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羊变成狼的纳粹造人运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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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羊变成狼的纳粹造人运动
把“羊”变成“狼”的纳粹造人运动
纳粹运动自1924年以后，经历了4年低潮。
1928年，魏玛共和国危机加深，希特勒抓住机会大胆出击。
这一年，他在慕尼黑大学的讲演受到热烈欢迎，随后纳粹党又在学生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从此一发不可收。
当时，纳粹党给德国社会的印象，是一个有朝气的青年政党。
1930年希特勒自豪地说：
“没有什么比我们在大学里获得成功更使我确信，我们的思想观念将取得胜利。
”
这是有根据的。
1925到1932年入党者的平均年龄不到29岁，冲锋队街头斗士的平均年龄是17到22岁。
按照希特勒的设想，第三帝国将存在1000年，它将在德意志历史成为“千年帝国”（ThousandYearReich）。
千年帝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谁拥有了青年就拥有了未来”。
1933年11月6日，掌权不久的希特勒在演讲中自豪地说：
“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
你是要死的。
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
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
’”希特勒
作为一个“天才的捕人者”，希特勒有一整套捕获青年的程序。
1938年12月4日，他公开说：
“这些年轻人除了学习德意志的思想、德意志的行为外，不用学习任何别的东西。
当这些男孩10岁时，就应该进入我们的组织，在那里头一次呼吸并感受到一种新鲜的空气。
在4年以后，他们便由少年队进入希特勒青年团，我们让他们在那里再呆4年。
然后，我们绝不能把他们交回到他们老的阶级和阶层的父母手中，而是要让他们立即入党、入劳动阵线、入冲锋队或党卫军、入纳粹主义机动队，等等。
如果他们在那儿呆了2年或1年半还没有成为完全的纳粹主义者，那他们就去青年义务劳动军，在那儿再锻炼六七个月，使他们所有的人都具有一种德意志的斯巴达标记。
六七个月后，如果还有阶级的意识或阶层的自负，那就将他们交由德国国防军去继续医治两年。
当他们在23年或是4年以后回来时，为了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旧病复发，我们就立即将他们再度送进冲锋队、党卫军等组织中去，而到那时，他们的整个生命将再也不会变得自由了。
”从少先队到党卫军，纳粹有无数的组织、机制在俘获着青年，纳粹党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改造学校。
这是一个组织完整的教育体系。
不但有“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大学生联盟”、“青年义务劳动大队”、“少年团”、“少女队”等等，而且纳粹的各种组织都有培养青年的义务，当然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
在所有的纳粹组织中，希特勒青年团是最单纯、最狂热的，他们极少私心杂念、等级观念，一心追求生命的辉煌和德国的强大。
希特勒青年团的前身是创建于1922年的“阿道夫·希特勒少年冲锋队”（JungsturmAdolfHitler），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解散，1926年重建，重点为纳粹招募年轻党员。
1933年6月22日，纳粹通过一项法令解散所有的青年组织，其财产、人员一律并入希特勒青年团。
1936年纳粹又公布了一项法令取缔基督教青年联盟，规定“所有德国青年统统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范围内”，根据这一法令，从6岁到18岁的男女青少年都要被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中。
1938年，独裁者为“他的青年人”做了“一体化”的具体的规划：
6—10岁是“学龄团”，10岁参加少年队，在队旗前宣誓：
“时刻准备着，为我国人民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14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18岁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
1939年，青年团员的人数达887万。
希特勒青年团
这是一个教义明确的教育体系。
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要求：
“除家庭与学校外，希特勒青年团应从德、智、体三方面教育全体德国青年为人民服务并成为人民的一员。
”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是纳粹的教育理念，但一般地说，青年团重在思想与身体而不在知识。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是这样排序的：
“民族国家全部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不是灌输单纯的知识，而是培养健全的体魄。
其次才是精神能力的培养，最后才是知识的传授。
”1937年又在党代会上对青年人说：
“现在正在成长的年轻人，他们受教育是为了忍受清贫，为了做出牺牲，尤其是为了培养锻炼出一副健康且具有抵抗能力的身体。
因为我们相信，从长久来看，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体，光有健康的思想也不能统治这个民族。
……不再是肥胖的啤酒小市民，身材苗条而又修长的青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他叉开双腿神气十足地站在这个地球上，身体健康，思想健康。
”“我要成为一个强悍、专横、无所畏惧、残酷无情的青年。
青春就应该是这一切。
他们必须忍受疼痛。
他们身上不能有丝毫的软弱和温情。
”健康的思想、健康的身体，是纳粹对青年的要求。
希特勒所说的“思想健康”，就是纳粹世界观。
青年团的各级领导以布道的热情向青年们宣讲国家社会主义“宗教”的“教义”问答手册，学校里每周有两节思想教育课；每周一次的“青年之家活动”必须参加。
对于这些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团组织反复向他们灌输种族歧视、元首崇拜、国家至上、驯服观念与牺牲精神。
古代日耳曼英雄的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视死如归的故事、各种“保持德国血统纯洁性”的报告等都是世界观教育的基本内容。
要求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元首和强权——“对您的忠诚就是通向永生的大门”。
对元首的信仰代替了对上帝的信仰。
从“夺取政权日”到“元首生日”到1923年11月9日失败的政变纪念日，几百万青年在一个新的三位一体中充当“国家宗教”的辅弥撒者：
“我们信奉：
德国！
我们信赖：
元首！
我们决心：
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
”政治课之外，甚至在生物课上，主题也是纳粹教义。
有人回忆：
我们在生物课上学到，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是世界上最坏的，比较坏的是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或者雅利安人和吉卜赛人的混血儿，因为这样的混血儿不是犯罪分子就是犹太人，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兼是。
希特勒青年团
希特勒所说的“身体健康”，就是符合战争需要的强壮体质。
在希特勒的新人理想中，强健的体格是必要的：
“我们对我们德国青年的期望不同于过去对他们的期望。
在我们的眼里，未来的德国青年应该是身材修长，敏捷，坚忍，像克虏伯的钢铁一样坚强。
”他要求青年团员更加守纪律、更加干练、更加强健。
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都有崇拜军人的传统。
只要穿上军服，哪怕一个白痴也都成了英雄，一个少尉在他们眼中就像一个半神，他们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的头会没有钢盔。
而纳粹的“体育”不只是身体锻炼，而是通过纪律严格、步调一致的军事化行为规训青少年的身体、行为和意志，彻底驯服人性，克服自由习性，意志坚强、冷酷无情。
在阿道夫·希特勒学校里，除了上课，一切都在命令声中步调一致地进行，“我们的面前和我们的心中是一个大写的‘是’”，“个人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只有步调一致的团体”。
新青年只服从一个人，那就是他们的“超级父亲”希特勒。
其领导人明确说明：
“自由主义者在学校的门上写着：
‘知识就是力量’。
但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我们得知，人民的力量最终还是建立在武器上，在他们能够掌握的武器上。
”年轻人要能够像掌握笔杆子一样掌握枪杆子。
青年团的使命是把这些孩子培养成为战士，为了战争。
早在和平时期，党就向人们灌输说：
“生命就是战斗。
在这个永远搏斗的世界上，谁不想战斗，谁就不配活着。
”战争期间，领导者不仅要求每个人都战斗、投入和牺牲，而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相信胜利和对所有的民族敌人不可调和的仇恨，整整一代人迈着一致的步伐走向它历史上的最大失败。
“全部歌曲——唱的都是关于死。
在敌人面前的死——都是为了祖国等等。
”中国学者萧公权1937年就有所评论：
“约言之，独裁政治以民众之信仰为基础，故自法西斯以至共产主义之国家，均以培养信仰，激发感情为国策中之要图。
其不同者，前者偏重于人格教育，后者较注意于技术训练而已。
独裁国家之教育既以培养信仰为方针，势必轻视理智之自由发展与思想之自由运用。
希特拉（即希特勒——引按）尝谓国家教育之方针，不在灌输纯粹之知识而在培养彻底健全之身体。
心力之发展，当在体力之后，而人格之培养，又为发展心力之先务。
故纯粹知识之教育，乃最后且较不重要之工作。
希特拉是言虽不足以概括一切独裁国家之教育原则，其反理智之趋势则颇足表示其特色”。
反智教育不承认个人有独立见解和判断，其目标只是培养为极权政治所用的四肢发达的专制工具。
希特勒青年团
一代青年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教育，纳粹青年工作之所以比较成功，一个重要的历史和心理背景在于纳粹回应了年轻人对现代文化的不满。
威廉帝国时代的陈旧僵硬的权威和小市民狭隘性，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弥漫的实利主义、生硬的唯理论和幼稚的进步观念等，都在20世纪初引起敏感的年轻人的不满，并被知识界表达和提炼为“西方的没落”、“大众社会”、“文明腐败”等一系列概念。
纳粹文化应运而生，为德国青年提供了另一种替代。
其特征主要有四点。
第一，平等理想。
作为希特勒的孩子，所有人在政治身份上都是平等的。
纳粹青年团的口号是：
“你并不重要，你的人民才是一切。
”不是“我”而是“我们”成为青年团员的身份认同。
席拉赫在宣传时强调：
“在希特勒青年团的上方飘扬着惟一的旗帜，百万富翁的儿子和工人的儿子穿着同样的制服，因为青年们对这一点是没有成见的，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
是的，青年就是社会主义。
”“你们应该越过一切职业等级和社会阶层，越过一切威胁要分裂你们的东西，去寻找并找到德国人的共同性。
”各级团组织用飘扬的旗帜、战斗歌曲和口号吸引青年人，也以平等、公正的理想诱惑青年人。
这并不是说说而已，在希特勒青年团里，一个工人的儿子可以当领导，而工厂主的儿子可能会站在后边随便哪一排里。
从这里，这些青年第一次有了整体的概念。
他们穿着同样的褐色衬衫，唱着同一首歌，喊着同样的口号。
没有人去问：
你从哪里来，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因为他们像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第二，青年文化。
魏玛德国萎靡不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们虽有成熟的阶级斗争意识，却没有维护民主制的有力手段。
在许多德国人的心目中，社会民主党等于德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它是与经济不幸和民族屈辱画等号的，它既没有任何纲领能够吸引中产阶级，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对待可能引起混乱的公众感情，唤起他们对较好未来的希望，使他们感到对民主制负有责任。
魏玛共和国不理解国民在经历了艰难的战争岁月之后需要色彩缤纷的生活，不理解经历了顺从屈服的专制时代后国民需要有自己的理想。
共和国“没有采用新的象征，新的称号，新的国歌，给人民群众带来新时代的生动景象，而是提出了使人厌烦、枯燥无味的纲领。
两千字的基本纲领，没有一个新词或有声有色的语言。
没有给工人以自信心，使他们感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对市民而言，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吸引他们。
人民群众排斥了旧的象征，可是没有新的歌曲和新的旗帜，没有雄辩家和作家，也没有新的装饰和姿态可以取代之。
但是一个国家没有向往难以无限地生存下去，一个国家没有理想，如何能生存”？
纳粹刻意借用革命符号，用意识形态与丰富多彩的“青年亚文化”将世界魔法化，把德国人死气沉沉的生活变得色彩缤纷而又庄严神秘。
德国少女联盟，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分支之一，是纳粹德国唯一的女性青年组织。
飘扬的旗帜、战斗歌曲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和欢呼等吸引越来越多渴望参加活动的年轻人。
在不计其数的纪念日、升旗集会和火炬行军中，青年们高举旗帜列队行进，目光正视前方，鼓声伴着歌声。
有时他们还徒步漫游穿越整个德国。
其中最令人激动的是阿尔卑斯山过夏令营，篝火和住帐篷的浪漫让年轻人激动不已。
当时的一位青年说：
“晚上大家围坐在篝火旁，然后我们一起唱歌。
天渐渐黑了下来，星星在我的头顶上。
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感受，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他们唱得最多的是，是他们的营歌：
如果整个世界变成废墟，我们到底会怎样想？
我们将继续前进，因为今天德国属于我们，而明天属于我们的将是整个世界。
显然，这首歌比席拉赫的《旗帜之歌》更具青春性。
后者是：
“我们的旗帜在前方高高飘扬，我们朝向未来行进前仆后继。
我们为希特勒穿越黑暗艰险，争取自由面包高举青年旗帜！
我们的旗帜在前方高高飘扬，我们的旗帜意味新时代来到。
我们的旗帜永远指引着我们，我们的旗帜比生命更加重要！
”青年团里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它使热情好动的青年摆脱了家庭生活和日常世界的蝇营狗苟、单调琐屑，在集体中体验生命的激情和无私的追求。
持续的活动，不断地灌输纳粹意识，让成员骄傲地认为他们是属于一个经过选拔的组织，通过这种方式，希特勒青年组织牢牢地抓住了它的每一个成员。
后来组织“白玫瑰”的英格·朔尔（IngeAicherScholl）在讲到自己与其兄弟姐妹时说：
“凡是我们可以为此做出贡献的事，我们都愿意去做。
但是也还有其他一些用充满神奇的力量吸引和裹挟我们的因素：
列队行进的青年人队伍，他们高举着迎风招展的旗帜，目光正视前方，敲着鼓，唱着歌。
难道这样的集体不令人心动吗？
”图为希特勒青年团集会上，青年团成员正向希特勒行纳粹礼。
第三，领袖崇拜。
平等、充满青春气息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又是最容易服从命令的。
当年的团员回忆：
“通常，德国人民在传统上就服从权威尊重统治者，他们把统治者看作是能照料他们的慈父一般。
魏玛共和国不被多数德国人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普遍感到它似乎没有一个人能牢固地进行统治。
希特勒很聪明地利用了人们这种领导人的向往。
我们在希特勒少年队的最初一天，就接受了一个自然的法则——特别这个法则又是我们在学校所受过的教育——那就是，一位领袖的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即使它们看起来是苛刻的、带惩罚性的或理由不充分的。
这是避免混乱的唯一方法。
”通过研究美国的广告和一战时期协约国的宣传战，原本有一点艺术才能的希特勒练就学懂了一套操纵群众的本领。
纳粹党早期领导人奥托·斯特拉塞记得：
“希特勒能够像地震仪——或者无线电收报机——那般精确地测知人们心脏的搏动，所以能以并非有意识所能达到的肯定程度把整个国民的最隐秘的愿望，最不易测知的直觉、苦恼以及个人的反抗心理像传声筒似的说出来。
”纳粹青年文化的主题不是个性、自主、独立，而是服从、坚定、冷酷。
“为民族、为元首、为祖国而献身”，“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等，是青年人的理想之歌。
加入青年团的誓词如下：
这以血染成的旗帜，象征着我们伟大的元首。
我在这旗帜下宣誓，必将自己所有的力量都奉献给祖国的拯救者——阿道夫·希特勒。
我时刻准备着，愿意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他，请上帝帮助我达成这一使命。
完成了这一宣誓后，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行为准则就是“元首命令，我们服从”。
这种服从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下对上的服从，而是无条件地追随元首去改造世界，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
所以青年团的一个领导人就要求：
“阿道夫·希特勒决心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我们的道路具有明确的目标，我们面前和我们心中有一个大写的‘是’。
我们要越过这个腐朽的、没落的旧世界，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新型的青年要意志坚强、冷酷无情，政治上与组织联系在一起，以整齐的步伐努力实现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越过一切联盟和小团体的陈旧的东西，新青年只服从一个人，那就是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
第四，反智主义。
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尽情表达了对教师的蔑视。
1933年7月，在一个体育节庆的讲演中，希特勒又以身体来对抗知识：
“过高评价知识的价值不仅导致了对形体和体力的漠视，而且最终也会导致对体力劳动缺乏尊重。
这个由病人繁衍和保护的年代必然会导致整体的病态——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态，还有思想上的病态。
对于他而言，那些轻视身体力量和健康的人已经变成了智力畸形的受害者了。
”在纳粹的教育方针中，与知识相对的有三个要素：
身体、体力劳动和世界观。
对身体的迷恋导致对军人作风甚至野蛮行为的欣赏，部分地也借助了“人生自少尉始”的普鲁士尚武传统。
对体力劳动的鼓励不但基于经济社会的考虑，同时也是“土地与血夜”神话的延伸。
纳粹青年团员必须到工厂或农村经受“锻炼”。
1939年12月《帝国青年服役法》颁布后，农村地区的青年团团员每个夏天都得参加农业生产。
这固然是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是纳粹党的必然要求。
“三分之一世界观教育，三分之二体育课”——这是纳粹青年领袖席拉赫1934年为德国少女联盟，实际上也是对所有德国青年教育规定的内容。
总之，在身体、劳动和世界观面前，知识是最不重要的。
纳粹青年文化是愚民文化。
希特勒时代的年轻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受到国家的全面控制，其人生观、世界观已由纳粹掌控，因此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志愿为希特勒的梦想而赴汤蹈火，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
霍华德·贝克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
“爱德国的一切变成了恨非德国的一切，浪漫的理想主义变成了对思想的轻蔑；对身边价值观的忠贞变成了对其余人类所持有的价值观的否定；坚定的独立王国性变成了虚张声势、好战凶猛的侵略；对当选领导人的忠诚变成了对暴君盲目的服从；对健康身体的尊敬变成了‘我们用我们的血液思考’这一公开的反理性；对孩童的热爱变成了对炮灰的培养。
”
洗脑有效。
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是纳粹政权必不可少的支持。
在诺伊恩加默集中营，法国人勒努阿尔刚偷了一下懒，就有一个放学的孩子向看守告发，“我还没来得及回到干活的位置，冰雹般的鞭打便落在我的背上和肩上。
那孩子因完成了德国年轻人的爱国义务而露出高兴的神色，他的同伴为他叫好”。
少数青年可以在国家和人民的激励下出卖自己的父母，一些有良知的父母就是因为孩子的揭发而被抓进集中营，有的甚至被孩子杀害。
在反犹太人运动中，最残忍的任务往往是由青年人完成的。
1945年底，英国一份杂志刊载了一位英国军官与德国少年的谈话记录：
问：
你相信国家社会主义吗？
答：
当然相信。
除此之外你还能相信什么？
我的父亲是海军的将军，我父母都信奉纳粹。
我们学校教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希特勒青年团教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党卫队教的是国家社会主义。
…………我今年十九岁，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现在，我开始知道有其他了。
我将开始上教堂，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
我父母过去是不准我去的。
现在，我想可能在那儿找到些什么。
在战争中，青年们通过他们的投入对战争的延长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参加收割，辅助对空防御，充当前线通信兵，投递食品配给票，分发宣传资料。
女孩子为多子女的家庭做家务劳动，在红十字会或者行政机关帮忙；男孩子则在燃烧的城市充当消防队，或者在“武装军事训练营”里进行被召入德国国防军之前的最后的军事训练。
兵役法规定年满18周岁开始服兵役，但德国需要兵员。
1941—1942年度征召的新兵改为刚刚进入18岁的青年，1943—1944年再改为刚刚进入17岁的青年，1945年，甚至有刚刚进入16岁的青年就走上火线了。
在溃败前夕的柏林，连12岁的“纳粹少年团员”也得参加战斗。
司空见惯的暴行迫使他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出宁死不屈或麻木不仁，而青年人更不怕死，因为他们没有考虑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943年，作为献给希特勒的“生日礼物”，继席拉赫之后任纳粹青年部部长的阿图尔·阿克斯曼组建了第十二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其2万名成员全部是1926年出生的团员，他们穿着潜艇成员的黑皮制服，并且别具一格地将女朋友的名字漆在坦克上。
这些士兵年纪虽小，但狂热勇猛和对敌残忍却胜过其他武装党卫队。
1944年6月，该师被调到法国诺曼底前线，此时他们的军事训练还没有全部完成，装备也很糟糕，没有必需的汽油和必需的车辆，但全都士气高昂，许多掷弹兵身系炸药跳上盟军坦克与其同归于尽，一个月内就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士兵。
他们的无畏和残忍给盟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战后一位英军士兵回忆道：
此后我们开始走霉运了。
我们遇上了一支第十二装甲师的部队，他们疯狂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投降，我们不得不杀死他们每一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1945年5月8日向美军投降时，为了荣誉和自尊，他们拒绝接受美军要他们把白旗挂在车辆上的要求。
洗脑的效果有限。
实际上，任何集权体制都不能完全在思想上掌握国民。
慕尼黑的青年团团员汉斯·朔尔（HansScholl）参加纽伦堡的党代会后，充满失望之情。
因为在纽伦堡，“操练与单一化已经被植入个人的生活当中。
而汉斯所希望的，却是每位年轻人都能开发自己的独特潜能——每个单独个人都应该发挥想象力、新构想和自己的特质，使团体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充实。
然而，纽伦堡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却都是拿着固定的模式来依样画葫芦。
那边日日夜夜讲的都是‘忠诚’，可是忠诚的第一步却应该是：
忠于自己……天哪！
汉斯的脑海中已经开始出现强烈的杂音”从此开始，汉斯滋生了反抗的念头。
1943年与妹妹沙菲（SophieScholl）一起以“白玫瑰通信”的方式进行反纳粹宣传，并组织了第三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反纳粹游行。
正如现代史上的所有洗脑运动一样，纳粹运动中的主动分子与反对分子总是少数，不会超过百分之十，更大多数的人或者是随大流，或者是旁观者。
旗帜、口号、集会和游行固然能唤醒参与的激情，但回到家的德国人还是要过普通人的生活，油盐柴米比主义和信仰更必要；只要与意识形态灌输相伴的国家机器一放松，大多数追随者也就自由散漫，追求自己的生活。
1945年后纳粹破败时，有几个纳粹青年为希特勒殉葬？
所以羊能否变成狼，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明思历史，洞见未来——只要讲的是事实，则永远是对的！
放松身体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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