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审丑之我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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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审丑之我见

莫言小说中的审丑观念

“丑”是一个与“美”相对的美学范畴。

鲍桑葵明确指出:

“美就是丑的积极的对立面，正像丑是美的积极的对立面一样。

”[1]美学史上一般认为美在于事物的比例和谐、结构对称、统一完整，能给人主观上的愉悦、快感，相反的不和谐、不对称、不统一，让人感觉恶心、不适、痛感就是丑了。

“如果说美是真的主体化善的客休化，那么丑则是假的主体化恶的客体化”。

[2]“审丑”即将丑的事物作为审美的对象。

审丑是审美的一种异化。

审美是主体对客体的美的属性的创造性的反映活动。

在《克伦威尔》序中，雨果提出了一个美丑对照原则：

“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

”[3]20世纪初随着弗洛伊德学说的兴起，丑开始大规模进入感性学和艺术的殿堂。

李斯托威尔在《近代美学史评论》中论述道：

“在人类美学史中，20世纪实在是一个‘丑’的开端。

似乎是一夜之间，在美学领域突然充盈了侏儒、屑小、庸人、禽兽、无名鼠辈，处处给人以愚昧、粗俗、可鄙、丑陋、颓废的印象。

”[5]表明由和谐到分裂、由美到丑、由审美到审丑的趋势，丑学或审丑学已在中国诞生。

在西方这一思潮的影响与撞击下促生的中国新时期先锋文学和光锋小说也经历了一种由传统审美形态向现代审丑形态的急递转变。

莫言以极端的“审丑”毫无顾忌地打破壁垒森严的美丑界限，强烈冲击了文坛传统的审美规范，以走极端的写作方式证明自己在文坛上的存在价值。

莫言以其丑陋意象所构筑的奇异世界极大地拓展和充实了近代文学的审美内涵与审美方式。

他毫无顾忌地尽情描写污秽、肮脏、恶心的对象，从丑的角度揭露人性，批判社会。

他的审丑观念体现在作品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类:

一、自然丑

首先是对秽物的描写。

莫言在他的作品中秽物出现的频率很高。

《红蝗》可以说是丑的堆砌。

作品开头就把自己比喻成“一根在社会的直肠里蠕动的大便”，“我知道，即使现在不离开城市，将来也要离开这座城市，就像大便迟早要被肛门排挤出来一样，何况我已经基本上被排挤出来了”。

而思乡这样一种被作家广为歌颂的情感，在《红蝗》中也变了格调。

“我像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一样思念粗大滑肠的肛门，像思念无臭的大便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

面对众人的质疑，作者却认为“我们的大便像贴着商标的进口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方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

”[6]读者读到大便便不禁心生恶心，而作家从大便的臭气里，感觉到了种的退化，便对五十年前高密东北乡的大便大加赞美与怀念，大便“纤维丰富，恰如成熟丝瓜的内瓤……麦垄间随时可见的大便如同一串串贴着商标的进口香蕉”。

这丰富的联想令人佩服。

这还不是最绝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作者还大肆铺张了四老爷的拉屎过程，四老爷拉屎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还有季节性的差异……作者小心翼翼，大段大段地细细描绘，甚至写到四老爷拉屎不仅仅是拉屎，而是拉出了一些高尚的思想。

人的生理现象居然还蕴含这等高尚的思想，想必大家都是首次听说。

除了对粪便，莫言还对尿液、唾沫等进行描写。

《红蝗》中写到一个兵要抓四老妈，而被镯锅匠打死倒到四老妈骑的毛驴肚皮下，作者展开了丰富的描写，“那个兵嗓子里哼了一声就把头扎到毛驴肚皮下，如果四老妈要撒尿恰好滋着他的脸，温柔的、碱性丰富的尿液恰好冲洗掉他满脸的黑血和白脑浆，冲刷净他那颗金牙上的红血丝。

他的幸福的手恋恋不舍地从四老妈的乳房上滑落下来，毛驴不失时机地动了一下，他就一头栽到驴肚皮下去了。

假如这不是匹母驴而是匹公驴，假如公驴正好撒尿，那么薪稠的、泡沫丰富的驴尿恰好冲激着他痉直的脖颈，这种冲激能起到热敷和按摩的作用，你偏偏逢着一匹母驴，你这个倒霉蛋!

”在四老爷要休了四老妈时，四老妈当面揭穿了她与九老爷的奸情，并“卷起舌头，把一口唾沫准确地吐到九老爷嘴里”，而“九老爷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巴咂着舌头，好像在回忆，又好像在品尝”。

在惊讶莫言这种超凡的想象力和勇气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把秽物大量的在作品中描写，究竟有没有必要，有什么意义。

南帆就曾暗示，近年的小说的审丑使“许多作家再也不肯以温情脉脉的眼光打量世界了。

”[7]而有些作家则对这种描写持肯定的态度，李洁非就认为“它结束了一种误解，并证实莫言小说中的‘恶心’感不仅不是招徕垂青的商业性手法，相反，是一种生活，是一种认识，是一种心理痛感。

”[8]

其次是对人外貌的丑化。

九老妈手像鸭蹼，疯猫式的眼睛，躺在绿草上又像一条昏睡的大泥鳅，脖子又细又长像只仙鹤，脑后小髻像一片干巴巴的牛粪；九老爷介于狼与狗之间；黄胡子头皮绿油油，眼像狗眼，两撮鼻毛像蝴蝶的触须，十指像植物的根茎。

不仅如此，他还将人的嘴比喻成肛门，“老沙把嘴嘬得像一个美丽的肛门，触到漂亮的、坚硬的号嘴上......号筒里发出一声短促的闷响——不是我侮辱战友，确实像放屁的声音——紧接着便流畅起来，好像气体在疏通过肠道里欢快地奔驰”；“他像下级见到上级一样为他的老婆鞠躬，那女人把包扔在地上，嘴唇搐动着，确实像一个即将排泄稀薄大便的肛门”。

再丑的人也是人，这种侮辱性的语言让我联想到了语言暴力，语言暴力有时比拳脚更伤害人，因为它伤害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心灵，这种心灵和人格上的伤害更难愈合。

我们提倡写实，但文学作品应该是在描写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要么给人美的享受，要么引起读者的反思。

而这种不顾读者感受，丑的胡乱堆砌似乎已经超出了审丑的范畴，变成了炫丑。

二、社会丑

莫言是一个思想比较深刻的作家，坎坷的童年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他说:

“在我们中国这个独特的社会里，我们一味地歌颂真善美，能不能准确地表现出我们社会的面貌来?

”“要真实地再现社会、反映社会，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实际上还是要把社会客观地表现出来，如果一味地歌颂真善美，恰好变成了一个独轮车。

”因此他在展现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对历史文化、现实官场的各种丑进行批判。

（一）历史文化之丑

莫言出生于山东，“山东是孔孟故乡，是封建思想深厚博大、源远流长的地方;尤其是在爷爷奶奶的年代，封建礼教是左右下层人的、尤其是下层妇女的铁的囚笼”。

他把这些腐朽看在眼里，表现在作品当中。

《红高粱》中，奶奶不愿嫁给单财主有病的儿子，三天回门的路上向父亲祈求不再回单家，却遭到父亲的一顿责骂，奶奶一气之下甩下父亲独自上路。

半路被余占鳌中途劫持进入高粱地深处，她“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烈”，惊喜交加，欣然接受了余占鳌的“粗鲁”，亲身感受那“幸福磨砺”，他们“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9]，这无疑是对封建传统文化婚姻规则的大胆反抗与报复。

《愤怒的蒜薹》中，新的《婚姻法》己明文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但在一些落后的村落，仍有换亲的恶俗，金菊就是换亲的牺牲者，她与高马一边逃避公安的追捕，一边躲避家人的追寻，历经千辛万苦，在逃难的玉米地里身心交融，激情缠绵，悲喜交加地完成了两人的心愿，但二人终究没有斗得过封建落后的婚姻传统，最后导致她与高马爱情的破灭、被迫上吊自杀的悲剧。

尽管二人以悲剧告终，但他们自由恋爱、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和精神，仍然对落后婚姻观念进行了无情嘲讽与打击。

《丰乳肥臀》则深刻地批判和讽刺了重男轻女的观念。

小说中上官鲁氏是封建伦理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

她嫁入上官家后，由于丈夫不育而备受凌辱，于是在自己亲姑姑的撮合下，开始借姑父的种生育，由不会生育到借种，由生女孩到生男孩，上官鲁氏走过非常漫长又荒唐的一程。

作家用反讽的笔法让上官鲁氏向姑父借种不成，最后生了个患有恋乳癖的畸形男孩。

作品不仅深刻地批判和讽刺了重男轻女的观念，也有力地抨击了乱伦这种有悖伦理道德的行为。

《红蝗》中高密县东北乡蝗虫泛滥，政府和百姓没有采取科学有效的办法消灭抵抗蝗灾，而是由四老爷主持在八蜡庙前设坛祭蝗，“祭蝗的人群跪断了街道”。

四老爷宣读请乡里有名的生撰写的祭文，“从心灵深处漾发对蝗神的尊敬”。

四老妈的一声大叫则是对这种愚昧做法的直接批判:

“它们还会回来的，它们爬着走，它们飞着回！

老四老四，你发了昧心财，干了亏心事，早晚会有报应的！

”

社会中的这些不合人性，不合历史的丑陋现象，莫言或以反叛、或以戏谑等方式，加以披露，以另一种方式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思考，达到了审丑的效果。

（二）现实官场之丑

莫言说:

“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

”因此，他直刺现实社会中各类肮脏勾当，直面黑暗与丑恶，把它们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加以批判。

《愤怒的蒜薹》以真实的事件为原型，莫言将它放在高密东北乡之中。

讲了县政府官员腐败，劝说百姓种蒜薹，结果政府不回收，大量蒜薹积压在百姓手中卖不出去，愤怒的蒜农一气之下烧了县政府。

作品中揭露了种种官场黑暗。

四叔被乡政府王书记的车撞死，该车是黑车，驾驶员原是开拖拉机的，没有汽车驾驶执照，撞了人之后撒手不管，仅赔偿3600元，便草草了之；政府收购蒜薹时，许多部门工作人员滥用政府权利，无故收取各种费用，如交通管理费、工商交易税、环境保护费、卫生检查费等，“收税的派捐的成群结队，欺压得众百姓哭爹叫娘”[10]，没钱交就用蒜蔓抵，交了钱排了一天队却还是卖不出去；高羊稀里糊涂被造反的蒜民挤进县政府，又被当作主犯关进监狱，小时候在学校厕所里被生产队长的儿子王泰逼着喝自己“茶叶水味”的黄尿，后来在临时看守所里被治保主任“劝”着喝他的“高级葡萄酒一样”的小便，如今在监狱里被同屋的犯人诱逼着喝水泥地板上的“有一股好闻的蒜薹味”的尿。

作家真实的描绘了县城里从领导到工作人员的贪污腐败，通过小人物的惨死和荒唐入狱反映了社会的黑暗。

长篇小说《红树林》通过描写一个气质高雅、光鲜亮丽的女市长林岚的床第丑闻、风流韵事，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高级官员酒池肉林、奢靡腐败的生活，彻底撕下他们虚伪的面纱，暴露他们虚伪、丑陋的灵魂。

莫言以一种强烈的文化道德理性意识切入生活、切入社会，为人民伸张正义，揭露社会弊端，审视人性丑恶，对历史文化之丑和现实社会之丑进行批判与反思。

三、人性丑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因为社会、家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有的人就变得猥琐、自私、虚伪、残忍、阴暗，莫言对人性的丑恶一面进行了深刻的审视。

首先是对性爱的描写。

莫言的作品中性爱描写比较多，几乎每部作品都多多少少涉及，从早期的朦胧含蓄、大胆壮烈，到后来的荒淫无度、肆意把玩，经历了一个由美到丑的过程。

正常的夫妻、恋人之间的性爱是美的，或者说是符合伦理道德的，与之相反的乱伦、私通关系在莫言的作品中屡见不鲜。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可谓乱伦、私通的典型，为了改变在家中的境遇开始借种生子。

她一生育有七女一儿，大女儿、二女儿是和姑父乱伦生下，三女儿是和赊小鸭子的男人生下，和江湖郎中生下四女儿，和卖肉的光棍生下五女儿，与和尚私通生下六女儿，被四个大兵轮奸后生下七女儿，与瑞典籍牧师马洛亚终于生下唯一的儿子金童和八女儿，从最初的被迫到后来的自愿，活生生地展现了人性由美到丑的堕落过程。

除此之外她的儿子因为有恋乳癖，也与几个姐姐做过不轨之事。

《红高粱》中“我”的爷爷和奶奶最初也不是夫妻关系，爷爷把三天回门的奶奶半路拦劫进高粱地野合，为了满足彼此的欲望，爷爷杀害了单家父子俩从此霸占了奶奶，奶奶合理继承了单家的所有家产与杀害自己公公和丈夫的凶手睡在了一起。

《红蝗》中四老妈和九老爷通奸，二人是叔嫂关系。

《檀香刑》中高密县令钱丁名义上是孙眉娘的干爹，实际上是她的情夫。

《红树林》中的林岚，堂堂一个大学生，一个市长，竟也沦落到与男妓共欢乐。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莫言的作品中还出现很多人兽交配的描写，如果说在描写人的乱伦背后有对人性的审视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那么对人兽交配这种性倒错的描写则显得缺乏理性批判，放任自由，没有达到审美层面，同样也就不具备审丑层面上的意义。

其次是对暴力的描写。

莫言的小说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暴力描写，杀人的描写最多，其中《檀香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他塑造了集残忍、自私、贪婪、阴险、冷酷于一身的大清朝第一刽子手赵甲，通过他展示了中国文化最疑难最残酷的刑罚文化。

这部刑罚秘籍里写了多种汉人听闻的酷刑，如斩首、腰斩、阎王闩、凌迟、檀香刑等。

小说的三次高潮，即最令赵甲自豪的，恰恰是他执行的三次惨酷得匪夷所思的死刑：

用“阎王门”处死偷咸丰帝七星鸟枪的太监小虫子；凌迟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五百刀；用檀香刑处死孙丙。

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步骤，每一刀，都描写的出神入化，惨不忍睹，阅读时甚至会产生身在其中的错觉。

他们用惨无人道的刑罚来处决犯人，死亡的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们怎样死，而且尽可能的延长死亡的过程，增加受刑人的痛苦，这比兽性更加残忍，阅读时让人感到阴森、压抑、毛骨悚然。

《红高粱》纤细俱现地描写了日本兵活剥罗汉大爷的全过程，先割下耳朵，再割下生殖器，然后从头往下剥下完整无损的整张人皮，最后罗汉大爷成了“肉核”，血淋淋的描写透视出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从莫言对虐杀的描写中，表演性质很明显，态度不够严肃，调侃味道浓厚，批判立场模糊，其背后虽包含有对人性的审视，但这种深度在某种程度上被其展览式的刻画消解了大半。

四、莫言对丑的抒写的意义

在近代审美观念的影响下，丑开始大踏步地走进文学创作的殿堂，并日益展现出独特的文学魅力和审美价值。

而莫言是我国这个“丑学世界”写作中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他的审丑创作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莫言的“丑学”对于打破中国文化中的传统的审美观念具有巨大的震撼力。

作为审美范畴之一，丑在中国文学审美中虽然有所涉及，但很少成为艺术表现对象，而表现更多的是具有真、善、美的特质的事物，人们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这类事物。

但古典的和谐、单纯、宁静等美学观念，却不能涵盖近代美。

近代美突破了古典美学所提倡的和谐观念及艺术形式，它不但不惧怕丑，而且追求美，这种多元的近代审美心理结构，对于冲破传统的封闭的和谐心理，对于重建现代包含着对立和冲突的辨证和谐的审美心理结构，具有重要的价值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抑美扬丑的流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也被审美机制同化。

把丑与恶混淆的习惯，深深地阻碍着人们对审丑功能的重视。

莫言大胆勇敢地打破这种传统的审美心理，写丑审丑，但是审丑并不是对审美的全面颠覆，不是泯灭美丑之间的界限或美化丑，而是寄寓了审美判断的审丑。

他深刻地揭露生命、生活、生存本身丑陋、龌龊、猥琐的一面，让人们正确、客观、全面的看待生活、看待世界。

对自然丑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大段大段的秽物的描写，读者的第一感觉是恶心，会使人不禁联想到秽物的形象，回想起秽物的臭气，甚至阅读中不禁捂住口鼻。

这样自然的条件反射是作者生动逼真的描写造成的结果，抛开写作的意义不说，但就写作的功力不得不让人称赞、佩服。

然而，当我们从这种恶心中摆脱出来，冷静思考以后你会发现，看似恶心的背后有着作者深刻的意图。

描写丑只是作者的一种近似极端的表现方式，他是故意让读者受到强烈的刺激，引起读者的注意，引发读者的思考。

莫言描写的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见的，见到秽物我们自然绕道而行，看见丑陋的嘴脸我们自然不愿多看，莫言的创作也是这样，他把丑陋堆砌在我们的面前目的也只有一个，在我们直视丑陋的瞬间激发我们对美的发现与追求。

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美好的事物像秽物一样生活在我们的周围，而我们往往忽略了实实在在的美，忽视了它的存在，忽视了它的意义，当我们失去时才会猛然警醒，才会强烈的渴望拥有美，才会去奋力追求美。

莫言对丑的描写，正是他本人对美的渴望的一种表现，同时也给读者敲响了警钟。

对社会丑的描写意义较之自然丑更容易理解。

历史文化之丑主要是对封建落后的婚姻制度、腐朽的重男轻女观念、对自然灾害的迷信等的揭露和抨击。

这些历史文化之丑，不仅仅只是历史的局限和产物，时过境迁，这些腐朽落后的观念依然存在。

婚姻制度的改变应该是最好的，但不代表就没有问题存在，偏僻的山村依然包办婚姻，城市里个别观念守旧的家长还是会干涉子女的婚姻问题；细心的人会发现城市里新生的男孩越来越多，医院虽然禁止医务人员向孕妇及家属透露胎儿的性别，但这种现象仍然很普遍。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这将给几十年后的就业、婚姻、社会稳定等带来巨大的隐患。

“金猪宝宝”“奥运宝宝”等这些计划宝宝目前已经造成医疗、就学的不便，以后这些不便将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随着《2012》这部影片的上映，人们对于玛雅预言的猜疑加重，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冰岛火山的爆发等等自然灾害的不断爆发更加剧了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恐慌。

不仅高密县东北乡对自然灾害不能正确对待，就是现在的我们也不能科学地冷静地看待巨大的灾害。

时至今日莫言的审丑创作，仍然具有浓厚的社会意义，批判腐朽的同时对现代文明也进行了影射、启示。

社会现实之丑则着重揭露国家干部的贪污腐败、纸醉金迷、酒池肉林的堕落生活。

小到高密东北乡、大到一个市，小到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到市长，从下到上各个腐败。

我们常说“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可现实生活中离婚率不断攀升，“小三”“二奶”已经大大方方的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人们的品评，《蜗居》在电视、网络上的热播掀起人们的议论狂潮，不久之后便停播传言是因为该作品取材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

艺术作品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审美上的享受，还应该是思想上的教育。

莫言的《愤怒的蒜薹》、《红树林》等作品，反思了都市的物欲横流，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剖析，涤荡了人们的思想和心灵。

莫言对于人性丑的描写更是大胆、细致。

《丰乳肥臀》中巧妙的设计了上官鲁氏与十个男人的不贞行为，从被迫到自愿，展现了一个女人堕落的过程，让人觉得即可悲又可气。

这部作品给所有女性敲响了警钟，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能丢掉女人的尊严，不能玷污性行为的神圣。

爱护自己，保护家庭，是作为妻子的职责和义务。

这种对丑的集中展示，更加突出了美的可贵。

《红高粱》中“我”的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的交欢，则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生命力的朝气与活力，真心相爱的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灵魂的交流展示出人性美的一面，他把人性最真、最神圣的美描摹的自然真切、轰轰烈烈。

这种对生命力的赞扬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

审丑在于客观的表现人生，还原艺术的真实性和社会功能，但是审丑不是艺术表现的终极目的，要将审丑当作审美的手段，揭示审丑的深层内涵，因此，审丑要有“度”的限制。

“对丑的描绘往往成为目的本身，这就导致了畸型的唯美化”。

【11】“审丑”不同于“丑”，就在于它较之丑有更理性的判断，主体应以理性的态度、审美的眼光、批判的姿态审视丑、表现丑。

所以著名蒋孔阳严肃提醒作家，“不要忘记自己是人，不要像猪锣掉在泥淖中淹没自己，我们要前进，要超越。

我们不但要承认自己的渺小和丑，更要追求那闪烁着人生光辉的伟大和美。

”【12】

五、结论

莫言是个创作力非常旺盛的作家，是当代文坛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本着对艺术的执着，他借自己的小说世界去不断揭露丑、挖掘美，他热衷于小说艺术手法的创新，其小说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特征。

侧重对丑的描写，通过对社会丑和人性丑的多方位地揭露与审视，小说表现了深刻的审丑特征。

笔者从自然丑、社会丑、人性丑三方面对莫言的小说中对丑的抒写进行分析，从内容到意义进行一一论述。

莫言曾在《天马行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

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确实，作为80年代新崛起的作家，他的语言、思想都带有明显的“天马行空的”风格，在艺术风格上也却是“有点邪劲儿”。

这不但没有削弱他作品的艺术价值，更使他的作品大放光彩，显示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期盼他能始终秉着自己创作的原则，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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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鲍桑葵.美学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2]陈望衡.论丑[A].美学新潮：

第三集[C].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惊涛骇浪中的浪漫诗章——雨果传[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5.

[4]冯达甫译注.老子[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M].蒋孔阳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6]莫言.食草家族[M].华艺出版社，1993.

[7]南帆：

文学：

审美与审丑[G].文艺评论，1988.5.

[8]李洁非：

莫言小说里的“恶心”[G].当代作家评论，1988.5.

[9]莫言.红高粱[M].作家出版社，1990.1.

[10]莫言.天堂蒜苔之歌[A].莫言文集（卷3）.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5.

[11]刘东.西方的丑学[A].美学：

第6辑[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2]蒋孔阳.说丑[J].文学评论，1990，（6）.

参考文献

[1]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M].蒋孔阳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2]刘东.西方的丑学[A].美学：

第6辑[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3]鲍桑葵.美学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4]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作家出版社,1986.

[5]陈望衡.论丑[A].美学新潮：

第三集[C].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6]王向峰.文艺美学词典[M].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7]李洁非：

《莫言小说里的“恶心”》，《当代作家评论》1988.5.

[8]南帆：

《文学：

审美与审丑》，《文艺评论》1988.5.

[9]蒋孔阳.说丑[J].文学评论，1990，（6）.

[10]莫言.天堂蒜苔之歌[A].莫言文集（卷3）.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5.

[11]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张首映.西方20世纪文论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J].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

[14]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A].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C].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15]蒋孔阳.美学新论[J].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