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一种交易成本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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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一种交易成本分析
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
一种交易成本分析
尹继武、田野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已初具规模，但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问题，尚无系统的学理分析与解释。
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等相关国家的制度选择，其中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以及在不同问题领域的制度选择可能不同。
对此，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模型可以提供一种有力的解释。
定序度量问题领域敏感性、国家同质性、透明度、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性六个影响交易成本大小的变量，是比较相关缔约国交易成本大小的方法。
对上海合作组织制度形式选择的交易成本分析具有一定的政策寓意。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制度形式选择；交易成本；中国；俄罗斯
【作者介绍】尹继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
（邮编：
100089）；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邮编：
100872）
冷战结束后，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地区安全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亮点。
其中，中国积极推动并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机制备受瞩目，这也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周边外交举措。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创设的第一个国际组织——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不胜枚举，然而，就研究取向而言，仍是政策动态分析多于学术学理研究；就研究议题而言，大部分成果集中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过程及其性质与功能的描述，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与展望等时政追踪型分析。
[1]也即现有成果缺少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视角，未能提出重要的学理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等问题尚无人关注。
鉴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丰富的学理与政策意义，基于对现有研究的综述与反思，本文试图通过一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运用交易成本分析的路径，来解释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选择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冷战期间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即从一边倒到反苏反美，再至20世纪70年代联美反苏，到80年代则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初期，中国的对外政策仍恪守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十六字方针。
然而，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对周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的重视。
[2]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将加强中国周边外交作为新时期对外工作的重点，并确立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八字方针。
其实，中国早在1990年代初就迈出了周边外交的步伐：
1994年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01年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2003年至今，在中国的主导下，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已成功进行了五次。
凡此种种体现了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微妙变化。
上海合作组织立基于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是中国主动创立的第一个国际组织。
一般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991—1995年延续中苏边境谈判、1996—1997年建立军事互信关系、1998—2000年走向地区安全合作、2000—2001年建立新型地区合作组织。
[3]总体而言，1996—200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阶段，而2001—2006年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与制度化阶段。
如果把上海合作组织看作国际制度，我们会发现1996—2006年十年间，各缔约国在彼此安全关系中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形式。
[4]具体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包括从“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向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演进过程。
从2001年成立至今的五年，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与机制化进一步提高的阶段，包括组织的法律地位、机构设置等进一步完善。
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元首会晤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从国际法意义上确立了组织的真正诞生；2004年1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北京正式成立；2004年6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地区反恐中心正式成立等等。
因此，从制度形式的选择来看，中俄和中亚各国在安全合作上经历了从首脑会晤机制向正式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的转变（图-1）。
这一转变过程就是我们所要提出的论题，即作为一种组织实体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问题。
实际上，这一问题可以化解为不同的方面，即为什么“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会演化为上海合作组织?
中国对组织制度形式的态度经历了哪些变化?
上海合作组织缔约国对制度形式的偏好有哪些不同?
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或产生这些差异?
等等。
二、既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基于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回顾，我们发现尚未有学者系统地提出这一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问题，而只有部分文献对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历史必然论。
[5]这种立基于进化史观的历史必然论，认为“上海五国”向上海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转变，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种进化论解释，就宽泛意义而言，能解释所有的历史演进事实，但这正是它的局限与不足所在。
第二，利益合作论。
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合作利益，因此，共同利益的存在促成了建立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的行动。
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一定导致合作行为的出现。
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行为主体对共同利益的共有认知以及国际合作的出现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形式，也是建立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
因此，如果只考虑共同利益，则无法说明从首脑会晤机制向正式地区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
第三，新安全观论。
这一论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指导下的产物，是“新安全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关系实践的反映。
新安全观是后冷战时期中国提出的一种处理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理念。
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基于新安全观的指导，组织的创立体现了新安全观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应用，但我们不能把中国倡导的对外政策理念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的缘由。
第四，国际机制论。
[6]这一观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曰国际机制理论的产物。
因此，上海合作组织既立基于西方国际机制理论，又反映了国际机制理论的基本假设。
但这种解释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因为上海合作组织体现或印证了国际机制理论的基本假设，与国际机制理论是上海合作组织创设的理论根基或根源，这是大相径庭、必须加以区分的问题。
可见，现有对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原因的各种分析，未能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提供充分的论证，也没有从有效的理论路径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阐发。
有鉴于此，本文拟提供一种系统的新制度经济学路径，运用“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模型”[7]，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问题加以解释，并在检验我们模型的同时，揭示上海合作组织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意义及政策寓意。
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安全合作形式的选择
1990年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经历了从西方“一边倒”到东西兼顾的“双头鹰”政策的转变。
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亚缔约国共处中亚战略要地，且基本历史背景、政治经济模式等同质性较大，因此，本文将中亚各国看作是统一的单一行为体。
当然，中亚各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
如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对于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权重问题，中亚各国尚存认识分歧。
由此，我们把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制度选择行为体分解为三部分，即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各国。
根据我们提出的制度选择模型，在特定国家间的合作交易当中，相关国家都倾向于选择各自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国际治理结构。
由此推知，在中亚安全关系结构中，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都倾向于选择自身交易成本最小的国际合作治理形式。
一般而言，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影响变量总共有六个，包括问题领域敏感性、国家同质性、透明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
[8]以下我们依据这六个影响变量，对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之间合作交易的成本大小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制度选择问题，重点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的制度形式选择。
1.问题领域敏感性
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问题领域为安全领域。
军事安全领域属于国际政治的“高级政治”范畴。
在当今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社会中，政治安全领域为最为敏感的问题领域。
我们认为在21世纪初的双边或区域安全合作关系中，中国和俄罗斯都不大可能选择类似北约的正式军事联盟制度形式。
从全球范围来看，跨大西洋区域安全体系一体化进程的制度化水平远高于东亚或中亚地区的安全体系。
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由于共同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感的缺失，以及安全格局的特性等因素，东亚很难出现诸如跨大西洋联盟那样的安全共同体。
[9]由于国家主权对于军事安全合作的高度敏感性，这决定了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在选择合作制度形式时，排除了诸如超国家组织的制度形式。
中国对于中亚安全合作的制度选择的敏感性还来源于现实的政策考虑。
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政策的反思，自邓小平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一贯强调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199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中心目标是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基于这种外交理念，中国的多边外交与周边外交相继兴起，并积极发挥作用。
具体到大国关系层面，1990年代中国掀起了“伙伴关系”外交，与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大国相继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
此外，中国也积极融入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10]如此，中国对于中亚安全合作的态度虽然积极主动，但在制度形式选择上却行事谨慎。
类似北约的正式军事联盟组织绝非中国的首要考虑。
因为针对第三国或其他军事联盟组织的联盟制度形式，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在于威胁（客观威胁或假想威胁）的存在及强化。
而这种制度形式显然不符合中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选择预期，因为它会刺激中国与相关大国的军事紧张与对抗关系。
同理，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在1990年代后期实施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外交政策。
基于美苏对抗的历史教训，以及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国力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外交工作的重点在于平衡东西方国家，为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奠定基础。
普京继承了叶利钦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我们不可能有向西的也不可能有向东的倾斜。
现实的情况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地缘政治地位的大国，到处都有它的民族利益”。
[11]世纪之交，除确保国家安全与主权完整等根本原则外，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为两方面。
其一是加强周边睦邻友好关系，其二是与外国及国际组织寻求共识和利益，改善国际合作条件与同盟关系体系。
[12]基于对俄罗斯能力与意图的判断，我们认为正式军事联盟的制度形式显然不符合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理念。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后，俄罗斯也一再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并非针对某一国家，其目标是为了对付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组织的成立有利于推动国际安全新机制的建立。
[13]
基于以上分析，由于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固有的安全合作敏感性，以及受中俄世纪之交的现实对外政策的制约，根据我们模型中关于问题领域敏感性与制度化水平相关性的假说1，即“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问题领域敏感性越低，缔约国就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治理结构”，我们认为中俄两国在中亚安全合作关系中不可能选择类似北约的正式军事联盟制度形式。
2.国家同质性
国家同质性是指相关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程度。
根据我们的研究，相关国家的同质性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治理结构。
对于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而言，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同质性影响变量的作用较大；而对于安全合作的制度形式而言，国家的政治、安全体制的同质性影响变量的作用较大。
以下我们对中俄两国的同质性进行纵向历史比较，进而分析两国国家同质性的相对变化与制度形式选择的相关性。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以西方民主为模本建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制度。
但是，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处于一种国家政权软弱无力的状况，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2000年普京执政，在国家主义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法律等手段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如“打击地方分立主义、‘削藩’，将地方精英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分化、压制反对派，扶植‘政权党’占据议会多数，形成与总统合作，甚至听命于总统的立法机关；打击、削弱寡头势力，夺回对舆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
”[14]与叶利钦全盘推行西方民主不同，普京推行以建设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建立了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高度的中央集权机制。
1990年代俄罗斯全面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混乱与失序，而普京权力集中化的举措虽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15]却产生了积极成果，如社会政治气氛较为和谐、中央对地方的权威重新确立、党派斗争减少等。
21世纪初俄罗斯民众对民主的热情比90年代初大为减退，经济生活成为主要关心的议题（表-1）。
表-1 俄罗斯最优治理形式的民意测验（单位：
%）
民主政府
强势领导
不知道
2005年春
28
66
6
2002年夏
21
70
9
1991年
51
39
10
资料来源：
“ProsperityTopsPoliticalReform：
RussiasWeakenedDemocraticEmbrace”，2005PewAttitudesSurvey，January5，2006，http：
//pewgloba.lorg/reports/display.php?
ReportID=250，2007205222.
重新审视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道路，强化国家政权建设，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从国家同质性的角度分析，普京的这些举措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俄罗斯和中国的权力结构或政体类型的差异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
因为中俄两国都无意、也不可能走全盘西化的政治发展道路，而是探求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
同属于转型国家的中国和俄罗斯，不约而同都建立了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威权主义”政体。
俄罗斯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和有行为能力的联邦国家。
[16]第二，与此相反，俄罗斯和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差异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因而，普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招致了西方国家所谓“民主的倒退”的质疑和批评。
但问题的症结在于，正如普京所言，如果只是简单照搬西方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俄国的改革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俄罗斯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
这条道路必须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
[17]换句话说，21世纪初中俄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减少了，“共同语言”增多了，国家同质性相对增大。
因此，根据我们模型中的假说2，即“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国家同质性程度越高，缔约国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我们认为，随着俄罗斯不再将西方模式作为本国转型的目标模式，各方将会选择制度化水平更高的国际治理结构。
3.透明度
从“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在这一制度形式的演进过程中，缔约国家的双边与多边谈判以及其后的定期首脑会晤机制的建立，对于建立军事互信、扩大各缔约国的安全政策体系及军事透明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根据我们建立的国际关系制度选择的假说3：
透明度越高，缔约国就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治理结构。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近代蒙受殖民侵略的惨痛经历，领土问题一直是历届政府界定国家主权的核心要素。
因此，国家统一和边界争端问题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议题。
苏联的瓦解和崩溃，客观上为中国解决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领土争端提供了有利条件。
1990年代，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展开了系列谈判，解决了系列的领土争端，或者为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与相关国家还达成了边界领土互信、军事领域互信等成果。
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当属中俄之间的边界谈判。
中俄边界谈判在90年代初就已展开，1996年4月26日，以中国为一方、俄哈吉塔为另一方，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其中规定：
“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情况；彼此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
”[18]紧接着一年之后，1997年4月24—25日，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中国与俄、哈、吉、塔双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公里纵深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边防部队的人员和主要种类的武器数量，确定裁减后保留的最高限额；确定裁减方式和期限；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
”[19]随后几年间，中国与哈、吉、塔等国相继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协定，增大了相关各国在安全领域的透明度及信任，为安全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见表-2）。
表-2 “上海五国”关于边界问题和军事互信的相关协定（1994—2001）
时间
签署国
签署的协定
1994.9
中俄
中俄联合声明
1996.4
中俄
中俄联合声明
1996.4
中俄哈吉塔
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1997.4
中俄哈吉塔
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1994.4
中哈
中哈国界协定
1996.7
中哈
第一个中哈国界补充协定
1998.7
中哈
第二个中哈国界补充协定
1996.7
中吉
中吉国界协定
1999.8
中吉
中吉国界补充协定
1999.8
中塔
中塔国界协定
2000.7
中塔
中塔两国国界协定
2000.7
中塔吉
中塔吉关于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
资料来源：
人民数据库（1992—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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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五国”相关各国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带动了五国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的延续，以及各国安全政策制定程序、军事意图和边界军事信任等安全议题透明度的增加。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三股势力”的凸显，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等问题上加强了相互支持和合作。
1999年12月，“比什凯克小组”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成立；2001年6月15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在北京签署。
由于上海五国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并加强了军事互信与军事合作，因而相关各国在安全领域的透明度有了显著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根据我们模型中的假说3，即“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透明度越高，缔约国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我们认为，与90年代中期相比，21世纪初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更可能在区域安全关系中采取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治理结构。
4.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包括物资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和地点专用性。
在安全合作领域，物资资产专用性表现为对武器装备的依赖；人力资产的专用性主要体现在合作各方的军事任务分工上。
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主要领域为打击“三股势力”，属于非传统安全合作。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诸如“三股势力”的安全威胁不在于其是否拥有绝对或相对的军事实力，因此，俄罗斯和中国在物资资产专用性上的优势难以发挥。
而由于人力资产专用性的原始数据难以收集，故本文对此不做比较。
相反，我们认为地点专用性对于中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因而，本文资产专用性影响变量的主要指标为地点专用性。
中国和俄罗斯在资产专用性上的脆弱来自于地点专用性。
这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高危地区，即中国的新疆和俄罗斯的车臣，这两个地区紧靠中亚，与中亚的政治经济等联系相当紧密。
此外，近年来中亚各国也成为各种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活动的温床。
诚如亨廷顿所言，各大文明的交界地带与断裂带，是当今地区国际冲突的频发地带。
[20]而中亚就处于这样的地带。
上海合作组织所定义的“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活动频繁，已对相关国家的国家稳定与主权领土完整，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俄两国打击“三股势力”必须得到中亚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地点支持。
因为不深入中亚国家内部及进行合作，则难以清除“三股势力”的滋生土壤。
中国新疆的分离主义恐怖组织“东突”运用各种极端恐怖手段，企图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
1990—2003年十余年间，“东突”分子总共发动了260余场恐怖袭击，造成600多人伤亡。
“东突”分子与中亚恐怖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1000余名“东突”分子在基地组织受过军事训练，并广泛参与基地组织在中亚、车臣等地的恐怖活动。
[21]正如中国政府指出：
“疆独”的特点在于里应外合，“东突”势力“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
[22]俄罗斯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车臣分裂势力。
世纪之交，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暴力活动愈加频繁，已对俄罗斯的主权造成重大威胁，由此引发1999年俄罗斯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
正如叶利钦指出，车臣分裂分子的危害性会“使国家面临彻底解体，各地区民族冲突以及人道主义灾难的危险，而且其规模将会比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的规模要大得多”。
[23]中俄边境恐怖势力及其活动的共同特点为分离极端势力已经国际化，即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其活动范围不仅局限于本国境内，而且大肆“流串”于中俄及中亚国家的交界之地，中亚地区俨然成了中俄分离恐怖势力的后方基地。
面对这种分离极端势力的急迫威胁，“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的议题在1998年前后即有所转移，此后着重讨论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
[24]跨国界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对于中俄两国意义重大。
正是基于这种理由，中国在冷战后十分注重周边外交，改善和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因此，中俄与中亚各国开展军事和安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可以深入中亚各国腹地，铲除威胁民族国家分裂的隐患。
根据我们模型的假说4，即“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缔约国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我们认为，当“三股势力”威胁上升时，中国和俄罗斯在区域安全合作中更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
5.不确定性
我们判断不确定性的基本指标为交易伙伴或潜在的交易伙伴、信号传递和外生震动等几个方面。
[25]
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基本格局与中亚战略态势来看，“上海五国”的外在潜在交易伙伴主要为美国及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军事联盟组织。
首先，就中美关系而言，虽然克林顿政府时期是中美关系较为平稳的时期，而且90年代后期，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但其实中美伙伴关系的建立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错误知觉的产物。
[26]到了世纪之交，中美之间的波折即频频发生，如关于台湾问题的摩擦不断，而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和2001年4月的“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跌至谷底。
2001年小布什政府执政，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给中美关系投下了很深的阴影。
而对俄罗斯来说，90年代初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并没有获得倾心已久的利益和地位，因此俄罗斯外交战略重新调整，东方外交重获重视和关注。
1999年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悍然发动科索沃战争，致使俄美关系跌至最低点。
北约轰炸南联盟次日，叶利钦直言“如果战争的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俄罗斯必定会卷入冲突。
新的‘冷战’就要爆发。
”[27]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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