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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传奇看唐人是有意为小说
从唐传奇看“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摘要：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论断，一直为学界奉为圭臬。
由于由鲁迅先生语焉不详，近世学者多有争议。
本文将从具体的唐传奇文本入手，从创作主体、思想内容、表现技巧三个方面来分析论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关键词：
唐传奇;创作观念;有意为小说
TheoriginsofChineselegendnovels
Abstract:
ThemonographABRIEFHISTORYOFCHINESEFICTIONwrittenbyLuXunarguedthatitwasintheTangdynastythatlegendnovelshadbeenstructuredpurposefully.Thisconcepthasbeenregardedasanauthoritativeonebyscholarseversince.Althoughtheviewiswidelyaccepted,itssupportingdetails,whicharenotgivenbytheauthor,areasyetundetermined.Thereforethedoubtsandargumentsoveritarestillexisting.Inthispaper,weaimatanalyzingthematerialsassociatedwiththisviewfromtheperspectiveofaTanglegendnovelinthelightofitsparagraphstructure,ideologicalcontentsandwritingmethods.Thus,examiningtheviewthatitwasintheTangdynastythatlegendnovelshadbeenstructuredpurposefully.
Keywords:
Tanglegends;composing concept;workonnovelswithmentality
鲁迅先生在研治中国古代小说的过程中，以精严的考据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原生状态。
【】在对六朝小说和唐传奇进行比较后，鲁迅先生提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著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也就是说，先生认为唐传奇的出现，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自觉意识的出现。
所谓“有意为小说”中的“有意”是指有意识地去写作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鲁迅认为，唐以前的人写作的符合当时小说观念的作品也许是有自己的思考，按照当时公认的小说的规范来写作。
但直到唐人，在写作传奇小说的时候，才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符合现代小说本质特征的艺术手法，开始使小说出现了与史传和子部著作迥然不同的面貌，并使古典小说从此有了可供参考的范本。
【】但是，由于鲁迅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章的《唐之传奇文（上）》中语焉不详，直接得出论断而鲜有证明，致使近世学者颇有争议，有人甚至通过对文学源流和时代背景的考证来挑战鲁迅提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论断，认为其在叙述中存在逻辑上的混乱。
个人认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论断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唐传奇中大量运用虚构、夸张和想象，背弃了历史著作对信实的要求，摆脱了子、史的束缚，反映作家主体意识的增强；其次，表现内容的生活细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文体表征，如对话、心理、环境氛围的描写；再次，唐人小说表现手法和技巧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叙事艺术、叙事结构方面有了很大进展。
这三个方面的对传统小说特别是附属于历史著作的小说的突破，标志着唐传奇已经堪为取得文体独立地位的小说之最初范本。
结合具体的唐传奇文本，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解释。
一、从创作主体来看，作家们能自觉能动地进行作品创作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还是稗官野史记载留存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都不能算是自觉能动的艺术创作。
具体来说，神话是原始人类幻想和想像的产物，反映的是原始人类企图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愿望，是以原始社会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可以将其视为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与小说有一定的渊源，但它并非作者意识的结晶，因此算不得小说；史传文学虽然包含着小说的诸多要素，但其作者最直接的目的在于记言记行，成一家之言，更多的是对史实的记录，鲜有主观情感的作用。
汉魏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虽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体内容，但因其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以及佛教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故而谈不上单纯致力于文学的创作；与之同时代的志人小说则又是招募文人雅士编纂旧文并装订成册以供士大夫消遣清谈的产物，也同样算不得自觉能动的艺术创造。
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说：
“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从唐代开始，创作主体便开始有意识的进行文学创作，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应当算是一大飞跃。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所谓的“有意”便是说作为创作主体的传奇文作者能够自觉的以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为载体，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刻画来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或展现主观的社会理想。
这就要求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作者想象和虚构的才能，从而使故事更生动，艺术形象更典型。
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李娃传》、《枕中记》、《上清传》、《红线传》、《东城老父传》、《开河记》等篇目以真实的生活为基础，经过作家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情感的植入，使得这些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创作。
唐传奇虽内容丰富、取材广泛、篇目繁多，但根据作者的创作目的和褒贬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一）大胆批判士族婚姻制度
现存的唐传奇中篇目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婚恋题材的作品，诸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离魂记》、《柳氏传》等均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名篇，这些故事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感人的故事情节，让人们展示了唐代世家大族婚姻制度的丑恶和对真挚爱情的摧残。
隋唐时期,随着高门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相继丧失，其对婚姻的维护变得尤为重要。
隋时，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取消士族世袭为官的特权，并在人才的选拔上开始实施科举制；在经济方面，文帝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进一步瓦解了门阀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占田荫客制。
到了唐初，正如《唐会要》所载，旧士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贫贱”。
这句话一方面说明旧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衰落，门阀政治的结束，另一方面也说明旧士族仍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为了保住社会地位，旧士族利用内部的婚媾组成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身份集团,尽可能地“自为婚姻”,不外娶也不外嫁，力葆门当户对,与圈外之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用这种方式来维持旧士族曾经显赫的家世与声望。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籍属教坊”的伶人妓女毫无悬念的成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沉沦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他们与常来买醉买笑的年轻士族公子虽然是金钱与声色的交易关系，但从“郎才女貌”的观念出发，不能排除双方突破单纯的买卖关系而产生炽热爱情的可能。
但由于二者的社会地位悬殊，他们的爱情往往是悲剧性的，而其根源就在于士族的婚姻制度。
在爱情题材的传奇作品中，写妓女与进士恋爱而以悲剧结局，最具代表性的，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它写的是娼门女子霍小玉与进士李益恋爱婚姻的悲剧性故事。
传奇中的霍小玉相传是唐宗室霍王侍婢所产生的幼女，因她出生“贱庶”，霍王死后，就同母亲一起被赶出王府，易姓为郑氏，落魄为妓。
进士李益为霍小玉的美色所倾倒，狂热地追求她；刚开始进入社交活动的霍小玉，也为李益的诗才所吸引，把少女纯洁的爱情献给了他。
她们母女并没有贪图李益的钱财，只希望终身有所寄托。
李益也曾向霍小玉立下海誓山盟，表示要与小玉白头偕老。
当李益去郑县做官时就变了心，顺从母命，与名门望族之女卢氏订婚，对霍小玉来说，被抛弃的威胁即将成为了现实。
李益的负誓背盟，不仅是其个人品质的问题，也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他生活的环境使然。
【】但对故事的背景稍加考量便会发现，在大历（766-779）年间霍王李元轨（？
-688）去世至少八十年,不会有一个年方十六的庶出女儿。
霍小玉这样假托高门、自抬身价只是为了缩小与她深爱着的“门族清华，少有才思”的士族子弟李益之间的阶级鸿沟，但她也同样清楚，这种欺瞒并非长久之计。
于是有了下文的“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
‘妾本倡家，自知非匹。
今以色爱，托其仁贤。
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
极欢之际，不觉悲至’。
”小玉此时表现出的忧虑是很有道理的，现实生活中与之同为娼门的诸多姊妹的不幸遭遇使得她能在热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门阀制度的限制会使她终有一天如同秋凉时节的蒲扇一样被抛弃。
在这种情况下，李益当即表示“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
”，姑且认为李益引谕山河，指诚日月是出于对小玉的真爱。
到后来李益授职郑县主簿，即将走马上任的时候霍小玉提出了在她看来最有可能得到满足且已然算是最幸福的愿望——“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士之秋，犹有八岁。
一生欢爱，愿毕此期。
然後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
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於此足矣。
”李益被这番话感动的“不觉涕流”，并“皎日而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
可能连李益也没有意识到他会撒谎，霍小玉更应当信之为真。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父母之命”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李益的个性，他也断然不会也不敢抗拒母命；况且“卢亦甲族”，卢李结合也符合当时士族婚姻制度的要求。
为了门第族望，为了功名前程，即便“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怀，自秋及夏”也要筹集百万聘财，迎娶卢氏。
当然，小玉那可怜的“短愿”成为泡影自是无疑……
霍小玉的钟情痴心和李益的负誓背盟形成强烈对比，一扬一抑中作者的爱憎情感表现分明。
作者也借霍小玉之口表达了对封建士族婚姻的控诉：
我为女子，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负心若此！
韶颜稚齿，饮恨而终。
慈母在堂，不能供养。
绮罗弦管，从此永休。
徵痛黄泉，皆君所致。
李君李君，今当永诀！
我死之後，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这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子对封建势力和负心汉愤恨至极的抨击之词，纵然身死，也必为厉鬼，让其终日不得安宁；这更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对于士族婚姻的反抗之声，李益固然可恨，但产生李益的社会制度更为可恨。
传奇文《李娃传》故事来源于民间的“说话”《一枝花》。
讲的是常州刺史荥阳公的公子，去京赴试，爱上了长安名妓女李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钱财挥霍尽。
李娃在假母的逼迫下，忍痛割爱，设计甩掉公子，弄得公子只好流落街头，寄身于凶肆，赖唱挽歌以糊口；荥阳公得知此事，几乎把他打死，从此以后，他便沦为乞丐。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公子冒雪沿街求乞，那啼饥号寒的乞食之声，恰好被李娃听到了，她心里很难受，连忙把公子扶进家里，看到公子潦倒困苦的惨状，深受感动。
于是她便向假母提出赎身，自己与公子租屋同居并千方百计使公子成就功名，而当公子要去赴任的前夕，李娃却主动要求公子另娶士族之女，在公子的恳切哀求下，李娃答应相送到剑门。
途中巧遇调任城都府尹兼剑南采访使的荥阳公，公得知事情的经过，也很感激李娃，力主明媒正娶李娃为儿媳，后来李娃还被封为开国夫人。
【】
就这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而言，在那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荥阳公的公子与李娃的爱情其结局显然是不可能像文中所描述的那样美满。
但是，当时的人民，包括出身于寒门地主的作者白行简在内，却对封建婚姻制度很不满意。
所以，作者通过故事情节的安排，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门阀制度的残酷和虚伪，又按照人民的愿望，塑造了李娃这个下层妇女美丽而又崇高的形象，并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无异是对士族婚姻制度的挑战。
吴志达在《唐人传奇》一书中说“称《李娃传》是一曲反抗士族婚姻制度的凯歌，是并不过分的”。
【】
《李娃传》主题思想是深刻的。
红尘女子李娃在郑公子钱财荡尽之后没有顺从假母的意愿将其甩掉，而是表现出纯洁坚贞的爱情，拯救处于死亡边缘的情人，尽心竭力帮助他成就学业，走当时知识分子不能不走的道路，达到贵公子的既定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李娃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利之心。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郑公子的父亲荥阳公，起初要亲手鞭死儿子，但一旦看到儿子做了官，就立刻换了一副嘴脸——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大惊，命登阶，抚背恸哭移时。
曰：
“吾与尔父子如初。
”这正是封建统治者虚伪的阶级本性的表现，作者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揭露。
（二）直面中晚唐时期的社会矛盾
唐王朝自开元、天宝以后，社会矛盾，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阶级、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的矛盾日渐强化，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而“安史之乱”又使得这两对矛盾更为激化，在这风雨飘摇的时代，下层人民毫无疑问的成为了战争的炮灰，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苦难言，诉告无门，最终对统治集团丧失信心。
人们希望出现英雄人物来救民于水火，于是豪侠小说应用而生。
唐传奇中此类小说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主要有《红线传》、《虬髯客传》、《昆仑奴》、《聂隐娘》等，从此类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中晚唐社会矛盾的状况。
在《红线传》中，主人公红线本是潞州节度使薛嵩门下的一名青衣，“善弹阮咸，又通经史”，是个文武全才的侠女。
在薛嵩为疆土不保而“日夜忧闷，计无所出”之时，红线为报主人知遇之恩，挺身而出，主动请缨，深夜潜入敌营。
红线武艺高强且身怀异术，盗取金盒如入无人之地，视田成嗣所养的三千精兵和士卒于无物，只身飞檐走壁的进入目的地，轻巧熟练的举动在深夜并未惊醒任何人。
盗盒成功后，红线“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迅速地完成了任务，助薛嵩抓住田承嗣的把柄，从而平息了两个藩镇之前的战争，化大事为小事，为百姓带来一个安定平和的生活环境。
在这场田承嗣与薛嵩的矛盾斗争中，田承嗣被作为叛逆朝廷、祸害黎民的反面形象来塑造，拥护李唐的薛嵩自然是正义的化身，红线作为薛嵩的奴婢，毫无争议的被划到了正义的一方，这也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事业的。
当薛嵩忧心时局却无能为力的时候，红线挺身而出，表示自己虽然身份卑贱，但也能替薛嵩解除忧患。
于是，薛嵩告诉她：
“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则数百年功勋尽矣。
”红线曰：
“此易与耳。
不足劳主公忧，某暂到魏境，观其形势，觇其有无。
今一更登途，二更可复命，请先定一走马使具寒暄书，其他则俟某却回也。
”嵩曰：
“倘事或不济，反祸之速，又如之何？
”红线曰：
“某之此行，无不济也。
”乃入闺房，饬其行具。
由于红线的这次行动，有力的打击了田承嗣的嚣张气焰，也迫使他收敛了肆意扩张的野心，从而使人民群众免受战乱侵害。
田承嗣给薛嵩的回信虽然只是一纸空文，但却间接反应了作者对平息转乱的期望：
让胡作非为的藩镇诸侯从红线的惩罚性行动中吸取教训，改过自新，解除武装，还天下以太平。
在红线辞别薛嵩时，红线说：
“况国家平治，庆且无疆。
此即违天，理当尽弭。
昨至魏邦，以是报恩。
今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
使乱臣知惧，列士谋安，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
”嵩曰：
“不然，以千金为居山之所。
”红线曰：
“事关来世，安可预谋。
”从一个地位卑下的奴婢之口，道出了人们群众对藩镇割据、连年征战的厌恶和对幸福和平生活的无限向往。
另外，红线的言谈之中表现出来的感恩报德思想以及释道迷信观念虽然是文中的瑕疵，但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风气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这也历史的证明了其创作背景的真实性。
《红线传》主要表现了中央政府与藩镇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而裴铏的《昆仑奴》则主要表现的是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昆仑奴》写了一个名叫磨勒的昆仑族奴仆，排除重重困难帮助主人崔生与一品大员的侍婢红绡结为夫妇的故事：
唐大历年间有个崔生，奉父命去探视功勋盖世的一品大员并与大员的歌妓红绡一见钟情。
红绡以手语示意，崔生回家后因不解其意而惆怅迷惘，其奴磨勒为他解释隐语之意，并依照约定在月圆之夜背负崔生翻越十重垣墙，与红绡相会。
磨勒非常同情红绡的不幸，把她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并与崔生结成夫妻。
事情泄密后，一品大员命甲士捉拿磨勒，磨勒持匕首跳出高垣，纵然箭矢如雨也不能伤其分毫，顷刻之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磨勒虽是一个奴仆，但他聪慧过人，侠肝义胆。
他的作为的意义在于：
把受奴役、受压迫的红绡从一品大员的魔窟中解救出来，并使她和崔生有情人终成眷属。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官员贪污腐化，纵然是“高风亮节”“功盖一时”的郭子仪在生活上也是穷奢极欲。
“一品宅有猛犬守歌伎院门外，常人不得辄人，人必噬杀之。
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
”，这一句便是最好的证明。
歌妓红绡当然也是豪强仗势巧取豪夺而来以供享乐的。
红绡向崔生诉说道：
“某家本居朔方。
主人拥旄，逼为姬仆。
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
纵玉箸举馔，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近绔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
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
所愿既申，虽死不侮。
请为仆隶，愿侍光容。
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
”作者借红绡之口喊出了冲破牢笼，盼望自由幸福生活的呼号，同时也表达了对封建豪强势力的控诉。
在故事的结尾，作者写道“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与洛阳市”，仅这一句，便表现出人民对于英雄的赞美。
这也是人民理想的胜利。
（三）勇于揭露统治者的昏聩暴虐
唐开元后期，唐玄宗以为天下太平、河清海晏，便开始沉溺声色，荒于政务，不断加重对人民群众的盘剥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需要。
唐玄宗的日益昏聩使抱有野心的藩镇诸侯磨刀霍霍、伺机而动，这既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苦难，也自取其祸，葬送了一手创制的锦绣河山。
因此，文学家对于唐玄宗既有同情又有揭露和讽刺。
《东城老父传》和《开河记》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
陈鸿的《东城老父传》是通过九十八岁的东城老父贾昌之口，回忆叙述玄宗朝事：
玄宗在为平王时，就喜爱斗鸡。
即位之后，在大明宫和兴庆宫之间，大修养鸡场，搜索长安出色的雄鸡数千只，选派五百人专门驯养，贾昌由于善于驯鸡，中玄宗意，遂受到异常恩宠，号为“神鸡童”。
“金帛之赐，日至其家”，贾昌的父亲死了，用县中官费为他治备葬器丧车，由释站派夫役护送贾父的灵枢，远远超过了他身份之所应得。
后来，唐玄宗又为贾昌赐婚，娶梨园播氏女，“男服佩玉，女服绣懦，皆出御府。
”潘氏因善于歌舞，又受宠幸于杨贵妃，贾氏“夫妇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在这种影响之下，“上有好之，民风尤甚。
诸王子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努破产市鸡，以偿鸡值。
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
少年儿童贾昌，仅仅是因为善于驯鸡，骤然得宠，滥加封赏，荣华且贵，恩及其父，普天下之人称之为“神鸡童”。
当时人们做民谣讽刺之，曰：
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
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
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
这首《神鸡童谣》对唐玄宗的昏聩腐败、骄奢淫逸进行了绝妙的讽刺——一个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只因为长于斗鸡便青云直上，成为了红极一时的特权人物，这怎能不是天下人唾弃且心寒呢？
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神鸡童”本人，而在于以唐玄宗为代表的贪污腐化、奢靡成风的封建统治者。
作者陈鸿认为“上（指玄宗）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
”这是封建迷信之说，不足取。
但小说通过朝野相竞斗鸡的描述，却对封建统治者荒唐离奇的奢靡生活，作了真实的揭露。
【】祸乱的根源在虚幻的太平盛世之时便已然埋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却浑然不知，最终导致不堪收场的残局。
当年的“神鸡童”贾昌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见证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特别是对于来访之人，他历数往事，发出今不如昔的感慨，用昔日的国家富强、物产丰富、社会安定来反衬今日的家国衰微、生产受损、社会混乱。
为了说明这种变化，贾昌举了两个例子：
一是“小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
行邻比鄽间，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
近者小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
”；二是“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
朝觐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
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
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
”。
虽然贾昌是怀着眷恋之情来表达昔盛今衰的感慨，但却通过上述事实说明唐王朝走向衰败是因为以唐玄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这也正是本片所要揭露的社会实质。
《开河记》主要写了隋炀帝为了一己之私，役使五百余万人开挖运河一事。
开河都护麻叔谋性情残暴、敲诈勒索，甚至让人“盗他人孩儿年三四岁者，杀之，去头足，蒸熟，献叔谋”。
在开河工地上，劳工尸横遍野，“民间有配著造船一只者，家产破，用皆尽，犹有不足。
枷项笞背，然后鬻货男女，以供官用。
”人民怨声载道，对统治者恨之入骨，文中有一段描写武平郎将狄去邪看到隋炀帝受神灵惩罚的情形，虽是迷信，但道出了人民的真实想法：
……（麻叔谋）命系去邪腰，下钓，约数十丈，方及地。
去邪解其索，行约百步，入一石室。
东北各有四石柱，铁索二条系一兽，大如牛，熟视之，一巨鼠也。
须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门洞开，一童子出，曰：
“子非狄去邪乎？
”曰：
“然也。
”童子曰：
“皇甫君望子已久。
”乃引入。
见一人，服朱衣，顶云冠，居高堂之上。
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
绿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阶下。
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牵取阿麽来（阿麽炀帝小字）。
武夫数人，形质丑异魁伟，控所见大鼠至。
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气而立。
堂上人责鼠曰：
“吾遣尔暂脱皮毛，为中国主。
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
”鼠但点头摇尾而已。
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捧挝其脑，一击而碎，有声如墙崩，其鼠大叫若雷吼。
然方欲举杖再击，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
堂上惊跃，降陛俯伏听命。
童子乃宣言曰：
“阿麽数本一纪，今已七年，更候五年，当以练巾系头而死。
”童子去，堂上人复令系鼠于旧室中……
这段描写虽然有很强的宿命论色彩，但其所传达出的人民对隋炀帝的愤怒以及要求上天惩罚暴君的愿望却是真实可感的。
这也警示封建统治者，任其位高权重，只要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倒行逆施，暴虐无道，终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二、从作品思想内容来看，更贴近现实生活，题材更为广泛
从作品内容来看，唐传奇所描写的人物是多种多样的，有落第书生、纨绔子弟，有风尘妓女、大家闺秀，有帝王后妃、官僚士族，有豪侠之士、商贾艺人；有藩镇藩将的跋扈，有女侠豪客之奇行，有关系国家治乱的重大事件，也有音乐伶艺、情长理短的日常琐事。
可以说唐传奇所涉及的生活面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笔锋所向，既对假丑恶的无情揭露，又有对真善美的热情褒扬。
有些传奇作品虽然涉及妖狐鬼怪、怪力乱神之事，是六朝小说志人志怪之风在传奇文中的沿袭，但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当时常见人物，即便是写妖狐鬼怪，如《柳毅传》、《李章武传》等也都富有世俗人情。
唐传奇文的故事情节也较六朝小说更为生动曲折，情理之中却又意料之外。
每篇传奇文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与枯燥乏味的史料相比，更为生动具体，也更有美学价值和认识意义。
唐传奇的思想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这与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有关，更有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政治形势有关。
一些传奇作品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特别是下层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对腐朽反动的政治势力进行揭露和鞭挞，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也有些作品宣扬忠孝节义、封建迷信和因果循环，对这些文本只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就思想内容来看，现存的传奇文本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一）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有反封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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