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环境与发展经验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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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环境与发展经验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doc
加拿大环境与发展经验
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Canada’s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Experience
andRelevancetoChina
阿瑟·汉森（ArthurJ.Hanson）
导言
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庞大的人口规模、不寻常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将塑造出一条独特的环境与发展道路——这或许是世界所有国家中独一无二的。
不过，中国在自己建立并实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时，明确表达了借鉴其它国家经验的意愿。
加拿大（图1）在环境问题上已经与中国建立了非常重要的联系。
这么做的原因可能包括加拿大在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国际合作中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加拿大和中国具有影响的个人和组织在此领域的良好关系、两国之间某种环境相似性以及加拿大过去在国内、国际和区域论坛上在环境管理方面发挥的强大作用。
这些联合环境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中加环境可持续性管理合作项目。
该项目借鉴加拿大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将这一主题引入中央党校和四个省委党校的工作之中。
本报告对各种项目活动的支持是它尽可能明确阐述了加拿大在环境与发展方面的经验为什么可能对中国有价值，包括其中的理由和认识。
报告涉及三个关键问题：
∙加拿大在其决策过程中为何采用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方案？
∙加拿大的经验为何是成功的？
∙加拿大的经验为何适用于中国？
在开始时，必须注意的是，加拿大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在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方面仍处在陡峭的学习曲线上。
此外，绝不是说加拿大的任何特定经验能够被中国直接采纳。
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
不过本报告的基本假设是加拿大的许多经验应该具有一定的潜在价值。
要想充分解决三个问题，需要了解：
加拿大的环境状况和变化的特点；影响治理成果的内部和外部重要驱动因素；加拿大在体制改进、政策管理和环保技术发展等方面创新和试验的关键领域；以及过去几十年中加拿大人和加拿大机构在加拿大国内和国际上发挥的领导作用。
图1.加拿大地图，包括海上专属经济区边界。
（来源：
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Commons））
加拿大环境与发展简史
按国土面积，加拿大是世界第二大国，它的边界面临三大洋，并且是全世界淡水面积最大的国家。
它拥有世界森林资源约10%，其中包括北方针叶林总面积的1/3。
然而，加拿大人口只有3300万。
这种自然资源财富和小规模人口基数的组合形成了加拿大关于环境管理和经济机遇的观点。
欧洲人在加拿大定居并开发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过去400年间，加拿大发展了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主导伦理体系。
这种伦理体系和做法假设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盈余可供出口，用于从自然资本向它形式的资本转换。
一般而言，这种主导伦理体系——源于欧洲的殖民主义和法律、对科学技术解决方案的信仰，并由强大的市场需求培养——与加拿大原住民族更古老的传统迥然不同，后者基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密切的关系与和谐。
这些不同观点仍在协调之中，往往是通过土地与资源要求协议的方式。
加拿大直到1867年才成为一个国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宪法问题和其它问题，其中包括联邦和省政府在环境保护和管理上的责任分担机制。
然而，在环境决策的公民投入方面以及地球空间信息学和其它环境监测与管理技术领域，加拿大现在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建立的一些城市在生活质量方面排名非常高，并成功地解决它面临的一些最困难的问题，例如酸雨、工业用地的水污染，以及高污染城市棕地向宝贵生存空间的转化。
20世纪环境观点的演变。
加拿大崛起为一个国家之后，就逐渐向一种新的环境与发展关系过渡。
这在20世纪前40年表现为侧重于土地、野生动植物、森林以及某种程度上湖泊和河流的保护政策、加拿大和美国边界地区环境问题、以及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尤其是清洁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大多数加拿大人居住在距离美国边境几百公里范围内的地区。
这个区域发展迅猛，包括加拿大大部分农业用地、工业中心和主要城市中心及交通运输网络，因此也成为环境规划与保护方面绝大部分努力的发生地。
我们必须认识到加拿大许多土地和水域是由联邦、省和地区政府直接控制的，其中包括被出租或划分为林业等特定用途的国有土地。
而像中国一样，10%以上的加拿大土地被划分为公园和其它生态保护区。
因此，加拿大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方面达成的各类协议，可以在创造环境成果上发挥非常强有力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环境保护滞后。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污染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杀虫剂对鸟类的影响开始彰显，化肥和污水（富营养化）对加拿大湖泊、河流和海洋区域的影响日益严重，一些城市如哈密尔顿（加拿大钢铁生产中心）和萨尼亚（化学工业）的工业污染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由此产生的民间社会的抗议和关注迫使政府和业界做出反应，有时是通过某些新组织，例如污染调查组织（PollutionProbe）和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20世纪70年代可以被定性为制度变革时期，产生了许多新的法律和监管行动。
尤其是在20世纪的前60至70年里，加拿大人有时将他们的国民生活视为做“劈柴挑水”——换句话说，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开发。
逐渐地，这种观点转变为一种具有更广泛价值观的国家愿景，涉及“后工业”民主社会中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
下一波环保行动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由许多新因素驱动。
其中包括人们日益认识到湿地等生态系统以及被纸浆厂和石油泄漏污染的沿海地区所遭受的系统性破坏；大西洋和太平洋水域渔业资源的衰退；五大湖区生态系统的破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森林的完全砍伐，以及其它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和城郊地区，城市扩张和耕地与栖息地的丧失成为主要的问题。
这时候巨大的努力也产生了新的区域性解决方案，例如酸雨的清洁。
酸雨问题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业活动造成的。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加拿大受到了额外的国际压力，要求它改善环境记录。
许多这方面压力起源于西欧，包括中止林业、毛皮和渔业产品贸易，以及其它一些措施。
不过，也是在这段时期，加拿大在与其它国家交往的过程中表现最为积极，在可持续发展中担任各种领导职责，促成了新的国际举措，例如里约地球首脑会议上的多边环境协定。
加拿大国内环境政策和体制发展的许多创新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例如加拿大国家环境与经济圆桌会议（NRTEE），设立了对议会负责的联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专员（CESD），以及由全体内阁部长签署的整个联邦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在省一级和各个城市，签署了环境清理和新层面的私营部门承诺（包括商业银行承诺不批准对环境有害用途的贷款）有助于加强环境管理制度。
然而，20世纪90年代也是以不受约束的市场为基础的增长时期，只有有限的环境监督。
出现了有时备受争议的新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和转基因食品农作物。
即使旧的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例如五大湖区中的内分泌干扰素等污染物。
东海岸鳕鱼渔业令人震惊的衰退、地面臭氧污染以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传输到北极环境等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要求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开展新形式的合作和行动。
加拿大人第一次开始认识到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世界各国之间是如何的相互依存。
新世纪，新问题。
迈入21世纪，出现了对环境与健康问题新的共同关注，如何有效保障全体公民的环境质量成为加拿大发展问题的核心组成部分。
人们也意识到气候变化将在未来的经济决策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加拿大已经在经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北部，北冰洋冰盖出现了融化迹象，其它影响还包括北美爆发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虫害，导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其它地区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
公民们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关注，加速的政治行动现在看来有可能涉及气候变化相关问题。
最近一段时期，对于自己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加拿大的看法出现了又一次转变，声称加拿大是世界“新兴能源超级大国”，更加重视位于加拿大北部地区的一系列资源。
这些问题比较复杂，往往具有区域和国家级的经济意义，例如大规模油砂开发和其它碳氢化合物的开发，尤其是在加拿大北部。
这种新的愿景将需要新的办法来处理加拿大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气候变化时代，它们涉及更极端条件下的发展。
向别的国家学习。
加拿大的成长和繁荣离不开它分享北美大陆的地理位置（尤其是它的北美市场渠道和美国环境问题的影响）以及它与欧洲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加拿大的国内措施和国际合作深刻体现了这两大因素的广泛影响。
加拿大常常借鉴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科学知识、制度方法和环境管理做法。
它这么做的同时也考虑了加拿大的价值观和行政做法。
加拿大在设计自己的干预措施前，经常等待其它地方尤其是美国和西欧环保政策的实施结果。
因为加拿大的生态系统和移栖物种、贸易和旅游都与美国息息相关，所以环境方面的许多协定和议定书无可避免地必须通过与美国的双边谈判进行，有时还是包括墨西哥的三边谈判。
这些都加强了加拿大的整体环境与发展做法，其中有些已树立了重要的国际先例。
加拿大为何采用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方案？
下列六个因素对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现状有强烈影响。
每个因素的影响力时消时涨，因此各级政府倾向于处理具体问题，它们与危机情形有关，或者是国际压力或政治机遇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有两点很清楚。
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均未随时间的推移而消退。
而新的因素正在出现，例如那些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因素。
制定一种管理方法（stewardshipapproach）以确保加拿大有重大经济意义的自然资源基础可持续性的需要。
加拿大的欧洲人定居史是以自然资源开发者的一波又一波浪潮为基础的，他们所面对的自然资源似乎是无限的。
但是在过去150年以来，加拿大人和政府已认识到这种富饶只是一种假象，常常会带来沉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后果。
不得不处理接连不断的自然资源危机也许是政府寻求更可持续地利用国家自然禀赋最有强力的激励因素。
随着全国环保团体和国际环保团体的兴起，以及许多关心自己传统的土地和资源的原住民部落的干预，水、土地和生物资源管理已成为加拿大各级政府一个至关重要的关注点。
而这种对管理的关注已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带来了创新的环境政策，涉及生态系统和生态恢复、保护区的划定和管理、直接涉及资源使用者的环境合作管理做法等。
解决大规模环境污染情况的需要。
早在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就曾面临国际法律诉讼，涉及冶炼作业产生的大规模污染。
在一宗为国际法设定一个新的进程的案件中，美国苹果果农成功发起了针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特雷尔的一家大型冶炼厂所造成污染的诉讼，控告该冶炼厂的二氧化硫烟雾破坏了他们的果园。
还有许多其它实例，但是安大略省萨德伯里镇尤为突出。
萨德伯里镇是世界最大的单一二氧化硫排放源，一家镍冶炼厂的所在地。
在几十年时间里，露天焙烧矿石的行为使周围地貌变得像月球表面一样荒凉。
而在控制这一局部污染的努力下，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烟囱（381米高）。
这一建筑减少了污染对当地的破坏，却成为加拿大东部一大片地区严重酸雨的来源。
这成为作为控制酸雨的总体策略的一部分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加拿大在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环境问题。
政府投入了许多亿加元清理这种严重情况，使它们成为公共政策议程中无法忽视的问题。
环境健康保护。
无论问题是癌症、哮喘、社区供水的细菌污染、禽流感等新传染病的爆发，还是加拿大北部鱼类和野生动物的化学污染，其中的假设都是它在某种程度上与环境破坏有关，因此必须采取防范行动。
健康是加拿大人的一个关注焦点，而且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应采取适当的步骤来了解所有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包括那些与环境相关的问题）并付诸行动，确保危险物质不进入食品供应。
因此最新的1999年《加拿大环境保护法》（CEPA）主要面向可能有害物质的监管也不足为奇。
随着人们更为了解污染物及其影响，公共卫生在环境方面的总体负担日益加重。
流行对政治人物的血液进行分析，找出其中有多少污染物。
但是要了解影响真正可能达到了什么程度则要难得多。
例如，最近加拿大归类汇总了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第一部环境保护法时期使用的23,000种化学品。
其中约4000种需要进一步关注，因为它们可能有与内在毒性、持久性、生物体内积累等相关的问题，或者最有可能被人们接触到。
加拿大是第一个进行这种完整归类的国家，目前正在逐步检查几百种化学品。
脆弱的物种、生态系统和地貌的保护。
加拿大不是世界上生物高度多样性国家之一。
不过，它是地球上一些最大的野生动物群的家园，有许多独特的物种和十分脆弱的主要栖息地，例如泥炭地和北方森林。
加拿大的一些地区发生了高度改变，例如大草原，而其它如大片永久冻土带和冰川，有可能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加拿大许多海洋生态系统拥有独特的动植物群，它们的各种遗传物质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在极端的温度、压力和化学条件下生存的微生物和其它物种。
加拿大人关心生物、地貌和生态系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价值，即使他们从未能够前往一些偏远地区，包括北部被辟为公园和保护区的广袤土地。
这些价值有时被称为“存在价值”。
任何涉及自然土地的转让或破坏的发展项目都会带来激烈的辩论。
各级政府会收到环境非政府组织广为人关注的成绩单，对他们管辖范围内自然保护管理的年度绩效进行排名。
进展往往缓慢，因为必须协调多方利益，有时其它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势头会超过自然保护。
在过去十年里，另一个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保护区和保护物种以及林业、渔业和其它自然资源用途向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转变。
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生态商品和服务，例如洪水控制，并解决多种重要问题，例如保持迁移走廊，以及保存其它物种所依赖的关键物种。
加拿大已经将它的许多环境法规条例都向着这些较为复杂的生态保护方法转变。
通过《土地要求协议》（LandClaimAgreements）和其它合作管理安排，各个社区现在能够在影响他们当地生态系统的决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要求。
加拿大的人均生态足迹较大，反映了它对水、能源和其它大多数资源的消费水平比除美国以外的几乎任何其它国家都高。
这种高消费水平有多方面原因，但加拿大人不可避免面临着生活方式的变化。
过去建立一种“易于生存的社会（ConserverSociety）”（20世纪70年代末）的尝试并不成功，消费继续增长，尽管人们更加关注循环利用等问题。
工业界在削减商品制造和商品交付过程中资源和能源密集度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通过重新设计工业流程大幅减少污染的努力开始收到良好的效果。
私营部门在有限的政府干预下取得了许多优秀成就。
法律责任和更有效经营的经济利益等其它事项已成为主要驱动力。
由于环境绩效被纳入代表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行动的股市分析师的观测指标体系，“绿色生产”日益成为一种必需。
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通过支持环保创新的“赋权措施（enablingmeasures）”帮助促成了这一进程，例如通过“绿色采购”和对适用于私营部门的环保研发和基于无污染“绿色化学”的新工业过程的支持。
尽管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是强有力的驱动因素，但是在达到令人满意的情况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物质和能源的使用仍需要大幅削减，有时因数达4到10。
不过，随着传统物质来源的减少，或者处于高需求状态，替代品的成本可能很高，尤其是所需能源。
从油砂和深海油井提取石油化工产品就是例证。
而且还必须解决碳截存（carbonsequestration）等新问题。
显然，这是技术创新——以及政策、制度和管理创新——的一个应用领域。
加拿大经济前景以及环境质量和许多加拿大人的生活质量可能取决于加拿大社会是否能处理好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需求。
可持续社区。
对可持续交通网络、供水和污水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公园等休闲环境场所以及周边地区的生态服务的需求已成为各个市政府和城市的驱动力。
现在甚至在这类事务之外都有相当大的利益，要求在建筑和子部门以及棕地环境恢复中包括先进的环保规划和设计——为受污染的湿地创造较高的财政和经济价值。
加拿大城市和城镇的问题包括社会环境问题和自然环境问题。
安全是首要问题，此外还有健康的环境条件和获得良好的生活质量。
城市减贫和儿童减贫是关键的考虑因素，此外还有费用合理的服务、住房和其它必需品。
这些对于大多数社区中的最贫穷人口来说，仍然是个问题。
这些问题加上与规模较小的孤立农村社区相关的其它一些问题，构成了加拿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很大一部分基础。
这些战略已部分接受了可持续发展，因为这是一种承认环境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方法。
加拿大的经验为何是成功的？
坚持一种治理模式，以维护公共利益及公共商品和服务为基础。
加拿大人希望治理为公共利益及公共商品和服务提供保护，作为寻求“和平、秩序和良好治理”（POGG）的普遍关注的一部分。
这句短语包含在加拿大1867年的原宪法中，是加拿大议会立法的根本依据，包括环境保护等主题，其中包含并未明确分配给各省的剩余权力。
“和平、秩序和良好治理”也体现了加拿大人对政府的尊重与顺从，这不同于美国人和其它一些国家公民更为自由的精神。
加拿大人求助于各级政府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们要求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框架来保护公共财产资源，确保为国家的大量土地和资源提供适当水平的管理，并解决环境卫生问题。
加拿大在联邦政府和省/地区政府之间复杂精细的权力分享安排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它们取决于持续谈判和对话，以及统一的举措。
出现困难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例如，在跨边界环境影响（例如在分享一个流域的两个或多个省之间的水质和水量问题）可能被忽视的地方，或者由于经济竞争或不同标准而可能出现污染避风港的地方。
事实上，省政府及联邦政府之间有时通过加拿大环境部长理事会（CCME）等协调机构调解的激烈争论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他们强调有必要做出安排，提供环境监管和评估方面合理有效而不重复的行动，有必要统一标准，有必要针对跨边界问题采取行动，而且有必要解决特定地区（例如沿海省份和受酸雨影响省份）特别关注的主题。
在环境行动中并没有某种竞次行为，而是致力于发展全国各地都能接受的“合理”解决方案。
共同标准的建立从未妨碍任何管辖部门在各自地区增加标准以满足他们所觉察的需要。
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为强有力的环境行动提供了支持。
在过去的40年，加拿大人也为各种广泛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发展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环境已成为公众声音最响亮的领域之一，设定了许多参与的先例，包括地方规划、立法设计、环境影响评估（EIA）等流程以及与新产品和新技术选择相关的具体监管行动。
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省、市各级大多数环境决策只有在考虑了公众意见后才会做出。
对于安大略省人民来说，这已包含在《环境权利法案》之中。
这种公众意见已促使许多决策朝着一种更可持续的发展方法迈进，并且总体而言，有助于各级政府在面对要求维持糟糕环境做法的大力游说时，能够做出艰难的决定。
良好的教育和意识提升为环保目标提供支持。
教育和公众意识的提升对加拿大加强致力于环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个有文化的公民已能够理解甚至更复杂的环境问题，如烟雾污染。
加拿大各所大学和学院已经设置了许多环境方面的项目和课程，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
全国各地的学生们从小学开始就会接触这一主题，往往有机会通过设在社区的环境中心学习。
加拿大有数以百计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环保教育。
不少环保教育工作者在公众心目中有崇高的威信。
例如，加拿大环保事务上著名的传媒人士大卫·铃木（DavidSuzuki）博士在一次公众调查中，跻身于过去150年间十大“最伟大的加拿大人”行列。
加拿大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利用科学、新闻和调查报告，已成为使环境问题引起公众和决策者关注的关键参与者。
基于“好的科学”做决策开创了环境保护机会。
近100年来，环境研究一直是加拿大研究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始于水土保持研究、渔业可持续生产研究以及公共卫生研究。
科学帮助加拿大解决了20世界30年代大草原的沙尘暴环境问题，并在70年代和80年代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关于五大湖区水质以及减少加拿大中部和东部以及美国的酸雨的协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最近，科学知识和传统知识相结合，提供了了解北极适应气候变化需求的基础。
公共和私营部门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大量投入已成为加拿大转向更高层次环保表现过程中的一大优势，它可以
（1）为一些困难的决策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昂贵的环境清理，例如在五大湖区；
（2）提高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估和环境监测中的信息质量，体现干预措施的价值；（3）为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管理开发新的技术方法，如纸浆造纸行业中可消除有害化学品的新型工业制造工艺；（4）通过加深对污染物特性及其毒性表现的认识，优化监管程序。
加拿大环境科学与技术帮助发展了一批“朝阳”产业，如风能利用以及与生物炼油厂和未来氢经济相关的前景广阔的技术创新。
可能通过这种科技应用产生的长期经济优势有助于促使人们把改善环境视为加拿大一种理想的经济活动（国际国内）而不仅仅视为企业和社会的一种附加成本。
来自城市和自治区的自下而上的压力促成了良好的环保政策和上级政府的资金支持。
人民和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关系最密切的是城市、城镇和农村自治区。
生活质量因素的塑造主要是在这个层面上发生，包括土地用途、空气和水污染的监管、污水和废物管理、绿地等休闲场所的保护以及当地生态服务。
加拿大以各城市的生活质量、城乡地区受损生态系统和棕地的恢复以及地方对环境监管的重要贡献而闻名。
一些城市制定了创新性的办法来实现能源效率和温室气体（GHG）减排。
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培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一种重要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可影响省和国家在环境改善方面的决策。
自治区向联邦和省寻求大量资金用于这一目的，尤其是治理环境污染的基础设施。
许多实行了重要的环保法规的联邦或省级政治人物都归功于他们的在地方级政府的经验，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几任总理，他们曾担任温哥华市（该市连续被选为世界最宜居城市之一）市长。
加拿大和加拿大人国际参与的反馈构成国内环境行动的压力。
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期，加拿大人及加拿大组织和商业企业在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框架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例如《生物多样性框架公约》等公约和法律以及许多自愿性安排，例如《化学工业责任关怀计划》、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负责任渔业倡议。
加拿大人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多种显著的国际地位（例如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Strong）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以及再次在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会议上的领导；以及吉姆·麦克奈尔（JimMacNeill）担任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部第一任部长，后来成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执行董事）？
部分答案很简单，就是加拿大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发展所做的坚定承诺。
其次，加拿大在包括环境在内的许多事务上定位于欧洲和美国之间，被其它一些国家视为是有益的。
第三，加拿大通过其行动建立了足够的信誉，被视为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一名早期领袖。
事实上，也就在加拿大人、有时是加拿大政府通过国际协定推动负责任环境行动的具体措施的时候，在加拿大国内，由于签署了这些协定和新方案（例如《21世纪议程》），产生了改善环境管理的巨大压力。
因此，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协定等国际倡议创造了新的要求，包括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更加一致的经济政策。
这种压力持续至今，影响着政府、社区和私营企业。
加拿大在全国明确实施了环保农场计划，促使加拿大和国际舆论感受到加拿大农民正跻身于世界上最具环保责任感的人群行列。
加拿大的经验为何适用于中国？
这一节将扩充本报告前面部分所述要点和部分实例，旨在找出加拿大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经验可能适用于中国的方面。
这一分析不可能很复杂，所以只做了有限的努力来判断加拿大经验与其它国家经验相比是否可能在某些方面多少更适用于中国。
提出了六个关键主题。
两国具有可比的地理和生态规模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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