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中国哲学开题报告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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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中国哲学开题报告汇总

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姓名

学 号

已修学分

32

所属学院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中国哲学

指导教师

开题时间

2011-12-27

研究方向

宋元明清哲学

论文题目

“自然”与“必然”——戴震哲学探原

一、文献综述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能兼治汉学与宋学、考据学与义理学的汉学家,并在成为皖派考据学领袖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代表作是《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

在戴震的哲学体系中,他经常使用“自然”与“必然”这对范畴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可以说这对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

后人在研究戴震哲学时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对范畴。

1、关于戴震的“自然”与“必然”

周辅成在《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文中从社会道德方面对“自然”与“必然”的关系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他说:

“‘必然’这个概念常常被过去的哲学家用‘当然’一词表示。

但‘当然’这个词一转就是道德意义即有一定目的为规定者。

‘当然’在程朱理学中的意义往往是规定道德规律是自然规律的根源。

而在戴震认为道德规律离不开自然规律。

所以他首先把‘当然’改成了‘必然’。

”认为戴震首先就是一反过去哲学家用“当然”表示“必然”、程朱理学以“当然”为道德规律主宰自然规律的传统,而改“当然”为“必然”,以示其哲学体系与程朱理学的区别。

又说:

“在戴震看来,尽管人类能有‘必然’的规律,这规律只是人类特殊所有;但实际乃是‘分’于天道的结果。

必然的道德规则是人类特殊所有的规则,但这个规则,也是循乎自然规律的规则。

也是使人类不致丧失‘自然’的规则。

”他把‘自然’理解成自然规律,把‘必然’理解为道德规律,道德规律是人类所特有的,但道德规律又是源于自然规律的。

认为戴震强调“必然”,是天道必然的自然性,特别是人道的自然性,道德的自然性,以及人类自身的自然性。

张岱年在《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中对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

“戴震提出‘必然’的观念。

他既把‘自然’与‘必然’区别开来,又强调二者的联系。

他所谓‘必然’不同于现在所谓必然,而接近于普通所谓当然。

他所谓‘自然’,即是客观的实际情况。

他所谓‘必然’,也有规律的意义,但主要是标准的意义。

‘必然’是必须如此,应该如此,而实际上不一定如此。

他认为,人类生活中的道德标准都是‘必然’,人类生活中所有的行为应该合乎这标准,但又不一定合乎这标准。

这标准是以人类生活的本来趋向为依据的。

他又认为,人类行为有‘必然’的标准,乃是人类与别的生物不同的特点。

”他还认为:

“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的学说,讨论了实际与理想,本来的趋向与理想的标准之间的关联的问题,其中含有深刻的思想,他主要是强调理想不应该脱离实际。

”这里很显然,张岱年又把“必然”还原为了“当然”,认为必然主要还是道德意义上的“当然”的意义。

只是这一“必然标准”是从“自然实际”出发的。

王杰在《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与必然的视角看戴震新伦理观》中给出了他对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的看法。

王杰认为“自然”是个体情欲的客观实在以及社会群体的客观存在,而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他说:

“一方面‘自然’的社会群体是‘自然’的生命个体合乎逻辑的扩延和投射;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以人之本能情欲及血气心知为其建构基础,即所谓‘日用百为,皆由性起’(《疏证·道》)……因此,戴震所阐述的‘自然’,是个体情欲与社会群体辩证关系的总称,‘个体’与‘群体’构成了‘自然’关系中两个密不可分的侧面,二者之有机结合,恰好构成了‘自然’完整含义。

”可以看出,王杰把“自然”剖析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个体,一个是自然群体。

而他对“必然”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他所谓的‘必然’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指事物必然的条理,……二是指人之行为的当然准则’”而谈及“自然”与“必然”的关系时,他则认为这对范畴只是戴震表述其理欲关系的一个工具,他说:

“戴震的‘必然’实际就是指‘理’,‘自然与必然’无非是戴震理欲关系的一种具体展开与表述。

”王杰主要是从个体与社会群体的的关系来论说自然的内涵。

2、关于戴震天道观的自然与必然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必然之理是客观的,与自然之实体实事是区别开来的,必然是自然所要遵循的,因此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的理论其实与理学家的理气关系理气并不是对立的,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

他说:

“天地,人物,事为,皆有其理。

天地,人物,事为,乃实体实事,是自然;其理乃其所应该,是必然。

必然是‘必然不可易’,‘可推诸天下万世而准’。

……由此言之,东原亦认为有客观的理,非自然界之实体实事,而却为实体实事所遵依者。

……其与理学家者不同之点,在名词。

即理学家名此为道,东原不名此为道;在见解方面,即东原以为理学家以为理在气上或气先,而其自己则以为理在气中。

许苏民在《戴震与中国文化》中也从戴震的天道论方面考察了“自然”与“必然”。

他说:

“戴震不仅坚决反对以理和气‘各为一物’的二元论,更反对‘别求一物为阴阳五行之主宰枢纽’的唯心论,认为本体即是阴阳流行,‘其自然也’;‘理非他,盖其必然也’。

理是作为宇宙本体的自然物质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并不是从阴阳流行的自然物质之前别求一个所谓‘不可讥议’、自以为尽善尽美的事物来强加给自然物质、去主宰枢纽其中,这正如人身自有其自身的心灵为其主宰,而用不着外在强加的所谓天理去为之主宰一样。

”这里主要是用自然与必然的关系说明必然之理是出于自然的阴阳五行的,表明戴震是一个唯物主义气一元论者,但没有再更进一步展开详细的分析。

吴根友在《戴震哲学“道论”发微》中认为,戴震所谓“阴阳流行,其自然也;精言之,期于无憾,所谓理也。

理无他,盖其必然也”,是从自然哲学层面论述自然与必然的关系;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的思想是其“道”论中包含的新思想,是超越以往思想家的一对新范畴,也是其“道”论表述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一对极有价值的理论范畴。

3、关于戴震人性论的自然与必然

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提到:

“戴氏书中最喜欢分别‘自然’和‘必然’,自然是自己如此,必然是必须如此,应该如此。

自然是天,必然是人力……。

这里说自然和必然的区别,很分明。

血气心知之性是自然的;但人的心知(巧与智)却又能指导那自然的性,使他走到‘无失’的路上去,那就是必然。

必然不违反自然,只是人的智慧指示出来的‘自然之极致。

’”认为戴震论人道的“自然与必然”主要是区别人道自然与人为,将必然与人的知性联系起来:

所谓自然是天,也就是自然是天然、天生的意思;必然是人力,则是必然要通过人力对自然的认识才能达到;必然不违反自然,则更是人的智慧的自然极致。

丘卫君在《戴震学的形成:

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一文中认为,戴震以自然与必然论理欲,认为自然是人欲,必然是理义,必然理义出自自然人欲而保障自然人欲顺利发展,则理欲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通的。

他说:

“‘自然’与‘必然’不是对立而是相通的概念,戴震这里所强调的‘必然’(理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自然’(人欲)这一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因为若放任血气心知等自然,而不以理义来相规范,则血气心知等自然反而有失去其‘自然’的危险。

另外他把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的思想与道家的自然主义和西方哲学中的自然法学说做了比较,认为戴震是从经验主义人性论出发来阐发他的自然与必然的学说的。

首先,他认为戴震的自然主义与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他说:

“对照道家从认识论的立场来看‘自然’思想,戴震则从经验主义的人性论出发来阐扬‘自然’学说。

戴震视经验为既存的事实与惟一的真实,并且从这一立足点出发,视人性里的欲望为一种经验意义上的、合理的自然现象。

‘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从这个试图使‘自然’概念具体化的尝试中,戴震规定了‘自然’:

‘欲’是指关于‘声、色、臭、味’等欲望;‘情’是指‘喜、怒、哀、乐’等感情;‘知’是指分辨‘美、丑、是、非’等能力。

这种肯定人之情欲的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与老聃所强调的否定情欲的认识论上的自然主义,两者基本立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戴震的自然学说与西方自然法学说也有一定的区别,他说:

“沟口雄三称戴震思想中虽然有自然法优于人为法的观点,但是此一未被赋予政治与社会内涵的自然法思想,在性质上却是面向传统,而不是放眼未来的。

沟口因此暗示,是这种限制,使得戴震式的(以及甚至是中国式的)自然法思想,无法进一步地发展成转化社会秩序的力量。

沟口雄三在《中国的思想》中也对戴震的“自然”进行了论述。

他强调了只有欲望之自然达到调和才是真正的自然,也就是戴震所说的必然。

他把戴震的自然观与霍布斯的自然观作了一个对比。

他说:

“霍布斯认识到了由欲望而斗争——到由理性而调和的两个阶段。

而在戴震看来,欲望只是人的自然,它的趋向于调和是无阶段的统一。

”认为戴震的必然是由人的内在自然性就能达到的一个自然过程,而霍布斯则同荀子一样,认为欲望必然会导致斗争这一结果(但与荀子不同的是,他认为通过人的理性则可以化解这一矛盾,荀子则是通过遵循圣人的礼法)。

王艳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戴震重知哲学研究》中从“自然”与“必然”的角度讨论了“善”这一范畴。

他说:

“戴震认为,善的合理性基础存在于必然之中,‘善,其必然也’。

他所谓的‘必然’,首先指‘物之则’即事物的产生和运行所遵循的客观法则,是一种纯对象性的、外在的东西。

其次,‘必然’还具有与主体直接相关的内容,是主体行为的当然之则,具有价值意义。

……在必然的这两层含义之间架起桥梁的是‘知’,人的目的就是认识必然,并且把正确的认识转化为内在的行为准则,视之为当然。

4、关于戴震认识论的自然与必然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

“人惟有知,故可知天地万物之理。

……人有知能知理,故可由自然而知必然。

”他把人性中所包含的“知”这一能力看成是自然,而把必然看成是与自然对立的理,人要通过“知”才能认识“必然”。

许苏民在《戴震与中国文化》中论述戴震的认识论时,也有对“自然”与“必然”的论述。

他认为认识自然是感性认识,认识必然是理性认识。

他说: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就是从认识自然到认识必然的过程。

……所谓必然,就是对自然的‘无憾无失’或‘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的认识,即正确的理性认识。

吴通福在《清代义理学之研究》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论及了戴震的“必然”范畴。

他认为必然普遍的理不在心中,而是在自然,人伦日用之中的。

心知只是认识必然的能力。

所以认识必然的方法就是不断提升自己认识必然的能力。

他说:

“既然戴震用‘必然’代替了普遍的理,普遍的理只是空名;那么求一旦豁然贯通之理以期能以浑然之一理而泛应曲当,在戴震看来无疑是行不通的。

周兆茂在《戴震哲学新探》一文中同样赞同戴震所论理不在心中,而在事物之中,强调认识是一个从“自然”向“必然”的发展过程。

他说:

“自然是阴阳,物,事,都是指自然界存在着的一切客观东西。

‘必然’是指‘理’、‘则’,指‘阴阳’以及具体事物所具有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是‘纯粹中正’的,是‘不可易’的,所以称之为必然,亦即事物的客观规律;而从‘自然’到‘必然’,即从分析客观事物到认识事物之‘理’,并非一下子完成的,它有一个认识不断提高过程和从‘自然’到必然的逐步发展过程。

吴根友在《戴震哲学“道论”发微》中强调戴震的“必然”之理是人通过对“自然”的认识无失之后达到的,认为人的价值判断是以客观实事为基础的,使人的价值判断有其稳定的根基,从而避免了泛道德主义,“必然”不包括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

他说:

“在认识论上,戴震所谓的‘无失’(即必然)状态,‘不可易’的真理性认识不是一个先验的给定,而是人类心智发挥到极致之后的真理性认识。

并批判了后儒将认识论的真理加以客观化的理论谬误,力求将客观事实与人对事实运动、变化之理的认识区分开来,从而使人的价值判断奠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之上,避免泛伦理观念对人的认识的影响。

然而戴震所说的‘必然’又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而是对人伦日用法则的认识,至多具有今日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规律意义,其主要内容是伦理学的。

因而其所说的‘必然’又类似于今日伦理学所说的‘应然’。

5、关于戴震的自由观。

周辅成在《戴震的哲学》中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份,有其必然性,但人性中又有要求自由发展的品性,戴震通过对“自然”与“必然”的论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认为命定的必然已经包含了自由,而自由中亦有命定的必然。

他说:

“戴震既然把道德的来源和标准从主观方面或超越方面割断,所以进一步主张人的行为都是继天而为的。

即是,循着自然程序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则。

不过这个客观规则并不妨害人类的自由。

因为人类一面有自然秩序,一面也有道德自由的秩序。

正因为有这双重性,才出现道德。

二者结合,即是天性。

或自然规律在人身上的表现。

……自然规律在人身上的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即“命”、“性”、“才”。

而“命”有其必然性。

与‘性’要求自由发展好像有矛盾。

但戴震很好地处理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这即是说性之‘自为’或发展‘欲’,无害于命,命之‘限’,亦无碍于性,另一方面,性必须命为限制,而命又必须性与才为发展。

吴通福在《清代义理学之研究》中也提到了戴震的自由观问题,认为通过认识必然,遵循必然就是自由。

他说:

“他更触及到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以其则正其物’的社会生活问题……,因此,只有通过认识必然,把握必然,人才能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而获得自由,这自由也就是‘以其则正其物’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心出一意以可否之’的主观随意性。

赵士孝在《戴震论自由与必然》中也对戴震的自由观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他主要从自然与必然的角度论述了戴震的自由观。

他认为戴震的“自然”是一个和自由即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哲学范畴。

首先,他对戴震的“自然”概念作了一个很细致的分析。

认为“自然”大体上可以分三种情况,他说:

“戴震所说的‘自然’大体上可分三种情况,一指物质运动和一切事物处于天然的自身存在状态,二指社会物质生活和人的精神领域处于盲目自发的状态多,三指人认识客观规律以后的自由状态。

然后他又对戴震的‘必然’给出了界定:

“他所说的‘必然’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指客观事物的规律、必然性;第二,指道德观念、道德准则。

”最后他从戴震对自然与必然的论述中总结出了戴震的自由观,第一,要认识‘自然’不要将盲目性当作自由;第二,要认识‘必然’,不要像禽兽那样去‘顺乎自然’;第三,只有认识‘必然’,才能得到人的真正自由。

以上即主要对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研究具体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

其它对自然与必然有所涉及但涉及很浅且不具代表性的文章就不一一作综述了。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戴震“自然与必然”思想的论述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有不少纯哲学的宝贵理解。

但是,所有论述都只是把“自然与必然”作为戴震哲学的一对范畴和组成部分,或者只是把“自然与必然”看成是戴震论证其哲学思想的一种手段,没有认识到“自然与必然”是戴震哲学的核心范畴、基本依据和价值追求,确切地说,是戴震哲学的全部思想和逻辑建构的所以然。

这一方面,正是本文的用力处。

二、选题背景及意义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能兼治汉学与宋学、考据学与义理学的汉学家,并在成为皖派考据学领袖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针对当时株守汉儒传注的学术倾向,他提出了“志乎闻道”的学术宗旨,主张寓义理于考证,在经典训诂中寻求义理。

他曾说:

“经之至者,道也。

所以明道者,其词也。

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与是仲明书》)又说:

“君子务在闻道也。

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示志乎闻道。

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也。

”(《答郑丈用牧书》)因此戴震为学的最终目的是“闻道”。

他认为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

他说:

“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

今人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与段若膺书》)。

然而直到清末民初戴震的哲学才为世人所重视。

以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对戴震哲学评价都很高。

章太炎把戴震哲学作为资产阶级批判封建主义保皇派的理论武器。

梁启超认为戴震的哲学为中国文化开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胡适甚至把戴震与朱熹,王阳明并列,认为他们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

他说:

“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

一个是朱子,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戴东原。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这一时期可谓戴震哲学研究的高潮。

建国以后,学术界认为戴震是气一元论唯物主义者而大都给予了肯定评价,比如周辅成的《戴震的哲学》(一篇论文性质的长文),张立文的《戴震》、许苏民的《戴震与中国文化》(重点都不在戴震哲学研究)。

然而,系统研究戴震哲学的却相对少了,大都是一些零星的研究或评价,以期刊论文为主了。

反倒是日本学者村濑裕也的《戴震的哲学-唯物主义和道德价值》对戴震哲学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笔者看到的相关论述,都只是把“自然”与“必然”看作戴震哲学体系中的一对普通范畴和组成部分,或者仅仅是戴震论证其哲学思想的手段而已。

本文则认为,“自然”与“必然”是戴震哲学的核心范畴,二者关系是戴震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依据,是戴震哲学体系的所以然,并将从天道观,人道观,认识论三方面考察和论证,从自由观方面审视其价值。

这是研究戴震哲学的新视角,是对戴震哲学的更深入、更本质的把握。

 

(本表可附页)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综述

第二节选题意义

第二章天道自然与必然

第一节“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天道自然

(气与道:

“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道气关系:

道的实体是气)

第二节“气化生生而有条理”——天道必然

(理与气:

理是气之理,非外置悬空、高高在上的实体)

第三节“天道必然即自然”——自然与必然同一

(理气关系:

必然统一于自然,即理统一于气,天道必然是天道自然的表现,“阴阳流行,其自然也;精言之,期于无憾,所谓理也。

理非他,盖其必然也。

”理气统一于道:

“古人言道,恒该理气。

”道包括理气,气是道的实体,理是气不断运动发展的“不易之则”)

第三章人性自然与必然

第一节命,性,才——天命自然

(人性来源与表现:

人性源于天道,人性表现即是才“气化生人生物,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据其为人物之本始而言谓之性,据其体质而言谓之才。

”人禀受特定的“命”以成其“性”,因其一定之“性”呈现其“才”。

戴震认为“命,性,才”三者统一于天性自然。

他说:

“成是性,斯为是才。

别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谓天性。

”天性即自然性。

第二节欲,情,知——人性自然

(欲,情,知三个方面是人性的内在结构,是人性善的基础:

“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

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恶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

是皆成性然也”,欲正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原动力,情则是人接于事物之后产生的各种感情。

第三节仁,义,礼——人性必然

(仁,义,礼,纯粹中正之名。

“就人伦日用,究其精微之极致,曰仁,曰义,曰礼,合三者以断天下之事,如权衡之于轻重,于仁无憾,于礼义不愆,无道尽矣。

”也就是说戴震把仁义礼看成是在人伦日用之中的理想状态,人需要不断修养,不断“践形”才能达到这一理想状态,而并非像程朱那样把仁义理看看成道德本体。

仁义礼之必然本于人性之自然)

第四节“必然适完其自然”——人性必然源于自然

(理欲关系:

自然与必然非二事,必然为自然的最高阶段。

戴震批判程朱就是从程朱把自然与必然分为二本,把必然作为天命之性,而把自然作为气质之性入手的,戴震正是要强调人只有气质之性,所谓必然之理,仁义礼等都是气质之性纯粹中正的一种状态的描述。

第四章认知自然与必然

第一节血气心知——认知自然

(内在基础:

血气心知之自然。

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不在欲和情,而在知,人正是拥有“知”,所以才能认识必然之理,才能中正无失。

外在基础:

理在事物(自然)中:

气化流行,实体实事才是自然,才是客观存在的,而必然之理则是对自然生生而有条理的状态的描述。

第二节不易之理——认知必然

(真理出自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有十分之见,有非十分之见)

第三节强恕与学——认知自然而必然

(认识真理的方法,途径。

1、以情絜情;2、用心之灵明去审查事情,使之无几微之失。

3,不断扩充以至于神明(去蔽))

余论戴震的自由观

(自由与自然;自由与必然。

如果内容和时间足够,将成为第五章。

四、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工作的重点与难点:

撰写这篇论文是比较有压力的。

第一,系统学习中国哲学的时间还比较短,只有一年多时间,而真正开始了解戴震的思想还是本学期才开始。

所以现在的构思肯定还很不成熟,需要日后大量研读相关著作和资料。

第二,戴震哲学的相关材料相对驳杂,很多论著都是把戴震的考据学与哲学合在一起论述,没有严格区分。

以我的基础,要区别开来,是不容易的。

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对论文写作做一个细致的规划,然后按部就班地去做。

先集中阅读戴震的主要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以期准确把握戴震的哲学思想,为后面准确搜集与论文相关的材料打好基础。

然后广泛阅读相关的著作及论文,全面把握后人对戴震哲学的研究成果,吸收其精华部份,找出其不足之处,提炼出自己的思想。

然后开始撰写初稿,理清文章架构,充实文章内容,完善论述体系。

期间不断与老师同学交流,并跟据老师同学的意见不断做出修正。

相信能把论文写好。

 

(本表可附页)

五、论文工作量及进度

论文工作量:

5万字左右

进度安排:

2010年12月——2012年4月:

资料搜集与文献阅读。

2012年5月——2012年11月:

完成初稿。

2012年12月——2013年3月:

文稿修改,完成二稿,三稿。

2013年4月:

申请预答辩。

2013年5月:

定稿并申请正式答辩。

 

(本表可附页)

六、论文预期成果及创新点

到目前为止,笔者看到的相关论述,都只是把“自然”与“必然”看作戴震哲学体系中的一对普通范畴和组成部分,或者仅仅是戴震论证其哲学思想的手段而已。

本文则认为,“自然”与“必然”是戴震哲学的核心范畴,二者关系是戴震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依据,是戴震哲学体系的所以然,并将从天道观,人道观,认识论三方面考察和论证,从自由观方面审视其价值。

这是研究戴震哲学的新视角,是对戴震哲学的更深入、更本质的把握。

 

(本表可附页)

七、完成论文拟阅读的主要文献

戴震著、安正辉注:

《戴震哲学著作选注》,中华书局,1979年。

戴震著、汤志钧点校,《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戴震著、何文光整理:

《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

戴震著、冒怀辛译:

《孟子字义疏证全译》,巴蜀书社,1992年。

朱熹:

《孟子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

段玉裁:

《戴东原先生年谱》,收入《戴震全书》卷六,安徽黄山出版社,1997年。

焦循著、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中华书局,2004年。

杨伯峻:

《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

王先谦:

《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岳麓书社,2010年。

梁启超:

《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论文集》,晨报社出版部,1924。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蔡元培:

《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重庆出版社,2009年。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候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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