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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奖费尔普斯获奖演说
现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译者徐秋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获奖演说，2006年11月8日
埃德蒙﹒费尔普斯*
美国纽约，NY10027，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国际事务楼，1004房间，10楼
表现主义根植于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新体验。
在1860年到1930年间，这种现代都市生活改变了欧洲。
表现主义是对快节奏的和不可理解的世界里，那些似乎漂泊不定、令人愉快，亦或恐惧的事物的幻想表达。
──引自《原始的感觉论者》，作者JackieWullschlager，《金融时代》
19世纪后半叶，现代经济体制开始在一些国家中替代了传统经济体制，而更多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则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
自我雇佣和自筹资金的经济体制，被拥有各种商业自由和授权制度的公司体制所取代。
这就是令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商业评论者大书特书的“大转轨”。
在现代经济被完全接受的地方，对于国家来说，现代经济的确具有改革能力──但是对于经济学来说，这种改革能力却很少。
在我的论文中，特别是在下面的讨论里，如果说有一个脉络的话，那就是我已经尽量地把现代经济的特性牢记在心。
那么，现代经济的特性是什么呢？
1、现代经济体制和现代经济学
社会学家很早就对比总结了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许多差异。
传统经济体制建立在彼此了解、致力于互相帮助的社会群体之上，即礼俗社会，而现代经济体制则建立在人们相互竞争的商业基础之上，即法理社会（
1887）。
社会阶级在传统经济体制中有效，而在现代经济体制中无效。
不论真假，这些社会学的对比分析，并没有明显地要求改变标准的经济学模型。
经济历史学家也总结了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
传统经济是例行公事，在常规情况下，农民周期性地用农产品与城市交换商品。
干扰不是源于他们自身的行动，而且干扰还超出了他们的控制──温度、降雨和其他外生的冲击。
现代经济以内生变化的可能性为特点：
现代化带来从把财产权扩大到公司法和金融机构的无数安排。
这为个人参与新颖的金融活动，开发和买卖新产品、新方法等商业创新，打开了大门。
这种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一个长时期的逐步高涨的创新；尤其是1860年到1940年间，一个更大的创新浪潮开始了。
很多创新是成功的，继之则是迅速积累的经济变化。
在大战时期的那几年，少数先驱理论家认为，商业创新和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对于改变人们在经济中的经验具有系统性作用。
●创新增加了不确定性。
创新活动造成未来产出的不确定：
“未预期的结果”（默顿，1936）；企业家不得不按照他们的“动物精神”行动（凯恩斯，1936）；哈耶克（1968）则认为，创新是先被发现的，收益和成本是后来“被发现的”。
创新本身和创新带来的变化，让那些未创新者的未来也充满了“奈特不确定性（1921）”。
最后，由于创新和变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中的出现是不均衡的，因而当前也存在着不确定性：
在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创新，很多是不可观察的，还有一些创新是在无人在场时是不可观察的。
于是，即使经济中的每个参与者对于经济如何运行有同样的理解，我们也不可能假设其他人的理解和自己的理解是一样的。
现代化使得传统经济的另一个特征——以共同理解主导的共同知识——也消失了。
●创新也改变了工作。
如同哈耶克（1948）所看到的，即使是最低层的雇员也拥有不易于传递给他人的独特技术，因而人们在工作中必须合作。
创新引起的变化给经理和工人以激励。
新的挑战迫使他们探索如何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马歇尔（1892）写到，对于很多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理想的主要目标和智力发展的源泉。
缪尔达尔（1932）写到，“多数富裕的人从他们作为生产者中获得的满意，多于他们从作为消费者中获得的满意。
”
20世纪前半叶，经济学还没有转变为现代经济学。
正式的微观基础经济理论仍然是建立在1850年代理查德，威克斯第，威克塞尔，瓦尔拉斯和
的田园牧歌式基础之上的古典理论。
萨缪尔森对古典理论的修正、阐明和发展，提高了古典理论的解释力；但是，古典理论仍然存在着局限性：
它是从现代经济的特征中抽象出来的──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模棱两可、信仰多样化、知识专门化和问题解决等。
作为结果，萨缪尔森的理论无法捕获，或者内生化那些在现代经济中很常见的可被观察到的现象，诸如创新、迅速增长的浪潮、商业活动的大波动、非均衡、紧张的劳资关系以及工人的智力发展，等等。
最优秀和最聪明的新古典主义者发现了这些缺陷。
但是，他们缺少微观理论来解决这些缺陷。
为了解释货币力量或者政策如何影响就业，他们求助于缺少微观基础权且构建的结构，例如菲利普斯曲线乃至固定价格，或者求助于认为所有波动只是围绕其固定均值的随机扰动模型。
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我也信奉新古典主义。
但是，几年之后，我就开始偏离新古典主义，着手建构解释上述现代经济现象的模型。
在混乱的1960年代，有几个年轻的经济学家也做了同样的研究。
在耶鲁和美国兰德公司，部分原因是受维廉·费尔纳和托马斯·谢林等导师的启发，我研读了一些现代主义的理论，比如奈特不确定性、凯恩斯主义的可能性、哈耶克的私人知识和M.Polyáni的个人知识。
在对这些现代主义的观点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我就可以从与新古典理论不同的视角看待经济了。
我能够把雇员、经理或者企业家所做的尝试，纳入或者反映到我的模型中：
承认大部分理论已经被他们运用于工作中，包括建立预期和发展信念，解决问题并具有想法。
我的研究目标是努力把这些人纳入模型。
模型中的预期行为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我主要研究现代经济中的失业率决定问题。
在随后的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早期，我再度研究这一课题。
促使我进行早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为什么“有效需求”（也就是购买商品的货币流）扩张，能够引起产出和就业增加，就像在凯恩斯（1936）的巨著里假设的那样？
为什么不只是引起价格和货币工资的增加？
接着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
在均衡条件下，经济中为什么会出现实际的非自愿失业，更确切地说，就是在每个均衡路径上，实际的非自愿失业是怎样出现的？
我建立的模型说明，如果没有实际的非自愿失业，雇员辞职将非常严重，所有的公司将不得不提高其支付水平，以尽量减少随着大量人员流动而出现的大量训练费用。
在我看来，争论并不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的前提上，即工人能够隐藏他或者她离开某个雇主的倾向（雇主也许比雇员更清楚，辞职的比率应预期为多少）。
相反，论据是建立在保护雇主免于雇工以各种籍口辞职的合同的不可能性基础上。
现代经济中的协议并非书面形式，因此协议并不正式，或者即使采用了书面形式，规定也并不完全明确。
我对“（有效）需求”和行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始于我的观察。
当面临各种创新和变化时，现代经济的市场并非如同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仅仅“分散化”。
经济中每个参与者的信念和反应是不协调的：
瓦尔拉斯的解围之神、经济范围内的拍卖人，并不适用于现代经济。
在现代经济中，很多行为是创新引起的。
同时，过去的创新已经使商品之间存在大量的差异。
这就导致这样的观点，他们的个人预期、继而计划是不一致的。
从而，一些人，或者是所有人的预期是不正确的──马歇尔和缪尔达尔称之为非均衡。
为简便起见，这里假设是封闭的经济。
于是经济经常处于这样的环境，也就是每个公司（或者是占优势的公司）经常预期，其他的公司正在支付给雇员低于他的工资率，或者偶然高一点的工资率。
在前面的例子里，每个公司都相信，对于自己公司确定的支付水平来说，他们比别的公司多支付了。
在我创立的第一个容许非均衡劳动力市场的模型中（费尔普斯，1968a），这种在其他公司被低估的工资率将抑制自己公司的工资率。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雇员辞职，以最小化其总成本──薪金成本和转换成本之和，每个公司都这样计算他需要的支付。
根据后来的一个建构，“工资曲线”因公司对他们的竞争者现行工资的低估而下移。
工资曲线下移得到更低的公司成本曲线，于是得到更低的价格，然后通过1968年模型中的货币阻滞（themonetaryblock），使得产出增加（雇员从训练转到生产而增加产出）。
由于雇员预期在其他公司的工资低于在职公司的工资，雇员辞职将减少，于是就业率慢慢增加。
之后，公司由于节省了成本而雇佣更多的雇员，于是得到更多的利润剩余。
看似非常简单的模型迅速揭示丰富的细节，因此极少学生能够完全掌握它。
然而，对于工资、价格和行动很重要的预期点已经被掌握。
对竞争者工资的低估以及公司在消费市场上对竞争对手价格的低估，共同推动了经济变化（费尔普斯和温特，1970）。
同样的，经济被高估而拉下。
如果总需求移动到较高的路径，这个具有非均衡潜力和增加的非均衡的经济将发生什么？
我经常研究来自私人部门未经确认的支出冲击。
如果中央银行反应缓慢，这种冲击将导致价格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对应地移向较高的路径──不论这种反应是迅速实现的，还是经历较长的过程。
我猜测，在总需求向上移动时，如果公司和工人因此所形的货币工资和价格预期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支出冲击对于数量和相对价格的影响，就应该是中性的。
尽管公司和工人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中性。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的模型解释了紧随其后的情况：
就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每个公司都会错误地推断，它所观察到的所有、或者是相当部分的需求增加是它所独有的（也就是其它公司的需求并没有增加），由此导致公司在确定工资增加多少时，经常低估其它公司工资率的上升。
同样的，每个消费市场上的公司在确定其价格上升多少时，也会低估其它公司价格上涨的程度。
公司根据它所推断的其它公司采取的行动来做出自己的决策，结果就是价格的上涨程度将较小──小于在没有低估其它公司价格增加程度时可能会上涨的程度，并且也小于其需求价格上涨的程度；同样地，公司工资水平的增加也是少量的──少于在不低估情况下可能上涨的水平。
我补充一句，“不确定性”可能引致“公司在工资决策时的谨慎和渐变的反应。
”（费尔普斯，1968a，p.688）
关于数量：
由于支出冲击引起每个公司的消费需求都增加，这使得公司意识到，在最初的价格和产出水平上，它可以卖掉更多的产品而不需要降低其价格。
于是，以前对于产出的少量增加无动于衷的那些公司，看到了增加产出会带来的收益，从而也逐渐增加产出。
因此，公司的“工作预备的雇员”最大储备就要增加，那么公司就将全部保留所有“工作预备的雇员”，因而职位空缺立即出现大量增加。
据此，由于感觉到相对工资增加不是公司雇佣更加缓慢的原因，而使得辞职现象减少，于是就业就增加了。
至于雇佣的反应，则出现了停滞。
公司可以在失业大军里雇佣到任何数量的新雇员，然而要使得新雇员成为“工作预备的雇员”，公司就要让正在进行生产的雇员停止生产，参与到对新雇员进行的特定工作训练中。
然而事实是，公司是把工人从训练中转移到生产中以便扩大产出。
于是，只有在辞职减少使得公司恢复生产能力并扩大其训练职员队伍时，雇佣增加才可能发生。
上面分析的是需求变化的影响。
在我的模型里，调整过程如下：
公司将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它所积累的价格上涨不会破坏公司期望的消费者基础，也就是不会减少其消费者，工资增加也不会导致期望辞职率的任何减少。
而且，紧随最初对需求价格的流动性冲击，任何提供专门类别商品的公司将经历由于价格上升而造成的需求价格（最初产出水平）的二次上涨，所有公司的上涨水平是一样的，并没有公司最初在计算其第一次反应时所担心的替代效应。
根据所有这些“知识”，公司将再度提高其价格和工资水平，使得价格和工资水平接近它们的均衡水平。
即使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仍然是零，价格和工资也会上涨，直到非均衡的程度逐渐到达零点──也就是价格水平累积增加的比率小于速度的增加比率。
沿着这个路径，工资低估量的缩减调转了为就业扩张提供动力的辞职的减少，导致失业池里没有了等待就业的人，从而导致辞职率的净增加；价格和工资水平低估的缩减，消除了公司就业率提高的期望，因此，雇佣员工并没有增加来抵消增加的摩擦（失业）。
因而摩擦消除了雇员的增加，现在看起来是多余的。
价格水平、真实工资水平和就业率到达各自新的静止点的数值。
这个发现代表了“平衡”，也就是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累积增加的预期转化为现实中实际的增加。
（但是，由于工资或者价格水平的预期也许比这两种状态里的边界更宽，所以开始的点，也包括静止点，也许并不是充分预期的均衡。
）
然而，我在1968年的论文说明，对于每一个提高的就业水平，都有一个回到最初状态的均衡路径。
在这个路径上，不仅工资和价格增加的低估消失了，而且工资和价格水平预期的增加只是和实际的增加一样。
沿着任何这样的路径，当前的低失业率不断被当前的低空职位水平平衡，于是公司尽力使自己与其他公司相比较，既不过高支付，也不过低支付。
在这方面，卢卡斯（1972）后来提出的模型与我的不同。
他的模型具有明显的含义，跟随着当前卢卡斯时期的干扰，其令人难忘的“理性预期”的结果，是经济立即跳到均衡状态。
我认为，市场参与者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顺着均衡路径移动，从他们当前的状态回到最初状态，如果这样的路径存在的话；但是，总的来说，不能假定他们发现了沿着这样一条路径的道路。
与“理性预期”的关系。
上面的分析框架不是一个封闭系统。
它并没有产生一个完全确定的稳定状态，而且，它似乎也不能产生这样的状态。
当前的空职位水平有一个外生的结构性成分，是管理者猜测的、再拥有另一个雇员所需要的正确价值的函数（例如，影子价格）；并且，影子价格是变量而不是由模型决定的。
如果由于未来前景已经明朗的一些或者全部企业家的印象，导致那些价值跳升，空职位将增加，雇佣将上升──明显地超出预料。
这些特点使得模型不再是没有创新空间的机械机器，并且，由此发生结构性变化。
在解释最佳的模型里，公司在计算他们的期望工资目标时，如果近期没有其他竞争者的平均工资率公布，就必须形成关于其他竞争者的平均工资预期。
因此，总的来说，劳动市场并非寻找并走向均衡，也就是在其他竞争者的工资等于他们的实际工资信念下的那种均衡，而是走向替代均衡（surrogateequilibrium），在替代均衡状态下，预期可能低估了实际工资水平（费尔普斯，1972）。
于是，给定同样的空职位率，失业静止点低于与（预期的）均衡相一致的稳定水平。
（当然，知觉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可变的。
）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就象假定理性选择被设置的不准确一样，作为一种接近模型的方法，提出理性预期均衡并不仅仅是不准确的：
将其使用在模型中是不合适的。
在一个高度创新的经济里，公司的考虑都不相同──即使是处于同一产业和相同地理位置的公司。
因此，公司就没有推理的基础，当公司暗中按照理性预期行动，也就是“由于我已经计算了我的工资应该上涨x%，我现在必须考虑到其他竞争者也会做同样的调整；因此，我现在必须把工资上涨得更多……”这种到达正确预期的演绎推理是不适用的。
这是弗雷德曼－费尔普斯文集中，我那部分的主题（费尔普斯，1983）。
更根本地，当未来是被现在的新思想和随之而来的企业家计划所创造，而公众无法获知企业家的计划，甚至企业家自己对此也不确定时，公众就无法形成关于未来概率分布的“理性预期”（卡沃和费尔普斯，1977）。
如果公司正在从事创新活动，对过去的数据进行“连续回归”，将无法为公司提供关于这些公司在任何方面将打算做什么的适用性预测。
（见即将出版的弗雷德曼和戈德菲尔德）。
理解了不确定性下凯恩斯－费尔纳概率，那么当一个人了解到他们正为应对一个意想不到情况做准备时，这个人会给予历史预测较小的权重。
因此，如果被问及我的理论是否被卢卡斯的模型突然袭击，我必须要说，如果一个经济拥有动态性，其创新活动不断地创造着不确定性，并且经济体的结构也是不断变化的，那么，理性预期均衡的概念就不适用，而且，运用这个概念建立的经济模型，也根本无法有效地解释这种经济的波动机制。
与弗里德曼1968年模型的关系。
上述“自然率”理论和由于错误理解的变化及干扰所导致的离差，经常被认为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模型（1968）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因此，两个模型被认为是关于同一事情的同时发现。
实际上，它们发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
弗里德曼的模型是关于劳动力参与的自然率模型，而我的模型则是关于自然失业率的模型。
上述区别衍生出无数的不同。
例如，在前者的模型中，未觉察到的需求增加，是对竞争性均衡不受欢迎的偏离，而在我的模型中，未觉察到的需求增加，则减少了非自愿失业的数量。
（下面，我将简短地评论旨在增加就业的货币政策。
）
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
有人善意地评论说，在微观基础文集中的研究以及相关的研究是一场“革命”（皮萨里德斯，2006；萨缪尔森，2006）。
然而，必须做两点说明。
一个是，在建立微观－宏观模型时，我仍然保留着某些凯恩斯的标准核心理念：
有效需求变动，即使是“中性”的变动，也会明显地影响经济活动。
更进一步，在均衡市场中，价格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是不完全的。
另一个是，在内生自然失业率研究时，我放弃了凯恩斯政策立场中的某些核心部分。
在最佳货币政策理论中的应用。
我第一次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预期研究框架是为最佳通货膨胀政策建模（费尔普斯，1967）。
这是在建立“最佳”通货膨胀率模型时，对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1958）在现实中应用的反应（奥肯，1965）。
有一段时期，对我来说，这篇1967年的论文似乎已经被建立在泰勒规则（泰勒，1993，1999）基础上的理性预期所超越。
然而，这篇论文继续在研究历史通货紧缩方面取得成果（萨金特，1999）。
经济学奖金委员会（2006）提名并表扬了我这项从跨期观点看待政策制定的研究。
因此，我想谈谈这篇文章。
这将是以下内容的主题。
改变不合意预期的政策
我最早利用跨期观点进行的政策研究，是关于一个没有货币的经济体的财政政策研究（费尔普斯，1965）。
我的前提是，总的来说，公众期望他们“一生”税收的折现值，少于能够预测到的税收值。
（我援引大卫·李嘉图的话来捍卫自己的观点，一些年以前，“李嘉图主义”开始表示他所反对的东西。
）根据模型，结果将是消费者对商品的过度需求和劳动力的低供给。
“财政中性”的政策将根据政府预期的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按照当前价值排列预期的一生税收债务项。
如果公众没有理性预期，税率将有可能高于，或者低于中性所必需的数值。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市场预期对于供给很重要，预期可能是不受欢迎的。
因此，“最佳”的政策应当纠正这样的预期。
在1967年的论文中，关键前提是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可能高得不合情理。
政府促使公众降低其预期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强制实际通货膨胀率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令那些过高的预期失望──直到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为止。
另一个前提是，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带来高于自然率的就业，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带来低于自然率的就业，也就是说，高于自然率的失业；于是，“通货紧缩”需要转换成本：
这种成本是失业率短期膨胀高于自然水平所导致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如果当局通过设置对应实现自然失业率的有效需求，来听任当前的通货膨胀预期，这种成本就可以实现。
这些思想体现在一个正式的框架中，如同我们熟悉的拉姆齐最佳资本存量模型（1928）。
预期的通货膨胀率x是状态变量，如同拉姆齐模型中资本积累所起的作用；实际通货膨胀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x之间的离差f，与消费与收入之间的离差相类似。
在这个探究中，政策变量是财政──需求水平由平衡预算的规模决定。
这使得公共债务不变──货币政策稳定投资需求以便使得资本存量不变。
分析（1966年做的）进行的并不很容易。
在1969-1970年的著作（费尔普斯，1972a）中，我使问题简化了：
假设通过货币当局和财政政策实施的通货膨胀政策，对资本和公共债务的影响是中性的。
简单地说，问题就是要找到政策函数f（x），这个函数服从微分方程dx/dt=β（f−x），能够最小化可能的贴现效用积分（thepossiblydiscountedutilityintegral），β是正的假变量。
结论：
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低于）最优政策期望将其拉至的静止点水平，那么在两者之间就存在一个缺口，最佳的政策总是要求降低通货膨胀率，使之低于当前的预期通货膨胀率，而不考虑短期收益状况。
当然，预期通货膨胀率高于静止点水平的初始差值越大，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最佳离差就越大──于是，最开始增加的失业就越多。
效用贴现率越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静止点目标就越低，初始缺口的最佳规模就越大──近期的痛苦和长期的收益就越大。
减少就业的代价越高，那么最佳的初始离差就越小──失业与自然水平之间的最佳离差就越小──于是，通货紧缩的速度就越低。
回溯一下的话，也许我在1967年写的论文是“通货膨胀目标”的创始者。
然而，我意识到在最佳货币政策如此简单的特殊方法中持续存在的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
在未经压缩的讨论论文的最后一页，我检验了一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失业率u是迟缓的（如同我1968年的论文），因而成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之外的一个附加状态变量。
那么，最佳的政策函数f（x,u）并不总是单调地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拉向它的静止点水平。
最初远远高于或者低于自然水平的失业率可能拉动最佳的通货膨胀率高于或者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即使后者当前正处于其静止点水平。
但是，当失业率走向其静止点，也就是自然失业率时，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早晚会转回其静止点。
泰勒提出的著名的利率规则（1993）具有同样的特点。
虽然它来自解决不同种类的问题的最优政策──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围绕其低于“理性预期”的平均值的最优稳定。
也可以说，在1967年及其以后的研究中，我提出了“中央银行的职能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思想──如果中央银行监视并设法稳定预期通货膨胀率，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将不会长时间的失控。
参数变化有可能把价格水平拉入不同的路径，但是它们不会永久地改变价格水平增长的趋势。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在未来前景不完全知识情况下的经济运行中，总是存在中央银行严重错误估计自然实际利率的可能性。
在那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则并不是从不折不扣的固定条款出发，作为对预期通货膨胀率和目标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反应，银行设定的实际利率偏离这种固定条款。
如果其他所有参数均正确衡量的情况下，自然实际利率被低估，那么银行将会把实际利率设置得过低，以至于无法将通货膨胀保持在期望的水平上（费尔普斯，2006d）。
我对基于参与者不完全知识的评论。
某些理性预期的倡导者认为，我在1967年的模型中把预期解释为适应性预期（卢卡斯，1976）。
我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第8章中，讨论“日常稳定”时承认，预期在面对任何同一经历的同样重复时的刚性情况下都不是适应性的（系数不能是真正的参数，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都是固定的数值。
）但是，这些观点对于建立理性预期假说的适应性还不够有效。
动态经济学不具有同样的重复博弈（如同中国人的说法，“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市场中存在多种观点，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总是使用一套固定的观点。
（甚至保罗·沃尔克也必须赢得可信性。
）凯恩斯认为，市场参与者总是根据最近期的模型进行预期，直到积累足够的反面证据，粉碎那个模型，并且为建立新模型和完全不同的预期开辟道路为止。
适应性预期等式是这样一个过程的近似。
自然率波动和变化的结构主义模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已经在OECD国家的经济中观察到，当不存在上升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时，失业率的长期波动和变化──以及失业率显著的国内区别──说明，强大的力量已经影响了自然失业路径。
确实，20世纪早期的很多学者，都是根据真实的市场力量，而不是货币力量探索对繁荣和危机的解释。
1920年代中期，关于失业率无法恢复到其先前的牛市水平的任何恰当解释，都需要“内生化”自然率的理论。
自然失业率（路径）的非货币理论始于1980年代。
该理论建立在1960年代我使用的就业训练模型和消费市场模型基础上。
在这个研究方向上的严谨探索（卡沃和费尔普斯，1983）集中于时间偏好和财富，但是缺少失业。
某些两个国家的建模（菲托西和费尔普斯，1986，1988）集中于海外利率和汇率，但是缺少自然率。
具有期望特点的封闭和开放经济模型，出现在1988－1992年间的一系列论文，以及HianTeck云天德和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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