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帝玄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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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帝玄烨
清朝康熙帝玄烨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5年4月24日），在紫禁城景仁宫，世祖妃佟佳氏诞生一男孩，他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即未来的康熙帝。
世祖生有八子，玄烨排行第三①。
谁能料到八年后，这个尚未涉世的孩子却轻而易举地被扶上皇帝的宝座！
他以其天资英武，雄才大略，成就了一代伟业，是亘古少见的英明君主。
①《清圣祖实录》卷1。
第一节聪颖勤学
玄烨一出世，就得到了年轻的父母亲的喜欢，特委托可靠的奶妈带他到紫禁城外哺养。
他小时候未经出痘（天花），父母惟恐他染上这不治之症，才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
因此，他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多少年后，他犹抱憾不已②。
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平安地出了痘，仅在脸部留下几个细小的麻点。
这使他对当时这种最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
而他出过痘竟成了他将来继登帝位的一个有利因素。
玄烨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
他从五岁开始读书识字，很快显露出勤奋好学的天分。
后来，他曾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八岁“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
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
”接着，“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
自此便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乐此不疲”①，“好学不倦”②，每每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
他十七、八岁时，因读书过劳，至咯血也不肯罢休③。
难怪他知识渊博，通古知今，这都得之于他日积月累的刻苦学习。
他上面说的话，并非是自夸之辞。
官方档案记载他举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亦非过誉之辞④。
玄烨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又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骑马、射箭是训练的主要科目。
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功夫。
至盛年时，能挽弓十五钧，发十三把箭，能左右开弓，每矢无不中的。
宫中的严格要求和他自己的不间断的刻苦磨练，迅速地把他培养成一个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难得人才。
在玄烨的成长过程中，要特别提到祖母孝庄文皇后对他的精心培育。
玄烨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祖母便直接负起养育的责任，倾注心血，把他教育成人，教他如何做人，怎样为政。
正如玄烨自己所说：
“朕自幼会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
”祖母对玄烨既慈爱备至，也处处从严要求。
凡饮食，一言一行，都得照规矩和礼仪而行，稍有疏忽，就受到责备。
经过反复教诲，这些已深深地注入他的幼小心灵之中，即使平时独处，也不敢越分违背①。
他在位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更改”②。
尤其是在政务方面，祖母时时给予指点，授以方略，使他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
这位贤德的祖母给予玄烨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他去完成一代伟大的事业。
康熙二十六年（1687）末，当祖母病危时，他日夜侍药看护，深情地忆起祖母的养育之恩。
他回忆说：
“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
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
罔极之恩，毕生难报。
”③他对祖母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感情，甚至已远远超过对生身父母的怀恋。
②金梁：
《清帝外记》页56。
①《清圣祖实录》卷117，页19。
参见《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1249。
②蒋良骐：
《东华录》卷8，页113，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陈康祺：
《郎潜纪闻》卷9，页803。
④《清圣祖实录》卷1。
①金梁：
《清帝外纪》，页56。
②昭槤：
《啸亭杂录》卷1。
玄烨幼年时已显示出与一般孩子不同。
他接受外界事物的能力强，反应灵敏，模仿大人言行，更为其他同龄孩子所不及。
六岁那年，有一次，他同诸兄弟向父亲问安。
福临想试试他们的各自志向，就问他们将来都想干什么。
老二福全说：
“我将来愿当个贤王。
”老五常宁才三岁，还不懂父亲的意思。
问到玄烨，他朗朗答道：
“待长而效法皇父。
”一个六岁的孩子，出语不凡，福临不胜惊讶④。
看得出来，幼年的玄烨确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两年后，这个人小而志大的孩子，终于如愿以偿。
③《清圣祖实录》卷132。
④《清圣祖实录》卷1。
第二节登大位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玄烨年仅八岁，二十四岁的父亲福临突然病逝。
福临在位正值春秋盛年，还没考虑过他身后立嗣的大事。
在他病重时，于燃眉之中作出裁决。
他原想让次子福全继位，但孝庄太后不同意，一心要立她的掌上明珠玄烨为帝。
福临拿不定主意，又不敢违抗母亲的意见，就派人征询他的外国好友汤若望的想法。
汤若望认为玄烨已出过痘，继位最有利。
于是，他不再犹豫，当机立断，宣布第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承帝位，命威望素著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为辅政大臣，在玄烨亲政前这段时期，扶持和辅佐处理朝政。
初九日，玄烨正式即帝位，改年号为康熙，从此清朝的历史便进入以康熙为标志的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
玄烨刚即位，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就问他，当了皇帝以后，有什么欲望。
他回答说：
“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①可是，摆在这位幼主面前的道路却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荆榛丛生，障碍重重，充满着风险和惊涛骇浪。
他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要走过多么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付出多少代价！
康熙帝即位之际，国内大规模的内战已接近尾声。
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军入缅甸，擒获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
次年，在昆明将永历等人处死，标志着明清战争的最后终结。
随之而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同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政权的军事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势力，占据云贵、两广、福建等省，已构成威胁中央集权的隐患。
此外，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仍然活动于川、鄂地区，并没有停止对清朝的武装反抗。
以郑成功为首的原明朝将吏还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占据东南沿海，后退入台湾，继续抗清。
因此，大规模的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人心并不安定，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远不是巩固而不可动摇。
经过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入关后的统一战争，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农业生产都遭到严重的破坏。
土地荒芜，人民逃亡，由于战争的残杀，使人口锐减，生产下降，国家征税，各省无不拖欠。
如四川，直到康熙十年，仍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①。
繁华的江南也是“所在萧条”，人少而“地亦荒”②。
这都是对当时经济残破景象的真实写照。
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军事斗争也必然反映到上层统治集团之中。
于是，又引起皇帝与四大辅臣主要是同鳌拜集团的斗争。
解决和处理这些纷繁而复杂的问题，对于一个少年皇帝来说，却不是一件易事。
国内形势如此，国际环境也并不美妙。
不管康熙帝是否意识到，他的处境同样是险恶的。
早在清兵入关时，凶恶的沙俄殖民主义势力正向亚洲扩张，并已越过乌拉尔山，侵入到我国黑龙江沿岸，随处建立起军事据点，作为他们掠夺中国领土和继续扩大侵略的基地。
在我国南方，西方殖民强盗纷至沓来。
还在十六世纪中叶，明朝中后期，葡萄牙捷足先登，最先侵占了我国澳门。
然后，荷兰殖民者强占了台湾赤嵌城。
还有西班牙、英、法等殖民者不断向我东南沿海地区渗透。
他们施以炮舰与传教士这两大武器，企图打开古老的中国大门，达到他们任意掠夺中国的罪恶目的。
①《清圣祖实录》卷1。
①《清圣祖实录》卷36。
②康熙《镇江府志》卷6，《赋役》。
很清楚，无论国内或国际，都潜伏着某种程度的危机。
如处理不当，就会使某些矛盾一触即发。
这种内外的危险局势不能不使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感到忧虑，临深履薄冰之念，与日俱增。
一系列的考验摆在立足未稳的清政府面前。
康熙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更是无可回避地面对严峻的现实。
的确，历史的使命，已经无法推卸地落在了康熙帝的肩上。
第三节擒鳌拜
玄烨即位时，还是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没有能力处理国家政务。
以索尼为首的四辅臣，实际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
诸如各项大政方针，皆出自他们四人之手，不过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加以贯彻。
一句话，他们是皇帝的代理人，真正是代行皇帝的职务。
以索尼为首的四大臣，都是功勋卓著的朝廷元老重臣，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随其父归后金。
父硕色、叔希福皆入文馆，为清开国元勋。
到皇太极时，他已成为心腹之臣，办理蒙古事务，日值内院，深得信任。
皇太极去世，诸王争嗣位，索尼坚持立皇子，有力地阻止了多尔衮欲谋帝位的企图①。
清入关后，多尔衮擅政，索尼遇事不附和，还据理力争，为多尔衮所忌恨，最终把他赶出朝廷，发充到盛京（沈阳），看护皇太极的陵寝。
直到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才把他召回京，恢复原爵位，擢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①。
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也是在努尔哈赤初创业时来归，其父苏纳被招为额驸。
他原属多尔衮部下，很受重用。
但多尔衮一去世，他首先揭发其谋逆罪，被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
他从皇太极时起，就是一员骁将，积军功最多，赐号“巴图鲁”。
清定鼎北京，南下川、贵，他皆摧锋陷阵，屡建功勋，受赏独厚。
因主立肃亲王豪格而受到多尔衮的排挤。
福临亲政，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遏必隆，姓钮祜禄氏，与鳌拜同属一旗。
父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之一，被招为额驸，其母为和硕公主。
他出生在战争年代，以军功升至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②。
索尼等四人都是历三朝或四朝的元老，而且同属皇帝自将的上三旗，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
自然，福临遗命以他们为辅政大臣确是很合适的人选。
但更深的原因是，福临特别是身居幕后的孝庄太后有鉴于同姓王贝勒如多尔衮等人独擅朝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王争权，严重威胁着皇帝的权威，所以，宁肯遴选皇室以外的异姓大臣来辅佐幼主，有利于抑制诸王权势的增长。
其次，索尼等四人在政治上都坚决地站在世祖及孝庄皇太后一边，同多尔衮进行过斗争，博得了他们的信任。
当多尔衮一死，索尼四人的权位扶摇直上，位至辅臣。
索尼四人受命之时，宣读如下誓词：
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
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
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
若复各为身谋，有讳斯誓，上天亟罚，夺算凶诛。
①誓词反映了他们忠君报国的共同心愿。
自此，他们开始了八年的执政。
①《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①《碑传集》卷五，《索尼传》。
②详见《清史稿》卷249，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人传记。
在执政的最初二三年里，他们遵循誓言，颇能和衷共济，对清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军事上，继续扫荡南明残余势力和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完成对全国的完全统一。
随着战争的结束，形势日趋稳定，这就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四辅臣决策，通令各地安插流民，提倡垦荒，开奖励条例，显见成效，耕地面积稳步增长。
还实行赈济蠲免，以纾民力。
四辅臣采取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很快使残破的农业出现新的局面。
朝鲜做了这样的评论：
“府库充溢，年谷屡登，人物繁盛。
”②四辅臣在政治上的建树，一是遵照顺治帝遗嘱，裁撤十三衙门，以重建内务府而代之，从而便消除了阉宦乱政的可能性。
二是整顿吏治，定考核，严奖罚，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
这对于扫除前明贪风的影响，提高办事效率，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在他们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取得的。
它为将来康熙帝亲政奠定了基础。
但是，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公开而激烈起来。
按照顺治帝遗命，四朝元老索尼位列辅臣之首，本应发挥首脑的作用，但其年老多病，力不从心，无意揽权，管不了多少事。
在四人中，逐渐专擅实权的是鳌拜。
他平时已表现出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但受“顾命”之初，尚能谨慎从事，履行誓词。
然而，不出三年，他就暴露出骄横和专权的野心。
他位在最末，不甘人后，处处越位抓权。
首先便跟苏克萨哈不相容。
苏资望比其他三人为浅，但以额驸之子入侍禁庭，受到皇帝的特别恩宠，班行仅亚于索尼。
他与鳌拜本是儿女亲家，却对其专横不服，“论事辄龃龉，寖以成隙”①。
在镶黄旗与正白旗圈换土地这个问题上，两人的矛盾势同水火。
清兵入关后，一度争相圈占土地。
本应按原定八旗方位进行分配，但摄政王多尔衮有意抬高他所属的正白旗地位，擅将蓟州、遵化、迁安等处应给镶黄旗之地拨给了正白旗，另把雄县、新安、河间、容城等处分给镶黄旗。
尽管这一分配有违旗制，但事已过二十年，“旗民相安久”，如果重新调换，势必引起旗与旗、旗与民之间的纷争，不利于大局的稳定。
鳌拜属镶黄旗，有意压正白旗，便旧事重提，呈请户部，坚持两旗土地对换，正白旗土地不足，另拨民地补充。
朝廷内外“皆言不便”②。
属正白旗的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说：
“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
”③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也持反对意见。
鳌拜大怒，即以此事，谋兴大狱，下刑部议罪，必欲置之于死地。
年已十三岁的康熙帝召四辅臣询问。
属两黄旗的索尼、遏必隆对鳌拜“坚奏苏纳海等应置重典”一事不表示反对，而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沉默不语。
康熙帝看出辅臣意见分歧，没有批准。
专横的鳌拜根本不考虑康熙帝的意旨，还是假借皇帝的名义，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处死。
①更换旗地一事，鳌拜与苏克萨哈结怨更深。
索尼对苏早有厌恶之感，而对鳌拜专权亦有不满，毕竟同属两黄旗，根本利益一致。
遏必隆与鳌拜同旗，结为一党，凡事附和。
这就给他专权、排挤打击苏克萨哈开了方便之门。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因病去世。
这年，康熙帝已十四岁，于七月，举行亲政大典。
鳌拜却不愿归政皇帝，企图继续把待朝政，这就使他从同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同康熙帝的矛盾和冲突。
索尼一死，鳌拜更无所顾忌，竟以首辅大臣自居，“班行章奏，鳌拜皆列首”②。
苏克萨哈处处予以抵制，主张政务已归皇帝，辅臣无权总揽一切。
鳌拜专权受阻，怀恨在心，对苏克萨哈动了杀机。
②吴晗辑《朝鲜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页3911。
①《清史稿》卷249《苏克萨哈传》。
②《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③《清圣祖实录》卷18。
①《清圣祖实录》卷20。
苏克萨哈感到难与鳌拜共事，惟怕遭其暗算，遂产生引退之念，向康熙帝乞请辞职，允许他去守护先帝陵寝。
鳌拜乘机诬陷，以其心怀不满，不愿归政皇上为大逆论，罗织罪状二十四款，拟处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磔刑，余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两人处斩，家产籍没，还拟处死其族人。
康熙帝以为处分太过，“坚执不允所请”。
鳌拜无臣礼，“攘臂上前，强奏累日”。
帝无奈，仅将苏克萨哈改判绞刑，余均从所议①。
刚刚亲政，而鳌拜即将苏克萨哈灭族，其蛮横专权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四辅臣已去其二，剩下遏必隆唯命是听，鳌拜则为所欲为。
他在朝廷内外广树党羽，安插亲信，如内秘书院、兵部、吏部、户部、工部等首脑，都是他的人，其弟、侄都占据要职，“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内外用伊奸党”，从而完全控制了国家中枢机关②。
这一局面，连出入宫廷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看得十分清楚，他写道：
在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指鳌拜）把持了议政大臣会议和六部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
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③。
凡朝中大事，鳌拜召集亲信，“在家中议定，然后施行”。
即使康熙帝不同意，他也强行贯彻。
如，他颁布“圈地令”，掀起了继多尔衮之后第二次圈地高潮，“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④。
他对逃人的处罚更严于前，规定种种严刑苛法，“株连穷治，天下嚣然”⑤。
鳌拜自行其是，即便在康熙帝面前，也“施威震众，高声喝问”⑥。
鳌拜如此擅权，已威胁到皇帝的绝对权威，因而引起了年轻的康熙帝和隐居宫闱的孝庄太后的警惕。
康熙帝虽年少，但颇有心计，时刻关注朝政，认真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
他每天按例与辅政大臣一起听政，提出自己的见解。
后来他回忆说：
“昔听政时，每令读本，朕与辅政大臣共听之，或因一时言论，往往忽略，朕谓伊等：
此内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经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必慎焉。
”①他对鳌拜的错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驳。
康熙帝自亲政之日起，便有意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天天亲临乾清门听政理事，遇事直接召见满汉大臣商讨，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
这时，康熙帝开始考虑如何除掉鳌拜集团。
康熙帝忧虑鳌拜势大难制，不敢贸然行事，否则，将会激变成乱。
于是，他以弈棋为名，召见他的亲信侍卫索尼次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
计议后，康熙帝下令简选侍卫、拜唐阿（执事人）身体强健的少年进宫作“布库之戏”（即扑击、摔跤），陪他娱乐。
鳌拜对此不为备，而康熙帝却在等待时机成熟，就捉拿他。
②《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①《清圣祖实录》卷23。
②《清圣祖实录》卷29。
③白晋：
《康熙皇帝》页5。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清史稿》卷249《苏纳海传》。
⑤《清史稿》卷250《吴正治传》。
⑥《清圣祖实录》卷29。
①《清圣祖实录》卷255。
康熙八年（1669）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集众少年，问道：
“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鳌）拜也？
”众少年同声回答：
“独畏皇上！
”康熙帝便公布鳌拜罪恶，授计捉拿。
当宣召鳌拜进宫时，他毫无思想防范，康熙帝指挥众少年“立命擒之”②。
这一场面，形同儿戏，但毕竟把鳌拜捉住了！
康熙帝以“擒贼先擒王”的谋略，乘其无备，迅速将鳌拜逮捕，以鳌拜为首的政治集团顷刻瓦解，骨干分子纷纷束手就擒。
和硕康亲王杰书等奉康熙帝之命，审查鳌拜及其党羽所犯事实，列出大罪三十条，判处其死刑，籍没其家，其子纳穆福也被处死。
康熙帝又亲自审问一次，核实犯罪事实。
他指出：
鳌拜等以勋旧大臣，受国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图报。
不意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朕躬，姿意妄为，文武官员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党。
班布尔善、穆里玛、马尔赛、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济世、讷莫、泰壁图等结为党羽，凡事先于私家商定乃行；与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
种种奸恶，难以枚举。
①康熙帝谕旨，对鳌拜及其党羽的三十大罪做了高度概括。
鳌拜乞请再见皇上一面。
康熙帝赐恩准见，“他请皇上看了搭救清太宗御驾时，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疤”②。
康熙帝动了恻隐之心，念及他自皇太极以来一直为国家建树的功勋，不忍加诛，改死刑为革职拘禁，其家产籍没，子免死，同父一起终身禁锢。
不久，鳌拜死于囚所，康熙帝将其子释放。
其他要犯也逐一作出处理：
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条，从宽处罚，将死刑改为革职夺爵。
一年后，命以公爵宿卫内廷③。
康熙帝上面谕旨中提到的骨干人物如班布尔善等人及鳌拜弟、侄数人均处死。
同时，给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原官职及世爵④。
康熙帝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斗争。
鳌拜在辅政中作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事情。
但是，由于他个人专权不仅为康熙帝所不容，也与加强中央集权所不许。
尤其是他独掌朝政时推行某些过时的政策，又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威胁清政权的巩固。
因此，鳌拜的覆灭是必然的。
康熙帝为维护皇权的集中统一，欲实行开明政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铲除鳌拜集团，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
这是值得肯定的。
康熙帝解决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是稳妥而明智的，因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鳌拜等人看轻了康熙帝，低估了他的才能，也是造成他失败的一个因素。
从这一事件中，已经使年轻的康熙帝崭露头角，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和胸怀。
②昭槤：
《啸亭杂录》卷1，页3。
参见姚元之：
《竹叶亭杂记》卷1，页1。
②白晋：
《康熙皇帝》页5。
③《碑传集》卷5《遏必隆传》。
④《清史稿》卷249《鳌拜传》、《苏克萨哈传》。
第四节平“三藩”
康熙帝清除了鳌拜集团，开始乾纲独断，自主地治理国家。
为时不久，便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次陷入内战的深渊。
这一事变，远比同鳌拜集团的斗争严重得多。
它对于才迈入青年时期的康熙帝无疑是一次命运攸关的考验。
还在顺治初年，汉官名将吴三桂以平西王镇云、贵，尚可喜以平南王治广东，耿精忠以靖南王辖福建，当时，并称“三藩”。
此三藩之设，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愿望和要求，而是当时军事与政治斗争所需要。
东南沿海及两广、云贵，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区，情况历来错综复杂。
清政府意识到，惟有以吴三桂等威名素著的军事将领镇抚这些地区，才能长治久安。
因此当他们中有的欲引退北归时，顺治帝一再挽留。
如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职，“优游绿野”，顺治以“南疆未尽宁谥”，不准辞①。
后在桂林围城战中，城破，孔有德举火自焚死。
尚可喜于顺治十年、十二年两度申请北归，顺治帝也以广东“初定，地方多事”挽留，要他“悉力料理，以奠岩疆”①。
仅此两例，足以说明，顺治帝一意依赖汉军守边，实则是皇太极实行的“以汉攻汉”的政策的具体体现。
顺治时建藩的目的，原是使其“世守边圉，以为藩镇”②，藉以“屏藩王室”③。
但实际情况正好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
三藩势力的不断增长，不仅不能护卫王室，却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强大力量。
首先，三藩兵权在握，各拥兵自重。
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员十五佐领、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人④。
合兵力万余人，此系嫡系部队，“而旗下所畜养甚众”，其数更超过额兵⑤。
三藩中，以吴三桂的兵力最强，他有五十三佐领，合甲士万余人，另有绿旗兵一万二千人，丁口数万。
除此，还有收降的农民军将士一万二千余人，分置十营，各以一名总兵统辖。
至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拥有七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⑥。
三藩掌握南方数省兵权，自拥重兵，这在事实上已形成了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
建藩之初，顺治帝为鼓励他们忠心任事，辅弼皇室，不惜赐与政治上种种特权，他们以此不断扩充各自的实力。
福建“鱼盐之利为天下最”，耿精忠“横征盐课”⑦，又利用海运之便，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走私贸易，毫无顾忌。
尚可喜在广州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从日常菜蔬、鸡豚，到铜、铁等矿植物无不抽税，每年私收白银不下十余万两①，总之，一切“利归王府”②。
人们不禁感叹：
“藩府之富几甲天下”！
③
①《清史列传》贰臣传，《孔有德传》。
①《尚氏宗谱》《先王实迹》。
②《啸亭杂录》，卷1，页3，《论三逆》。
③《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页702。
④魏源：
《圣武记》卷2，页61，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许旭：
《闽中纪略》。
⑥[美]奥克斯纳：
《马上治天下》页142，芝加哥1975年版。
转引自戴逸：
《简明清史》。
⑦《清圣祖实录》卷94。
①郝玉麟：
《广东通志》卷62《艺文志四》。
②刘嗣衍：
《广州府志》卷28《金光祖传》。
尚、耿两藩的势力虽迅速发展，但与吴三桂无法比拟。
三桂享有比他们更多的特权。
顺治十六年，皇帝命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宜，特谕吏、兵两部：
凡云南文武官员举黜，皆听三桂裁定。
康熙元年，索尼四辅臣又命三桂兼辖贵州，应允三桂所请，“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④。
于是，云、贵两省真正成了吴三桂的独立王国，“所辖将吏，选用自擅”，各省员缺，也以其部属推选除授，谓之“西选”，“西选之官遍天下”⑤。
不仅如此，他以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征收重税，垄断盐、铜之利，经营名贵药材的采买售卖，牟取暴利。
三桂把大量的金钱一方面用于“收召人才，树立党羽”；一方面放高利贷给富商，称为“藩本”。
三桂的实力比耿、尚两藩更为雄厚。
三藩的存在，已成为国家经济上的巨大负担。
他们在其藩镇所得，都窃为己有，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开支。
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岁需俸饷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省的饷银，共需二千余万两。
而本年度全国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
康熙五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
“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
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
”①因此，“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②，实非虚语。
三藩需求之巨，不仅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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