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现状及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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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现状及发展
中医药的现状及发展
前言
第一章中医药的含义
第二章中医药的发展历史
第三章中医药的目前现状
第四章中西医的异同
第五章中医药衰落的原因
第六章发展中医药的意义
第七章发展中医药的建议
后记
第一章中医的定义
中医（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指中国的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科学。
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以整体观相似观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辩证论治为诊疗依据，具有朴素的系统论、控制论，分形论和信息论内容。
中医一般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
中国其他传统医学，如藏医、蒙医、苗医等等则被称为民族医学。
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朝鲜称的高丽医学、越南的东医学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在现今世界的医疗体系中，中医学被归类为替代医学中的一支。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中医治疗的积极面在于希望可以协助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而消极面则是希望当必须使用药物来减缓疾病的恶化时，还能兼顾生命与生活的品质。
此外，中医学的最终目标并不仅止于治病，更进一步是帮助人类达到如同在《黄帝内经》中所提出的四种典范人物，即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境界。
传统的中医学思维模式与源于欧洲的现代科学并不相容，然而，当今之科学期刊已多有论文研究之，并试图用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中医中的部分现象和治疗机理。
美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定义“完整医药体系”这个概念时提到中医学：
“NCCAM（美国国家补充与另类医学中心）把完整医药体系描述为涉及‘完整医药体系是与对抗疗法（常规）医学独立地或平行地演变的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这些可能反映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比如中医学和印度的阿输吠陀医学（英文）。
完整医药体系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相信机体有自愈的能力，这种自愈可能涉及到了应用情绪、身体和精神的治疗方法。
”
第二章中医药的发展历史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宝藏丰富，象征着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和疾病斗争的睿智。
《史记•补三皇本纪》说：
“神农氏以赭鞭（一种红色的竹根）鞭（此意为采掘）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可见早在原始社会，我国的先民们，就已有了医药活动。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逐步改进，原始人类逐渐认识了可以治病的药物，摸索出一些原始的治病方法，并学会制作骨针之类可供医疗的原始工具，构成了我国医药史上的起源阶段。
医药活动离不开人。
原始时期，史载神农之外，有史可稽的传说中的医药人物，大致有伏羲、黄帝、僦季贷、歧伯、雷公、桐君、鬼臾区、俞跗、少俞、伯高等人。
这些人肇开洪基，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原始医学，开出了一线光明。
春秋时期，巫术盛行。
医巫原自不分，《尚书》有云：
“周公祷武王之疾而廖。
”其时以殷王朝的贤大夫巫彭和巫咸最为有名，以至《说文解字》有“古者，巫彭初作医”的说法。
然而巫医治病，也并非全然不用药物，如《山海经•海内西经》就说：
“开明者，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
周王朝时，随着社会发展和医药知识的积累，以及巫队伍本身的分化，巫、医开始分道扬镳。
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专职医生和医疗分科，以及设立了医事考评制度。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有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到年尾则考查他们的医事，以核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在药物剂型上，商代已有治病用的药酒，并有所谓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
伊尹为商汤时大臣，他所发明的汤药，为药物相互配合后降低毒性，提高药效，并由生药向熟药过渡，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一时期，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病入膏肓”的医学典故。
当年秦国名医医缓为晋景公治病，诊断结果，医缓认为：
“疾不可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
值得重视的是，中医临床六气致病的学说，这时也已渐露端倪。
当秦国良医医和为晋平公诊疗后，曾经这样议论说：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
六气曰：
阴、阳、风、雨、晦、明也。
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
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同时指出晋平公的病是贪欲女色过度，而导致神志惑乱。
医和提出的“六气致病说”和情欲不节致病的见解，表明当时医家已开始摆脱“鬼神致病说”的羁绊，这对医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中医病因学说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议论中阴阳、五味、五色、五声等概念的形成，说明在春秋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已向医学领域渗透。
从战国到东汉将近700年间，中医药学从实践经验的积累，进入到系统的理论总结，其标志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划时代著作的问世。
医圣张仲景确立的理、法、方、药的辨证施治原则，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基础。
此外，名医扁鹊神奇的诊法，华佗在外科和针灸领域的高超医术，淳于意开病案记载的先声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医学成就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
王叔和整理编次《伤寒论》和撰写《脉经》，皇甫谧编著《针灸甲乙经》，以及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和雷敦的《炮炙论》等，都在中国医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疫疠及外伤等疾患盛行，因此，着眼于简便廉验的实用急救方书和外伤科医书便应运而生。
比较著名有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陈延之《小品方》、《范汪方》，姚僧垣《直验方》和无名氏《刘涓子鬼遗方》等。
其中《刘涓子鬼遗方》还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学专书。
由隋迄唐大约400年间，在医学理论、方剂药物、临床各科和医学教育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隋唐间产生了一些名医和名著，如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分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症状等，是我国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从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到养生保健，均作了较为系统而又精辟的论述，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杨上善、王冰对《内经》的阐发，王焘《外台秘要》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都对后世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药物学方面，唐政府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定的药典性本草，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
其时，外科、妇科、儿科、伤科等都已形成独立专科，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由政府开办的医药院校——太医署。
宋金元时期，在解剖学、诊断学、病因学、法医学，以及临床各科和对《伤寒论》的研究诸方面，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由于政府重视，宋王朝创立了校正医书局，对历代传世的重要医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校正，刊行出版；为保存和传播中医典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还由官方出面组织力量，编写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本草方剂专书。
降至金元，医学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学术流派的空前繁荣。
当时，刘完素提出火热论，著述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等；张从正提出攻邪论，著述有《儒门事亲》行于世；李杲提出脾胃论，著述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朱震亨提出相火论，著述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
刘、张、李、朱；医史上称之为“金元四大家”，可见其时学术争鸣的一斑。
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这是我国药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部巨著，后来被译成日、朝、拉丁、英、法、德等多国文字，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
《本草纲目》之外，明王朝对于中医学有较大贡献的，还有吴有性著《温疫论》，创“戾气”致病学说。
这是17世纪在传染病病因学上的卓越创见。
它为清代祖国医学在温病领域里的开拓崛起，起到了先导作用。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医学全书，其中享有盛名而至今仍为医家推崇的则数张介宾《景岳全书》为最。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王朝。
这一时期，祖国医学的最大成就，是形成了与伤寒学说相羽翼而又有相对独立性的新理论——温病学说，从而丰富了祖国医学对于外感热病治疗的手段和经验。
其时叶天士著《温热论》，薛生白著《湿热条辨》，吴鞠通著《温病条辨》，王孟英著《温热经纬》，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温病学说之外，王清任《医林改错》和吴尚先《理瀹骈文》，也在中医学发展中各树一帜。
王清任注重实践，不仅在解剖学及研究医学的方法论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而且还创造了许多活血化瘀和益气活血的方剂，扩大并深化了祖国医学对于瘀血病症的认识和治疗。
吴尚先的创新精神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古代外治法进行了系统的继承和发扬，使这一简、便、廉、验的治疗方法，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民国以来，随着西洋医学的源源输入，自清代形成的中西医汇通思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时出现的衷中参西学派，为中西医互相取长补短，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使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术内容，作为中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逐渐渗透到中医各科临床、教学和书刊中，成为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先行。
第三章中医药的目前现状
近年来，中医正迅速走向衰落,在许多地区，除市级中医院的业务相对稳定之外，区级医院及街道卫生院的中医业务大都十分冷落。
赢利者寥寥无几，亏损或濒于亏损者为数众多，因此，许多基层医院已相继取消了中医科。
有的医院虽然保留了中医科，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在整体上保持科目的齐全，对于其是否赢利则并不寄于多大希望。
某医院原有职工近200名，中医科人数14名。
由于看中医的患者日渐稀少，中医业务难以为继，医院被迫裁减有关人员。
除针灸、按摩、理疗等项目保留4名医生之外，其余的人每月领取350元生活费，皆回家自谋出路。
如果说基层医院的中医业务不容观，那么，个体中医诊所的情况又如何呢？
某日，随人去走访一位中医师，进入诊室，见其正在给患者打针输液。
环顾四周，竟然连中药柜也没看见，于是，问其何故？
答曰：
中医所获之利尚不及店面租金，又如何能养家糊口？
改行久矣！
一方面，许多正值年富力强、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中医从业人员正在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国家还在大批地培养新人。
相当多的学员毕业后难以就业，或从事医药保健品推销、或到健身娱乐中心去做按摩，由于此类工作并不稳定，许多人最终不得不弃医从商,另谋它就。
某中医学院学生，毕业近二年尚未找到工作，于是去卫生局申办个体行医执照，卫生局告之曰：
已停止审批一切个人申请。
迫于生计，某生自设一诊所。
开业后不久，却偏偏遇上“整顿医疗市场、打击非法行医”活动，卫生局执法队收缴了某生的毕业证书，并要罚款三千元。
某生无奈之下，告之家人，其父叹道：
家贫如此，供你读书多年已属不易，实指望你毕业后能为家分忧，谁知你不但难以自立，反而还要继续赔钱，既然如此，此证不要也罢！
某生闻之，深感愧疚与屈辱，痛哭一场之后，将所有的中医书籍付之一炬，从今往后，誓不言医！
现在，每二十家医院中，难得有一家独立的中医医院；每二十家个体诊所中，难得有一家独立的中医诊所。
中医机构萎缩、人才凋零，其衰落之状况，可谓“飞流直下三千尺、门庭冷落车马稀”。
虽然中医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中医在其些方面尚显局部的繁华，但是，如果我们依然抱着盲目乐观的态度，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那么，终有一天，中医会沦落成为一种普通的民俗疗法，然后，渐渐地、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
此前，江苏省中医药学会日前发布青年中医从业人员现状调查报告。
该项调查报告显示，虽然我国在青年中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青年中医现状仍不容乐观，呼吁行业各级主管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给予青年中医更多关注。
为此江苏省中医药学会通过网络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青年中医从业人员现状调查活动”，调查内容涵盖青年中医药工作者基本情况、执业现状、职业规划、职业信念以及对行业发展与教育模式的认识等5个方面。
共有1631人参与了答卷，其中有效参与者978人。
参与者覆盖了全国内地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江苏占62.5％。
调查显示，青年中医的执业环境不容乐观。
有53.68％的青年中医不总是对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19.53％的青年中医表示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不会选择中医专业，还有13.80％的青年中医表示自己患病时不会首先考虑中医疗法。
有88.14％的青年中医感觉所处医疗环境医患关系紧张，96.21％的青年中医认为工作压力大，其中63.09％的人认为工作压力很大，89.47％的人对收入情况不满意。
调查显示，中医教育模式转变势在必行。
有627名青年中医认为，院校培养与师承方式结合更适合中医人才培养，占到了64.11％。
此外，有18.61％的青年中医认为师承方式更加合适，仅有17.28％的青年中医对现行的院校教育模式表示认可。
调查显示，加强青年中医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
有513名被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医药发展面临最主要的困难是人才培养问题，占到了52.45％。
此外，认为最主要的困难是中医药如何现代化问题的占29.76％，认为是患者认知问题的占10.12％，认为是中医药疗效问题的占7.67％。
调查显示，青年中医人才分布格局应合理化。
此次调查中，农村青年中医参与者仅占全部青年中医的7.79％，社区青年中医也仅占7.57％。
调查分析认为，目前的确存在农村和社区青年中医从业人员相对匮乏的问题，呼吁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出台青年中医药人才疏导政策，纠正广大青年中医毕业生的就业观，鼓励和引导青年中医人才合理流动。
政府应给予配套经费支持，全面改善农村和社区青年中医人员待遇。
此外，在对青年中医使用中医药的情况的调查中发现，自认为中医药使用率高的青年中医只有19.53％，这一数据提示中医药的使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四章中西医的异同
纵观中西医的共同点，他们都有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他们的不同在于：
一、中医、西医看人体，“综合”、“分析”异样观
“看得见、摸得着”，这是西医研究的基本追求。
但作为研究来说，正常人体又不能任意地“看”和“摸”。
譬如：
活人内部的器官和组织细胞就难以“看”或“摸”。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西医采用了尸体或动物来做比照。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西医的这种研究离开了真正的“人”，他所研究的对象似人而非人。
所以，这种研究成果在临床应用时，有时可照搬于人，如外科的手术操作等——但也常常不适用于人，起码不很合适，这在内科系统比较突出。
这是因为：
西医以往对人的认识，基本是采用分析的方法，而这种分析限于认识的能力，又仅仅局限于有形质体方面。
所以，其一，它只看到了一个生物的、肉体的人，甚至不能称作人，只能称作尸体。
如解剖室里所见即如此。
那么，中医是怎样看“人”呢？
中医看人时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无形的方面。
所谓“人禀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阴阳合气，命曰成人”。
她认为人由无形之阳气和有形之阴血两方面交融而成。
就是说，人体既有可见、可摸的有形部分，更重要的是有不能见、摸不到的无形部分。
而且，在有形、无形这两方面中，无形的阳气是有形阴血的“帅”，即占有主导地位。
所谓“气为血之帅”。
而且，阳气还可以生血。
而阴血乃是阳气的载体，是阳气的从属，阴血随阳气的变更而变更。
所以说，中医在分析人体时，在阳气和阴血这两者之间，相对地把阴血——这种生物质体、肉体看得比较轻。
它看到的人是一个心灵的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大自然之法的“法人”。
所以它要特别强调：
解剖室里所见，并非人；肉眼所能察觉的、双手可以触摸的、微观所能发现的，都只是人的一部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小部分，或是一些不重要的部分。
那么，“人”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
是无形的部分。
二、中医、西医看病变，重“能”重“体”各有别
当我们弄清楚了什么是“人”以后，自然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概念：
疾病。
什么是疾病？
诸家医学书籍很少有论断。
这似乎成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既然医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治疗疾病，可又对疾病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这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医生们所治疗的并非疾病，甚至绞尽脑汁所对抗的不仅不是“病患”，而是人体的“正气”？
事实确有这种情况。
如：
有的发热患者，我们将其“热”退下后，疾病加重了；有的疼痛患者，给予止痛药物后，病情恶化了。
所以，在此，笔者试图对疾病下一个定义。
根据中医的临床实际，疾病可以用三个异常来表示：
A、功能的异常。
如：
功能亢进——逾垣上屋，大便次数过多、吃得过多等等；功能减退——如站立不稳、握物无力、视力减退等等。
B、感觉（信息）的异常。
如：
不应该有的感觉出现了——麻木、疼痛、酸楚、下坠、憋胀、耳鸣等等；应该有的感觉没有了——皮肤不知道冷热、鼻子嗅不到香臭、耳聋、目盲等等。
C、形（体）质的异常。
如：
大体直观形态的异常——口眼歪斜、跛行、龟背、角弓反张、鹤膝等等；理化微观形质的异常——尿糖、尿蛋白、X片显示骨质增生、显微镜下的血尿等等。
A、B两项属于中医无形之阳气的范畴，而C属于有形阴血的范畴。
在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方面，中医看重的是A和B，即无形的阳气。
如人死称为“断气”“没气了”。
诊断疾病也常常根据患者的功能是否正常，感觉有无异常。
而西医在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时候，则看重的是C，即着眼于疾病的实质（实体）的变化，看重的是有“形”的“体”力图使用药物或手术将这种“病变体”毁掉或清除；由于中医着眼于患者的功能和感觉，看重的是无形之“气”。
所以，治疗前不一定精确地将疾病定位在某一个准确的地方（事实上，许多证候病变的地方并非单一，而是很多处），或许不看重局部的实质形体有哪些异常。
治疗目的有时不在于把这些异常的实体毁掉和清除。
就是说，即使这种异常的病变实体还在，但如果患者没有了异常感觉，功能得到了恢复，便认为已经治愈。
例如：
在正骨这种医疗技术方面，西医最看重骨折后对位的程度，你对位是百分之百，这就没说的，十分满意；你对位是百分之七十，这是稍差，疗效不满意。
而中医在接骨时，多数情况下是整复后外观无畸形，即肉眼看上去，大致上形体（肢体）周正，这就是对位满意。
事实上，这样的对位往往并非百分之百。
但是它主要的着眼点并非在此，而在于这个病人骨折愈合得是否快，愈合后功能恢复得如何，有无后遗症残留，有无不适感等等。
如果没有这些不适感和后遗症，功能恢复良好，那么，即使当时的对位不是百分之百，哪怕只有百分之七十，也是效果良好。
而即便你的对位是百分之百，但若骨折迟迟不愈合，或愈合后功能不能恢复，或遗留后遗症，这种治疗就是不成功的。
所以说，中医在治疗时，最重视功能和感觉的恢复，而形体乃在其次。
所以，她的理论贴切人体实际，贴切临床，而不尚空谈。
我们在临床中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一个病人自觉不适，在医院里检查，查找疾病，其结果，找了多时，检查了许多项，还是找不到能很恰当地对这些症状做出合理解释的疾病，无奈何，术穷之后，只好以一个“神经官能症”来交差了事。
现在，又产生出了一个“亚健康”的新名词，试图对此进行解释。
但这样的名词仍有许多不妥之处：
亚健康应该是介于正常人与病人之间的一种状态，但是，许多这样的亚健康病人，其自身状况远远差于有些西医所谓的器质性病变的“病人”。
由于西医在诊断时主要依据形体的实体，在治疗时主要为了改变这种“实体的异常”（西医称之为器质性病变）。
而这种“实体的异常”，似乎只能用手术的方法，保守治疗常常是不可能将这种“实体的异常”予以改变的。
所以，有些西医或不懂中医的人认为中医只能治疗功能性疾病，不承认中医能治疗骨质增生等器质性病变。
但是，中医对此的认识不同。
骨质增生这种可以看到的实体，在中医看来并非疾病的本原。
即：
它不是病的“根儿”，而是病的“枝叶”。
例如：
我们虽然看到了骨质增生（或曰骨刺），但应该思考：
骨质为什么会增生？
其实，这通常是由于西医所谓的炎症或疼痛等慢性刺激，激活了成骨细胞，成骨细胞开始“成骨”作用，日久而逐渐生成了骨刺。
即：
疾病出现在前，骨刺出现在后，骨刺并非病之“始”，并非病之“根儿”，既然不是病根儿，那么就很有可能：
A、切除了这个骨刺，疾病并未治愈；B、未去掉这个骨刺，病除了“根儿”。
事实就是这样，切掉了骨刺，往往好不了病。
病人仍然痛苦，甚至痛苦如旧。
相反，中医治疗此病，并不十分注重此骨刺的有无，而看重痛苦（骨刺）产生的原因，注重清除这种原因。
如果这种原因清除了，即使这种有形的实体（骨刺）还存在着，那么，多半能消除痛苦、消除症状，属于治愈；而即使切掉了骨刺这个实体，如果症状或痛苦依然存在着，那么，这种情况不属于治愈。
从临床实践看，确实有许多骨质增生的病人，在经过中医的保守治疗以后，症状和痛苦消除了，但X片显示：
骨质增生无变化。
临床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它往往成为中医和西医争论的焦点，有些持西医观点的人往往认为中医说的疗效是“碰巧”，或是“吹牛”。
因为从形质来看，“骨刺”——这个实体确实难以靠保守治疗痊愈，但问题在于：
此骨刺的存在未必一定有不适的症状。
因为组织之间（如神经与骨刺之间）有着相当的“中间地带”或曰“活动余地（空间）”，而且人体存在着一种机制，使组织之间“互不侵犯”，只有在极端异常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一种组织无限度地侵犯另一种组织的现象。
譬如恶性肿瘤。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某一种组织出现了过量的增生以后，临近的组织就会激起反应，出现水肿、炎症等，这些炎症进一步刺激神经组织，引起疼痛等症状。
而一旦我们消除了这种炎症或水肿，就有可能在未消除骨刺的情况下，将临床症状消除，实现“治愈”。
这样“治愈”以后，如果组织之间（譬如神经和骨刺之间）重新形成了“中间地带”，有关组织适应了这种重新改变了的新的稳定状态，那么，这种治愈的效果就很有可能得到长期的巩固。
这就是中医能够治疗器质性病变的原因之所在。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治病的目标，也就不会怀疑中医治疗骨质增生等疾病的疗效了。
三、中医、西医论药理，“两点、三点”各不同
西医研究药物的作用机理，主要看药物对病原体（病变体）的作用，主要讲的是两方面的关系：
1、药和病的两点关系。
可以称作“楚汉相争”。
如某某药杀某某菌。
2、药和人的两点关系。
某某药对人有某某副作用。
如阿托品的毒性反应。
而中医研究药物的作用机理，丝毫离不开患者体质状况。
药物的奏效依赖医生的准确辨证、对患者整体情况精确而全面的分析，来自病人方面的主动的或自发的或经药物正确引发的良好配合，针对具体患者体质和病情的药物的选取或配合准确度或精确度，主要讲的是病人情况、药物、医生思维三方面的关系，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尤其看重病人方面的情况，可以称作“三国争雄”。
这种“三者关系”比“两者关系”复杂了、灵活了、变数多了。
但它确有明显的优越性，也更容易得到临床的验证。
举例来说，根据“两者关系”说，许多药物具有良好的杀灭癌细胞的功效，实验室及动物实验屡试而不爽，但一到了病人身上，却往往失灵，屡用而无效或低效；阿托品的毒性到了一定的量足以致死，但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患者用量早已超过危险剂量几倍了，而未致死，却是起死回生。
而“三点关系”则很好地说明了个中奥秘：
因为患者体质不同，患者身体状况决定着疾病的转归，“正气”尚未虚馁者疗效则高，“正气”衰败者，服药难以奏效。
从临床事实上看，癌症病人以老年人占绝大多数，就是因为老年人“正气”多亏，而青少年“正气”充盛，故癌症少见。
另一方面，有学者做了研究：
每个人一生中有过许多次产生癌细胞的情况，但并非人人都会得癌症。
原因是多数情况下，即使不使用药物，我们自己体内的抗病机制也能将癌细胞杀灭。
此外，学者们所研究的致癌物越来越多，但经常接触这些致癌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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