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个人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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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个人资料

赵丹个人资料

篇一：

我这辈子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

黄宗英：

我这辈子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

8月7日，赵丹的夫人黄宗英、表演艺术家秦怡与上海电影各界人士相聚举行“纪念人民艺术家赵丹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90岁的黄宗英在会上，谈到了她与赵丹相识相恋的故事，也谈到了《武训传》被批判后两人的生活。

■赵丹妻子黄宗英出席赵丹百年诞辰纪念

■忆爱人临终嘱咐不要哀乐要放贝多芬

“我想来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

我现在想，赵丹确实是值得我爱的。

他挨的批判我都不了解为什么他被批，我就只能抱着他，告诉他我站在他这边。

”

8月7日，赵丹的夫人黄宗英、表演艺术家秦怡与上海电影各界人士相聚举行“纪念人民艺术家赵丹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赵丹，原名赵凤翱，1915年8月7日出生。

1931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期间参与“新地剧社”、“拓声剧社”演出，并参加“左翼剧社”活动。

1932年成为明星电影公司演员，参与《热血忠魂》、《十字街头》等电影的拍摄。

1949年后，在《麻雀与乌鸦》、《丽人行》、《武训传》、《聂耳》、《烈火中永生》等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塑造了一代人心目中熠熠生辉的形象。

90岁的黄宗英在会上，谈到了她与赵丹相识相恋的故事，也谈到了《武训传》被批判后两人的生活。

《东方早报》整理了黄宗英在会上的发言如下：

我好久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了，今天看到大家，我感到很高兴。

我和赵丹是在1947年的时候认识的，那是1947年的初秋，正是秋老虎的时候。

我受邀到上海拍摄《丽人行》，那天我穿了蓝色的旗袍，阿丹来接我。

他穿一件短袖衬衫，扣子扣乱了，袜子一只一个样，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觉得他是一个朴实的艺术家，没有大明星的样子。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片子快拍完的时候，他跟我说：

“你不应该离开，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我当时没有接他的话，打岔把话题岔开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丈夫了。

我回到北京后，始终觉得我们的爱情没有展开，他就说要变成“夫妻”了。

我就不知道他是真的爱我还是说着玩了。

等到冬天，我坐海轮回到上海，赵丹来码头接我，他说：

“我怕你回不来了，我专门到徐家汇教堂祈祷过，希望你一定要回来。

”我很感动，我想他都去教堂祈祷了，他是真的爱我的，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那时候在昆仑电影公司，接了党的任务去拍《武训传》。

一说电影要拍，赵丹就到服装间借了霉味很重很破的棉袄，我洒了花露水晒了两天，之后他就天天穿着。

然后他吃饭也不上桌了，我说离电影开拍还早呢，你先来桌上吃，他说：

“我要现在在桌上吃，我在戏里就不会在地上吃，就不知道袖子往哪搁了。

”他就这么进了戏了。

戏里的武训要被人打，拍完戏他回家也伤痕累累，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

《武训传》刚拍完上映的时候，一片好评，领导也站起来鼓掌。

可是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人举报，要“彻底批判反革命电影《武训传》”，我们都傻了。

那时候赵丹出门坐公共汽车，售票员说：

“你还没被抓去？

”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阵势来批判。

张瑞芳说过一句话，“黄宗英变成贤妻良母的时候，就是赵丹又挨批了”。

那时候我只能抱着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次赵丹在夜里自言自语，把我说醒了，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自说自话，你有话想说就把我叫醒了说，不然你这样我觉得怪瘆人的。

”他说，“我怕我不会说话了以后怎么演戏。

”他已经在政治上毁了，在业务上毁了，他想的还是演戏。

直到后来拍《李时珍》，他渐渐找回了演戏的意识形态，《林则徐》后，才又找回了演员的自信。

他演林则徐的时候我很担心，演清朝官员，穿带动物图案的衣服和马蹄袖，我担心他的形象不好，结果他第一个镜头出来亮相，我就放心了，他的形象还是那么光明。

他一演戏就不理我了，进了戏我跟他说话他也像听不见。

演李时珍的时候他也是穿着仓库的衣服回家。

那个角色他要从17岁演到70岁，夏天热得不得了，脸上化很厚的妆，戴着发套，汗都没法擦，我就拿织毛线的针捅着他的脑袋，扎来扎去，为了让他舒服一点。

我这辈子做过一些错事，也做对了一些事，其中我想来，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

我现在想，赵丹确实是值得我爱的。

他的一生大起大落，老是挨批判。

可是他挨的批判我都不了解为什么，所以我没法劝他，我就只能抱着他，告诉他我站在他这边。

我一辈子作为赵丹妻，大概也就是这个作用。

他身体一直很好的，年轻时还参加厂里的足球队、篮球队，虽然会跑得直喘气。

也就是1947年的时候，照了胃镜，说有轻微胃溃疡。

1980年他突然病倒，去北京看病的时候已经不会走了，是我的大儿子把他背上飞机。

当时北京天很热，他却一直喊冷，进了协和医院，中央空调没法调，我们就找了木匠来把空调钉死。

可是他还是冷，我只能把他的脚放在我的肚子上，让他暖和一点。

我们很努力地调节他的饮食睡眠，他也不见好。

7月回来，电影局局长找我去，说他得的是胰腺癌，癌体已经8厘米，很难开刀，要保守治疗，要化疗。

于是我们就开始保守化疗。

我很仔细地给他吃他喜欢吃的东西，鱼、虾、甲鱼，可是他一点肉也不长。

7月底他突然大吐，吐得血也出来了。

我们又去了北京，可是去北京也没怎么治。

在北京期间，赵丹要求下午输液，早上画画，画了画就让医院的医生护士拿走。

他就这么没有希望地治疗着，直到10月初的一天早上，5点他醒了，跟我说：

“我不要哀乐，要贝多芬、舒伯特，要葬在聂耳墓的旁边。

”

10月10日，赵丹就离开人世了，我觉得他是死在了斗争的前线。

也是10月，他的书画展在北京举行，但没有报纸登关于这个画展的任何消息，也没人来看。

开幕那天我自己剪彩，我还让在国际旅行社工作的小妹拉两个团来，让外国人看看中国电影皇帝的画。

他的画

没有卖过。

我换了新衣服参加他的画展。

我想他虽然死了，但第二个艺术生命又起来了。

4天画展，第一天1000人，第二天2000人，第三天3000人，第四天4000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这里看展览，他很高兴。

赵丹说他的画比戏好，他的字比画好，他活得很开心。

我再也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够这样的自得其乐，自己给自己找乐趣。

他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人。

今天这么多人纪念他，我心里非常感动。

篇二：

延安十大美女的最终命运

延安十大美女的最终命运

上世纪40年代，延安被中共宣传为中国革命的“圣地”。

很多知识青年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青年女性占到近乎一半。

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美女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这些美女中尤以“延安十美”最为闻名。

历经战争年代的洗礼，她们的人生结局如何？

在本组图集中，历史为读者一一盘点。

图为八路军女兵合影。

【浦安修】浦安修1918年生于北京，青年时代就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8年4月浦安修去延安，嫁给彭德怀时只有20岁，两人年龄差距悬殊。

1949年后，浦安修曾任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怀》一书中回忆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她经常痛哭，她本能地害怕。

她写信埋怨和责备丈夫“鲁莽，是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人家林彪却“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她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写信，决定离婚。

彭德怀平反后，在追悼会的准备期间，彭梅魁等人坚决反对浦安修以“夫人”的身份参加追悼活动。

最终中央以离婚报告未批准为由，还是认定浦安修是彭德怀夫人。

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因乳腺癌在北京去世。

【刘志兰】刘志兰和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好友，当年，刘志兰为许多异性所爱慕。

到延安之后在中共北方局妇委工作，并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

1939年4月16日同左权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

婚后一年就为年已35岁的左权生下女儿左太北。

图为左权、刘兰志全家福（1940年8月摄于山西武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

1940年在延安保育院工作。

1942年才25岁的她，在与左权婚后仅仅相处了一年多就永别了。

她当时伤心欲绝，后在朱德一再安慰鼓励下而强忍悲痛，并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左权。

左权牺牲6年后，31岁的刘志兰重组家庭。

图为1940年5月，聂荣臻离开东南前与浦安修、卓琳及刘志兰等合影。

篇三：

历史资料

新疆大学自1924年建校至今，快有90年的历史了。

漫步在新疆大学的校园里，处处可见新疆大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其中的道、路就很有特点。

这些路大都是根据新疆大学的特点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在新疆大学任职的名人而命名的。

新疆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1935——1941年间（当时为新疆学院），俞秀松、林基路、祁天民、杜重远、郭春则、萨空了、赵丹、涂冶、史枚、高滔、江豪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学者，先后来到新疆学院担任领导、任教和讲学。

学院成为传播革命真理的阵地和各族进步青年的摇篮。

共产党人和爱国学者利用公开的讲坛，直接向各族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爱国主义思想，向学生们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当时，新疆学院的学生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国运动，成为新疆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排头兵。

大批青年学生在学院都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懂得了革命道理，并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由此，新疆学院被誉为“抗大第二”而闻名全国。

新疆大学内有重远路、基路大道、雁冰路、仲实路、秀松路、红楼路、学府路、阿扎提路（解放路）等等，其中最为有名的应该是下面这几条路和道。

秀松路——因俞秀松而命名。

俞秀松（1899——1938），原名俞寿松，浙江省诸暨人，联共党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1935年6月由苏联回国出任新疆学院院长，并担任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

俞秀松在任新疆学院院长期间，新疆学院各项事业发展较快。

他被誉为在新疆学院系统传播马列主义第一人。

他还提出了“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

1937年12月，他因被怀疑是托派而被逮捕。

1938年6月被押往苏联，不久即被杀害。

全国解放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俞秀松，原名寿松，字柏青，又名余寅初，俄文名那利曼诺夫，诸暨次坞溪埭村人。

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校期间，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爱寻根究底，同学们称他为“三w（英语“谁、什么、为什么”的缩写）主义者”。

又以善辩著称，为学生骨干之一。

其时，立下志愿：

“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南西北人。

”五四运动时，是杭州学生运动领袖。

后与同学宣中华、施存统、夏衍等一起创办《浙江新潮》，以战斗的姿态对黑暗的社会制度和虚伪的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浙江新文化、新思想的一面旗帜。

1920年1月，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哲学系旁听。

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公开宣称“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1920年3月，俞秀松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

5月，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6月，与

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参与制定党的纲领等活动。

8月，受上海党小组的委派，负责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

其时，除参加编辑《劳动者》刊物外，进入厚生铁工厂做工，组织工人夜校、俱乐部和工会。

还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办了旨在培养干部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其学员后来大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任弼时、刘少奇等。

11月，团临时中央局成立，俞秀松任书记。

在陈独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后，负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导全国的建党工作。

1921年3月，受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上海党团组织的委派，他到苏俄莫斯科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

代表大会。

会后，留俄学习，并负责联系选送国内革命青年赴苏俄留学事宜。

1922年初，参加远东和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3月，回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和赴各地建党建团工作。

4月，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任书记,并到绍兴指导团的工作5月，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经济部主任。

9月，任团中央书记。

同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2年10月，俞秀松去福建、广东等地协助孙中山工作，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官，随许崇智讨伐陈炯明。

同年，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一起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协助国民党改组。

1924年1月，任中共上海、杭州地方书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常委，中共党团书记。

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倡议，与邵力子、陈望道一起起草《我们所要的国民社会主义是什么》，指导全国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11月，孙中山抵沪，领队前往欢迎，被法国巡捕房逮捕，经孙中山交涉后获释。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上海地委联合学校和社会团体公祭顾正红烈士，并发动罢工、罢课、罢市等爱国活动，任内部指挥。

是年冬，受党中央派遣，率100多名党、团员赴苏留学。

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任教，曾任中山大学联共支部局委员、中国部中共支部副书记、国民党中大特别党部主席，校学生公社主席。

期间，因反对和抵制王明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而遭到打击和排挤，被诬为“江浙同乡会”、“反党小集团”头子，“托洛斯基派”，经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而予否定，但仍被王明所掌的党中央另眼相看。

1933年，被派到苏联远东地区工作，任联共边区党委机关报《工人之路》（中文）副总编辑。

1935年6月，联共中央派俞秀松等25人进新疆，做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工作。

化名王寿成，曾任新疆反帝联合总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省立一中校长、督办公署边防处政治处副处长、航空学校和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等职，

并主编《反帝战线》，为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力主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发展新疆文化，并为此成立民族文化促进会。

还倡导扩大新疆师范教育，从南疆招收几百名各民族学生，送入师范学校，并选派3批学生到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学习。

这批人后来多数成为新疆党、政领导人，其中有阿巴索克、赛福鼎等。

12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俞秀松再次遭诬陷，被捕入狱。

1938年6月，转押苏联。

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错判死刑。

1962年，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1996年8月，俄联邦军事检察院为其彻底平反。

（许林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