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实用主义亚洲式民主理念和法治方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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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实用主义亚洲式民主理念和法治方略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亚洲式民主理念和法治方略

郜良

新加坡发展繁荣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李光耀的卓越领导。

世界政治领袖对李光耀及其作用有很高评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李光耀是第一流的世界政治家；美国前总统布什说，李光耀凭着高瞻远瞩的眼光、智慧和毅力，把新加坡塑造成一个国家，并取得和平与繁荣，将世世代代受后人敬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她观察李光耀几十年，他的预言从来就没有错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历史往往充满了不对称之处，其中之一便是有些领袖的才干与其国家的势力毫不匹配，意即李光耀是小国家中的大领袖。

香港《亚洲周刊》评论说，如果诺贝尔奖设最佳国家领导人奖，李光耀将是必然的得奖人，而且可能不只拿奖一次。

李光耀的领导和治国理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精英主义、功绩制度、实用主义、亚洲式民主理念、法治方略。

这里仅就他的实用主义、亚洲式民主理念和法治方略作一介绍。

一、实用主义

在李光耀的领导行为中，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将“功效至上”或“有用”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法则。

这种倾向已贯彻于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制度之中。

实用主义原则，只相信“有用便是真理”。

对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来说，所谓有用，就是一切为了对新加坡的发展有用、有利。

李光耀说：

“我们随时准备调整和采纳任何适合的政策；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掌握它。

”

李光耀采取实用主义，势必不拘泥于任何信条和理论。

李光耀说：

“我是一个经验论者，我不是一个空想家，我不信理论，虽然我阅读各种理论，也对它们感兴趣，可是，当我碰到一个问题时，我就当机立断地加以解决，不是根据什么理论找解决办法。

”又说，好的政府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不分理论或思想的，好的政府是务实的政府。

又说，他是从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出发的：

不要顾虑理论，所有令人感兴趣的理论都是有趣的，但它们对新加坡是否有效?

仔细研究后试试看，如果无效就尝试另一种制度。

李光耀说，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没有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甚至没有一个特定主导，在不同时期对意识形态作不同评估与诠释，以适应新加坡的社会与经济现实，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弹性的。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强调与时俱进。

他说：

“我自认是个实用主义者，我想我们都必须顺应环境的改变而与时俱进，更何况现在是新发现和革新不断涌现的时代。

”世界在高度全球化，任何国家都不能故步自封，“新加坡非常小，而且是完全开放的经济体。

换句话说，世界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毫无选择余地，我们必须改变”，“世界在快速变化，我国也必须适时应变才能保持优势”。

政策不合时宜就必须大胆纠正。

现任总理李显龙说，“新加坡一直能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新加坡领导能对所出现的局势作出较快和较有效的反应”。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特别强调要不断学习。

他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就是不断地学习。

新加坡没有腹地，世界就是腹地。

如何让新加坡对世界“有用”，这就是新加坡的生存之道。

谋求生存之道是个快速的学习过程，而且从未中断过。

他说，新加坡实行的制度和政策，七八成源于不同国家所实行的良政，约两三成是按自己的经验制定的。

他提醒年轻精英，研究全世界国家的良政后，最要紧的是按照本国国情制定自己的良政。

李光耀奉行实用主义，与他接受多种文化熏陶、善于博采众长有很大关系。

李光耀曾祖父自中国广东去闯南洋，定居在新加坡，李光耀熟知儒家文化；李光耀母亲是马来人，使他接受过马来文化；李光耀从小就得到祖父的英文教育，后在英国留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接触过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

李光耀借鉴费边的社会主义、西方的法治精神、东方的威权主义领导方式和儒家思想伦理，并将其融合在一起。

在经济方面，他实行的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少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仍由国家垄断或控股，但在经营上却遵守市场规律，而不加以行政干预。

在政治方面，他借鉴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框架和法律体系，但又不为西方价值观所左右，加上了东方威权主义领导方式和儒家文化，以至于1976年人民行动党被社会党国际开除。

但李光耀毫不动摇他的实用主义治国理念，组织人写了一本自我辩护的书，叫《管用的社会主义：

新加坡模式》。

实用主义原则使得新加坡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强调同东南亚联盟成员国合作，即使在冷战期间，也有效地避免了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下所产生的各种干扰，致力于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李光耀曾和邓小平同志谈过话，说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心是社会主义的，脑是资本主义的，手是实用主义的。

二、亚洲式民主理念

李光耀主张，要以东方文化和儒家思想为背景，对西方民主理念进行修正，在新加坡建立亚洲式民主。

亚洲式民主的理念，是在亚洲这个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建立一个适合亚洲文化条件的独特政体，该政体将反映亚洲文化所强调的和谐稳定、服从权威、集体忠诚、吃苦耐劳、重视家庭等价值体系。

亚洲式民主理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伦理和威权主义领导方式。

（一）儒家思想伦理。

在李光耀看来，亚洲式民主理念体现在领导活动中，就是要强调延续华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出要巩固人民本来拥有的文化遗产，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传统“五伦”，深化他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八德”。

李光耀特别重视家庭道德建设，认为家庭可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要倚重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

李光耀痛感西方个人主义和唯我独尊只会使人凡事只顾自己，把家庭、父母、子女都看得很淡，认为这会导致危机。

李光耀指出奉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责任，如果要政府负起这责任，等于是危害了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也破坏了东方传统。

他特别强调三代同堂的重要性，并从政府出售廉价租屋的政策上，对子女与父母同住或住得近的给予奖励。

李光耀倡导儒家思想伦理，还表现在注重和谐社会建设上。

在社会管理方面，强调人伦秩序、文明礼貌。

为此，他掀起全国礼貌运动，倡导礼貌之道，提出要创造一个互相礼让、关怀、有诚意的社会。

直到现在，讲礼貌运动、防止犯罪运动、反对乱丢乱吐运动等，每年都要举行。

在民族关系方面，强调种族和谐，规定居民区多民族居民按人口比例交叉居住以利往来，坚持民族平等政策，通过教育和文化活动，打破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藩篱，造就新加坡内部多民族的相互接纳、依存和关系融洽的局面。

在劳资政关系方面，强调劳动者、企业主和政府关系的和谐，舍弃工资优先体制的微观导向，坚持就业优先体制的宏观导向，使三方为尽量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协调一致。

在执政党与民众关系方面，强调党要保持团结、行动、廉洁与正直的本质，坚持执政为民，以民为本，为民众办实事：

建立“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组织，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设施，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实行议员每周接待日制度，规定每个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一次时间接待选区民众上访，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实行议员任期内走访制度，规定每位议员在四年任期内必须对选区内的每个家庭进行走访，征求选民意见，开展服务活动。

（二）威权主义领导方式。

李光耀实行的威权式领导，强调集体主义先于或优于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侧重稳定秩序与服从权威的价值。

威权式领导是突出个人魅力和权威的领导。

它要求领导者个人以其非比寻常的智能，如家长带领孩子一样，领导人民和政府，实现高瞻远瞩的愿景。

李光耀在整个新加坡国家建设上，扮演着家长角色，如父如母，其个人的影响力很大，处处有他个人决策、设计、构思的痕迹。

《时代周刊》评论说，在许多方面，李光耀就是岛国的化身，他的性格体现了新加坡的各种特征：

步步为营，如临大敌，冷漠无情，孤芳自赏，然而干劲十足。

威权主义领导特别注重维护领导人的威权。

李光耀认为，领导人需要让人民“敬畏”。

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说，领导人物必须是受人民尊敬的，否则，对国家不好，像西方国家搞声望调查，政治人物的排名还排在二手汽车推销员之后，把领导人当笑柄，不是一件好事，欧美就是这样，结果是领导人不受尊重，人民不给他做事的机会，国家很难维持稳定的方向。

因此，领导人要时时留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同时宣传、教育和舆论要注意维护领导人的形象。

威权主义领导方式还表现为一党长期执政和政府的强势领导。

李光耀认为，要赢得和保有政权，必须要有人才；行使权力，必须有强劲的经济，控制枪杆子（军队），并影响舆论（媒体）。

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长期执政，积累了坚实的政治资源，掌握了新加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命脉，并通过政府和各种群众性组织来贯彻执行其意志，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

而反对党的政治空间受到限制，尽管参与五年一次的竞选，但力量都很弱。

李光耀将一党优势的政治体制作为亚洲式民主运作机制，认为这种机制能达到既民主又稳定的目标。

他认为，一国之内不要有太多的反对党。

太多了，则造成内部意见分歧，人员精力耗费在批评互斗上，国家社会要花大量时间用来沟通、协调和谈判，国会成为反对党作秀的舞台，丧失政府为人民服务、解决问题的先机，徒增困扰又增加社会成本。

威权主义领导方式注重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和秩序，反对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功的要素，首先在于拥有稳定的政局，因为政治稳定是国家发展和推动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宁可牺牲个人的权利来维持政治稳定，而不能因为追求个人权利伤害国家整体利益。

他没有盲目地追随大受鼓吹的“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观点，不迎合美国和西方宣扬的民主化政治潮流。

李光耀说，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能随之而来。

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发展，是因为政府并没有建立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与纪律。

又说，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未为新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

什么是好政府?

这要视人民的价值观而定，西方人所重视的是个人自由，亚洲人所重视的是稳定和秩序。

李光耀认为，民主必须服从政治稳定，民主政治的运作要以秩序、纪律为前提。

他说，多党制“非民主制度之必需”，西方民主不适合每个国家，“只靠选举不能产生民主制度”。

比较好的做法是：

先致力于教育、解放妇女和创造经济机会，接着专注于执法，强化法庭的独立性，建立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社会组织。

只有这样，自由选举才能带来较好的民主秩序。

谈到民主的条件，李光耀认为，人民必须先做好准备，即人民必须获得教育、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国家应该拥有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并有一个相当大的中产阶级，同时也必须将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构成考虑在内。

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说，盲目地引进他国的制度，东施效颦地植入本国的政治制度，结果将得不偿失，亚洲国家必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模式。

威权主义领导方式还表现为严格掌控新闻媒体上。

在新加坡，新闻媒体只能享有“有节制的权力和有约束的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必须服从于新加坡的国家整体和民选政府的首要目标”，禁止和严惩一切攻击执政党以及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言论报道，禁止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有可能导致种族和宗教对立的言论报道。

所有媒体都必须接受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和广播局的管理、监督和控制。

威权主义领导方式源于新加坡所处的复杂环境和人们的危机感，是时势造英雄。

新加坡处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包围之中。

李光耀经常称，“新加坡是马来大海里的虾米”，毫无自然资源和腹地，用水用沙还得靠进口。

如果不出类拔萃，就完了。

因此，他特别强调新加坡要比邻国治理得更有条理、更有组织性、更有效率、更具竞争力。

威权式领导就是新加坡谋求生存之道的结果。

事实也正是这样，威权式领导使得新加坡在面临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及严重的外部压力下，保持了强大而高效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对重要政策一锤定音的影响；同时，用制度保证了了解民情民意和决策不出现大的失误。

这样就使得政府能够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并适时地调整策略以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考虑长期的发展计划。

这点对东方文化背景下情况复杂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启示，很值得探讨。

三、法治方略

政治威权如缺少法治，就会成为专制。

但李光耀是政治威权与严明法治并行，坚持法律至上，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因而造就了政府的廉洁高效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李光耀说，今天的新加坡，是多年来法治的结果。

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坚定地实施以法治国。

新加坡的法治，首先是用来规范人们言行、维护社会秩序的。

李光耀说，严格的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先锋，有了良好的法律，社会才能产生良好的秩序。

如果某些人不愿接受教育，就加以处罚。

新加坡立法的严明、严密，执法的严实、严正是举世闻名的。

在新加坡，法律是人人看得懂、容易理解的，也是可预测的；而且宣传工作也做得好，随处可见法律条文要求和违犯后的惩罚提示。

有关法律权力和责任问题大多能够根据现成的法律作出裁判，而非通过斟酌决定。

同样，每个人及其基本自由都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

新加坡制定了一套堪称世界上最完备的法律法规，现行的达400余种，甚至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如对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随地大小便、便后不冲水、乱涂乱画、随便攀摘花木、公共场所抽烟、吐口香糖渣等，都一一立法，既详尽又可操作性强，并严格执行。

新加坡的法治，更主要的是用来治官、治权的。

新加坡原本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贪污腐化严重，李光耀主政后，力行严明法治，制定《反贪污法》，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

后来又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如《公务员指导手册》，对公务员日常工作和生活做出严格的规定和限制。

成立了反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但其工作则由政府总理直接领导。

该局具有逮捕权、调查权、搜查权、获取财产情报权、不明财产检查权等广泛权力。

任何人不论职位多高，一旦违法就严惩不贷，做到了“刑上大夫”。

同时，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教育监督制约机制来保证公务员的廉洁，能够真正做到：

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

历年来，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居于亚洲首位和世界前茅。

李光耀的治国和领导理念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各级领导干部开阔视野、提高领导能力具有启迪意义。

李光耀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深信不疑，他说，过段时间，当中国获得了新加坡所能提供的所有技能后，彼此的角色将倒过来，到那时，新加坡将派人到中国学习新发明的科技。

（作者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内蒙古领导学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