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影响政治的欲望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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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影响政治的欲望1
那些影响政治的欲望
——罗素195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
罗素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智者”。
爱因斯坦说：
“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每一个有良知和热爱智慧的人，都能从罗素的著作中获得思想的启迪和精神的享受。
本文是他在195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对人类的欲望对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今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来演讲是因为当前关于政治和政治理论的讨论往往缺少对心理学的关注。
在朝鲜战争开始之际，如果你在书里面翻翻，你可以很轻松地弄清双方的军队数目、人均收入。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朝鲜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南北朝鲜的居民是否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他们各自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不满、希望和恐惧又是什么，你就是把书翻遍，也是徒劳一场。
因此，你无法得知南朝鲜的居民到底是盼着联合国介入，还是更想北方的兄弟来完成统一。
同样，你也猜不到他们到底会不会为了拥有投票权，投那些他从来没听说过的政治家，而放弃土地改革的诉求。
如果要让政治变得科学化，这些事情不再令人吃惊，那么我们的政治考量就必须深入到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
各种政治口号蕴含的内在渴望有多大影响力？
在一个人能或者不能吃饱饭的时候，它们的鼓动效果一样大吗？
如果一个人给你一张选票，而另一个人给你一块面包，你会在饿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还会坚持要选票？
所有人的行为都被欲望驱动着。
然而有些道德家却异想天开，以为靠责任和道德就可以对抗欲望。
我之所以说这是异想天开，不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表现得很有责任，而是因为如果不是一个人渴望表现得有责任心，则责任一词对他毫无意义。
永不满足的欲望
在政治上影响力巨大的欲望可以划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来自于对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食物、住所、衣服。
当这些东西变得稀缺时，为了生存下来，人们会不遗余力地获取它们，甚至付诸暴力也在所不惜。
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学者表明，在四次不同时期的干旱年代，阿拉伯半岛上的人口大量外流，给周围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带来深远影响。
这四次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事件，造就了伊斯兰教的兴起。
不用怀疑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从前及现在，一直是重大政治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人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于他有欲望。
那种欲望能够永不满足。
过去习惯了生活得很节俭的阿拉伯人在得到了西罗马帝国的巨大财富后，定居在几乎奢侈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宫殿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懒散起来。
饥饿不再成为一种动力，只要轻轻一点头希腊的奴隶就会供上极精致的食物，但是其他欲望让他们保持积极，尤其是可标签于这四种：
占有、竞争、虚荣以及对权力的热爱。
占有欲——想要占有尽可能多的财产以及有财产的标志，我想它的动机是出于恐惧心理和对必需品渴望心理的交杂。
我曾经招待过两个好不容易才从大饥荒中逃难出来的小女孩。
她们生活在我家，自然不愁吃喝，但是他们一有空就溜到邻近的农场去偷土豆储藏起来。
与此相同，阿拉伯的酋长在他们柔软光滑的拜占庭会议室，还是不能忘记沙漠，依然储存着实际上不可能花完的财富。
但是任何一种对于占有欲的心理分析，都不能不承认前段所述的是其中非常大的一项动机，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来说。
尽管你可以得到很多了，但你永远会想要得到更多。
心满意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但是占有欲，虽然是资本主义系统下的主要发动机，但并不意味着是出于克服饥饿而产生的最大动机。
相互竞争的动机远超于此。
穆斯林的历史一再表明，王朝的毁灭往往是因为不同出身的王子无法统一意见，并最终导致的内战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局面。
这相同的事也发生在现代欧洲。
非常多的人只要能牢牢地完全毁灭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会高高兴兴地面对贫穷。
税收层级就是这样诞生的。
虚荣心是威力巨大的动机，有过和孩子相处经历的人都知道，他们有多么坚持不懈的傻傻地表演，还要说着“看我的”。
“看我的”是人类心中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虚荣的一个麻烦就在于它是越来越膨胀的。
被允许在报纸上翻看关于他自己的审判过程的杀人犯，如果发现某个报纸报道得不够详细，就会很气愤。
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如此，他们越是有名望，就会越难满足。
从三岁的小孩到眉头一皱世界振动的君主，对人类虚荣心遍及生活各角落的影响，如何夸大都不为过。
对权力的迷恋会上瘾
还有一种动机也与上述动机一样影响巨大，而且远超它们。
我指的是对权力的迷恋。
对权力的迷恋有点类似于虚荣，但是它们绝对不是同一种东西。
虚荣需要的是赞美，没有权力也很容易得到赞美，但赞美并不代表着有权力。
很多人更热爱赞美，但是那些人在很多事情上的影响力不如那些迷恋权力者。
1814年，布鲁克在参观了拿破仑的宫殿后大叹：
他拥有这一切还要去攻打莫斯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
对于拿破仑来说，他当然不是没有虚荣心，只是当他必须做出抉择时，他更向往权力。
权力，正如虚荣，是永难满足的。
对权力的迷恋随着对权力的体验而与日俱增。
在任何一个独裁制度下，权力的拥有者因为从权力那里得到的快乐体验而变得越发暴君似的。
因为权力让人类做他们宁愿不做的事，因为对权力热爱而鼓动起来的男人更倾向于使别人痛苦而不是允许别人快乐。
如果你以一些合情合理的理由对老板说要缺席这次会议，他的恋权，会因为拒绝你而不是同意你获得更多的满足。
如果你要求一个建筑许可，这个相关的小官员将明显能从说“不”而非“是”获得更多快乐。
这是一系列的事让对恋权变成一种危险的动机。
但是也有另一些可取的方面。
我认为对知识的追求也是出于对权力的迷恋，所有科学技术的改进也是源于此。
反对对权力的迷恋是人们的动机之一是个彻底的错误。
你将被这种动机引导成对社会有利的行为，还是有害的行为，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制度，以及你个人的能力。
如果你的能力是理论方面或者是技术方面的，你将会在知识或技术方面做出贡献。
通常，你的行为有益于社会。
如果你是一个政客，你可能会被对权力的迷恋所驱动，但是通常这种动机会表现在：
出于某种原因，你希望看到现有局面按照你的个人喜好而改变。
也就是说，在对权力迷恋之外，也还是会有别的动机存在。
几乎纯粹出于恋权的现象在各式人等中都有。
其中有一类人，就是军事冒险者，最好的例子就是拿破仑。
我想，拿破仑对科西嘉和法国不会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偏好，但是如果他成了科西嘉的皇帝，他不会有现在那么伟大。
最纯粹的出于对权力的迷恋的一类人要属于那些幕后操纵者——那些人躲在王位宝座的背后，从来不公开露面。
他们仅仅凭着一个念头就足以慰藉平生：
那些木偶对到底是谁在指挥着他们都还不知道呢！
荷尔斯泰因男爵从1890年到1906年一直控制着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他把那种对权力的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居住在贫民窟中，从来没出现在社会上，除了有一次皇帝强求要与他见面，他无法拒绝外，从来不与皇帝见面，他拒绝所有的宫廷活动的邀请，因为他说他没有宫廷礼服。
他掌握了可以要挟宫中大臣和皇帝亲友的各种秘密。
他利用这些作为要挟，不是为了去获得财富、名声或者任何其他显而易见的好处，而仅仅是强迫大家采纳他的外交政策。
追求刺激是人的天性
现在提一些其他的动机。
其中的一种是对刺激的热爱。
人类相比于动物的优越性在于他们容忍无聊的程度。
逃避无聊几乎是所有人类都共有的一种影响甚大的欲望。
当白人第一次和原始部落接触时，他们给那些人几乎所有的好处，从福音书到南瓜派。
尽管如此，我们可能还是会很遗憾，因为大部分野蛮人接受那些东西时非常冷淡。
在那些礼物中，他们真正重视的是令人沉醉的酒，那些酒可以让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纵使很短暂的幻觉，觉得活着比死了更好。
印第安人在未开化状态时，他们吸他们自己的小管烟，极度狂欢，当尼古丁不能引起他们激动时，一个“爱国”的演讲家会鼓动他们去袭击临近的部落，那可以给予他们就像我们在平常赛马中能获得的那种享受。
到底什么是人类热爱刺激的根本原因，是很难完全肯定的。
我倾向于认为是我们精神上的天性为了适应当初主要靠男人打猎为生的那个阶段。
在那样一种生活下，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厌倦。
但是当进入农耕时期，他就有时间去想着人类生活的虚荣，发明神话和哲学系统，并且梦想从此就过着他将永远在神殿里打猎追逐的生活。
要治愈好战心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如果人类要幸存下来，必须找到可以来当作我们富余精力的一个稳定而无害的发泄途径，这样可以引导对刺激的追求。
这是道德家和社会改革者都很少考虑的事，社会改革者觉得他们还有更严重的事需要考虑，另一方面，道德家对所有用来转移人们对刺激的向往的事情，都极其夸大它们的严重性。
魔鬼有很多种样子，一些用来欺骗年轻人，一些用来欺骗年长和严肃的人。
如果引诱年轻人享受快乐是魔鬼，那么说服年长者谴责年轻人的快乐，不也可能是同一个魔鬼做的事？
兴奋的严重性在于它很多种形式都是破坏性的，兴奋对酗酒或沉迷赌博而无自制力的人来说是破坏性的。
当它带来群体性暴力时，也是破坏性的。
尤其当它导致战争时，更是极具毁灭性。
这种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如果无害的发泄方式不是唾手可得的话，就很可能会把人们引向有害的发泄方式。
目前，在体育方面有这么多无害的发泄方式，在政治方面也有很多，前提是那些活动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尤其那种导致群情激奋的政治活动，经常导致大量伤害事件的发生。
人类城市生活过于乏味了，如果要不生变数的话，必须为冲动提供一些无害的发泄方式——我们远祖只需要打猎就能满足那种冲动。
我想每一个大一点的地方，都应该有个人造的瀑布，然后人们就可以乘坐脆弱的小舟滑下，并且也应该有放满了凶猛的鲨鱼的游泳池，任何被发现支持预防性战争的人，都应该被投进泳池，罚他们每天与这些灵巧的怪物们共处两个小时。
对于渴望寻求刺激的人来说，尽力去钻研一件事是一种积极的发泄方式。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新事物或者发明了一个新东西更让人兴奋了，很多人只要去做都能拥有这种激动的时刻，至少要比大家所设想的要多得多。
厌恶与恐惧密不可分
很遗憾人们非常容易拥有另外两种激情，它们紧密相连，与很多其他的政治上的动机交织在一起。
我指的是：
恐惧和厌恶。
我们很容易厌恶我们所恐惧的事物，同样很常见但并非一定的是，我们恐惧我们所厌恶的事物。
我认为有一条规律对原始人可能通用：
他们对不熟悉的事物既害怕又仇恨。
他们有自己的部落，在部落里，除非有特殊的过节，一般而言大家都是朋友。
其它部落则是潜在的或者实际上的敌人，若有其它部落的人员偶然误入本部落的领地，就会被杀死。
在对待其他国家的问题上，这种原始的机制仍然控制着现代人的本能反应。
曾经外出见过世面或者研究过国际政治的人发现，要使自己的民族强盛，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其他民族联合。
如果你是一个英国人，有一个人对你说：
法国人是你的兄弟。
你第一反应肯定是：
胡说，他们爱耸肩，还说法语，我甚至听说他们爱吃蛤蟆。
如果那个人跟你解释：
我们要抵抗俄国人。
必须要守住莱茵河防线，如果要守住莱茵河防线，法国人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你可能会明白，为什么他说法国人是你的兄弟。
但是如果有个人接着说俄国人也是你的兄弟，那他就很难说服你，除非他能证明火星人要入侵我们。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没有敌人，那我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盟友。
然而，这一切仅仅在我们考虑人们互相之间的态度时才成立。
你可以视土地为敌人，因为它吝啬小气，仅能饱腹。
如果你设想一下人类正在同大自然搏斗，以求得更好生存时，你可以视大自然为敌人。
如果人们都能这样看待生活，全人类的大团结将会很容易。
如果学校、报纸、政客都致力于此，则人们很容易就有这种生活理念。
但是学校正忙着灌输爱国主义，报纸忙着挑起人们的兴奋神经，政客忙于赢得连任选举。
所以，这三者中没有一方能把人类从自相残杀中拯救出来。
有两种办法克服恐惧：
一种是消除外在的危险，另一种是培养苦行僧式的承受力。
克服恐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恐惧能引起人们对所畏惧事物的仇恨，并且引发过度冷酷的情绪。
让人们有安全感是让人类焕发善意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如果能建立一个可以消除战患的国际性机构，将极大、极快地提升人们的日常精神状态。
当前，恐惧的阴影笼罩着全球。
共产主义者和资本家所把持的原子弹和生化炸弹让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寝食难安，这又进一步刺激人们滑向战争的深渊。
如果要想局势改观，当务之急就是找出一条消除恐惧的方案。
当今的世界被敌对的意识形态所困扰，其中造成冲突的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对各自的意识形态获胜的渴望。
我认为，此处争端的根本动机与意识形态并无重要关系。
在我看来，意识形态仅仅是划分阵营的一种方式，这种敌对情绪是对立双方中经常会出现的。
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仇恨共产主义分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确信他们想夺走我们的财产。
但是，窃贼也会如此，尽管我们一样谴责窃贼，但我们对窃贼和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差别。
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窃贼没有感到如此恐惧。
其次，共产主义者不信宗教。
第三，他们不信任民主制度。
第四，共产主义者限制人们的自由。
很显然，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产生仇恨的真正原因。
真正原因是畏惧他们，感觉他们有威胁。
如果俄国人仍然信奉正教会，如果他们实行议会制，并且如果他们有完全自由的每天都谩骂我们的新闻媒体，但是，只要他们的军力还像现在这么强大，一旦他们委我们以口实，我们仍然会仇视他们。
你可能已经觉察到我讨论的都是些坏动机，或者从道德方面说，充其量是中性的。
通常而言，这些动机虽然强大，但绝非无私。
我不是否定无私动机的存在，在有些场合，无私动机可能更有效果。
同情心作用巨大
我认为同情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
有些人在有些时候看到他人遭受痛苦时会感到不安。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同情心推动了很多人性之举。
比如不准虐待孤儿、精神病患者和囚犯。
信奉新教的国家不允许虐待动物。
所有这些例子说明了同情心有效地影响了政治。
如果没有战患，同情心的效力将大大增强。
也许对人类未来最好的希望应寄寓在：
寻找提升人类同情心广度及力度的方法。
是时候总结一下我们的讨论了。
政治更愿意关注群体而不是个人。
因此，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激情是：
让群体的不同成员都产生共鸣的情绪。
政治阵营建立在一个广泛的本能机制上：
即群体内部成员间互相协作，而对其它群体保持敌对。
群体内部协作绝非完美。
存在不遵循规则的成员，即不合群者或者是害群之马。
这些人包括：
愚人、罪犯、先知及发明家。
明智的群体会学着包容那些过人之士的特立独行之处，同时，将对待低能者的残忍降到最低。
至于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现代技术在自我利益和本能两者之间引发了冲突。
现代战争中，消灭一个敌人代价高昂。
如果你考虑一下在刚过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多少德国士兵丧生，战胜国的人民为此缴纳了多少税收，做长除法就可以得出每个丧生的德国士兵的代价。
从经济方面考虑，现代战争显然不是一宗好买卖。
虽然我们赢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如果它们未曾发生的话，我们应该比现在富有多了。
如果人们的行动服从自身利益——实际并非如此，除一些圣教徒之外，全人类都可以协作起来。
再也不会有战争、陆军、海军、原子弹。
不会有成群的鼓动者挑拨国家A与国家B的关系。
不会有大大小小的官吏坐镇国界阻止国外书籍和思想的进入——无论它们本身是多么优秀。
不会有边境海关保护众多小企业的利益——而大企业可能经济效率更高。
如果人们对邻国诅咒之深恰如他们对自身幸福追求之热切，所有这些事物（战争，陆军，海军，原子弹，鼓动者，文化督查，海关等）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我不否认有比自私更高贵的东西，有些人可获得并抓住它们。
但是，我得不得不说，一方面，对于庞大的人群而言，比如政党，他们很少能超越自私。
另一方面，如果说自私可理解为有觉悟地追逐自身利益，那么在太多太多的情况下，人们都可归入自私一类。
可将人们归为自私一类的情况大都是：
他们坚信自己在为理想行动。
很多情况下，理想是仇恨与权欲的伪装。
当你看到群众被一些看似崇高的动机所鼓动时，也应该由表及里，问自己：
究竟是什么力量赋予这些动机如此大的影响？
其中一个原因是：
人们很容易被高尚的假象蒙骗——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从心理学方面深入探究；此刻，我就在尝试这种做法。
总而言之，我想说，如果我所有说的有道理，那么要让世界更幸福，最需要的就是智力。
毕竟，这是一个乐观的结论，因为智力这一品质可通过已知教育手段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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