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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明故事电影中有冥冥天意

刘怡明故事电影中有冥冥天意

  刘怡明导演的《追爱》,充满了两岸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情感,这和她的出身有关,也和她的经历有关。

刘怡明出生于台湾一个典型大陆移台公教人员家庭,从懵懂世事起,就能感受到家中长辈们对大陆的那种强烈记忆与怀念。

刘怡明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上面还有哥哥姐姐。

在台湾,像她这样家庭里长大的孩子,被通称为”外省第二代”。

  八十年代的两次内地拍片经历

  对刘怡明来说,中国大陆始终是一个既神秘又亲切的存在。

但与之有近距离接触,却是在她22岁时就读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学院期间。

改革开放后,程季华先生作为第一位到西方讲学的中国大陆电影学者来到UCLA,刘怡明成为他在海外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通过程先生,她对大陆有了更多的了解,由此生出要去那里探访和拍片的念头。

  几经努力,1984年夏天,刘怡明终于成行。

那次大陆之行她主要去了安徽芜湖,她母亲当年念女中的地方。

用跟学校借来的一部16厘米摄影机刘怡明把这段旅程拍了下来,取名《有时无声胜有声》(unspokenWords)。

这个短片为她赢得了UCLA电影学院专门给予学院内最佳女导演的最高额奖学金。

  从UCLA毕业后,刘怡明留在美国,参加了一些电影的制作工作,这让她对好莱坞拍电影的流程和工作方式有了一些了解。

后来她听说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要去中国拍《末代皇帝》,大为兴奋,觉得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拿着朋友写的一封介绍信,刘怡明就登上了从洛杉矶飞往北京的飞机。

在北京,她如愿以偿见到了贝托鲁奇,还有《末代皇帝》制片人JeremyThomas。

他们很惊讶:

一个台湾女孩居然大老远从洛杉矶跑到北京来找工作。

虽然制片部门已经没有职位空缺,但他们还是打算给刘怡明安排一个宣传部门的工作。

  可是这份工作与刘怡明原来的设想相去甚远。

在北京待了两个礼拜,她听说吴天明导演即:

睁开拍电影《老井》,在朋友的怂恿下,她又动了心。

刘怡明给素未谋面的吴天明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介绍自己,并表示想参加拍片。

吴天明导演在电话那头略顿了顿,就说:

好,你来吧,“

  那时中国大陆只有29个城市对外国人开放,刘怡明是有美国籍的台湾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敏感人物”。

她想跟《老井》剧组一起去山西,无奈有种种政策限制。

吴天明很讲义气,又有担当。

作为当时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他特意派厂里的安全室主任专门跑了一趟北京,帮刘怡明申请许可。

前后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终于把所有事情搞定,带着刘怡明回到了西安。

  《老井》拍摄期间,刘怡明真正对内地的文化以及风俗人情有了切身体会,而且与许多内地电影人交上了朋友。

当时内地的制片条件还比较艰苦,《老井》又是在西北黄土高原拍摄,刘怡明不仅坚持了下来,并且乐在其中这段经历为她日后的导演生涯奠定了极为难得的实务基础。

  拍摄即将结束,刘怡明离开《老井》剧组,回到北京。

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加拿大制片人彼得克罗纳伯格(PleterKroonenburg),他正在中国洽谈一部名为《白求恩:

一个英雄的成长》(Bethune:

TheMakingofaHero)的中加合拍片。

这部电影后来由来自加拿大的导演菲力浦?

博萨斯(PhillipBorsos)和中国著名演员王心刚共同执导,并且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来自好莱坞的唐纳德萨瑟兰(DonaldSutherland)扮演白求恩,来自英国的海伦?

米伦(HelenMlrren)扮演白求恩夫人,来自中国的郭达扮演钱医生。

  作为导演菲力浦?

博萨斯的助理,刘怡明跟随加拿大的工作团队在中国内地四处看景。

一行十来人,一半外国人,一半八一厂的人,中问夹一个刘怡明,沿着当年八路军长征的路线,经过太行山、潼关等地,一路开车往西。

刘怡明既会中文,又懂英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翻译。

大大小小的事物,只要双方需要协商,都得通过刘怡明。

就这样,她从中学习到许多在电影学院中无法触及的实务经验。

20多年后,当刘怡明赴长城拍《追爱》时,当年协助拍摄《老井》《白求恩:

一个英雄的成长》时积累下的工作经验,依然令她受益无穷。

  协助李安拍摄《推手》

  《追爱》是刘怡明导演的第三部电影,她对其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她的前两部电影,由于各种阴差阳错,都有不小的缺憾。

比较而言,只有《追爱》是相对完整的表达。

  毕业之初,刘怡明做的多是一些协助拍摄的工作,后来担任李安导演的电影《推手》制片,才发现自己的兴趣更多是在创作上。

  早在去美国之前,刘怡明和李安在台湾就已熟识。

那时她就读于政治大学国贸系,是校话剧社的活跃分子,曾代表政治大学和代表台湾艺术大学(当时还叫艺专)的李安,共同演出《纽约屋檐下》舞台剧,还因此剧双双获得最佳男女学生演员的金鼎奖。

有意思的是,14年后,他们果然重逢在纽约。

  1989年8月,刘怡明带着短片《有时无声胜有声》到纽约参加一个电影节,听说14年前曾经在舞台上一起演出的李安也在纽约,就四处打听他的联络方式。

刘怡明邀请李安出来看自己的片子,李安欣然赴约。

下午三点看完片子,两人就开始聊天,直到太阳落山。

那时李安已赋闲在家六年,时运不济,几个即将开拍的项目都临时变卦,正是心情郁闷的时候,现在有这样一个故交好友可以倾吐心事,自然不肯轻易放过。

他邀刘怡明到自己家做客,两人接着聊。

结果这一聊,直到天明方休。

李安谈到了正在构思的剧本《推手》和《喜宴》,刘怡明鼓励他赶快写完,并且许诺,等到电影开拍时,她一定来帮忙。

天亮以后,一夜未眠的李安,开车送刘怡明到车站,相约后会有期。

  第二年11月,李安这两部剧本获得了台湾电影优良剧本奖,徐立功那时刚刚坐上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副总经理的位子,很想有一番作为,于是力邀李安回台湾拍片。

李安从纽约打电话给住在洛杉矶的刘怡明,约她一起返台。

就这样,《推手》开拍,刘怡明兑现承诺,担任这部电影的制片。

  《推手》全程在纽约拍摄,李安在当地找的制片人是TedHope和JamesSchamus,他们刚成立GoodMachne公司。

《推手》是这家新成立的小公司的第一个剧情片项目。

TedHope一向从事独立制片的工作,非常懂得控制预算。

他习惯以小成本拍片,善于安排工作人员以及管理整个制片过程。

JamesSchamus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电影,理论、创意与策划是他的强项。

他们两个人对李安的起步有很大帮助。

刘怡明是李安的老友,更是竭心尽力支持他。

而且,先前她在中国大陆的实务工作经验,正好可以弥补当时李安在这方面的不足。

刘怡明妥善打点好中外双边的合作关系,协助导演减少了很多拍摄中的冲突和麻烦,令剧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91年5月,《推手》在纽约杀青。

本来应该是很高兴的日子,刘怡明却因遭遇婚变,情绪非常低落。

她没有心情继续参与《推手》的后期制作,而是一个人回到了洛杉矶。

  《推手》在台湾上映后,票房很不错,紧接着又获得了金马奖的多项提名。

当年10月,李安兴冲冲打电话给刘怡明,问她要不要一起回台湾参加金马奖。

那一年的金马奖竞争很激烈除了李安的《推手》,还有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锦鹏的《阮玲玉》和王家卫的《阿飞正传》等。

结果《推手》的演员郎雄拿到了最佳男主角,王莱拿到了最佳女配角。

  《推手》的成功令徐立功非常振奋,决定趁胜追击,支持李安拍《喜宴》。

通过《推手》的拍摄,徐立功对刘怡明的工作能力有了深入了解,所以动员她回台湾工作。

刘怡明消沉了小半年的时间,也想振作起来,觉得不妨换一下环境。

于是1993年她回到台湾,进入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制片部担任编审。

挫折中前行

  那段时间,刘怡明很有自己做导演、拍电影的冲动。

经朋友推荐,她读到李黎的小说《袋鼠男人》,很喜欢,而且觉得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

刘怡明这部讲述男人怀孕的导演处女作,拍摄很顺利,只用24天就杀青了,这也是邱心志第一部担纲男主演的剧情片。

  谁知电影还在美国做后期,刘怡明突然得知阿诺施瓦辛格主演《威龙二世》即将在台湾上映的消息,这两部电影的故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事实上,李黎的小说很多构思来自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书中涉及许多医学知识,更非行外人所能了解,这些知识都来自于李黎的先生――一位不孕症的专家。

  李黎夫妇原来有一个儿子,11岁时去世,夫妇俩伤心欲绝。

那时候李黎已经40多岁为了想再要一个孩子,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却A失败。

即便在旁人看来,那都是非常受罪的痛苦过程,李黎的先生看了很心疼,开玩笑说,要是自己能代替太太怀孕就好了――一句玩笑话,却促成了他们夫妻联手写作小说《袋鼠男人》。

小说首稿是用英文写的,他们送到纽约一些出版社。

其中有些很有兴趣,但因为是中国人写英文,建议作者请人润饰一下英文语法。

李黎夫妇没找人做这件事,后来直接把中文版交给台湾的联合文学出版了。

  《威龙二世》的内容实在与《袋鼠男人》太接近,难以用巧合解释。

后来通过调查,李黎发现《威龙二世》的编剧曾在某出版社任职,而她的书稿也曾送到这个出版社申请出版。

李黎找到律师,控告《威龙二世》出品方环球电影制片公司。

然而那时《威龙二世》已早于《袋鼠男人》一个月在台湾上映诉讼于事无补,《袋鼠男人》黯然下映。

  1995年刘怡明辞去台湾中央电影公司的工作,回到洛杉矶。

1998年,她根据身边群女性朋友亲身经历的爱情和婚姻写成的剧本《女汤》,获得台湾当局1000万台币的辅导金,她立即回到台湾,投入全部精力筹拍此片。

  由于当局的规定,得到1998年辅导金开拍的影片,必须在1999年3月31日之前交片,否则要被追缴100万罚款,因为和制作公司之间的纠纷,反复折腾了好几个月,原本议定各个角色的演员,也发生了变化。

1999年1月中《女汤》终于开拍,刘怡明最大的遗憾是当时为了赶在3月31日前交片而未使用同步录音,事后配音的效果她根本无法接受。

《女汤》虽然不符合刘怡明自己的理想,但还是让王月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影片还代表台湾参加了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并获邀参加上海电影节和美国的夏威夷电影节、棕榈泉电影节、圣地亚哥电影节等。

从这次拍片的经验,刘怡明学习到很多教训。

当她拍下一部戏《追爱》时,她尽力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找到真爱

  《追爱》讲述的是个台湾女孩,为偿父亲多年夙愿,来内地寻找父亲初恋情人的故事。

剧本写作期间,刘怡明90岁高龄的母亲,有一天突然拉着女儿的手告诉她,希望她帮忙寻找留在大陆的初恋情人。

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电影名叫《帮我找到张秀倩》的缘故。

《追爱》中有这样的情节,女主角的老父亲游览长城时,突发心脏病去世。

也是在《追爱》制作期间,20lO年底,刘怡明挚爱的丈夫,电影专家、北京电影学院外教莱瑞?

克莱默(LarryKramer),突发心脏病在京去世。

一年多以后,开始从巨大伤痛中慢慢走出的刘怡明,淡淡地说,《追爱》的拍摄经历让她相信,“生活和电影有些冥冥中对应的关系”。

  莱瑞出生于好莱坞的电影世家,父亲是著名导演、制片人史坦利克拉默,制作过《猜猜谁来吃晚餐》《正午》《纽伦堡审判》等经典影片。

莱瑞和刘怡明是旧相识,但中间曾有八年没有联系。

1994年,刘怡明在洛杉矶做《袋鼠男人》的后期,突然接到莱瑞的电话。

那时刘怡明已经离婚,觉得这么多年没联系的朋友居然还惦记着自己,内心十分温暖。

  当时莱瑞在派拉蒙电影公司故事部门担任策划和电影故事审核的工作,两人相约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所谓故事部门的办公室其实是以前明星的化妆室,被隔成一小问一小间。

刘怡明至今清晰记得,她推门进去的时候,端着咖啡正和朋友聊天的莱瑞转头看见她,脸上立即绽放出发自心底的开心笑容。

  晚餐的时候,他们聊了很多过去的点点滴滴。

旧时光仿佛重现眼前,两人都感慨不已。

莱瑞告诉刘怡明,他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就觉得有一天这个女人一定会成为自己的妻子。

刘怡明这才想起,他们的相识起自莱瑞的一次搭讪。

那还是1986年,刘怡明回校办事,正在UCLA注册大楼前排队,忽然有个文质彬彬的陌生男人上前搭讪。

她本来不愿意理睬陌生人,但见这个人很幽默,长得也可爱,于是聊了起来。

通过聊天得知,他叫莱瑞,在UCLA念历史学博士,同时和自己的指导教授合教一门“电影与社会”的课,另外还在一家电影公司兼职审核剧本。

莱瑞对刘恰明很有好感,但当时刘怡明已婚,莱瑞不想做第三者,很有君子风度地退出了。

  八年后重逢,两人都有不少变化,然而彼此互有好感,感情进行得非常顺利。

1996年,莱瑞在洛杉矶的一家中国餐厅,当众向刘怡明求婚。

刘怡明答应了。

他们6月举办婚礼,婚礼上有一条非常特别的婚姻誓约,那就是发誓要一辈子一起看“电影马拉松”。

热恋期间,他们会带着特别的装备,到电影院马拉松式看电影。

莱瑞的特别装备里有水和干粮,足以让他们在电影院里撑一整天。

  婚后,夫妻俩一心想要孩子。

刘怡明拍《袋鼠男人》时学到的关于怀孕的知识,这时全都用在了自己的现实人生里。

为了要一个孩子,她像影片主人公那样,亲身体验了各种痛苦的人工受孕过程。

然而一连串的失败,让她备感失望。

  在电影学院的日子

  2000年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刘怡明和莱瑞像一些自由派的美国知识分子一样,很想逃离那里。

那时刚好莱瑞母亲留了一小笔遗产使他们可以不必完全靠着每个月的薪资过日子,莱瑞动念想改行去教书,自从他和指导教授在UCLA合开课以来,就―直很喜欢教书。

  2001年初,他们巧遇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孙欣老师。

她来美国,就是想从好莱坞找一位老师去学校当客座教授。

而莱瑞正是一本好莱坞电影的“活字典”,孙欣觉得他就是不二人选。

接到邀请莱瑞辞去派拉蒙的工作,和刘怡明一起来到北京。

  北京电影学院在国际交流学院安排了一间大套房给他们夫妻住,没想到,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年。

这三年,是刘怡明在中国大陆最轻松愉快的日子。

他们甚至不用开伙,每天可以去食堂吃饭。

莱瑞很有趣,总是说中国莱很好吃。

7-连吃了几个月,到底有些怀念西餐。

好在这时寒假也快到了,夫妻俩就回美国,再过过西餐的瘾。

  在电影学院,莱瑞专门负责教授研究生课程。

他对于好莱坞电影制作的熟悉,为学院里的学生,带去了很多难得的实务经验。

而他的西方视点,对于学生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许多好莱坞电影帮助很大。

莱瑞讲英语,懂电影,还有心理学硕士背景,应用在教学上,令他的学生更加受益匪浅。

  在电影学院教书,莱瑞十分满足,他本来就是一个淡泊名利,又孩子气的人。

教书期间,最难捱的可能就是2003年非典时期。

那时电影学院全校停课,校门紧锁。

莱瑞和刘怡明只能天天在学校里待着,又无所事事。

莱瑞很喜欢电视剧《x档案》,本来带了足够多的碟片来中国,可是非典一来,这些碟片很快就看完了。

后来形势稍有舒缓,在校人员可以自由出入,莱瑞马上拉着刘怡明一起去新街口淘碟。

在新街口的一家碟店,许多人围着碟架,默默不语,飞快翻碟。

刘怡明身处其间,偶然直起身体活动一下,却看见一群戴着大口罩的人挤在一起,沉默地做同一件事情,觉得十分诡异。

她碰碰莱瑞的胳膊,莱瑞环视一圈,马上会意。

两人隔着大口罩,对望着大笑起来。

  莱瑞去世以后,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一个纪念活动。

活动中放映了一个学生拍摄的,莱瑞课间休息喝咖啡的短片。

在这个短片里菜瑞和学生闲聊,他说自己很富有,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棒的妻子他做着他非常热爱的工作,这些和金钱无关……台下的刘怡明,早已潜然泪下

  本文图片由

  无限自在提供,部分资料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冯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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