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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摘要

两汉诗歌

进入东汉以后，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完整的七言诗篇也开始产生。

赋末附诗始见于东汉。

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其内容是西汉提萦救父的故事。

咏史诗以叙事为主，按时间先后依次道来。

班固以写纪传体史书的手法创作咏史，用词质朴，渲染修饰成分很少。

是班固晚年下狱所做，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慨。

〈竹扇赋〉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是系于赋尾。

叙述了竹扇的制作过程，它的形制，功用，遣词造句质朴无华，浅显通俗。

班固是东汉较早创作五七言诗的文人，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七言诗，都以叙事为主，即使象〈咏史〉那样的抒情言理的作品依然重在陈诉事实。

班固对五七言诗还比较生疏，处于模拟阶段，作品风格也相应朴素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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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是班固之后创作五七言诗的著名文人。

他的〈同声歌〉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

假托新婚女子口气自述。

先说自己新婚之夜又惊又喜的心情“情好新交接，恐傈若探汤”把新婚女子的好奇胆怯写得非常传神。

最精彩的是中间部分，新娘不直说自己如何能干，而是声称从调理饮食到祭神灵这些事情她都愿意承担。

不说自己对丈夫如何爱恋，而是做了如下表白“思为莞弱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帷，在上卫风霜”。

同声歌借鉴了民歌的表现手法，措辞奇妙，兴寄高远/。

张衡〈四愁诗〉是经过改造的骚体，是骚体整齐化之后的七言诗。

张衡的五七言诗在技巧上较班固有明显提高。

班固和张衡对汉乐府诗都有继承但继承方面不同。

乐府诗或朴素质实，或缛丽华美。

班固继承的是前一种风格，以叙事为主。

张衡继承的是后一种风格，长于抒情。

自张衡东汉文人五言七言诗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基本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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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嘉〈赠妇诗〉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准。

秦嘉和徐淑夫妇经历缠绵悱恻的生离死别，他们的诗文赠答也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

秦嘉赠妇诗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

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

从班固到秦嘉，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进入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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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张衡秦嘉的五七言诗，均无过分激烈的言词，更没有惊世骇俗之语，表现的是温柔敦厚的中和之酶。

而东汉末年的几位诗人通过自己的控诉和呐喊，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是对现实的猛烈批判和告终。

郦炎赵壹的诗作具有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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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它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它不是一时一地所做，作者也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人。

好几篇作品在意境和用语上都和秦嘉的〈赠妇诗〉多有相似之处。

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

二者相互补充，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胸怀故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以往的史传文学人们常见到的是富贵以后流露出的乡情，衣锦还乡的热烈场面。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失意士子，他们穷困潦倒之际所弹奏的思乡曲，充满天涯沦落人的凄楚，引来的是同情和怜悯。

〈诗经〉中的游子思念对象有他们的妻子但更多的是想到父母双亲，桑梓情中渗透亲子之爱。

古诗十九首的思乡焦点则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内密不可分，乡情和男女恋情是融会在一起的。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数是宦游子弟，他们之所以离家在外，为的是能够建功立业步入仕途。

对此诗人反复予以申诉。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两汉乐府诗也有一定数量的抒情诗，格调上和古诗十九首相近。

但表现如此积极的用世精神的作品则很难找到。

把士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理想用如此坦率的语言表达出来，古诗十九首之前的诗歌作品中尚不多见。

游子宦达的成功率很低，多数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作为仕途上的失败者各种想法也就随之产生。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意识是清醒的，他们不相信成仙术，头脑里也没有长生不死的世界，只想在现实中过得更快活自在。

于是他们“荡涤放情志”去追求燕赵佳人。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由于仕途的挫折，这些士子人生追求的层次由高到低，从努力实现人生不朽到满足于耳目口腹之欲，他们是在寻求某种补偿，话语虽达观，深层的悲哀仍然可以感受到。

古诗十九首所展示的思妇心态也是复杂多样的。

盼望游子早归是众多思妇诗中没有例外的。

然而，盼而不归思妇的反应大不相同。

有的非常珍视自己的婚姻，对游子的爱恋极深，远方捎回书信她会放到怀中“三岁字不灭”，远方寄回一端绮，她会裁制成象征夫妻恩爱的合欢被。

有的觉察到“游子不顾返”的苗头，思妇日感衰老，只好宽慰自己“努力加餐饭”。

也有的思妇在春光明媚的季节经受不住寂寞发出“空床难独守”的感叹。

这些诗的作者未必都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摩思妇心思而作，但都写得情态逼真，如同出自思妇之手。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重在表现思妇独处的精神苦闷，她们担心游子喜新厌旧，担心自己的真情不被对方省察。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和游子都是孤独的，和游子相比，思妇显得更加孤独。

游子有良宵会，有赏歌听曲的机会，还可以驱车出游，而思妇却只能徘徊庭院，空室长叹，她们难言的寂寞经常是靠泪水冲洗。

古诗十九首所出现的游子思妇，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他们既有合乎礼教的价值取向，又有世俗的人生选择。

时有违礼之言但见不到违礼之行。

如果说游子从立功立名转向佳女美酒体现了古代失意士人的普遍趋势，那么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的做法则是东汉士林风气的折射。

古诗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

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昂然又不乏思辨色彩。

永恒与有限的关系“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思君令人老”

忧郁与欢乐的关系“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来去亲疏的关系“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为羁旅他乡的游子，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们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敏锐的节序感

微妙的空间感

深切的世态炎凉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长于抒情又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宛转反复低徊。

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

用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

古诗十九首以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而且有抑扬有致。

古诗十九首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

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

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又是浓缩的，积淀已久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丰富的表现力。

诗中许多名言警句，简洁生动哲理深而诗意浓。

诗中有许多日常用语，虽造语平淡却有韵味，诗中用了许多古代典故却不给人以晦涩生硬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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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散文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的典范之作。

因此历史上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的精彩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汉书中的人物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也是富有戏剧性的。

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人宦海沉浮的情景。

除世家外，史记人物传记基本都是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族的兴衰史。

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

传主不是一个人，而是记叙几代人的事迹。

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班固也批判酷吏，但汉书也对他们子孙的美德多有称赞，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么多，但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许多史记名篇一样写得酣畅淋漓悲剧气氛很重。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物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

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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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史散文赵晔编撰。

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

吴越春秋的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

作者不是原封不动地袭用，而是依据传说或是发挥想象，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

吴越春秋的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故事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有其现实基础，又吸收了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吴越春秋注重人物形象刻画，书中伍子胥，范螽勾践都写的很成功，个性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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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政论文〈论衡〉作者王充。

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

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

论衡一书的文字接近汉代口语，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

用词质朴无华，不重雕琢。

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组织文辞，富有创新精神。

〈潜夫论〉艺术文字朴实无华，准确精练。

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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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辞赋

班固的〈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两都赋分〈西都赋和〈东都赋

西都赋重在书法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

班固的京都意识，京都美理想，集中体现在东都赋中。

在东都赋中他着力描绘洛阳的法度，也就是后汉制度的美。

两都赋对天子风范的向往和描绘带有鲜明的理想化的色彩。

艺术表现方面吸收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成功经验。

张衡的〈二京赋〉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

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书法自己的感慨。

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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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诗经楚辞以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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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

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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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

两汉乐府诗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逼得男主任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的道路。

有的是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

还有的写孤儿受到兄嫂虐待，尝尽人间辛酸。

孤儿行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对话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

东门行的男主人公作出最终抉择后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儿女之情，夫妇的对话是生离死别的场面。

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而丈夫无力赡养遗孤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字里行间。

孤儿行中的孤儿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失信心。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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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把人带进凌夷个天地，都是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三首诗的字句也多有重复，最初当是出自同一母体。

相逢行的作者犹如一位导游把人引入侍郎府，黄金为门白玉为堂，鸳鸯成行，鹤鸣，两妇织锦小妇调瑟。

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时还点出他尊贵的身份。

作者用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这三首诗对富贵之家的气象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

黄金为门白玉为堂。

三妇艳在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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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恨的坦率表白

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这就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

一边是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奢侈豪华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

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无法养活，一边是妻妾成群。

两组乐府诗编排在一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她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人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两汉乐府诗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袒露和表白。

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诗篇多来自民间或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天地合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两汉乐府诗中的女子对于自己意中人爱得真挚热烈，可一旦发现对方移情别恋中途变心，就会变爱为恨，果断地与之分手，绝不犹豫徘徊。

有所思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由爱到恨的变化及其表现。

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似。

孔雀东南飞反映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

诗歌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

他们的婚姻是被外力拆散的。

作者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是十分鲜明的。

陌上桑羽林郎是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男方企图以权势将自己意愿强加于女方。

两诗作者也是爱恨分明，对寝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嘲笑鞭挞了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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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的愿望。

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

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把死亡写得十分凄惨。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躇。

这首诗用有神论的观念看待魂归蒿里这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正常死亡尚且引起如此巨大的悲哀，夭折横死产生的巨痛更是难以诉说。

战城南表现的是对阵亡将士的哀悼。

野死城外乌可食。

以上几首诗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表现出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死亡被写成无法回避而强加于人的残酷事件。

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两汉乐府诗坦率地传达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之情，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恶死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

诗人到天国的理想画面，还有是仙山，是靠神药延年益寿。

两汉乐府诗在表达长生幻想时，还写神灵到人间和创作主体生活在同一世界。

无论是写举体飞升入仙还是神灵来到人间，都把人与神放置于同一层面。

神灵不再是高高在上，和创作主体很疏远，而是人神同游，彼此亲近。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苦与乐，爱与恨，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和小雅的余韵，抒发乐生恶死的愿望时继承楚文化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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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成就更为突出。

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时间的捕捉也很有新意。

（新人不如故）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

对那些来自异域的新鲜事物，总是怀着惊异的目光去搜索，并饶有兴致地写入作品。

另外那些迎神求仙诗，更是崇尚奇异的体现。

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段，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

十五从军征，孤儿行，孔雀东南飞。

两汉乐府叙事诗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塑造出一批徐徐儒生的形象，他们各具特点，绝无雷同。

秦罗敷，胡姬都是反抗强暴的女性，一个聪明多智一个刚烈坚贞，显示出良种不同的气质和性格。

孔雀东南飞中的人物群像更是个有特点，刘兰芝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力眼，以及太守府求婚使者的傲慢，无不刻画的维妙维肖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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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还体现为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

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

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

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体形。

通过详细描写服饰仪仗来衬托他们的美丽和富贵。

这种写法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索天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情趣，充分发挥想象，重塑诗中人物。

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成为两汉乐府诗的一个特点。

寓言诗是汉乐府叙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种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一类是植物和人对话，诗中出现两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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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新声与诗体演变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和五言诗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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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

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辑百家九流之说写成的。

杂家对各家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正是吕氏春秋的重要。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才的寓言

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因数一个或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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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的《柬逐客书》文章辞彩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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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论贾谊

见解深刻而极富艺术感染力。

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的遗风，谦辞造句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

词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畅。

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做。

《淮南子》论说博奥深宏，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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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辞赋

汉代君臣多为楚国人，他们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审美感受付于文学时便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代表的文学式样，从而创造出汉代文坛独具风貌的赋。

贾谊以其雄辩，气势充溢的政论文也以情理深挚的赋作独步一时。

《吊屈原赋》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代表。

《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谈病为开端，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虽扁鹊也不能医治。

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改变贪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以夸张的语言描绘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端。

随即吴客引导太子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象前代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是非，太子根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

养生借鉴了吕氏春秋，体制上演戏楚辞。

辞藻繁复，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自此，其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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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时代

东方朔，枚帛。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

美人赋。

子虚和上林前后十年，但两赋结构连属，构思一贯，结体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