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人物形象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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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人物形象分析
《罪与罚》人物形象分析
陀氏是文学史上最为复杂的作家之一。
在他的作品中,对“被欺凌与被侮辱者”苦难生活的真实反映和对贵族资产阶级恶德败行的揭露,构成了他作品的基本内容。
在他那些描写这些内容的作品中,处处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但是,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又都在不同程度上渗透着宗教道德思想的宣示。
所以,在他的创作中,强与弱两个方面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陀氏的作品具有巨大的艺术表现力,特别是在心理分析的技巧上造诣极高。
鲁迅称他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
陀氏是对西方文学特别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影响最大的俄罗斯作家之一。
《罪与罚》是陀氏代表作之一。
陀氏最初是想写一部反映酗酒问题的小说,拟名为《醉汉》。
后来作者的构思有了发展,中心人物变成了一个大学生,而且所反映的社会画面和社会、伦理、哲学的深度,都大大地扩展了。
1865年9月他在写给《俄罗斯报道》的发行人卡特夫的信(草稿)中,记述了《罪与罚》构思的蓝图。
陀氏写道:
“这是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
事情发生在当代,即今年。
一个青年大学生,被校方开除,小市民出身,生活极其贫困,由于轻举妄动和思想认识上的不稳定,接受了社会上流行的某些‘不定形的’思想的影响,决定一下子摆脱自己极端贫困的处境。
他决定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
这个老太婆……贪婪狠毒,吞噬别人的生命”。
信中还谈到老太婆折磨自己的妹妹。
大学生认为老太婆的存在对别人根本没有好处,“她为什么要活着?
”他问道。
于是他决定杀死她,取得她的钱,拯救在外地陷于严重困境的母亲和妹妹。
他还要用抢来的钱念完大学、出国,“然后一辈子都做一个正直的人,坚定而毫不动摇地履行对人类的人道主义义务。
”信中又说,在杀人以后,大学生陷入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和折磨之中,最后“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准则取得了胜利”,他去自首了,“决定用承受痛苦的办法来赎自己的罪。
”小说的最后定稿是把《醉汉》的故事和大学生犯罪的故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小说的中心内容是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与惩罚”。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60年代中期的彼得堡。
当时俄国农奴制度刚刚废除,俄国正处在旧基础迅速瓦解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过渡时期。
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资产阶级事业家和冒险家正走上社会舞台,以及令人触目惊心的赤贫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在世界最大帝国的京城,在它的辉煌宫殿和繁华大街的背面,却是不堪入目的贫民窟。
住在这里的是那些极度贫困、在生活线上痛苦挣扎着的人们,有的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
拉斯柯尔尼科夫住的地方与其说居室,还不如说是口棺材。
他付不起房租,无钱吃饭,一连几天饿着肚子。
大街上妓女成堆,不时传来吵架声和低级酒馆里的狂叫声。
到处是走投无路的人们。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被人灌醉后给糟踏了,她穿着被扯破的衣裙在街上踉踉跄跄地走着,还有一个居心不良的人在跟着她。
因走投无路而轻生的事更是经常发生。
小说里写到一个女工投河自尽,刹那间就被河水吞没了。
虽然是帝国的京城,黑暗和丑恶现象可谓比比皆是。
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遭遇,是贫民家庭的一个典型例子。
他原是个小官吏,因机关裁员被裁,失去了经济来源,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妻子肺病严重,四个孩子在挨饿。
他意识到自己未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而精神苦恼,便常到酒馆去借酒浇愁。
更令他痛苦的是,眼看大女儿索尼亚为解救家中之危而走上卖身道路,自己却毫无办法。
大女儿心地善良,在继母带来的三个孩子饿得大哭大叫的情况下走上街头。
由于过起“黄执照”的生活,她被房东从家里赶了出来。
马尔美拉多夫一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他在同拉斯柯尔尼科夫谈话中发出了令人摧肺折肝的呼叫:
“得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啊……先生,您可知道,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
”马尔美拉多夫后来被马车撞倒死去,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他死后,妻子儿女陷于绝境,妻子发疯,带着幼小的孩子到大街上求乞,因肺痨病发作,死在大街上。
拉斯柯尔尼科夫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并且也正处在走投无路的境遇之中。
更由于母亲和妹妹遭别人愚弄,落进了陷阱,他的困难处境更加严重了。
卢仁是个律师,伪善狡猾,能干出任何卑鄙下流的勾当,是个新兴的资产者。
他看准了杜尼雅母女韵困境,便去求婚。
他声言“一定要讨个出身贫寒的姑娘”作妻子。
其实他并非偏爱贫寒姑娘,而是因为贫寒的姑娘可以“把丈夫当恩人”,听他任意摆布而毫无怨言。
卢仁自私卑鄙。
为了完婚,他要求杜尼雅母女到彼得堡来,却只答应出运行李钱。
母子到达后他不去迎接,竟派人将他们安置在各色下流人等出没的小旅馆内。
卢仁有着明确的利己主义人生观。
他说:
“你爱人,首先爱你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
”所以,他自己的一切行为,也都要符合这个准则。
为了“爱自己”,实现“个人利益”,他决定采用诽谤手段,来排除他得到杜尼雅的障碍——拉斯柯尔尼科夫。
他演了一出诬蔑索尼亚偷钱的丑剧,结果是暴露了自己的丑恶。
在卢仁这个形象身上,作家表达了自己对新兴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态度。
地主绥德里盖洛夫是个没落贵族。
他很早就已堕落,好色是他的主要“嗜好”。
他曾奸污一个又聋又哑的少女,逼她吊死在顶楼上。
他还将仆人费利普折磨致死。
由于寄生性而养成的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使他变得厚颜无耻。
他对杜尼雅的纠缠,给她造成很大的损害。
这是一个典型的没落地主。
但是作家又描写这个贵族的性格中还存在有另外一面,即他比较豪爽,比较聪明,有时还能表现出某种人性和良心。
如她向妻子交出了杜尼雅的信,使真相大白,杜尼雅保住了名誉。
在马尔美拉多夫一家家破人亡之际,他慷慨解囊,安置了几个孤儿,不失为一种善举。
但他身上最主要的东西是他的道德堕落和精神空虚。
他的腐化已经到了不可救药地步。
他对杜尼雅始终不死心,金钱利诱、威胁,甚至更极端的无耻手段,全都使用了。
在用过一切手段仍未能达到目的时,他的生活失去了“动力”和依托,便以自杀结束了他的没有价值的生命。
这个形象集中地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贵族地主阶级在精神与道德上的没落。
小说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从外省来到京城上学的大学生。
他聪明敏锐,但十分贫困。
父亲原是小官吏,已经去世。
他上大学是靠母亲的一点养老金和妹妹在地主家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的。
最后,仍然无法支撑,只好退学。
他住在租来的顶楼上,经常付不起房租。
他衣着寒伧,有时挨饿,但他心地善良,常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助人。
他性格高傲、孤独、忧郁,有些怪僻。
严重的贫困,更加重了他的孤独感。
他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一个时期以来,他脑中酝酿着一个可怕的计划:
去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取得她的钱,解除自己和亲人的困境。
在采取这一极端手段之前,他曾有过严重的动摇和犹豫,觉得那是卑鄙的、下流的、可恶的。
可是有三件事推动了他,使他终于干了那件可恶的事。
有一次,在酒馆里,一个大学生向一个军官谈到了这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说他“狠毒”、“缺德”,说他真想杀死这个“愚蠢的、不中用的……凶恶的和患病的老太婆”,“她对大家都有害”,如果杀了她,拿走她的钱,可以为“全人类服务,为大众谋福利。
”“一桩轻微的罪行”可以“办成几千件好事…死一个人,活百条命。
”拉斯柯尔尼科夫听后暗暗惊奇,那个大学生的意见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可见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第二件是马尔美拉多夫家穷困到了极点的悲惨状况,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刺激。
第三件是母亲的来信。
母亲在信中详细谈了妹妹杜尼雅在地主家遇到的麻烦以及母亲准备将女儿嫁给45岁的律师卢仁的决定。
经过分析,他明白了,这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母亲上了人家的当。
妹妹是为了他而牺牲自己,实质是“为了哥哥,为了母亲而卖身。
”而这一切都和贫穷有关。
因此,他的决定并非不正当。
客观情况催促他必须立刻行动。
而且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杀了人。
本来,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大学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都可能干出铤而走险的事。
但陀氏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却另有解释。
他告诉读者,这是—个特殊的罪犯:
他是在一种思想的影响下才杀人的。
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人有两类:
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
平凡的人是那些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总是俯首贴耳、听命于他人的人。
而不平凡的人能够“发表新的见解”,并“推进这个世界”。
在达到自己目标的途中,不平凡的人有权逾越某些障碍,包括消灭妨碍者或阻挠者的生命。
过去的伟大人物如莱喀古士、梭伦、拿破仑等则无一不是罪犯。
也就是说,那些不平凡的人都是犯法者、破坏者,“他们绝大多数都要求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
但是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
”总之,按照这种理论,不平凡的人有权为所欲为,甚至有权干违法的事。
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杀死老太婆,就是对这种理论所作的一次实验,看一看自己是否属于不平凡的人。
在杀人之前,拉斯柯尔尼科夫曾充满思想斗争,因为走到那命定的一步毕竟不同寻常。
而在杀人之后他非但不能象那些“不平凡的人”那样泰然处之,而是整个灵魂战栗了。
他的精神崩溃了。
严重的精神压力使他精神变得失常,几乎发了疯。
他已经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几次想要坦白出来,以求得精神上解脱。
有时他对自己的言行很不注意,几乎说露了嘴。
他再也不能平静。
此外,他还产生了无限的孤独感,和朋友之间仿佛有了一堵墙,甚至对自己的亲人母亲和妹妹,他的感情也有变化。
他已经不能同人们发生正常的联系,“仿佛拿了一把剪刀,把自己和一切人和一切往事截然剪断了。
”他诚实善良,但是为了对付侦察科长波尔菲里的旁敲侧击、明知故问、欲擒故纵和连诱带逼的那一套,使他不得不东躲西闪,不得不说谎和欺骗。
这对于他是十分痛苦的。
特别是他还模糊地感到他的理论同他所憎恶的卢仁和绥德里盖洛夫的思想和行为原则竟然如此地相近。
卢仁的“首先只爱你自己”、“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生活哲学,同样可以导致允许杀人。
更使他惊奇的是,绥德里盖洛夫所奉行的“为所欲为”原则竟然同自己的理论完全一样。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的精神崩溃,说明了“为所欲为”理论的破产。
陀氏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的思想实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按照这种理论去行动,将是无视任何社会准则,其结果便是弱肉强食,造成多数人受奴役。
这便是拿破仑主义。
奉行这种理论原则的人,最终必然导致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完全堕落。
陀氏还进一步指出,拉斯柯尔尼科夫之所以有这种思想和干出杀人勾当,是所谓“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活动的时期。
当时的无神论、唯物论和社会主义思想都被保守派诬为“虚无主义”而加以反对。
陀氏将“为所欲为”理论同“虚无主义”联系起来,是他对进步思想的歪曲。
陀氏按照自己的创作计划,写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在索尼亚虔诚宗教信仰的感召下投案自首,甘愿在刑罚中赎罪,以此求得新生。
但是,作为一个力图反映生活真实的作家,陀氏不可能把“虚无主义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变成一个宗教狂,也不可能否定自己对社会不正义的批判。
这便是为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忏悔过程中是那样的艰难和多次出现心理抗拒的原因。
在同索尼亚的接触中,他了解了这个纤弱少女竟肩负了那么沉重的人生担子。
她为了养活父亲、继母和继母的三个孩子而自愿跳进火坑。
对于脾气暴躁并打过她的继母,她不但毫不责备,反而对她充满怜悯之情。
她堕入了耻辱的泥淖,而仍保持心灵的纯洁。
她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没有自杀,生活的重负使她甚至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
那么大的苦难压在一个柔弱少女身上,她仍然坚持住了。
这是因为有一种力量在支持她。
这种力量来自她对上帝的虔诚信仰。
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由得对她产生了肃然的敬意。
有一次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跪在了索尼亚的脚下,伏在地板上吻她的脚。
他说:
“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
”同是受苦受难的入,自然相互吸引。
他们接近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并不是一下子就接受索尼亚的信仰的。
这是一个缓慢的、艰难的过程。
在向索尼亚说明自己杀人的原因时,他—忽儿说是学拿破仑,一忽儿又说是生活所迫和为了开辟前程;他一忽儿骂自己,一忽儿又痛斥社会不正义,说自己只是杀死了一只“有害的虱子”。
被他的话吓坏了的索尼亚说他离开了上帝,受到上帝的惩罚,把他交给了魔鬼。
他承认了这一点,可是又说,“我杀死的是我自己,不是老太婆!
我就这样一下子毁了自己,永远毁了!
”索尼亚劝他到大街上去忏悔,然后去自首。
他心里是矛盾的。
当他想到“他们”——那些有权有势、“毁灭了千千万万生灵”的“生活主人”时,他又产生了心理抗拒。
不过,尽管他嘴里说着“我不会向他们屈服的,我还要跟他们斗争”,但实际上他已接受了索尼亚的劝告。
在同妹妹告别时,他仍不承认自已有罪,他说他之所以要去自首,接受不该受的耻辱,是因为自己卑鄙无能,忍受不了杀人后的精神压力。
不过他还是去了,怀着痛苦的心情去自首了。
索尼亚把十字架挂在他胸前,并要求他划十字,他也同意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判八年苦役,索尼亚也跟他去了。
在服苦役期间,开头他仍然是没有悔悟之意,但是在索尼亚献身和爱情的影响下,他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终于,“生活代替了理论”。
有一次,他从枕下拿出一本《新约全书》,就是索尼亚的那本,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
”作者在这里暗示,他和她在精神上开始合二为一了。
尽管还有7年的苦刑,他将获得新生。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无疑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他的“反叛”也是无政府主义的,并不是能消除社会罪恶的正确理论与手段。
陀氏批判了他“为所欲为”的超人哲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反抗手段,也是无可指摘的。
但是陀氐把主人公的理论与暴力手段暗示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却是错误的。
陀氏最后写主人公接受了索尼亚的宗教信仰,开始了精神复活,是强加的,是作者忍耐、顺从、忏悔和赎罪等宗教思想的反映。
这样一个结局,无疑会降低作品的揭露力量。
小说中那些描写主人公对社会不正义和当权者全是“坏蛋和强盗”的有力论点和愤怒抗议的篇章,则更具有逻辑力量,更能让读者信服。
《罪与罚》中作者以极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穷苦人民的悲惨遭遇。
在那种病态的社会里,那些因贫穷、饥饿和走投无路而绝望的人们被迫走上酗酒、卖淫和杀人的道路。
这些描写才是这部小说真正价值之所在。
《罪与罚》在艺术上极有特色。
它写的是犯罪以及警局的侦破工作,但它不是侦探小说,而是一部社会哲理小说。
因为作者所探讨的不是犯罪本身—,而是犯罪所根据的理论以及与犯罪有关的道德伦理与哲学问题。
《罪与罚》的主要特点还在于它的情节富有戏剧性。
情节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态势之中。
杀人前的酝酿阶段,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早已失去了平静。
酒馆中大学生与军官的谈话,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苦难,母亲的信,这三件“催发剂”促成了主人公采取行动。
他不是一个职业的凶犯,他是处于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去杀人的。
杀人之后,陷入了严重的精神混乱。
接着发生的事件,如警察分局的第一次传讯,他在离开分局时的昏倒,藏匿赃物,和警局文书扎苗托夫的谈话,去犯罪现场以及同看门人的冲突等事件,都加强了小说情节的紧张性,母亲与妹妹的到来,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增加了他处境的困难。
他要保护母亲和妹妹,还要应付卢仁和侦查科长波尔菲里,并要关照索尼亚,等等。
此外,还有中途“杀”出来的“米柯尔卡事件”。
青年油漆匠米柯尔卡由于一种奇怪的受苦愿望的驱使,竟然向警方承认了自己是凶手,更增加了小说情节的戏剧性。
小说自始至终充满紧张的气氛,几乎没有节奏平缓的时候,无论是母亲和妹妹的到来,还是马尔美拉多夫家的回丧饭;都不能缓和这种紧张状态。
主人公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使得用平稳的节奏发展情节成为不可能。
在中心矛盾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出现新的矛盾,还交织着一些意外的事件,使得《罪与罚》的情节跌宕起伏,既惊险文曲折,具有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效果。
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是它的心理描写技巧。
小说主人公在犯罪前和犯罪后基本上是处在一种非正常的精神状态,多数场合是高度紧张的或病态的,即使是较“正常”的情况,也是一种痛苦的和矛盾的心境。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作家都进行了充实的心理刻画。
作家进行心理描写的手法多种多样。
最基本的方法是内心独白,在陀氏笔下很有特色,它往往不是一闪念之间的内心活动,一般是一个较长的心理过程,如拉斯柯尼科夫接到母亲信后不能平静。
他走到大街上,仍然抛不开。
作家这时描写了主人公的一大段心理活动。
他分析了卢仁其人,母妹的困境与被骗,妹妹为哥哥而自我牺牲,母亲为子偏爱儿子而出卖女儿。
他还联想到妹妹今后也有可能是索尼亚的命运......想到所有这些,他觉得必须行动了,该做出最终的决定了。
又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朋友拉祖米兴拉他一起去到波尔菲里的住处,申明他的两件抵押品非常重要,不期侦查科长带着嘲讽的神情对他进行试探性的观察,而且拉祖米兴还说出了昨天他神态不清的情况,此外还有扎苗托夫在一旁冷言冷语地敲击。
这—切都引起他的不快、仇恨和怀疑。
他对朋友拉祖米兴的不合时宜的话和麻木不仁虽然懊恼但无可奈何,而对波尔菲里和扎苗托夫却产生了严重的警惕。
他怀疑他们串通一气来监视他、调查他。
他心中捉摸着他们是否已掌握了证据。
所有这些是通过一大段内心独白来表现的。
这种手法作者用得十分自然,恰如其分。
由于小说写的是主人公杀人犯罪的计划和行动,所以作者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内心独白式的心理描写。
为了表现出主人公特定条件下的精神心理状态,作者还采用了表现梦境和幻觉以及无意识流露和下意识冲动等描写手法。
早在杀人之前,由于接到母亲来信,精神压力很大,主人公到酒馆喝了一杯伏特加,酒力发作后他倒在丛林的草地上呼呼睡去。
他作了一个梦,梦中再现了自己的童年,和父亲一起去扫墓,还见到了农民米柯尔卡打死牝马以及他冲上去要跟米柯尔卡拚命的情况。
牝马被折磨致死的噩梦,烘托了主人公对人间苦难的痛苦思考和他的极度压抑的心境,真实地表现了主人公当时的心理状态。
杀人以后,他陷入了精神混乱,心理活动已无逻辑可循。
由于精神高度紧张,他忘了扣门钩,还忘了藏脏物,还忘了处理衣袜上的血迹。
藏完赃物后,他无目的地访问了拉祖米兴,后又在街上乱走,回到家时已经是黄昏时分,足足走了6个小时。
这些都是他无意识的流露。
回到住处,他一下子睡去。
睡梦中,噩梦和幻觉混在一起,他突然听到“哀号、狂叫……殴打和谩骂”的声音,听到警局副局长打女房东。
还梦见他上街有陌生人招手,跟那人走进楼房,忽然看见老太婆狂笑,他用斧砍,但老太婆笑得更加厉害,以及人们交头接耳,望着他……等等。
所有这些噩梦都是他当时恐惧、慌乱和多疑的心理状态的真实表现。
总之,《罪与罚》中作者虽然也有对主人公正常情况下的心理描写,但更多的是对他在非正常情况下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描写。
作家所用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
把人物在失去精神平衡情况下的内心世界展现到细致入微的地步,在这方面,陀氏确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