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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论

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编史方法、基本内容、主要功能

引言

1、编史学

在英语中，Historiography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

1.被人们所写出的历史；2.对于历史这门学问的发展的研究，包括作为学术的一般分支的历史的历史，或对特殊时期和间题的历史解释的研究。

对于此词，国内有不同的译法，本书将其译为“编史学”。

当然，这种译法也可能带来让人望文生义的误解，所以，这里先要对编史学的概念作一些简要的讨论。

如前所述，讲英语的历史学家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编史学这一术语。

在宽泛的意义上，它指一般的被人们写出的历史，是撰写历史的活动，在某些场合，编史学家（（historiographer）甚至可以是历史学家（（histoiran）的同义词，但这种用法现已较为少见。

这是一种传统的用法，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

直到现在，许多历史学家也还常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此词，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已被另一个更简短但又多义的词——“历史”（history）所取代。

狭义地讲，编史学这一术语在英语中指对于历史的撰写，历史的方法、解释和争论的研究。

虽然对于史学史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的领域，向前也可追溯到公元前，但直到大约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史学史的研究才趋向于成熟，一种对历史这门学科的历史的分析性和批判性的观点才确立起来。

相应地，英语中编史学一词与史学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这种用法的起源较晚，大约在2。

世纪初才出现，而且这与19世纪末德国史学史家们频繁地使用德语的Histoiographi。

一词有间接的联系。

在20世纪，在英语世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史学史的价值所在，尤其是认识到像其他的文化形式一样历史著作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必须将其放在产生它们的文明的背景中作为人类思想史的一个方面来考察。

同时，随着史学职业化.对历史解释的争论也逐渐增多，人们愈发感到需要一个专门的术语来表示对史学争论的研究这样，编史学词便更多地在第二种意义上为人们所使用。

在随后的发展中，编史学与史学史相关的这种用法的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展。

编史学的研究范围延伸到当代，包括分析和研究历史学中当前的各种思潮，力图帮助史学家们发现他们的研究兴趣、方法等等与范围更广的思潮的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编史学也成了一种“批判的工具”，并与历史哲学（philosophyofhistory）的研究范围有了很多的重叠。

在我国，学术界常用“史学理论”一词来指那些非原初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又与一些史学基础性问题（包括历史哲学）有关的研究。

这种“元”史学的研究，与编史学的所指是相近的。

当然，国内“史学理论”界所关心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与国外的编史学研究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在作了以上的讨论之后，便可以较为明确地讲，本书书名所指的编史学，就是在第二种扩充了的意义上的编史学。

在史学界，有时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编史学研究不是第一流的学者所从事的工作，仿佛其工作的价值要低于真正的史学研究（如从原始史料出发的对“历史”的研究）。

在我国，这种观点也是存在的。

对此，这里不准备再作长篇的分析讨论。

简单地讲，编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研究借鉴西方编史学的成果，对于我国史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2、科学史

讲到科学史的概念，首先涉及到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事实上，“历史”的概念是一个多义的概念。

在英语中history（历史）一词至少可以在二种层次上来理解。

首先，在最常见的用法中，它指人类的过去。

而在专业性的用法中，它或是指人类的过去，或是指对人类的过去的本质的探索。

同时，不论是在通常的用法中还是在专业的用法中，这一概念也还指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和描述，也即由人所写出的“历史”（当然，仅仅对于一个事件的各个方面作出按时间顺序的说明还不一定是历史）。

对于历史这一概念的这些不同的理解，在历史哲学中也对应于不同的流派。

例如，在一些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家中，便认为除了历史学家根据原始材料而构造的历史之外，并不存在有“实际”的历史。

但如果不做本体论讨论（这种本体论的讨论将是更有争议且更难达到一致结论的），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像这样的说法也并不是很容易驳倒的。

因而，在西方的历史学界，目前较为普遍地采用的看法，倒是将历史视为人类（当然是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建构，而对本体论意义上的那种“实际”的历史的间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至于谈到科学史，则除了历史的概念之外，还涉及到“科学”（Science）的概念。

“科学”同样也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概念。

在对此做专门研究的科学哲学界，对于什么是科学，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间题，而且尚无为所有科学哲学家一致认可的对“科学”的定义。

但是，在一般的理解中，“科学”至少也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被看作关于自然的经验陈述和形式陈述的集合，是在时间中某一给定时刻构成公认的科学知识的理论与数据，是典型的已完成的产品。

在另一层含义中，科学是由科学家的活动或行为所构成的，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人类的一类行动，而不论这种行动是否带来了关于自然的真的、客观的知识。

一般地讲，在科学史家所关注、所研究的“科学史”中所涉及的“科学”，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上的科学。

（当然，也是不能完全地将前一种意义上的科学完全地排斥出科学史的领域的）

3、科学编史学

在做了以上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说，本书所要讨论的“科学编史学”，即是对“科学史”（historyofscience）进行的“编史学的”（historiographical）研究。

至于科学编史学是否可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方面的争议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领域中的理论性研究对于科学史乃至一般历史学的意义。

这种意义甚至远可推及到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众多相关的学科。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如从学科确立的时间和研究者的人数等方面来相比），科学史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晚生的小学科。

而与科学史的发展相比，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就更显得滞后，研究成果就更少，研究的规模就更小了。

但即使如此，科学编史学仍是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有众多重要的课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具体到在国内进行科学编史学研究，主要的困难有两个，一是在国内查找国外有关文献的艰难，一是几乎对每一个论题都是从零开始学习。

本书自然远未穷尽（也不可能穷尽）科学编史学的全部内容，只是对于笔者认为重要而且在现有研究条件下可先进行研究的若干间题，在西方对这些问题的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讨论。

因此，本书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研究总结，故被名为“初论”。

或者，用早已为人们所用俗了的说法，也可算做我国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引玉”之“砖”吧。

当然，如有可能，笔者当继续为“续论”的问世而努力。

正篇：

科学史的兴起与发展概述

第三条原则是，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历史。

所谓次级的历史是指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正如哲学对自身的批判形成了哲学史，历史对自身的批判也形成了史学史。

—柯林伍德，《自传》

一、对讨论范围的限定

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

在众多古代史书中，很早就有了与科学史有关的史料记载。

从宋代开始，还出现了像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术》这样的医史著作;而到了清代，甚至有了由阮元等人撰写的《畴人传》这样专门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传记专著（其中并有若干重要的西方科学家之传）。

有人认为，我国学者对科学史（主要是中国科学史）的真正研究（而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汇集和简单记述），始于本世纪起始的前后。

<1>但是，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一般地认为，与近代科学诞生直接相关的文化传统也是西方的。

相应地，科学史在其作为一门学科这种意义上，基本上也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土壤。

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正是与西方科学史发展密切相关的理论性问题。

因此，在概要地回顾科学史的发展时，我们也只局限于西方科学史的范围。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绝无科学史的工作（哪怕只是萌芽式的工作），只是说这些内容不在本书所讨论的范围而已。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科学史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从形态、研究方法、侧重点到总的科学史观都经历了种种变化。

正像有人认为理解科学的最好方式之一是学习科学史一样，通过对于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的考察，也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史本身。

然而，“科学史的兴起与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本章的有限篇幅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关于科学史发展的近期情况和现状，则将在本书的其余各章的相关的内容中部分地有所涉及。

至于完整的科学史发展史，那应是一部篇幅巨大的专著才能容纳的课题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科学史家的著作中，对于科学史、医学史和技术史等，有时是分别对待的，这些学科之间也确实有些明显的区别，但在这里找们不作如此细致的区分，而是对最广义的科学史（即包含所有这些学科在内的关于最广义的科学的历史）来作一整体性的概述。

二、.科学史的早期发展

如果从分类的角度而言，可以说科学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子分支。

当然，对于科学史与历史学的关系，直到本世纪才开始有人予以认真的考虑，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一般的历史学与科学史的发展彼此几乎没有联系。

西方的历史学源于古希腊，但科学史最初的形态亦出现于古希腊时期。

几乎从一开始，历史的描述和分析就伴随着科学（当然是广义的科学）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已描述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医学发展的历史（就医学史来说，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古罗马名医盖伦（Galen）也做过类似的工作）。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著作中的习惯是，从对所讲述课题的历史回顾开始论述，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留下了关于早期希腊哲学的历史。

当他想要谈论原子与虚空的问题时，他就先描述原子论的历史，并在想象中与已去世的德漠克利特进行讨论。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历史方法还影响了逍遥学派，例如，他的学生、植物学家德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os）就创立了搜集汇编和注释古代希腊哲学家著作这种历史撰写的方式。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埃德漠（Eudmos），他甚至撰写过天文学史和数学史!

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已轶失，只是从古代末期和中世纪初期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我们才知道其片断。

事实上，当古希腊的数学家们想要解决问题时，一种很自然的方法就是从说明这个特殊课题的历史开始，这被看成是问题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再后一些，在公元5世纪，普洛克劳斯（Proclus）曾撰写过殴几里得几何学的历史;在公元6世纪，辛普利修斯（Simplicius）撰写了关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著作的注释，并对更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的观点给子了说明。

到中世纪时，一些阿拉伯的学者也对科学的历史表现出了兴趣，例如，在11世纪，赛义德·阿尔·安达卢西（Saidal-An-dalusi）在其撰写的科学史中，就已将世界各国的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强调了科学的整体性概念、科学的国际定义和科学作为一种智力冒险的重要性。

此后在13世纪左右，一些埃及、叙利亚的学者们也对科学史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

在16-17世纪，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有关科学史方面的著作开始不断增多。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信徒们在医学史和化学史方面的著作，如丹麦化学家和医生博里修斯（O.Borrichius）于1668年写成的化学史。

这些著作与当时宗教、医学和化学的改革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外，此期间斯普拉特（f.Sprat）的《皇家学会史》01667）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是为了保护皇家会员免受鼓吹亚里士乡德哲学的人士的攻击，以辩护的方式与成的。

在1613年，英国数学家沃利斯（J.wallis）关于几何学的历史与实践的论著，被称作是英国第一部严肃的数学史著作。

而沃顿（W.wotton）于1694年出版的《对古代与近代学术的反思》一书虽然涉及到了人类知识的主要领域，但特别关注一些科学学科，其中尤以对生命科学的论述最为出色，包括对血液循环的发现和近代解剖学的发展的论述。

它被称作是英语中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科学史的最早的单卷本著作。

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上述这些早期的工作还只能算是科学史的雏形，实际上，直到18世纪之前，对于科学史细致的、系统的研究几乎还不存在。

因此，从古希腊到18世纪以前，可以说是科学史发展的史前时期。

三、从学科史到综合科学史

从18世纪开始，伴随着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人们将历史看作是一种工具，认为它在反对古老的封建秩序的斗争中非常重要，18世纪文化的特征是科学与进步，是把科学看作社会进步的源泉，这种对科学与进步的强烈信念也反映在当时的科学史著作中。

在启蒙时期科学史的标志是：

在科学与社会问题方面一种朴素的乐观主义。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感到，如果不懂科学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科学;因为只有了解一门科学的历史，才能使一个对这门科学感兴趣的人知道，在此之前人们已做了些什么工作，以及还留下什么要去做。

这个时期的科学史也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对科学发展真正的历史透视，而更多强调对有关课题的编年细节与概览，科学史研究的典型做法是选择某一个已经确立的学科或学科分支作为对象，并描述构成了该学科当代主题的各种因素是在何时、何地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细致的学科史研究开始出现。

要追溯学科史的发展，可以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

一条线索是，从更早的时期以来，甚至从古代开始，许多专业学术文献和著作中就包含有叙述该学科历史的章节。

而到了18世纪之后，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家们更经常地在其著作中包括了“历史导言”，而且当时这样做是为了将自己的工作置于该学科的历史传统背景中，以强调其独创性和重要性。

例如，达尔文（C.R.Darwin）在其《物种起源》后期的版本中，就对从拉马克到他自己在进化概念上的贡献给出了历史的说明，类似的例子还有像拉格朗日（（J.L.Lagrange）在其数学著作中、赖尔（C.Lyell）在其地质学著作中对历史的叙述等等。

从18世纪到19世纪到20世纪的今天，这种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

当今许多科学专著和教科书中仍常常以“历史导言”作为开始，这种历史主要是为了叙述和理解专著中所涉及的专业内容而服务的。

它们也常常包括有重要的观点，因而对于科学史的研究者们来说，这种“历史导言”是一类重要的文献，但由于作者是科学家而非专业的史家，所以，从现代的某种观点来看，一些科学史家不认为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史，或至少以需要批判地阅读才行。

学科史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一批对一些专业学科的发展作了较系统研究的著作，当然，作者们仍是科学家，而不是（而且在当时也还没有）职业科学史家。

在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中，首推以发现氧气而闻名的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利（（J.Priestley）的两部著作:

《电学的历史与现状》（1767）和《关于视觉、光和颜色发现的历史与现状》（1772），法国数学家蒙蒂克拉（J.E.Montucla）的（（数学史》（1758）（这是到当时为止对此课题最详尽、准确的研究，事实上，此书包括了力学、天文学、光学和音乐的内容，因为当时这些学科被认为是数学的分支），以及法国天文学家巴伊（（J.S.Bailly）的《古代天文学史》（1775）和《近代天文学史》（3卷，1779-1782）。

像这样一些著作在今天的科学史研究中还常常为人们所参考使用。

普里斯特利本人曾表述过他研究科学史的动机。

他认为，与欧洲文明的任何其它特征相比，除了它综合性的力量之外，科学更能以进步的思想使启蒙运动让人满意，历史显示出来的这种进步不仅令人愉快，而且更为道德，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过去的伟大发现并非是无与伦比的天才们的工作，而是由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们所做的工作。

但是，此时的科学史还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标准，而是更多地要为当时的需要服务，例如，普里斯特利更把科学史看作是对尚未解决的问题已研究到了什么程度的一种估量，而巴伊则认为科学史往往是关于我们已做了些什么，以及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的报告而已。

此外，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一批德国的学者们对学科史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包括格迈林（（J.D.Gmelin）的（（化学史））（3卷，1791-1799）、卡斯特纳（A.G.Kastner）的（（数学史》（4卷，1796-1800）、菲舍尔（K.Fischer）的《物理学史》（8卷，1801-1808）和贝克曼（J.Beckmann）的《发明与发现史》（4卷，1784--1805）。

到19世纪后，这种德国传统的学科史的撰写方式又有了更多的继承者，继承者们著作的质量当然胜过了前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以历史学家兰克（L.Ranke）为代表的柏林学派的影响。

在此期间，出现了像柯普（H.Kopp）的（（化学史））（4卷，1843-1847）、施普伦格耳（K.Sprengel）的（（植物学史》（2卷，1817-1818）、达伦姆贝格（V.Daremberg）的《医学科学史》（2卷，1870）,拍根多尔夫（J.Poggendorff）的《物理学史》（1879）和坎托（M.Cantor）的《数学史教程》（4卷，1880-1908）等一系列的学科史著作。

在19世纪后期，一些德国学者还参加了多卷本《德国科学史》的编写，撰写了一些学科史作为这部巨著的各分册。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提到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马赫（E.Mach）所撰写的《力学史评》（1883）,《热学史评》（1896）和《物理光学史评》（1921）等学科史著作。

马赫的史学著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将科学、哲学和史学的思考融为一体。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学科史硕果累累的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外，还可以列举出其它许多，如:

德朗布尔（

如果将时间放宽到20世纪初的话，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或许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有像弗罗因德（（I.Freund）的《对化学合成物的研究，其方法与历史发展》（1904）和惠特克（（E.J.Whittaker）的《以太与电的理论历史》（1910）等。

当然，这里所罗列的著作名单远远不是完备的。

这样一种学科史的研究传统直到今日也仍未中断，其发展的趋势是研究得更加深入、更加细致，当然，与19世纪以前的学科史相比，在研究方法、目的等等方面又是相当不同的。

尤其是，在当今科学史家的目光转向个别学科分支的精细历史研究时，他们也研究那些有关时期中实际存在的领域，同时也意识到当时其它学科的状况。

至于19世纪以前的学科史，作者们主要是为专业科学工作者和学习科学的学生们而写作的。

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担心对科学的历史解释对科学与哲学的综合，以及科学与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之间关系的间题。

只有少数杰出的学者能将专业与一种真正的历史感和历史知识相结合。

由于它们很强的专业性，除了专家之外，一般人也很难接近这些著作。

就科学史的总体发展来看，一个重大的转折是综合性科学史的出现。

要追溯这一转变的出现，首先可以从哲学观点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影响谈起。

早在17世纪，培根（F.Bacon）就指出，对于那些想要发现人类理性本质和作用的人来说，学习历史是有目的的。

培根的研究者罗西（P.Rossi）曾评论说:

“按照培根的观点，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符合当代需要的新哲学，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获得一种坚实的知识，即关于我们所要取代的哲学的起源和信仰的知识。

因此，在进步和增长中，他引申出来一种历史探究的方法，就是把现存的每一种哲学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它的发展以及它同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联系来进行描述。

”

在19世纪，出现了第一部综合科学史，即英国科学史家休厄耳（W.Whewell）的《归纳科学的历史》（1837）。

正是从综合史的角度，有时人们评价说这是近代最早的一本科学史著作，它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都保持了经典的地位。

这本书的书名也反映了休厄耳对培根的观点的信奉，即强调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归纳的科学。

影响了休厄耳观点的还有19世纪英国天文学家赫谢尔（J.Herschel）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

休厄尔试图对归纳科学的历史发展作出综合的估价。

但他的科学史是在许多甚至当时就已过时了的二手文献基础上写成的，是一种为了哲学的目的而写的科学史。

他的目的是要发展一种对于科学的哲学理解，试图以历史为基础，从中提出一种准确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要在历史背景中去理解科学。

此外，休厄耳的《归纳科学的历史》虽然表面上是一部综合科学史，包括有许多科学学科的历史发展，但他这部著作实际上并未将所有这些门科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只不过是将各门科学的历史汇集、堆砌在一起而已，还不能算是严格现代意义上的综合科学史。

在休厄耳之后，这种以哲学为主要目的的科学史在19世纪后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像马赫、奥斯特瓦尔德（F.W.Ostwald）、贝特洛（P.E.M.Berthelot）和迪昂（P.Duhem）这样一些信奉实证主义哲学观点的杰出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他们一方面具有专业的知识，一方面又出于哲学的动机而进行科学史研究，并将这两者出色地结合起来。

顺便可以提到的是，迪昂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纠正了休厄耳对于中世纪的看法，强调了中世纪对现代科学起源的重要意义。

综合科学发展的另一线索可以从法国实证主义者孔德（A.Comte）讲起。

萨顿（G.Sarton）甚至评价说，“应该把奥古斯特·孔德看作科学史的创始人，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对于科学史具有清晰准确（如果不完全的话）认识的人。

”孔德在1830-1842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中，明确提出了三个基本思想：

1.像实证哲学这样一部著作，如果不紧紧依靠科学史是不可能完成的；2.为要了解人类思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必须研究不同科学的进化；3.仅仅研究一个或多个具体学科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研究所有学科的历史。

由此可见，与实证主义的哲学纲领相一致，孔德强调了统一的科学和统一的、综合性的科学史。

但除了这种哲学上的重要号召之外，孔德本人对科学史的实际研究却是较肤浅的。

作为孔德思想的继承者，“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坦纳里可以说是最伟大的、而且实际上是第一位科学史家……是最早充分研究科学史的人”。

坦纳里（P.Tannery）于1843年出生于法国，他的职业是在法国的烟草专卖局中的技师，而他的科学史研究则完全是在业余时间中进行的。

坦纳里自己也强调他的思想与孔德思想的联系，并且经常表露对实证主义创始人的景仰。

但与孔德大不相同的是，坦纳里本人对科学史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

坦纳里认真地区分了学科史与综合科学史（或称“通史”）的区别。

他强调指出，科学是一般人类历史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从属于特殊科学的一系列科学学科，科学通史并不仅仅是许多专科史的一种汇总或精炼，科学通史将涉及的问题是：

科学的社会环境、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科学家的传记、科学的交流和科学的教育等等。

遗憾的是，他自己也最终未能将这种研究设想实现。

他一生只写了三部著作:

《关于古希腊科学史》（1830）《希腊几何学》（1887）和《古代天文学史研究》（1893），而他大部分的精力则用于编辑古代著作的工作。

坦纳里曾说过:

“显然，要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史家，只是一个科学专家还不够。

首先，他必须有专心于历史这样一种愿望，也就是说，要喜欢历史;他必须在其内心中培养自己的历史感，这是一种同科学意识完全不同的意识;最后，他还必须掌握许多专门的技能，这些技能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助手，但对那些只关心科学进步的科学家来说却毫无价值。

”他曾准备要写一部完美的科学史，但他于1940年过早地去世，没能实现这一宏伟的计划。

无论如何，坦纳里这位“现代科学史运动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