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理性精神的强烈呼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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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理性精神的强烈呼唤

对历史理性精神的强烈呼唤

　　在《新世纪中国小说及其未来走向》一文中，笔者曾经对当前中国小说社会批判意识越来越淡化的趋势表示担忧，指出：

“一些作品具有人性的批判，却缺少社会历史的批判；一些作品只有文化批判的姿态，却缺乏深刻的批判实质，给人一种与现实的挂空感；一些作品在内在精神上给人一种中产阶级的自足感、幸福感、欣慰感，却缺乏那种与民族命运相连接的疼痛感。

”

　　为此，几年来笔者一直充满着对那种沉重阅读的心理期待。

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我读到了汤吉夫先生的长篇小小说《大学纪事》，深为小说所揭示的当前大学教育中有违教学规律、办学宗旨的浮夸风而震撼，也为作者对中国教育及民族未来的深切忧患而感动。

这是一部满足了笔者期待的以高扬的人文立场、自觉的历史使命和人格勇气，尖锐地进行社会现实批判的佳作。

当直面发生在中国高校的种种荒谬现实的时候，作者的心似乎在颤抖，作为读者的我们的心也在疼痛。

　　《大学纪事》紧贴现实，对当前中国高校贪大求全的形式主义、不择手段的“申博”风的揭露和批判，其题材和主题都有一定的“时事性”。

时事性或者迫近的现实感，对于以追求更长的生命力为使命的小说创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另一种面貌的概念化写作。

但是在我们眼前的《大学纪事》，却能将时事性与历史深度，将言说的勇气与叙事的精到，将问题的尖锐与美学的高度结合起来。

这与作者汤吉夫的自身优势有关。

他是教师出身，曾多年担任某高校校长，又有２０多年的教授经历，他又主持中国小说学会工作多年，作家、教授、学者、校长、硕导、会长，不仅丰富了他的学校生活经历，也大大开拓了他从教育、行政到文化领域的生活视野。

正是这种人生经验的优势，思想、生活视野的优势，成就了《大学纪事》的创作。

　　《大学纪事》在现实题材创作中脱颖而出，还与汤吉夫作为一个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名的作家，坚守“文学就是人学”的创作理念有关。

早从2005年秋，笔者就听到汤吉夫多次谈过他要写三部长篇小说，但是他谈的都是让他激动的人物细节，如何季洲“爷爷”这个人物原型的许多超常而怪异的行为，如彭尼的生死之恋、“麦子”的颇为执著的“报警”等等，因为当时还没有何季洲这个人物，我从未想到他要写的是校园和大学教育的题材，还以为那个不近财色的“英雄”是他家族史中的人物呢！

这说明了汤吉夫的创作最原始最深刻的冲动，不是单纯的现实和时事背景，而是活跃在他心中，冲击得他虽然人在交际场所，却仍然忍不住要挂念、要告诉朋友的人物，他们已经牢牢占据了他心灵的中心。

　　何季洲是《大学纪事》奉献给当代中国文坛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独特的典型形象。

就其深度来说，他是以“家族文化”、“官本位”、“等级制”为核心的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留给当代中国的一份丑陋的遗产。

当官要有政绩，以政绩考核官员、决定升迁，本来是社会政治观念的一大进步。

但一切动机良好的政策口号，都为谋私者所利用。

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水平的并校措施、博士制度，成为“五八”式的教育大跃进。

国家合理的方针政策，如此的走样，正是因为有无数个何季洲这样的“当代英雄”。

　　与当前中华大地上大大小小的“当代英雄”相比，何季洲对自己的要求可谓严苛，然而在精能权术、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蒙上坑下、制造虚假繁荣等方面，他却大有无师自通的天赋。

在陈冬至副校长被法办、盛霖副校长被泼污、卢放飞被冷冻、海伦娜被逼走以后，何季洲登上了他校长事业的顶峰，当他在不明真相的师生的欢呼声中举起庆功酒杯的时候，汤吉夫也明白，这样的人物已经离更高的提升、更大的权力不远了。

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思索，一个颇具欺骗性的个人野心家，一个没有国家民族信念的政客，一个善于利用财势和人性弱点的专制魔王，却能大行其道，究竟是谁病了？

是社会，是时代，还是他们的人民？

　　除了何季洲，陈冬至、盛霖、卢放飞、海伦娜、麦子、阿古、阿满等校园人物形象也让人感叹，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

以常理推断，竞争Ｈ大学校长失败而屈居基建副校长之位的陈冬至，尽管有许多任劳任怨、风尘仆仆的行为，然而直至退回卢放飞借给他的巨款，法办前后的家访，人们才真正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廉洁自律、坦荡无私的实干家啊，他的被陷害突出了何季洲的心狠手辣，睚眦必报。

盛霖是一个见识超凡、敢讲真话的学者型校领导，读者曾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然而终因抹不开人情面子，一事不慎而授人以柄，为何季洲所收俘。

小说第九章第三节最后近千字的盛霖剖析，既是人物的自责，也是作者对他的灵魂和污浊世风的拷问和谴责。

吹白现黑，以白衬黑，足见作者对这类人物的熟悉与同情，对恶浊的社会风气的反思，内中也隐约可见作者对自己一类人的自省与自责。

　　在长篇小说叙事艺术上，《大学纪事》也颇具特点，对当代中国长篇小说艺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首先，是作者基本退居幕后，让书中人物充当显在的叙述人，它就是校长办公室主任卢放飞。

在何季洲校长、书记一肩挑的情况下，卢放飞很长时间都是Ｈ大学最接近他的人，成为了学校的“神经中枢”，不仅了解学校决策内情最多，也最易感受堂皇外表下的本来面目。

如果卢放飞是一个趋炎附势、私欲最多的人，正可藉此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但他却是一个正直的青年学者，他的观察与感受也成为读者认识何季洲的一面镜子。

　　其次，是反讽与幽默成为《大学纪事》叙事的突出风格。

在日常生活中，教授汤吉夫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常常以通俗的打趣，隐蔽他性格深处的方正与尖锐，缓解自己的人生压力。

文如其人，他表现高校生活的小说，也不扭捏作态，故作严肃状，常有大俗大荤之语，直刺人物或事物的本质。

如他借用他人的评价称何季洲“天生就是一个打大仗的人”，称阿黄为“无齿（耻）之徒”等等。

至于由Ｈ大“与诚信共舞”的标语联想到“与狼共舞”；盛霖一腔正气反遭周围人攻击时，“人过街，老鼠喊打”的愤懑与自嘲，就是雅气十足的学者式的深刻了。

　　《大学纪事》中还有一些属于黑色幽默范畴的事件和情境，如阿满因为执行考试纪律，却成为学生的“敌人”；阿古剽窃了小林和老林的学术成果，小林和老林在得到了好处之后，却反成了他的坚定拥趸者。

是非颠倒，价值观念错位，美丑、善恶混淆，莫此为甚！

更可怕的是，这种现象不只是出现于何季洲领导下的Ｈ大学，它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

所以《大学纪事》所批判的就不只是一个个人野心家何季洲，而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思潮，一种根源深远的病态社会心理，一种已被历史所反复证明的，我们这个时代的顽症。

　　在笔者的印象中，汤吉夫是一个有胸怀、有智慧、有关怀的人，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让一个濒于衰亡的中国小说学会起死回生，在文学理论界、创作界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就充分说明他的学术管理能力和人格魅力。

一般来说，学术能力、创作能力与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很难一个人兼得，它们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但在汤吉夫身上，它们却同时存在，并且有相得益彰之势。

或许当年他不该辞去校长之职，应该继续去做文化教育方面的领导。

然而他却始终痴迷于文学，同时以教授、社会角色的视野和经验去滋养自己的创作。

对于他自己来说，或许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对于中国的文坛来说也多了一个有洞见有水平的作家，但对于中国的教育来说，确实是一个明显的损失和遗憾。

　　在《大学纪事》之后，汤吉夫还有两部长篇呼之欲出，写完它们，汤吉夫的文学梦想是否会画上一个句号，我们不知道。

同样为我们不知道的是，它们是《大学纪事》的续篇，还是另辟蹊径？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还是希望看到何季洲之流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上被否定、被淘汰。

社会在进步，生活在前进，历史理性的旗帜必将在Ｈ大学，在全中国的土地上飘扬。

　　（作者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