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旸疼痛的象征与越界论郑小琼诗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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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旸疼痛的象征与越界论郑小琼诗歌

余旸：

“疼痛”的象征与越界——论郑小琼诗歌

“底层写作”作为近几年来最为轰动的文学现象，迅速地从“冷门叙述”变为“热门叙述”，也从最初需要辩驳、维护的“异质性叙述”，成为“主流性叙述”，激起了广泛而热烈地讨论。

不但在小说领域，一条较为清晰的“底层写作”的文学线索逐渐追述出来①，且有批评家把“底层写作”放置在政治、文化、思想的大背景上，探讨“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②，散文领域也开始涌现了以“底层”的视角来探讨的文章③，连曾作为最尖端文学体式的诗歌，批评领域也掀起了种种与之相关的命名与叙述：

既然有了“为人民的文学”，也就顺延出“为人民的诗歌”；从“底层写作”出发，也有“底层诗歌”与之呼应；而从“打工文学”中脱颖而出的“打工诗歌”，聚焦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评论；兼具“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与“80后新锐诗人”的双重身份，郑小琼则成为评论和探讨最多的诗人；在那篇引发与臧棣争论的林贤治的文章中,她甚至被林贤治推举为与那些“唯技术主义”的诗人与“下半身”诗人相对的代表性诗人之一。

林贤治认为：

“有一小群被称为“打工诗人”者，徘徊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大抵诉说来自打工生活的感受，这种切肤之痛，是诗坛上众多喜爱活动、善于钻营的诗人所没有的。

郑小琼这样写流浪的心情……”④“在中国新诗中，我极少读到如此亲近、真实、悲愤而又充满讥嘲的多声部的作品。

”⑤

一

青年批评家李云雷曾指出：

如果“仅仅在形式上、或仅仅在“文学场”的范围内解释“苦难叙事”与“底层写作”，认为人民的苦难无法成为一个‘现实主题’”，却也显示了批评家们过于关注文本或理论的推演，而忽略了“文学与生活”这一视角，也缺少对现实生活中“底层”的关注与了解。

“苦难”、“底层”虽然要经过作家的写作，才能呈现于我们面前，但并非“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它们也是具体而真切地存在的，构成我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⑥

不可否认，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持续高增长背后的社会矛盾暴露出来，并趋入激化。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参入了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不平等经济秩序，在赢得大笔资金投入以及外贸出口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也会波及扩散到作为最大廉价劳动力产地的中国来。

比如，2008年发生的美国金融次贷危机。

而这一可能的转嫁危机，累加上国内就已激化的阶层矛盾，又迅速转移到中国社会结构中绝大部分阶层身上，其中，处于“最低人权”（秦晖语）的“底层”—也就是“弱势群体”—的困窘而悲惨的集体处境，触目惊心。

相对悲观但符合时代心态的表达，是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表述，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基本破裂，社会结构处于失衡的断裂状态⑦，而这种社会结构的分裂与失衡折射在社会现象上，被林贤治概括为：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民不断失去土地，“城中村”在扩大，而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却得不到维护，医疗没有保障。

其实，全社会同样缺乏健全的公共医疗制度。

污染问题严重，艾滋病等传染病继续蔓延，灾难性事件特别是矿难频频发生。

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加剧，改革初期受益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

⑧种种矛盾冲突,在社会学专家的表格、经济学家的统计、历史学家的透镜中得到了放大、解剖，固然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会相互冲突，但是交叠或冲突的观察也聚焦出社会政治变化的确凿轮廓；而网络中、报纸上，社会诸像包裹围剿着匆匆上下班的人们，而急遽、突兀的社会变化轰隆隆地插进我们身边，撞击着我们的眼球，撕扯着我们的神经，也改变着我们的肉体感觉。

社会上种种不满的、愤懑的时代情绪也在累积着，等待一个宣泄口。

不仅仅是文学杂志上变化的小说写作汇入了这一变动的社会历史情势中，重新复活（也许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的）半纪实半虚构的文本借助网络也异常繁茂地被生产、剪贴和转载中。

理论批评最先还懵懵懂懂但最终迸发出“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的强势呼声。

作为文学体裁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诗歌也不甘落后，摸索寻找到了郑小琼的嗓子，把粗鲁、沉闷、挣扎的现实感拥抱在怀中。

而这个时候，郑小琼直白呼喊的诗歌，起到的作用就是反映时代“具有痛感”的心态。

从这一点来说，郑小琼的诗歌，成为时代“症候”的反映，因而成为了“疼痛”的象征。

⑨一时间，郑小琼的诗歌也就成为了“底层写作”中的诗歌代表，似乎所有的批评家借助郑小琼都找到了“疼痛”的感觉。

二

回溯郑小琼的诗歌，从生涩的描写家乡到后来汪洋恣肆地表达个人感受，其实有一个渐变的逐渐放开过程，而这一过程，被林贤治总结为从唯美的“低吼”到疼痛的“嚎叫”。

⑩在在写作还颇有节制的早期，当郑小琼的诗歌经验局限于自己真切的经验感受时，她的诗简洁而颇具冲撞力度，比如《黎明》这首诗：

在黎明

有风吹动着昂头的树木

它们摇动着头颅

它们多么一个风中摇动尾巴的人

它们向白天乞求着什么

看，它们在我的面前摇动着

多么像一个悲观的人

这群生活在不幸中的人

这群生活在泥淖中的人

这群生活在黑暗中的人

他们不敢站起来说话

他们像狗一样摇动着尾巴

他们像狗一样乞求着别人。

⑪

尽管潜藏在她嗓子里的道德谴责已经些微地泄露出来，但是由于还处在对形象塑造的追求之中，所以这愤怒，由对树木的观察转向联想的时候，突兀，令人震惊；即使在目前普遍“底层”的情势下，这种在摇摆的树木和乞怜的狗一样的人之间建立的联想，已经无法获得最初的震惊感受，但是由于诗歌成功的塑形，仍然保持着一种蓄力的弹簧状态，动人的力量持久存在。

正如诗人肖开愚在区分“象征写作”和“及物写作”中所说的：

“写作采用的类型化写作所依赖的特定阅读语境消失后，写作采用的象征系统变成写作的时代标记，沦为批评曲折有趣的遮蔽和普通阅读的累赘。

社会状况改变之后，试图改变社会的写作融进社会，和那个社会一块消逝。

而本身有魅力的诗歌总是具有从辐射出去的“田野”回收喜悦的磁性，一种让读者轻松取得贷款，重重支付利息的窍门。

”⑫并非如林贤治所言，如果刨去诗歌所隐含的社会学含义，这首诗之所以成功、动人，恰好是因为语言技巧上的塑型，把经验较为完好地表达了出来。

这个时期，郑小琼的声音尽管还拘囿于经验，表达愤怒，但是愤怒由于从个人身份作出观察，来得贴切，总是显得沉郁动人。

她的那些出自打工经验的诗歌，比如《生活》、《剧》、《铁》等，由于经验的真切、特殊场景的肉体感受所带来的荫翳与光影，也促使她本来处于懵懂较为坚硬的语言获得了一定的柔韧度。

打工生活中特有的经验，比如对铁器、机械近距离的直接接触，也使其诗歌具备了其他领域的诗人难以具备的经验优势与感受特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与震撼的感受。

但是，有意味地变化已经发生。

在《铁具》一诗歌中“铁——机械”作为一种压抑人的力量遭到了批判：

“灰色的/巨大的钢碇辗过她绿色的梦”；“从袅袅升起的灰色铁块穿行而过/无数块在钢锭下变曲的铁/她目睹她是被挤压的铁中的一块”；“她无法拒绝那些巨大的外力烘烤与锻打/最后，她目睹自己被滚烫的钢片烙上：

合格！

”⑬，但在她后来的诗歌《时间》中，却最终转变成这一压抑的群体骄傲的资本。

为了不至于产生误读，全文引证如下：

时间像一枚痛楚的铁锤敲打着我们

痛苦有如铁锈一样腥红，饱含热血

它暴烈，明亮，有如一台大功率的

机器，不停地运转，低沉的岁月、

山河，迷朦于窗外，在忧郁的五金厂

我爱上起起伏伏的群山，它们在机器的

轰鸣中摇晃，我爱上油腻浑浊的事物

冷却油间的铁屑，机油里的螺母

转动的轴承，污秽，黑暗的角落

某个磨损的零件，深夜机台的嘶咛

饥饿的料槽，一颗懦弱而胆怯的心

它的低诉，呻呤和尖叫，机台运转的

铁器，它尖硬的肉体，光滑的曲线

工业时代的赞美和奇迹，它们饱含着

我的青春，激情，萧萧落下的时光碎片

它们一起熔铸在这钢铁制品间，构成

这个工业时代灿烂的容颜。

⑭

受压抑的来源现在转变成自我骄傲的证明，只不过是因为“它们饱含着/我的青春，激情，萧萧落下的时光碎片。

“疼痛”或“苦难”成为自我证明的来源。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指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存在着对“苦难”的自我崇拜。

这一戏剧性的态度的变化，当然有着邓小琼自身的调整，想从“愤怒”的谴责转变为“爱”与“怜悯”：

“其中说无法惩罚的,就宽恕吧,这种宽恕便是我暂时所追求的一种力量”、“在无边的爱中寻找到晚安似的心灵平静,如果说有这种力量,我依然说爱与宽恕”，但是背后潜藏着的逻辑线索，却是“疼痛”或“苦难”的“象征”，开始越界，道德性的谴责与“悲悯”逐渐占据了上风，更为重要的是，诗歌中那一拘囿于自己个人经验的独立个体，被一个充满悲悯，俯视人间，拥抱现实（但“现实”是值得怀疑的）的苦难英雄的形象所代替。

而这一主体发生转变的过程，被林贤治描绘为一条“从低吼到嚎叫”的线路，而“嚎叫”的长诗“豁然打开了一个阔大的世界”：

“……在这里，闪动着、飘扬着、旋卷着许许多多典故、人物、细节、现象和意象；没有中外与古今，尖锐的疼痛与强烈的不平之气打通了这一切。

她揭开当今社会的诸种面相：

城市中混杂的人群、打工族、娼妓、假证贩子、吸毒者、上访者、乞丐、城管、夜总会、飞车抢劫、性病广告、股票、地产广告、福利彩票、自杀新闻等等；另一端是沉寂的乡村，总是老人、暗疾、中草药气味、黑夜、乱坟、草灰、鬼魂……长诗虽然依旧保留了作者内心的脆弱和伤痛，一如从前的短诗，但是，却多出了一个响亮、锋利，甚至有点狞厉的声音，她自称为“下等人挣扎的嚎叫”。

⑮这声音直逼刚性的体制而有足够的力量使之受伤，至少在纸面上如此。

在这一包容挟裹的过程中，郑小琼的诗歌语言处理越来越直接，一个“时时刻刻”准备承担着的“英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对于时代，我们批评太多，承担太少”，“光阴不断地迁徙着，我站着没有动/黄昏的光线如同生活的重轭压了过来/我伸长脖子承担着这巨大的沉重”。

⑯毫无疑问，这显然是一个坠落在工厂车间的“普罗米修斯”。

也只有以一种英雄的姿态才能理解《颤抖》中她在打桩机冲撞的大地，与自己的肉体之间获得某种直接的关联性。

因为这一诗歌态度上转变所获得的道德动力，所以在《给某些诗人》中，她理直气壮但甚至又大度地宽恕了某些诗人：

原谅这些用诗歌撒谎的人

原谅这些用文字抒伪情的人

原谅这些对大地视而不见的人

他们还坐在酒杯与咖啡里

他们还坐在词语与技巧中

他们还坐在赞歌与自我中

亲爱的大地啊，原谅这些无知的诗人吧

他们的肉体不配长眠于你的身上

他们死后，把他们放在火炉中焚烧掉

让他们在这世界彻底的消失干净。

⑰

但是，“灵魂”的有无、“生命”的充沛如否，并不能因为所写作品中，与“灵魂”、“生命”相关的词汇而作为尺度，从反面来说，正如博尔赫斯指出的：

“即使穆罕默德不和骆驼在一起他也是阿拉伯人。

”在林贤治对所谓的知识分子“唯技术主义”写作的指责声中，无疑显露了他的“生命原教旨主义“和“灵魂原教旨主义”态度。

因为这时，“痛苦”的象征逾越了边界，在隐含着对自身道德优越性的不证自明中，缺少细致的辨认和剖析。

而暴烈的，积极拥抱现实的、直接而宣泄的、英雄式的承担与指责中，却显然暗含包孕着一个道德的、英雄的“主体”。

不是说作为一个“打工工人”，就不具备“拯救世人”的宏愿，不具备替打工工人的形象——也就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可能性，但正像臧棣针对王家新对技巧的忽视所作的批评一样：

“在现代诗歌的写作中，技巧永远就是主体和语言之间相互剧烈磨擦而后趋向和谐的一种针对存在的完整的观念及其表达”⑱，此时需要追问的是，这一个充满道德的，包含着指责的，被夸饰的道德主体的自信力来自哪里呢？

其修辞所具备的说服力又来自何方呢？

三

正像有关“底层写作”的探讨，已经从“底层如何文学”转入“文学如何底层”的层面。

如果与其他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也许能够从侧面应证出郑小琼的诗歌“道德化”的一面。

与郑小琼的《诗一首》一样,诗人肖开愚的《动物园》⑲也同样写到了妓女这一题材,尽管诗歌一开始以时髦女士称呼，但是随后不时闪回的记忆，确证了这一点：

“北风和她并肩南下，在陌生城市/空旷的大街和废楼里游荡。

/哦，宾馆里触目的女郎，是由/邪恶的手掌把漂浮的碎末捏塑而成。

”而诗中的“我”，无疑出身农村（“我为我的青春由温顺的畜生来展示/默默地愤怒，久久地骄傲”），同时饱受失业的困窘：

“沮丧的烧酒却占领了我的大腿/两条重腿扛着我离开过每个单位/老爷们拒绝管理我的自由，安排/这身多余的肌肉，哦，大腿，走吧。

”这首最初作为“叙事性”被推举的作品，戏剧化虚构出一个男子陪同一位时髦女郎逛动物园的场景，两个人不同的出身，带来的不同感受性被微妙地表达出来：

“混杂着汗臭和血腥味的往事/怎样才能重新诉说”；参观动物园中的真实感受也栩栩如生：

“循吼声、吼声，找到愤怒的狮子。

/你们看哪，狮子靠着栅栏坐着/满身金条在斜阳的光照中抖动”；其中不停闪回的记忆把现实的血淋淋地揭露了出来：

“朗朗笑声在我的狭窄的脑海/掀起仁慈的波涛，自臀部与死亡交易的深海/慢慢地，她的灰色鱼身翻动了。

/肮脏的快乐及其渣滓留在酒店里，/走出酒店大门，步行回家，/她满身疲惫，钱包装满生活的精华：

/剩下的两样都是纯粹的，易逝的。

”

微妙地是，这首诗设置的“我”的身份，是一个真实、普通的失业青年，与“时髦女士相比”，并不存在着一种具备道德优势的平等地位，甚至他们所展现的交易甚至都不是一种值得被道德君子谴责的行为（“时髦女士摆脱黑夜连续的高压/邀请我离开与他们肉搏战的房间”）。

从这一个低地不能再低的起点出发，在一路参观动物园的过程中，各自的身世背景、不同的阅历造成了交流的尴尬（在对“宠物”的理解上），但也带来了对对方的身世环境的设身处地的理解：

“吵闹的教室里，她身着西装，/打课桌与课桌间狭长的过道/走上讲台，讲解平等交换的公式/她父亲，矮瘦的猪猡，98斤”，自我的触动反省也在此启动：

“哦，她的山坳宽恕了我的头昏。

/不是我们（你们污秽的手，/我粗暴的回忆）扒光她的衣服，/她哪会用娇嫩的肌肤来测量事物？

”在将近结尾的时候，诗歌神奇地抵达了一种同情性的理解：

“募然明白，美妙就是兽性的一半。

/欲望秽浊的舞池里，涡流旋转，/卷走腐烂的形象，裸露出婴儿/纯洁的身体。

”需要强调的是，在此过程中，诗中的“我”和“时髦女士”各自的生活困难与痛苦并没有获得终极解决，这种同情性的理解也只是暂时的。

作者从来没有自诩在展现他们痛苦的时候承担他们的苦难，但却在精确的语言艺术中，使读者一次次获得感受的同情与认同，对他们处境的深入的了解中，也一再地触及读者心灵的边边角角，在抵达将近结尾的时候，那些深陷入时代困局的读者们，与“我”和“时髦女士”一起都暂时获得了一种理解。

由此来看，作者深入人物的心里，尤其涉及道德判断的时候小心谨慎，而最后达到的一种理解的同情，也建立在徐徐渐进的过程之中，从不逾越，虽然体现心灵未经预料的神奇，但又有足够的细节基础。

与之相比，郑小琼诗歌的道德姿态放置地极其高，有种俯视的怜悯的心态看待那些在木棉树下进行交易的男女们：

“时光像木棉，一天老一寸/弯曲下来的膝与灵魂，在这有些肮脏的/地方，还需要保留一点点干净，无名池塘的/妓女和我都一样，从远方来这里/有着莫名的忧伤，为了生活的遭遇”；“路灯下的木棉浓郁的阴影，它柔软的枝条/压低一群人的命运，像梦魇压着清瘦的少年/路灯下的妓女，他们之间的交谈着有些/颓废的人生，在黑暗的五金厂的轰鸣声”；“失业者的脸上隐藏了对资本的怨恨/他的失望无法恰如其分，他的不幸/有着酸的嫉妒，这么多年，他变了/他用时间在内心造出一座城府，/在府中，他是唯一的主人”。

⑳诗里，整体判断的情绪，高高在上的姿态（也就是“悲悯”）笼罩了诗句，甚至连风景的描述都简陋，充满了统概的感受：

“有时，我路过附近市场的繁华/琳琅满目的商品与行人，厂房里高大的/排气烟筒，三十年前的乡村已面目全非/剩了庭院的木棉描述旧日的场景”，缺少关键的致命细节。

连“木棉花”也被象征化地参入这种高姿态的道德俯视里,而“他拇指的伤口”这个唯一细节的杀伤力却迅速地被随后的道德化的姿态抹杀：

“无法虚拟机器时代的命运，他被动地融入/机器中，成为某颗紧固的螺钉”。

在诗歌的感受力与表现力上仅仅获得一些来自理念的知识观念，与未经处理的芜杂感受，致使诗歌，又一次地把芜杂压抑或者混乱的“现实”又乏味地重复了一遍。

正象诗文中写到的：

“有时，我路过附近市场的繁华”，这一首诗无疑是“路过一瞥”的产物。

她趋于僵硬的判断与感受，更多地受到了抽象观念的塑造。

也许最能透露她思想逻辑上的悖谬是：

当采访者问及：

“你的很多工友并不读你的诗，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觉得很无力，你怎么看？

”时，郑小琼给出了意味深长的回答：

“……我很高兴,如果身边的工友都读郑小琼的诗歌,我才觉得这个社会不正常了,诗歌从来就是一种边缘化或者说少数人的事情,就像哲学,美学一样,如果你身边的工友都去啃哲学与美学.我那时倒觉得非常可怕。

”如果她把自己的诗歌从“打工诗歌”中抽提出来，理解为是“一种边缘化或者说少数人的事情。

”21，那么，她就放弃了自己诗歌从中诞生的真实感受的底层经验，而俯就那些虽然边缘化但是精妙的少数人（因为像哲学或美学一样），诗歌中提供的判断自动脱离了来自底层的经验之地，而迅速地接受了来自思想文化上的抽象判断，方便地站在了“同情”、悲悯”的道德高地上，缺少在“统概的思想”与丰富的真实经验互驳互动的复杂过程，恰好印证了提倡“新左翼文学”的学者旷新年的警告：

“底层”问题很容易产生两种倾向：

一种是道德化倾向，即所谓“底层秀”。

”22时间过去了八十多年，鲁迅针对创造社的攻击，作出的常识性的辨驳仍然十分有效：

“一切文艺固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

四

洪子诚在分析“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发生时指出：

“……‘面对现实’仍是判断文学价值的首要标准。

以这一标准衡量，90年代前期文学（小说），确实并未“有力”地回应现实的问题和矛盾；在社会问题、矛盾尖锐时期，曾经作为公众社会情感宣泄通道的文学不承担这一责任，便特别积累起一些作家，读者的不满心理。

”25从自己的打工经历与家乡经验出发，郑小琼的诗歌，无疑折射了近十几年来相当普遍的“不满”与“疼痛”的时代心态，而她汪洋恣肆的写作方式、积极拥抱着来自城市打工生活中种种躁动的现实，诗里那越来越高“承担”姿态，呼应了人们对文学在逐渐边缘化过程中丧失的宏大叙事能力的普遍不满，也迎合了在道德失范的当代混乱生活中迫切需要一位“承担”英雄的社会心态，她那直接坦陈的，包容了混乱的现象的诗歌，被许多批评家理解为对现实的肉搏，展现出生命的“疼与痛”，因而她的诗被视为“疼痛”的时代象征。

但在成为“疼痛”的时代象征的同时，在郑小琼试图包容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却出现了对“苦难”的迅速简单地道德化处理，这也使她的诗歌尽管长度拉长、场景繁多，却变得僵化、简单，连充满活力的现实经验在其越来越凝固的道德化的观念下，压抑为“混乱”的“单调”。

也许重复诗人肖开愚在《相对较好的现实》中的一段话，更具警示效果：

以此自责，许多批评家推崇的拍摄底层现实的诗歌，我还是佩服不起来。

缺少内向辨认的政治和道德的外向征服，不能自动具备修辞的说服力。

以他人的痛苦为燃料，难免成为他人的灰烬，从幽微与迷离找到自我和自我的影子，或能获得通向他人的起点。

26

注

①翟永明《文学的社会承担和“底层写作”》，《光明日报》，2008年4月11日，网址：

②从思想文化角度，把“底层写作”勾联到思想界的“新左派”思潮上，还纵深地与二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学”建立谱系的主要批评文章有：

李云雷《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思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何言宏《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历史的可能性》，《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06期；邵燕君《从现实主义文学到“新左翼文学”》，《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③明确以“底层散文”来命名的类型较少，只有谭景武《散文底层写作：

自我超越与群体突围关键词》，载于枞阳网原创地带

④林贤治《新诗：

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西湖》2006年第5期。

⑤林贤治《郑小琼:

从低泣到嚎叫》，《郑小琼诗选》，郑小琼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⑥李云雷《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思考》，2006年01期。

⑦孙立平《失衡:

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第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版。

⑧林贤治《新诗：

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西湖》2006年第5期。

⑨在绝大多数批评家的文章中，“疼痛”这两个字成为他们评价郑小琼的核心词汇，最先由林贤治最先提出，后来在无数文章中作为标题，比如《郑小琼，一个打工者所释放的疼痛感》；《记务工诗人郑小琼：

疼痛的力量》；《疼痛的力量——打工诗人郑小琼》；《因疼痛而嚎叫——郑小琼诗文写作的意义》……甚至郑小琼也自我指认：

《打工生活给我疼痛感》。

⑩林贤治《郑小琼:

从低泣到嚎叫》，《郑小琼诗选》，郑小琼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⑪郑小琼《黎明》，郑小琼新浪博客·独自浅唱，网址为

⑫肖开愚《九十年代诗歌：

抱负、特征和资料》，《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赵汀阳、贺照田编，辽宁大学，1997年版。

⑬郑小琼《铁具》，郑小琼新浪博客·独自浅唱，网址为

⑭郑小琼《时间》，郑小琼新浪博客·独自浅唱，网址为

⑮林贤治《郑小琼:

从低泣到嚎叫》，《郑小琼诗选》，郑小琼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⑯郑小琼《回乡记》，郑小琼新浪博客·独自浅唱，网址为

⑰郑小琼《给某些诗人》，郑小琼新浪博客·独自浅唱，网址为

⑱臧棣《后朦胧诗：

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01期。

⑲肖开愚《动物园》，《动物园的狂喜》，改革出版社，1997年3月版。

⑳郑小琼《诗一首》，郑小琼新浪博客·独自浅唱，网址为

21郑小琼《访谈》，郑小琼新浪博客·独自浅唱，网址为

22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历史的可能性》，《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06期。

23鲁迅《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2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二版。

26肖开愚《相对更好的现实》，《此时此地》第42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诗一首

郑小琼

1

时光像木棉，一天老一寸

弯曲下来的膝与灵魂，在这有些肮脏的

地方，还需要保留一点点干净，无名池塘的

妓女和我都一样，从远方来这里

有着莫名的忧伤，为了生活的遭遇

我来到这座有些混乱的城中村

它像一条腐败的鱼，腥臭浮满我的内心

我无法分辨路旁的木棉花淡淡的芬香

它们有着的时代腐烂，开着红色

灰白的花，远处的无名山峰摇晃

浑浊的事物沉浸于它们懦弱的命运

它们塞满内心的小怨恨，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