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毕业论文15800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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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分析毕业论文15800字
宏观经济分析毕业论文15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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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分析 〔摘要〕宏观经济学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其重要进展体现在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等方面。
但是，宏观经济学仍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重要经济结构没有引入宏观模型，重要经济、政治制度的理论刻画仍不深入等不足。
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是导致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进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古典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析框架和方法能够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
因此，宏观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互借鉴，是促进主流宏观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
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
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
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
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
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
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
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
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
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
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
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
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
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
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
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
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
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
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
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
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
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
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
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
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
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
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
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
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
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
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
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
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
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
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性行为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
许建明［8］指出代表性行为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性行为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
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
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性行为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
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
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
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
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
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
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
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
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
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
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
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
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
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
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
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
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
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
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
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
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
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
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
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
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经历了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真实经济周期等理学派，发展至当今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代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成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其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且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特点。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和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等四个方面。
但是，主流宏观经济学仍存在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不扎实，一些重要经济结构尚未引入主流宏观模型，对重要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理论刻画仍缺乏深入研究等方面的不足。
本文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是导致经济学数学化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数学化既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也导致建立在新古典传统基础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古典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析框架和方法能够为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而社会总产品在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之间的实现条件能够将重要的经济结构问题引入宏观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角度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展开深入剖析，并深刻揭示了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分析现实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主流宏观经济学等学派的进一步交叉融合，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方向。
宏观经济分析 摘要：
马克思以劳动作为研究资产阶级权利的阿基米德点，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中劳动与资本二者关系现状的政治经济学剖析，揭示了“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是对资本事实占有和支配劳动不平等现象的掩盖，资产阶级“特权”剥削的秘密在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
资产阶级的权利理念不过是为其自身存在寻找现实的合理性，并为其形形色色的压迫形式做辩护。
关键词：
劳动；权利；资本；剩余价值；压迫
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带有理性主义的色彩。
他把自由看作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实现和精神上的自由，认为权利就应当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本性基础之上的。
但是，当他接触到复杂的社会实践时，遇到了关于“物质利益”的难事，他发现之前种种并不是针于“原本”的批判，而只是对于“副本”的批判，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
于是，他改变了先前的想法，开始转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分析研究问题的所在。
马克思认为：
“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
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
”[1]资产阶级权利要求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神圣映象。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普遍占有不仅决定了他们的主宰地位，而且还使权利变成了他们这个群体的专享名词。
他们将权利看作是天赋的，是人生而具有的，认为自由、平等等权利就如同神学经典里的“原罪”一般，应该是一个无须证明的客观事实。
然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与交换关系的深入剖析，揭露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不过是可以让资本所有者自由的买卖劳动力，实现资本对劳动无偿占有，如愿追逐剩余价值的专有权利。
一、所有权、自由与平等的“三位一体”
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以交换为实现媒介，以自由和平等为基本原则的生产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
”[2]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有通过商品占有者之间的交换才能实现。
但商品不可能自己跑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必须使作为“活的等价物”的社会交换主体———商品所有者，首先获得对“自己的劳动及劳动成果占有的权利”，即“所有权”，才能在流通领域通过对自己劳动所有权的转让或让渡而不是放弃，实现第二级占有，即实现对他人劳动及劳动成果的占有。
在这一过程中，“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确立了自由。
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3]马克思把这种以对自己劳动及劳动成果的所有权为基础而进行的交换活动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之间的内在逻辑称之为“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4]。
但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产品都是以商品化的形式存在。
在这里，不仅一切劳动产品都是商品，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而且社会财富也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积累”，甚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变成了“作为交换主体的个人的经济关系”，即以获得私人利益为目的的赤裸裸的商品关系。
因此，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也就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就此分裂为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力的所有者“雇佣工人”。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阶级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提出“自由”“平等”的权利诉求，极力要求承认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所应有的“平等权利”，以便可以让他们获得同“自由工人”平等地订立契约进行自由买卖“自由劳动”的权利。
换句话说，也就是让他们可以获得在流通领域进行平等交换的权利。
其目的不过就是以此来为“天赋权利”寻找可以依附的现实形式。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3]，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派生出来的特权价值观念。
为了更好地揭露商品流通领域中“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的虚伪本质，马克思还专门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劳动力的买与卖的交换活动入手，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马克思指出，作为价值相等和彼此漠不关心的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付出了一定量的货币，劳动力的所有者———雇佣工人让渡了自身与之等价的劳动力，“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2]，都是自由和平等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自由和平等无非是那些受资本主义物质关系所统治的抽象观念，充分享有这些权利的也仅仅是资产阶级。
在这里，劳动者虽然摆脱了封建桎梏，消除了封建不平等，获得了可以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权利。
但是他们却又“自由的一无所有”，除了出卖和让渡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以获取生存生活所必需的资料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和手段能够养家糊口。
这样，实际上他们就转变成了“最贫困的商品”，只有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变成了仅有的谋生手段。
因此，在丧失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所谓“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为确保资本能够获得自由前进和扩张的权利的虚伪借口，其实质是资本可以随意压榨劳动者的“自由”。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劳动力的买卖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在法律形式上都是作为拥有平等权利的资料所有者的，从表面上看，资本家用货币购买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工人在得到报酬后让渡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一过程是平等的。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平等的背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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