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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一
本文旨在探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界最显著的思潮的特征和谱系。
我所关切的理性主义是现代理性主义。
无疑，表面上看来它只是很久以前的理性主义的回光返照，但是本质上它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我要探讨的就是它的这一特性，尤其是这一特性对欧洲政治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当然不是现代欧洲政治思想中唯一的，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思潮。
但它却是一种强劲的、生气勃勃的思维方式，有许多旁枝的支撑，因而是当代欧洲强有力的知性成份，已经影响了所有的政治信念而不只是哪一种，流行于所有的政党路线。
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因为被说服，以为不可避免，或者因为所谓的它已经取得的成功，甚至不假思索地，都成了理性主义的或亲理性主义的。
理性主义者的一般特征和总的倾向并不难确定。
他总是支持心灵在任何条件下的独立，思想不对理性之外的任何权威承诺义务。
在现代世界，这一立场已经引起了争论：
他是权威、偏见、纯然传统、惯例、习俗的敌人。
在心态上他是怀疑的和乐观的：
怀疑，因为没有什么意见、习惯、信念根深蒂固、被广泛采取到他不会毫不犹豫地去发问、去以自己的理性作判断；乐观，因为理性主义者从不怀疑他自己的理性在决定事物的价值、分辩意见真伪，判断行为是否正当时的力量（当得到正确的运用）。
而且，他还有这样一个信念作后盾：
人类有普遍理性，人们共同具有理性审察的力量，它是论证的基础和力量之源；他把巴门尼德的训诫刻在自己的门上通过理性论辩作出判断。
这一立场除了具有理性平等主义的色彩，还是个人主义的，不相信任何人经过真诚、明晰地思考，会和自己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是认为他对先天论证有额外的兴趣则是错误的。
他并不忽视经验，但是他往往表现的好像是那样，因为他坚持说那是他自己的经验（万事皆想自己从头来过），因为他迅速地从繁多、混乱的经验中引出一套原理，从而进而从理性出发加以辩护或者批驳。
他觉察不到经验的累积，只觉察到已经转化为一套公式的经验的现成性：
过去对他来说只是障碍和累赘。
他不具有那种否定的能力（）（济慈划归给莎士比亚的能力），即直面经验的神秘和不确定，不急于寻找秩序和明晰，服从经验的能力，他没有贴切、详尽地评价真正自我显现者的天资，所说的否定的热情（），只能识别一般理论强加于事件之上的粗轮廓。
他的心智类型是知性的，的规则的洞察力对他没有效力。
一些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受过精心的教育，一种把他们引入他们所属文明的传统和成就的教育。
他们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有教养，享有丰厚的遗产。
而理性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至多是中庸、中立的工具，是经过系统训练而非良好教育的人。
在知性上，他们的抱负不是去分享族群的经验，而是作一个切实的自力更生的人，这使得他在知性和实践活动中异乎寻常地谨慎、自觉，去除一切被动性、韵律感和连续性，把它们消解为一连串的转变，每一转变都服从于理性。
他们的心灵没有风格，没有季节和温度的变化，他的理智经历尽可能地和外在影响隔绝，尽可能在真空中进行。
切除和他所在社会的知识传统的，否认任何超出分析技术训练的教育的价值，他们容易得出结论说，人类在人生批判性的时刻还远不成熟，如果自我批判更为彻底的话，他们甚至会对人类迄今能够成功存活感到惊异。
借助一种近乎诗性的想象，他尽力这样去过每一天似乎每天都是全新的，他相信习惯养成了就等于失败了。
根据我们粗略的分析，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思维特质上如果不是在本质上，理性主义者对时间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感，他们急切地追求永恒，当下的、短暂的事物使他们极为不安。
所有领域中，好像政治领域是最不会顺从理性主义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和环境中，充满变幻。
一些理性主义者也承认自己在政治领域的失败。
成长于现代理性主义的怀抱之中，他在道德和宗教上都是理性主义者，唯独在政治上不是这样。
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承认在这方面失败了。
除了宗教领域，理性主义最大的胜利就是在政治上了：
一个在生活上贯彻理性主义的人会毫不迟疑地如此处理政治事务。
但是更需要观察的不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和行动，而是他这样做的政治理念来源（之于他应该是深思熟虑的、自觉的理念）。
他想当然地相信心灵是自由的，摆脱了偏见和既有习惯，无束缚的人类理性指导政治活动时是不会出错的。
进而他相信论辩是理性的技术和运作方式；他关心的只是意见之真和制度的理性基础（而非其运用）。
结果他的政治活动的内容就是把他所处社会的政治的、社会的、沿袭下来的制度带上理性的法庭；再就是理性化的管理，理性无限制地凌驾于具体条件之上。
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会仅仅因为存在着就有价值（哪怕已经存在了好几代人），亲近（）没有什么价值，一切都要加以详细审查。
由于其天性，对他来说破坏和重建比接受和改革更容易。
修修补补（需要耐心地认识质料）在他看来是浪费时间；较之通用的和实验证明效果良好的方法，他总是更喜欢新发明的设备、策略。
他认为有意识地促成的变化才算变化，因而他就很容易错误地把习俗和传统等同于无变化。
这一点从理性主义者对思想史的看法上就很容易看出来。
对于传统，不存在保留或者改进的问题，因为那样有向传统屈服之嫌。
必须对传统加以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己的创造：
对传统中包含的理性化的真理之基质进行形式化的删节后的得到的一种意识形态。
处理事件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就是解决问题，而这对于屈从于习惯，或者为传统的浓烟所遮蔽、导致脑筋不灵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活动要求人们要具有工程师的品格，工程师的品格又被他们假设成这样的：
其心灵在整个过程中由合宜的技术所控制，第一步是把注意力从那些与特定目的不相关的事件上拉回来。
这一工程学对政治学的同化事实上可被称作理性化的政治学的虚构。
这又是理性主义的著作中的永恒主题。
由此产生的政治学可以说是感觉到的需要（）的政治学，理性主义者认为政治学总是充满对瞬间的感受。
他总是等待着环境为他提供问题，但他拒绝在解决问题时得到帮助。
认为在一个社会和它历史上每时每刻感觉到的需要的满足之间应该有个过渡，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看法是谬论，是胡说八道。
他的政治学则是理性地解决现实中的难题在社会中，意识到感觉到的需要的主宰以后不断地产生的难题。
由此政治生活被归结为一系列的危机，每一个都将被理性克服。
每一代人，每一行政部门都要看到他面前展开一张有无数种涂抹方法的白纸。
万一彻底被传统驱使的前人非理性地涂抹了这张白纸，那么理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如伏尔泰所评论的，要想拥有最好的法律，就去烧掉既有的法律，从头开始。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另外两个普遍特征。
他们的政治学追求尽善尽美、整齐划一，二者中单独的每一个都表示一种不同风格的政治学，理性主义的本质是二者的统一。
理性主义者的第一个信条可以说是不完美的逐渐消失。
他并不是毫无谦卑之心，他能够想象一个不为其理性触动的问题，但他无法想象不解决问题的政治，或者有理性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
这样的问题一定是假问题。
任何问题理性的解决一定又是完美的解决，对他来说不存在具体情境下最好的解决方案，只有最好；因为理性的功能是超越具体情境的。
当然理性主义者并不总是完美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他的心灵都为一个总体（）乌托邦所主宰；但是他也总是细节上的完美主义者。
由完美主义的政治产生整齐划一的政治，他的方案不考虑具体情境发生的变化。
写道：
事物本质上必然有最好的治理方式，自蒙昧和无知中解脱出来的有识之士都将不可避免地赞成它。
这位无畏地理性主义者笼统地道出了比较温和的理性主义者更喜欢详细加以说明的主张。
但原则上他们是一致的：
也许没有可以治愈一切政治疾病的通用药方，但是特殊疾病的治疗方法在应用上是普遍的，就像它在观念上是理性的。
一旦一个社会中一个问题的理性解决方案确定了，允许该社会的相关部分避开此解决方案，推论可知，是非理性的。
在理性的优先选择之外别无其他优先选择，所有理性优先选择之间必然是一致的。
政治活动就是把十全十美所要求的统一的条件强加在人们的行动上。
欧洲现代史上到处可以看到理性主义政治的方案。
最高尚的首推欧文的把人类从无知、贫困、饥饿、分裂、罪恶、苦难中解救出来的世界联盟（）如此高尚以至于甚至理性主义者（理由并不成分）也认为太过蹊跷了。
但是当代人的同类方案相形之下也毫不逊色：
不懈地寻求一种无副作用的力量，可以安全地被加强到足以控制人类世界中的其他力量的地步，普遍地倾向于相信政治机器可以取代道德和政治教育。
可以根据一部人权宣言来缔造个人或者各州的共同体是理性主义者大脑的创造，提升为普遍的原则的民族或者族群的自决权也是如此。
所谓的基督教会的再联合，开放外交，单一税，行政系统成员除个人能力外没有别的标准，自觉计划的社会（），贝弗里奇报告（），年教育法案，联邦制度，民族主义，妇女选举权（），公共饮食业工资法案（），摧毁奥匈帝国，韦尔思或任何人的国际联盟）（），把盖尔语复活为爱尔兰的官方语言?
?
所有这些计划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
政治上的理性主义奇怪的产物源于浪漫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力量。
二
理性主义的湖面以理性主义者的品格和气质静静地躺在我们面前，表面上看来很亲近很可信，湖水有很多看得见的支流浇灌，但是湖水深处暗潮涌动，虽然不是湖水的源头，却是其得以持久的最可靠保障。
这一源泉就是关于人类知识的信条。
这一源泉位于理性主义的核心，这对于只了解其皮毛的人来说也毫不奇怪。
不受阻碍的理性优越性在于，它能够获得越来越可靠的关于人及其社会的知识，这是人类其他能力做不到的，理性因其精确性和所声称的可论证性而优于传统。
然而，准确地说，这不是关于知识的哲学理论，因而可以相应地非正式地加以解释。
各门科学，各种艺术和需要无论何种技艺的实践活动，乃至各种人类活动都涉及知识。
一般说来，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任何活动都同时涉及到这两种知识。
把知识分为两类很重要（虽然实际上它们并非独立存在着），二者之间确乎有着重大差别。
第一类知识我称之为技术知识或者对技术的知识。
各门艺术和科学，各项实践活动都牵涉到技术。
在很多活动中，技术知识以规则来阐明可以通过细心的学习和记忆来加以掌握和应用，但不管是否已经被明确表述了，它的首要特征是它能够被明确地表述。
虽然一些特殊的技术和见识需要明确的表述注释在英国的公路上驾驶摩托车的技巧（或者其一部分）可以在高速公路守则上读到，烹调术可以在烹调书里读到，在自然科学或者历史上得到新发现的技术可以在它们的研究、观察或者证明规则上看到。
第二类知识我称之为实践的，因为它只存在于使用过程中，不像技术，无法加以反思，不能像技术那样以规则来表述。
这并不是说它是一种秘传（）的知识，只是说使它得以分享的方法不是把它明确表述成学说。
如此看来，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它就是传统知识（）。
所有的活动牵涉这样的知识，掌握技艺等具体活动没有它是不可能的。
这两类知识可以区分但不能分离，是任何具体的人类活动涉及到的知识的孪生组成部分。
实践技艺，像烹调，没人会把好厨师的知识限定为完全可以在烹调书中的写下来技术和我所说的技术知识一起使无论何地的烹调术得以存在。
对于美术，绘画，音乐，诗歌来说同样如此。
高度的技术知识，无论多么微秒、充分，是一回事，制作一个艺术品，写一首伟大的十四行诗，谱一首高品质的曲子则是另外一回事，那需要技术之外的另一种知识。
另外，任何真正的科学活动也同时包含着两种知识。
自然科学家当然运用属于他的技术的观察和证明规则，但这些规则只是他的知识的其中一种，科学发现的进步从来不是仅仅靠单纯遵循规则取得的。
宗教上也有类似情形。
我想我们可以无比自由地称一个不拥有没有任何基督教技术方面知识的人为基督徒，不知道任何教义或者礼节，但坚称教义和问答集方面的完备知识是一个基督徒的全部成份则是更加荒唐的。
对于烹调术、绘画、自然科学和宗教来说是对正确的分类，对政治学来说其正确性不减分毫：
政治活动涉及到的知识既有技术性的也有实践性的。
确实，就像以人为塑造的艺术如医学，工业管理，外交，军事指挥一样，政治活动中涉及到的知识尤其具有这种双重品格。
在这些艺术中，并不是技术告诉一个人（如一名医生）该做些什么，而是实践技艺告诉他该如何去做临床的方式（）判断他必须面对的一个个体。
即使要知道做什么时，尤其是在诊断时，已经存在着技术和实践这两个方面了：
没有不需要同时知道如何做的知识。
区分技术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并不等同于区分关于手段的知识和关于，虽然有时这两种区分是一致的。
简言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尤其是在政治活动领域，技术知识都不能和实践知识相脱离，都不能混同二者或者以其中一个取代另一个。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两种只是之间的差别，重要的差别是，表述、学习、接受两种知识的不同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技术知识可以以规则、原理、说明、公理等来表述，概括地说，可以用命题表述。
技术知识可以写成书，因而，毫不奇怪当一名艺术家就其艺术进行著述，他所写的只是他的艺术的技术方面。
这并非因为他在可以说是美学因素一无所知，或者认为那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内容（如果他是一位画家）他已经包含在他的画里面了，他不知道其他表达方式。
对于一为进行著述的厨师或者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技术知识能够明确表述的特征使得它看上去很确定。
人们在技术方面可以很确信。
另一方面，实践知识的特征就是无法被明确表述。
通常它是在习俗的或者传统的做事情的方式中得以表述，简言之，是在实践中得以表述。
这使它看上去不明确因而不确定，是意见、可能性方面而非真理方面的问题。
是出于趣味或者偏好的知识，缺乏学习者的心灵生成印象需要的严格性和现成性。
技术知识可以从书本中获得，可以函授。
进而，可以通过用心学习而得到，可以死记硬背，可以机械地运用，三段论就是这样的技术知识。
简言之，技术知识可以通过语词最简单的意义进行教、学。
另一方面，实践知识无法教也无法学，只得被传授和习得。
它只存在于实践中，学习它的唯一方式是做师傅的学徒不是因为师傅能够教他（他不能），而是因为只有持续地和一位反复使用这种知识的人来往，才能获得实践知识。
在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学生在追随老师讨教和学习时，往往发现自己在自老师那里学得技术知识的时候，不知学到了技术知识，也学到了另外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的内容并非明确地说给他、传输给他的。
一位钢琴演奏者不仅学到了技术，也获得了艺术才能，一位棋手习得了棋风和洞察棋势的能力，而不只是走子。
一位科学领域的学徒养成了科学判断力，使他能够知道何时他的技术在把他引向歧途，还养成了科学鉴赏力，使他能够区分有生长力的探索方向和徒费工夫无益的探索方向。
现在可以说，如我所理解的，理性主义者断言，我所说的实践知识根本不是知识，理性主义者声称，恰当地说，根本没有非技术的知识，人类行动中涉及的唯一知识因素是技术知识，我所说的实践知识只是一种无知，如果无害的话，可以不加理会。
理性的统治地位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就是技术的统治地位。
问题的核心是理性主义者对确定性的先入之见。
在他看来，技术和确定性密不可分，因为人们不无需去知识自身之外去寻找它的确定性，知识不仅以确定性结束，也以确定性开始，知识是彻头彻尾地确定的。
技术知识正是如此。
它自身是完整的，因为它的范围是这样的：
其起点是可确认的（是对完全无知的突破），其终点也是可确认的，是完成，比如学习新的下棋规则。
技术知识可以完整地包含在一本书里，其使用也是尽可能机械地，不再需要技术自身提供不了的别的知识。
例如，意识形态因为自我包含而优越于思想传统，它能完全地交给头脑空空者，如果被教者已经有所学，教师首先要予以肃清，确定所有的成见、既有观念都被清楚，要在绝对无知的不可撼动的岩石上奠定自己的基础。
概括地说，技术知识是理性主义者选定的，唯一能够满足确定性的标准的知识。
我已经指出，任何具体人类活动都不仅仅包含技术知识。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理性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就很简单，错把部分当成了全体，赋予了局部以整体的性质。
但理智主义者所错不仅至此。
如果说技术的霸权是他强烈的幻想，他不仅是被技术知识的确定性欺骗了。
技术知识看上去如此确定，是因为它起始自彻底无知，止步于确定和完全的知识，起点和终点都是确定性。
但实际这只是幻象。
像其他种类的知识一样，学习技术知识并不包括去除纯粹无知，而是重塑已有知识。
即便是几乎自足的技术（游戏规则），也不能被传递给一个空空的大脑，被传授的是既有者滋养出来的。
这样说来，一个知道游戏规则的人能很快地学会另一种游戏的规则，一个对任何规则都一无所知的人（如果这是可以想象的话）将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学徒。
就像一个自力更生的人并不是真的只靠自己的奋斗，而是依赖特定的社会和没有被明确意识到的传统，技术知识也从来不是自足的，只有我们忘了它生法的前提时，才看上去仿佛如此。
如果其自足只是幻觉，那么由自足所得的确定性也只是幻觉。
但我的目标不是驳斥理性主义，我们对它的错误感兴趣，是因为由此可以揭露它的特征。
我们不只是要考察这一教条是否为真，而是要弄清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历史上这一思潮的意义。
我们必须努力去解答的问题是，技术要占据统治地位的信念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思潮何以对人的理性那样高度地自信，这一思潮的根源和背景何在，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风靡欧洲的，产生了什么结果。
三
新思潮的出现就像新建筑风格的诞生，是不知不觉的，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试图寻找它的起源是错误的努力方向。
实际上没有什么源头可寻；能弄清楚的只是缓慢的调节、转变，挪一步再挪一步，动力之潮涌动、衰退，最后形成可辨认的新的形式。
历史学家雄心勃勃，要避免粗率的节略、过早或者过晚地简略地解说新诞生的思潮类型，避免因为新思潮明显成形的时刻造成的印象过于强烈，而错置了重点。
不
过目标不像历史学家那么高的人，其兴趣就集中在那一时刻。
我计划由现代理性主义明明白白地展现出来的时刻出发，通过考察它的产生背景中的一个因素，来简要地说明它的特征和倾向。
那一时刻在十七世纪早期，它与其他事物着，比如那时的知识条件关于自然和文明世界的知识。
十七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状况是很特别的。
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求知的热潮像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一样涌动不息，激励着这一探索并且硕果累累的预设还没有衰竭的迹象。
但是对于关注着它的才智之士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付之阙如。
培根写道：
知识的状况既不繁荣也没什么进步。
目前的求知活动不顺利不是因为有什么残存的因素阻挠眼下的求知活动，所谓在亚里士多德派科学理论的预设中，被人类心灵摆脱出来（虽然不是在一些细节上）但余下的阻碍因素。
缺少的也不是动力甚至探索的方法习惯，而是自觉形成的考察技术，一种理解的艺术，一种有成文规则的方法。
满足这种需要的就是我称之为理性主义者的一批新智者明白无误地现身，提出他们的方案。
这项事业早期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培根和笛卡儿，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出日后成为了理性主义者的特征的正式宣告。
在培根看来，要获取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确定的、可论证的知识，人类理智要配有必要的装备。
自然理性无法得到这样的知识，它只能就可能性而非确定性作出微不足道的揣测。
这种缺陷反映在知识状况的不繁荣上。
《新工具》以对知识状况的诊断开始。
缺少的是对确定性的本质的明确观念和达到它的充足手段。
培根说：
只有一个途径来恢复完好健的状况理解活动从头开始心灵一开始就不仅自己掌握自己的进程，而且每一步都要由心灵来引导。
需要一个确定的计划，新的理解方式，探索的艺术或者方法，补偿自然理性的缺陷的工具（像人们使用机器提高自然力量的效率。
简言之，需要形式化的探索技术。
他认为这一技术将是自然理性的障碍，不是为它插上翅膀，相反，为了限制它的蠢蠢欲动，加重它的翅膀；它是确定性的障碍，因为自然理性就是因为缺乏法则才达不到对世界确定的认识。
培根拿他的研究工具和三段论相比较，一个适用于发现事物的真理，另一个只适合发现意见的真理。
培根倡导的研究艺术有三个主要特征。
首先，它是一套规则，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能以一套准确的说明来表述，这套说明是用心学就可以掌握的。
其次，它是一套机械地应用的规则，它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使用起来不需要它自身以外的知识。
在这一点上培根说的很明确。
理解自然的活动可以像机器在做一样，探索者的力量和才智无从插手，一切智力和理解力在使用新方法时其水平是一样的。
最后，它是一套可以普遍施用的规则，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作为研究工具，研究的主体对它来说无关紧要。
在这个方案中，重要的不是探索规则的精确性，不管肯定还是否定的，而是，这样的技术是可能的。
因为所倡导的不会出错的科学发现的规则是非凡的，是魔法石，能够开启所有的门，是科学的主人，培根对这种方法的细节是很谦虚的，并不以为自己已经确定了整个系统，但他对方法可能性的信念是无可更改的。
在我们看来，他的规则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
我们必须舍弃一切先入之见，从全新的基础开始。
真正的知识必须从荡涤大脑开始，因为它必须自确定性开始，以确定性结束，而且还要是自足的。
知识和意见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任何知识是得自我们幼年时形成的简单想法。
这也许可以说是柏拉图主义与经院哲学别于现代理性主义之处：
柏拉图是位理性主义者，但辩证法不是技术，经院哲学方法的目标总是受限制的。
在我们看来，《新方法》的要旨可以概括为技术的霸权。
它不仅专注于技术，认为技术知识从来都不是知识的全部，而且还主张，技术及其作用的对像就是全部相关的事情。
当然，单单这并非新思潮的开始，它只是新思潮最早的明确的宣示：
思潮本身是培根理想的夸大，而不就是培根的信念的产物。
笛卡儿像培根一样，从同时代科学探索的缺陷获得灵感，他也认为探索技术缺少自觉的明确的表述。
《谈谈方法》和中提议的方法和《新方法》中的很接近。
笛卡儿像培根一样追求确定性。
确定的知识只能得自空荡荡的心灵研究技术自净化心灵开始。
笛卡儿第一条原则是，研究者其次，探索技术以一套规则来表述，理想地说，这套规则构成不会出错的方法，可以机械地、普遍地运用。
最后，知识没有级别差异，只有无知是不确定的。
笛卡儿异于培根的是，他接受了系统的经院哲学的教育，几何证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教育背景和灵感来源的不同使他对探索技术的规定更加精确，更具批判的锋芒。
他的目标是确立不会出错的、通用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他是仿照几何学来确立的，当运用于事物而非可能性时，其限度是明显的。
笛卡儿在把怀疑论施行于自身时比培根更彻底，最终，他认识到设定一种方法作为唯一的探索手段是错误的。
技术霸权结果只是梦想而没有成为现实。
然而，其后继者坚信自己从笛卡儿那里学来的就是技术霸权，而不是他对不会出错的方法的可能性的怀疑。
通过可原谅的对历史的删节，可以说，理性主义者夸大了培根的理想，忽略了笛卡儿的怀疑论，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平凡的心灵在天才、不平凡的人的启发下产生出现代理性主义。
但理性主义的历史不仅是新思潮的特征出现和确定的历史，而且是技术霸权侵入所有理智活动的历史。
笛卡儿从未成为笛卡儿主义者；但是按照所说，十七世纪’’，，，’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诗歌和戏剧也非常重视技术，作曲规则，重视对文学的观察，这一风潮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
出版了一系列的书关于，像诗歌的技艺，生活的技艺，思考的技艺。
无论宗教、自然科学还是教育、生活本身，都没有逃脱新理性主义的影响，所有活动都未曾幸免，所有社会都被触动。
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慢慢调整演变，直到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理性主义者，这一过程漫长而复杂，我不准备在这里阐述。
重要的是要看到，随着前进的每一步都背离它的灵感之源，理性主义越来越拙劣粗俗。
十七世纪的’’’变成了你的心灵，如何使用它，世界著名的专家制定计划，以通常花费的一部分塑造一个接受过训练的心灵。
生活的技艺成了获得成功的技术，早先技术霸权较为平和地侵入教育领域，现在已经发展为配而曼记忆训练（）。
这一思潮深层的发展动力自然是不清楚的，深深地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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