会全体福利的基本概念来代替专为个人打算的利润动机。

社会全体福利中，最重要的便是人人在经济上有绝对安全的保障。

”即是国内层面社会保障的实现。

余协中也指出“民生福利问题，其重要性尤为显著。

衣食足而后礼仪兴，行险侥幸之徒很少出自富有之家，人人均能饱食暖衣，则社会状态自趋于稳定，反之如果只有少数人享受而多数人忍饥挨饿，则社会必然危机四伏。

”一国国内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矛盾的激化，自然不能奢望国内享有安宁的社会秩序。

杨太护先生曾提出作为战后和平建设基本政策的民主主义在国内方面必须与利润制度相分离，拥护全民的利益，实现全民的福利。

他以美国为例，“罗斯福总统上任时，适值国内经济危机然罗斯福采取超越利润制度的新政，美国依据于它的经济制度，对于战争的要求大为减少。

”从学者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战后秩序的规划者心中，有了不同于上一次大战之后的规划和平的思想，那就是普通民众的福利与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维持密切相关。

民国学者吴泽炎指出，“社会安全的实现是这次战争的积极目标之一，也是这次大战之所以被称为革命的战争一个重要理由。

”

四、学人民生和平观生成的渊源

抗战时期推动民国学人民生和平观形成的直接动因是为战后世界和平建设寻求理论指导，但较深层次根源则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生哲学，同时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大同思想所积淀的遗产。

邓公玄在《特战到世界和平之路》也说道：

“我们必须本着先圣先贤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和王道原则，及三民主义的民族平等的理想做我们的建议的基础，不仅可以实现我国的正当要求，同时也还能够达到世界永久和平与集体安全的伟大目的。

”

（一）三民主义之民生哲学

中国学人民生和平观直接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哲学的影响。

何以认为民生哲学是民生和平观的来源呢？

其一，三民主义本身就是和平的产物，更是和平的结晶体。

孙中山创造三民主义，主要是源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和平，“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皆是主张以王道仁政而达到治国平天下之大道，所谓‘协和万邦’、‘为政以德’、‘不以杀人者能’等等，皆是维护和平的最好说明。

”其二，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本身便包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项内容。

平均地权是通过核定地价，照价收税，把因社会改良进步造成的土地增价收归国家所有，限制地主坐享地价增长之利；节制资本是通过大企业国有，发展国家经济，既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又限制垄断，达到既振兴实业，增加财政收入，又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而造成贫富悬殊，所以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将和平的精神发扬光大。

邓鸿儒在其文《三民主义与世界战后和平》中也提到：

“世界战后和平应遵循的唯一轨道就是总理所传的三民主义。

因为三民主义，就是反抗帝国主义，而是世界达成大同之道的主义。

世界能成为大同，则世界能保持永久和平。

”然而迄今为止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民生主义只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种政策，由于这种肤浅的认识，一开始便把民生主义限制在一种狭隘的范围，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世界性历史意义，其实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政策，“民生主义的真正意义，并不仅止于此，会因时因地而有其不同政策，政策虽不同，而其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理想原则却是始终如一的，因此说民生主义不单是中国的，解决当前民生问题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它代表着世界人民无穷的希望，是民生和平观的直接来源。

（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在中国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首先揭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

不但民族平等上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卓越解释，政治上有“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主张，且对民生问题的阐述更为周详。

失业问题在孔子大同学说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实是一种现代养老保险，孕妇保险以及残疾人和疾病保险……这些都可使贫困现象得到解决。

而且孔子认为，解决贫困并不是救济性质，而是国家应尽的责任，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一种推己及人最明白的表述。

在国际共同合作开发世界资源上，孔子说：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大同主义是民生和平观的来源，我们应该加以研究，使民生和平观念成为一种独创的理论，以避免战争的厄运。

祝世康指出“民生主义的世界大同与资本主义的和平计划比较，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它是以中庸所说的‘诚’字去实行公平的分配制度，这样民生主义把握住经济方面的关键去解决世界问题，自然可以确立世界和平的基础。

”汪书棣极力倡导大同思想在战后秩序重建中的作用，认为“在重建战后世界以及实现永久和平的普遍愿望里，目前发生重大作用的应当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大同思想，他支配了所有中文化系统的一切区域中最高的政治理想。

而在战后，等中国四万五千万人开始担任重建战后世界要角的时候，当然也要随着传播到全世界的割除，而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这些方面都远远的超越了大同思想伦理范畴，扩大到全体人民福利的提高。

结语

抗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即将胜利，为避免再次发生世界大战，中国学人以探寻救亡图存、自强之道为使命，从民生角度反思二战起源。

民国学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与吸收智慧，开始了为中国乃至世界谋取和平的思考与努力。

受民生主义和大同思潮影响，民国学人的民生和平观反对资本主义，热情的歌颂社会主义，并认为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实质就是民生社会主义。

民生和平观对当前世界的和平构建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国的和平乃至世界和平既需要必要的暴力武装的存在来确保消极和平的实现，也需要未雨绸缪，通过民生建设，来确保国际成员的安全与发展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的积极和平的实现。

民生和平观与当前世界各国社会福利建设和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异曲同工之妙。

纵观二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建设在战后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中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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