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得体会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最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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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得体会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最新
(精)心得体会: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最新)
文化产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在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态和增长方式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
文化产业是什么?
或者说什么是文化产业?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什么?
文化产业在当前中国发展中究竟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种作用与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力量的培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关系?
什么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本位?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怎样提升?
是否得到提升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正确处理这种提升的需求规律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
怎样制定风险评估的尺度和标准?
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关切、质疑和忧虑,成为困扰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
所有这些问题不仅一般涉及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关于文化产业的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
因而,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
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产业正在逐步展开它的无限丰富性的时候,它的丰富的矛盾性也进一步展现出来,并由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从而使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遭遇到新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在给中国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挑战的难题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走向,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作用,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再定位阶段。
这就使得关于文化产业性质的讨论在中国文化产业经历了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意义;这就使得关于文化产业演化规律和创新规律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原理性基础建设意义。
一、文化产业是一个处在不断演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生物形态
文化产业是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从低级阶段演进到高级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社会文化经济类型,是从农业社会经济、工业社会经济到信息社会经济转变的重要产物,具有很强的社会生物性演化特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内部逻辑,文化产业也不例外。
它们自己的演化方式是不同的,并且分别支持不同的文化产业制度。
1.文化产业演化是社会演化的表达方式和具体形态之一。
与社会的其他形态演化不同,文化产业的演化是作为社会精神演化的表达方式和建构形态呈现出来的。
因此,常常带有社会革命的意义。
文化产业是一个社会系统。
它的进化和一般物种的进化不同,不是整体性进化,而是渐进性的结构性进化。
它是以一个业态、一个业态进化的。
这种进化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式直接关联。
也就是说,文化产业业态的出现完全取决于作为科学技术表现方法的工具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应用于人类社会精神表达的需求。
并非所有的工具都能被应用于人类社会文化表达的需要,其中作为构成要素最核心的就是这种新的工具形态能否在与人的表达需求相适应的时候诞生出新的文化产品形态。
只有新的文化产品形态的出现和大规模生产与传播,由此而造成新的社会分工构成的文化社会系统才能成为新的文化产业业态。
假如我们把文化产业比喻为一棵参天大树,那么这棵大树的树枝是一支一支长出来的,并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是这棵大树的整体被称之为文化产业,而它的每一个树枝则是演出业、艺术品业、出版业、电影业、电视业等等。
文化产业的这种演化过程构成了文化产业形态系统的独特性。
它的主干规定和决定了它的每一个枝干的是属性,尽管它的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一“规律”决定了文化产业在内容上和表现形态上由多样性而构成的系统整体性。
既然我们把文化产业看作是一个具有生命体统合生命体征的社会精神的运动,那么它也就不能不遵循生命系统的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即无论是在文化产业这棵大树上的那一分支,也都会发生叶长叶落的生命循环。
正是这些循环构成了不同的文化产业业态相同的运动演化规律:
遗传——变异——突破——再遗传——再变异——再突破,由此而循环往复,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演化规律。
这种演化规律是通过文化产品载体形式的演化表现出来的。
已有的研究已经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起前导性作用的规律。
①在这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全部文化产业演化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科学技术的发展路径与发展程度是这种演化构成的全部依据——文化生产力演化。
某种程度上说,一部文化产业演化史就是科学技术与文化生产相结合的历史。
但是,正如一切科学技术演化史都是一部人类社会的演化史一样,文化产业也是一个不断处在演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生物形态。
文化产品形态突变是文化产业演化的重要的规律性特征,即一种新的文化产品形态的出现,不是已有的文化产品形态自身发展的产物,它们与科学技术的现代演化相关,而与产品形态的自身构造不相关。
真正构成内在演化关系的是其中的内容。
图书与电影在载体形态上大相径庭。
电影离开了机器而无法满足人们的观影消费,而图书则必须离开机器而独立存在才能满足人们的阅读。
唯一能构成他们之间演化关系的,是他们的内容可以互换:
图书的内容可以改编成电影,同样,电影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图书再现出来,并且在互换中进行再创作从而推进文化产品的演化和进化。
2.文化产业是文化资源生成的现代规律。
在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文化生产力构成的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文化资源的生成规律是不一样的。
在人类文明社会出现之前,地球上没有文化资源,只存在着生成文化资源的可能性。
人类的出现,开始了地球文明史的生产与创造,开始了文化资源的生产与积累。
大地刻画符号是人类洪荒文明的文化资源型态,始于人类在大地上行走辨别方向免于迷路的需要,这就是记忆。
文字是最早的刻画符号,最早的文化资源形态,始于人类共同记忆的需要。
新旧石器、岩画、彩陶、甲骨文构成了人类社会早期文明系统的文化资源形态系统。
手工是它的最主要的创造性能力,人们用手工编织心灵的世界,建立人与世界的精神空间关系。
在文字符号系统尚未成为文化资源的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之前,文化资源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积累是与人们的物质生产融合在一起的。
这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长的演化时期,也是人类文化资源积累最为丰厚的时期。
今天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就是建筑在这个厚实的文化资源基础上的。
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种族和民族都是它的贡献者。
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文化产品建构了传统文化产业形态。
工业文明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大规模机械复制所生产的现代文化产品系统,建构了现代文化产业形态。
它是现代人类文明的生产系统与生产形态,因而成为现代文化资源生成的最核心的现代规律。
手工业制品也有它的可复制性——模具复制,这种复制属于个别复制范畴,其作为文化资源的传播与扩散的程度很低。
大规模机械复制既是简单复制,同时也是复杂复制,复制成为现代文化资源生成最重要的社会生物机制之一。
虽然早期的文化资源有着在今天人类文明创造不可企及的高度,但是简单的再生产和文化资源生产的有限性,无法满足今天人类社会大规模消费的需求。
规模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成为人类文化资源现代生产的主要规律。
现代文化产业正是这种规律的逻辑发展的产物与反映。
没有现代文化产业便没有现代社会的生成。
是现代文化产业对文化资源大规模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满足了现代社会发展对于文化资源消费的需求,并且在这个需求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生成了现代文化资源的年轮,以表明不同文化资源的现代属性。
3.文化资源生产与再生产的演变,源于文化生产力工具形态的演变。
科学技术的演变是文化产业形态演变的直接动力。
没有现代生产工具的使用,便没有现代文化生产和现代文化产业的生成。
电影与电影产业是这一规律的典型形态。
现代文化生产工具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文化产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且也在深刻影响人们的社会生物习性。
“手工”与人的内心和灵魂是统一的,手是心灵的外在表达方式,因而在演化过程中积淀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人们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象征与载体;而“机器”则与人的内心是分离的、割裂的,因而是“异己”的,具有对人的本性的排斥与排他性,而这恰恰是资本所需要的,因此文化产品的机器生产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地被新的技术发明所淘汰,最终作为文明成果的展示而进入博物馆,这也是资本的文化产业发展史。
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产品生产方式所建构起来的文化产业演化路径是不一样的。
前者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后者则不断地成为资本技术化的奴隶。
倘若文化产品的机器生产不能够在重建人与社会的精神文化关系上提炼和创作出新的文化产品形态,那么它的淘汰也就必然成为历史演化的一种逻辑形态。
上海电影技术厂将告别中国电影的胶片时代,这是电影产品生产与传播的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
但是,电影生命的存在不是在胶片上,而是在胶片物理显影中的内容上。
倘若数字技术革命没有带来比电影的胶片时代更为丰富的社会表达,那么,社会对电影胶片时代的回归不是没有可能的。
“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产品设计与创意上的“古典主义回归”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历史的螺旋式发展规律在文化产业的演化进程中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因此,在一个文化+科技的文化产业时代,如果没有文化,就没有科技。
人+手→人+机→人+网构成了文化产业演化的三种形态和三个阶段,是文化产业演化表现出来的基本规律。
第一种形态与阶段是人与手的统一,即手与心的统一,手工产品构成了传统文化产业的社会文化生态特征;第二阶段是人与手的分离,机器代替了手,也分离了“心”,即与人的生物性分离,资本取而代之,复制产品构成了现代文化产业的社会文化生态特征(这也许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第三阶段是人与现实社会的分离,网络代替了生活,也分裂了“社会”,即与人的社会性分离,网络游戏产品构成了新兴文化产业(后现代文化产业)的社会文化生态,虚拟社会替代了现实社会,人的社会生物性特征在人—网的文化产业系统中发生了深刻变异。
文化产业发展的载体演化正在挑战传统的内容演化的社会文化生物路径。
4.时空演化是文化产业演化的又一重要规律。
任何空间在时间上的缩短都必将带来和导致权力结构的调整、变动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资源的重新配置。
高铁在为人们通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空间关系,导致人们空间关系的重组以及空间文化资源配置与文化生产关系、文化消费关系重组。
时空压缩将改变中国文化产业生态环境和空间结构。
“千里江陵一日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由此进入“高铁时代”。
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所谓“三跨战略”在这一状态下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
需要有新的战略思维与理论对正在深刻变化中的文化产业空间转型做出新的研究与概括。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以及中国城市发展规划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提出来的一系列中国战略地理的空间革命,正在重塑中国各个领域里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的同时,也将重塑人们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并且在文化产业空间关系的发展演化中表现出来。
原有的以行政区划配置文化资源的文化行政地理学方式,正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空间战略地理学革命。
如果说“一带一路”带来的将是中国文化产业外部发展空间关系的革命的话,那么,“长江经济带”和中国城市发展规划带来的内部空间关系革命,将从根本上彻底重构文化产业的战略地理。
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的深化改革也许还没有完成就面临重新设计的可能。
战略重组和战略主体重构也许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高铁时代”的全新选择。
高铁改变了市场竞争的空间关系与形态。
流动性增大所带来和导致的时空关系的演化使得一切变化都处于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一切代步工具,都是人的社会生物性功能的创造性衍生。
由此而带来的“中国宏观文化环境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将不得不成为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
这是一个与大环境变化密切相关的课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认知与文化产业政策的重建。
5.文化产业学科作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理论基础,在国家文化战略需求上有着充分的驱动力。
要探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对全球文化环境系统的影响。
不仅宏观文化产业的环境研究必须面向全球,关于文化资源和文化能源研究也应该建立起全球的视野。
面临着文化产业“全球战略”和建立文化产品“全球供应体系”的挑战,原有的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取向仅仅局限在“走出去”是远远不够的。
文化产业系统是一个全球系统,关于它的基础研究必须着眼于整个文化产业的运动。
我们不仅在实践上要“走出去”,在理论科学上也要“走出去”,直接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同时通过国内的辐射效应,推动整个文化产业学科扩大眼界。
在国内研究中有全球意识,在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中也有自己的本国目标。
中国要进入并建立起自己文化产业学科研究的核心圈,而不只是追随国外的发展走向,就必须分析我国特有的文化生态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根据实际的研究能力和科学积累,选择有突破前景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建立既有本国特色又有与国际学术界保持良好对话机制的长期性的大型研究计划。
如开展中国宏观文化环境格局及其演变趋势研究,可以将东北亚、东南亚、西亚和美国、欧盟等一系列文化环境特色的内在联系、形成机理与演变方向,进行系统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推进文化产业学科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研究,扩展文化产业学科的研究范围,组织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各个方面的力量,参加文化产业前沿问题研究,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文化产业是一门系统科学。
全球视野是文化产业系统科学的前提。
当今世界的一切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文化生态样式和文化存在形态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种变化之间,又都存在着许多意想不到的相互联系。
网络文化效应引起的文化生态的变化涉及所有的文化圈层,在全球范围内无所不在;同时也只有从整个文化产业系统着眼,我们对正在发生着的局部变化才有可能获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解。
季风是一种区域性自然现象,不同的季风不仅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且不同的季风所共同构成的“全球季风”系统,恰恰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各个气候子系统的一把钥匙。
应当从文化产业系统科学出发,从中国文化产业问题出发,站在全球文化发展的高度进行分析:
文化产业与社会文化生态演化之间的关系;文化产业构造与成分间的演化关系;不同文化产业圈之间的交换关系。
6.人类生活在社会的表层,首先关心和比较了解的都只是表层文化。
但是社会表层看到的一切文化现象,根子都在深部;在表层文化起着基底和支撑作用的深层文化,即人的生计方式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那些制度性文化。
缺了深部,社会系统就无法理解,越是空间大范围、时间长尺度,越是如此。
正是在表层与深部的结合上,酝酿着新的突破。
这个深部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观系统。
文化生态环境及社会文化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威胁,除了来自全球化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体化”因素外,在许多地区越来越明显地与本土文化的丧失有关,即与本土文化精神相联系的文化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再构造能力的基因组断裂密切相关。
正是这种相关性,造成和导致了文化生态的不可持续发展。
由于文化环流的缓慢性质,对表层系统的影响会有迟到效应,会在一个长时期里影响社会文化的构造运动。
始于《超级女声》的娱乐选秀节目,是近十多年来发生在中国文化产业中最重大的“娱乐革命”事件,它不仅带来了电视娱乐生产与消费的新形式,而且带来了娱乐消费革命的新形态,“网络直播”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所谓“网红经济”就是这种“直播选秀”和“选秀经济”演化而来的变种。
表面上的喧嚣盛宴带动着人们社会生计方式的生态改变,原有的社会生计方式和价值观在这样一种“一夜暴富”的刺激之下,发生了脆裂、断裂和变异,从而使得原有的基因组合在这个断裂过程中遗传变得不可能。
在一切民族文化的构成中,生计方式才是这个民族文化真正的根基。
在文化结构内各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中,生计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习俗性规范是最根本的关系,属于基底性文化。
如果基底性文化消失了,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表层、中层文化也会随之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长河中逐渐衰落与消失。
文化产业是现代人类社会文化基因组合的社会生物载体与表现形式,承担着文化遗传的重大责任,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着选择性文化变异。
然而,正如任何一种生物基因组的突变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的生物灾难一样,文化生物基因组的突变也会导致人类社会的文化灾难。
因此,不论我们对文化产业的经济发展多么重视,在寻找自身机遇时如果过分地把文化产业载体的发展作为创新的依据,都是一种本末倒置。
决定文化产业全部价值的依然是它的内容及其内容的演化。
文化产业发展最大的创新与发展的市场空间在于文化内容创新与载体基础手段创新的有机结合。
避免和防止这种文化基因组的突变而给一个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遗传变异带来文化生物灾难,就不能不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在演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文明演化与文明安全、文明危机在同时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将不得不使我们以文明为核心理念建立我们对历史的文化态度;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念建立我们对未来的文明态度;以生态为核心理念建立我们对自然与社会的生活态度。
现阶段以文化资源消耗和文化污染为代价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式,不得不接受重新的检验。
文化资源再生能力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新发展观。
二、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制度形态
1.自从随着资本主义的新教革命走上政治舞台以来,文化产业就成为现代文化建设与发展最重要的制度形态,并且成为它的社会制度发展的表征。
文化产业的每一次革命都导致和带来了现代文化建设与发展更大的制度性建设与发展。
文化产业成为新旧两种文化制度博弈的生死领域。
书报检查制度、版权制度、电影审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配额制度、许可证制度,直至今日的互联网审查等等,无不因新的文化产业形态的出现而梯次出现。
虽然每一次文化产业革命都会催生新一轮的文化的社会制度建设,但是原有的文化制度形态并没有随着新的文化产业业态的出现退出历史舞台,相反,由于原来的文化产业形态依然合法存在着,因此,由这种文化产业形态的出现而诞生的文化制度形态也就在新的文化制度生成的同时合规律地存在着,区别仅仅在于它在新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制度性框架中不再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已。
2.制度安排决定产业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非制度形态到制度形态发展的过程。
任何一种文化产业形态的出现,最初都是一种非制度形态,即没有关于它的行为规范与约束。
电影最初的问世,只是兄弟两个出于科学好奇心而进行的一项创造性游戏行为,只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即所谓创意产品。
只有当这种实验室产品走向社会,引发更多人的好奇,并且成为一种消费时尚的时候,成为社会大规模生产行为,并引发社会文化生产秩序和精神消费秩序变革的时候,对它的规制也就出现了,即所谓的电影审查,这个时候电影就不再是两个年轻人的科学游戏与科学试验,而是成为一种文化的社会扩大再生产,成为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并且这种表达方式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同时对原有的文化产品生产秩序和社会表达秩序构成全新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通过对这种文化产品的大众消费所引发的,正是这种大众文化消费冲击并挑战了精英文化消费——文化生产的贵族体制。
于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威和精英构成秩序,政府进入了,电影审查继书报审查制度之后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制度形式,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一部分而纳入政府管理体制。
我国发展文化产业首先是作为一项制度性改革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完成了对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整体性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的核心,虽然在文化企业也还有利润指标与经济核算,但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现代文化建设需要的文化产业制度,从而克服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战略性短缺问题,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事业发展实现向“积极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转变,本质上就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制度的创造性重建,使文化产业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原来的一条腿走路,发展成两条腿走路。
“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国家战略与政策的提出,第一次使得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了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意义。
3.制度安排改变了文化市场主体结构的单一性。
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的文化市场形态的扁平性和静止性,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被纳入到一种行政体制管制之中,这就束缚了文化产业作为社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应有的文化引导作用。
计划经济时代并不是没有文化产业的存在形态,而是由于计划经济的主导把文化产业的市场属性消融到计划配置而不是市场配置之中。
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文化内容,还主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今天,它已经发生了变化。
文化产业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政治和伦理功能中衍生出经济与产业功能,从过去单纯的文化交流功能中衍生出文化贸易和国家发展战略功能。
社会文化产业国家化是这一战略功能实现的一个表现。
所谓社会文化产业国家化,是指任一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出现最初都是由社会自然生成的,但是,在其迅速形成产业规模,即发生和发挥革命性影响的时候,国家监管便出现了,并迅速纳入国家整体发展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涉及和事关国家文化安全的那一部分甚至被迅速国有化或者由国家安全审查管理。
4.文化产业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关于文化产业的市场准入和文化产品审查制度,与一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是它的政治制度的一种文化表现形态。
一个国家的文化体制是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性体现。
美国人没有为了市场经济而忘记他的美国价值观,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呢?
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以市场为导向所造成的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价值观需求的问题,正在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一政策选择。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改变的不仅仅是文化的体制和机制,而且是全社会的文化生产与创造体制和机制以及文化生态环境。
仅仅局限于文化系统层面上的文化体制改革,而不是着眼于从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层面上推进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很难避免摆脱循环改革的陷阱:
今天的改革成果,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
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成本耗费,文化改革是一项更大的文化成本的耗费。
所有这些成本都是前一轮改革发展积累起来的成果和财富。
从文化的层面上来说,甚至是几代人的创造性努力而积累起来和积淀下来的智慧创造。
一个文化制度是否是好的制度?
回答这个问题是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走过头又回头看的时候,常常会发现那些曾经被我们否定了的东西在今天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为难以超越的历史标志,从而使我们不得不“走过头了,在退回来”地来回折腾。
许多文化成本就是耗费在这个过程之中,这是一个没有产生文化效益的文化成本付出。
院团体制改革造成的地方戏曲发展难以为继、传统文化传承无人等现象,已经引起了从社会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5.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代中国一场深刻的文化制度变革。
它不仅给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架构带来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创造性命题,而且由于它的重大经济价值,也给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创造性转型带来了新兴产业革命。
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满足了人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同时也带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精神秩序的深刻变动。
文化产业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
这种改变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需求相一致,因而是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成分。
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崛起的战略目标,制定中长期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是它的题中应有之意。
五千年文明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战略资源、战略基础和战略空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文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多梯级和多层次、多阶段性,决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既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大局观,同时又带有差异化发展的分步走的战略操作的层次观。
在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和加快发展新兴文化产业的同时,战略性发展以传统中国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产业,推进和实施传统、现代和新兴文化产业三位一体的特色发展、协调发展、差别发展、梯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中国坚定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6.“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