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动向第35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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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动向第35期
宏观政策动向
第35期
（总第483期）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2009年09月18日
国信观点：
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如何着手？
政策动向：
新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将有新任务
新能源：
大发展与抑制泡沫并重
政策点评：
刺激政策尚难退出
土地流转中应保障、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
政策文摘：
电子信息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投资方向制定
《中央财政整顿关闭小煤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出台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公布
一周动态：
央行2010年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税务总局加大对高收入群体征管力度
商务部将尽力帮助涉案企业渡过难关
政策借鉴：
日本新能源环保汽车产业链正在形成
欧盟制定新规则开辟新气源
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如何着手？
发端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极大的冲击，同时凸现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迫切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成为大家的共识，也成为经济政策瞄准的对象。
但如何才能真正达到促进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目的，需要梳理清楚与居民消费相关的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对此发表一些看法。
一、对我国消费现状的基本剖析
1、我国消费率严重偏低
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这在国际国内都被认为是不正常，目前已经妇孺皆知。
2、最终消费增速并不算低
在探讨中国的消费问题时，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消费增长一直都很缓慢。
因而，学界和政府决策层都一致认为，我国消费者支出远远低于其潜在的消费能力，中国应当推进“消费拉动型”增长。
在这一认识下，政府把刺激消费需求作为今后决策的一个重点。
实际上，和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相比，中国消费的增长势头一直非常快。
从1991年到2008年，我国最终消费名义、实际年均增长15%和9.5%，2001—2008年，尽管增幅略有下降，但最终消费名义、实际年均增长也达到11.7%和9.14%。
甚至居民消费的增长也十分强劲。
上述两个时间段，居民名义、实际消费年均增长14.5%、9.04%和11.4%、8.79%。
3、中国的高储蓄不等同于居民高储蓄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连续30年高增长的背后是高储蓄的支撑。
从分类上说，一国的总体储蓄可以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几个大类。
分析国民总储蓄结构可以一目了然，贡献储蓄的主体实际上变成了在收入分配中占大头的企业和政府。
1992年至2007年，企业储蓄占GDP比重和政府储蓄占GDP比重均几涨一倍，前者从11.3%激增为22.9%，后者从4.4%增长为8.1%，而居民储蓄占GDP比重相对稳定，1992年占GDP20.3%，2007是占20%，期间有一些波动，低的时候到17%，但基本家庭储蓄占GDP比重保持在20%上下。
所以，近年我国的储蓄率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增加储蓄的结果；而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居民（家庭）储蓄得更多了，而是其收入相对下降了。
4、居民储蓄增长主要是高收入阶层的贡献
从城乡结构看，近年来农村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居民储蓄率上升主要由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拉动所致。
从居民收入分组结构看，少数高收入户是居民储蓄的主要来源，在城镇居民中，中高收入及高收入户的储蓄贡献率合计占到70%以上，农村居民中高收入户的储蓄贡献率占到近70%，如果按收入水平合计划分，城镇居民的中高收入及高收入户的储蓄占全体居民储蓄的5成左右，而其人口仅占18%左右。
由此可见，从总量角度分析居民储蓄率问题，往往掩盖了巨大收入分配差距下储蓄分布的结构差异。
5、城镇居民储蓄增幅差异不大
从农村分层次居民户储蓄增长情况看，其储蓄增幅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呈现逐步提高，这与大家日常的感觉完全一致。
但城镇居民分层次居民户储蓄增长情况却呈现不同的格局，即不同层次居民户的储蓄增幅差异并不大，甚至高收入户的储蓄增幅是最低的。
2003—2008年，城镇居民平均储蓄增幅为19.57%，分收入水平增幅分别为：
低收入户22.61%、中低收入户20.31%、中等收入户20.25%、中高收入户20.60%、高收入户18.64%。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近年来，城镇居民的非消费性支出增幅大大高于消费性支出增幅，而非消费性支出主要包括购房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
即由于近些年购房成本大大上升，非高收入户受此影响相应缩减了消费支出。
二、促进居民消费的着力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激活消费、扩大内需，让消费成为比投资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应该针对消费现状及背后蕴涵的结构特征，分短期和中长期制定针对性政策。
总的看，鉴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在方方面面做出改变。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30年来高增长提供了强力保障，然而，中国的高储蓄率为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却没能为这种快速扩张创造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积累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思路，历来具有压低消费，进行强制国民储蓄来实现实物资产积累的倾向。
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基础工业、重工业和建筑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支撑储蓄率不断上升以及储蓄结构失衡的自加强机制。
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与其说是高储蓄催生了高投资和高增长，不如说高投资增长模式需要高储蓄来维持。
这就是说，储蓄率逐步提升，是经济增长模式裹挟下的被动选择。
因此，要想改变这种模式，从根本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势在必行。
2、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公共性财政支出
在当前阶段，由于文化和习惯因素所导致的高储蓄率并不是政策关注的重点，改革国内的体制才是降低储蓄率的根本出路。
如果要降低储蓄率，就必须要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居民所面临的各类收入风险。
社会保障的完善和政府在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相当于用政府的消费替代了家庭储蓄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居民的储蓄，扩大居民消费。
3、改变发展理念，真正回归“民本经济”
8月2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报告中表示，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8月22日，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在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后，我国的福利政策的补课任务非常重，未来3年将是我国福利制度的制度突变期，要建立起与中等发展水平较为适应的福利体系建设，加总起来大体上应该新增1万亿元。
两则新闻中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领域改革的强调，显示出了政府在财富分配改革上的强烈动向。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是弥补民生欠账，加快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体系问题，其实都源自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保障和增进人民的幸福，这不仅是一个财富分配问题，更事关一个国家发展的价值指向和根本目标问题。
这样，就需要在观念以及政策上做出调整，淡化GDP增速及相关指标（如工业生产、当地经济实物方面的变化等）在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性，将就业和环保作为比GDP和财政收入更重要的衡量标准。
通过提高资源和环境保护费用来调整要素的相对价格，减少对工业企业的能源价格补贴。
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部门的再分配等等。
4、正确处理住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998年作为一个时点，前后商品房的销售额占整个社会消费总额的比重，由以前的5%、6%左右，迅速上升到15%以上。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最大的变化是土地的价格。
在1998年房改之前，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基本上没有价格，土地不参与社会的再分配。
但1998年之后地价不断上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开始参与社会再分配。
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是企业与政府受益，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例上升，而居民占社会总储蓄的比例下降。
因此，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经验和教训是：
住房市场化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但过度的住房市场化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不仅会导致低收入群体买不起住房，还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扭曲了经济结构。
由于居民在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过快，使其他消费受到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不断下降。
为此，要想真正促进消费的增长，需要在住房政策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正确处理住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5、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者谈判地位
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目前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那么只能是从“质”上入手、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
帮助劳动者提高劳动技能，是政府大有可为的领域。
一方面需要加大劳动技能培训的投入，短期内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基础教育的水平，从源头开始提升我国劳动者的基本素质。
提高劳动者谈判地位的途径，是完善集体谈判制度，在劳动力过剩时单个劳动者当然是没有谈判地位的，但要是劳动者能够团结起来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就有利于形成相对均衡的谈判力量。
6、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非正常差距
无疑，收入差距正常扩大是应该肯定的，问题是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达到了非正常扩大程度，并且覆盖范围广阔，呈现全方位特征：
不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城镇内部抑或乡村内部，收入差距都扩大了。
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进而使得普通城乡
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偏低。
普通城乡居民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有很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却没有条件消费，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因此，为扩大消费需求，首先，要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
不是说，垄断企业就不能有高收入，而是收入一定要与贡献挂钩。
其次，贯彻公共财政的原则，财政不仅要惠及城市，而且要覆盖农村；不仅要支持东部，而且要照顾西部。
第三，取缔非法收入。
对制假贩假、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政府应严加监管，重拳打击。
对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另外，要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特别是要减少社会关系、政治权力和家庭背景这些非市场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上阻碍竞争的作用，特别是要打破城乡间和不同行业间的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
（胡少维）
新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将有新任务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辉煌60年”系列形势报告会上作专题报告时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农业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之一。
新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扎实工作，开拓创新，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局面。
[问题]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已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城乡发展失衡仍然突出，最需要统筹。
[对策]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客观要求，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任务。
连续出台了6个中央1号文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还专门就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重大部署，形成了新时期比较完整的“三农”工作指导思想和政策体系。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奋斗目标，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加快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了到2020年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
根据有关规划要求，202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0800亿斤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
为此，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新农村建设放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大格局中，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在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农村改革发展新局面。
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核心是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关键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投入的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
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繁荣农村经济，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在城镇化发展中，加快小城镇发展，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统筹“三化”中，构建农民持续增收长效机制，解决好农民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
同时。
加快建立健全现代农业支撑体系，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
以保障农产品供给、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全面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新能源：
大发展与抑制泡沫并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希望用更加全面、更加综合性的政策框架使得某些领域（新能源行业）的泡沫早期能抑制住。
[问题]目前，发展新能源乃大势所趋，更多资本流入推动了新能源产业快速上路。
在《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在过去5年里连续实现翻番，到2008年底累计装机约1215.3万千瓦，成为全球第四大风电市场。
但在规模扩张的同时，近段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在风电领域“跑马圈地”的行为明显，只重视装机容量而忽视上网发电量，导致风电产能盲目扩张，这种资源浪费无益于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从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来看，国内从事风电整机生产的企业2004年仅有6家，到2008年底已达70多家，但只有约20家厂商有成熟的产品下线，多数新进入的企业还处在建设或产品试验阶段。
按投建规模计算，这些企业的风机产能可达3500万－4000万千瓦，但预计国内风电场的建设速度仅能维持在年装机容量1000万－1500万千瓦之间，未来供给将大于需求。
同时，数据显示，2009年国内多晶硅厂商有效供货能力将达8万-11万吨，而预期全球有效需求只有6万吨。
由于供需形势逆转，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多晶硅价格已从最高500美元/公斤降到目前的70美元/公斤左右。
然而，目前我国20多个省近50家公司还正在建设、扩建和筹建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逾17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另外，在太阳能电池方面，我国很多
加工制造项目并未掌握关键的单晶硅与多晶硅提纯技术，但这是产业核心所在。
而在风电制造方面，真正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不多，当2.0-3.0兆瓦的风机早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机型时，国外风机巨头为保持技术垄断，并不愿意向我国输出2.5兆瓦以上级别的风机制造技术，国内企业只能引进1.0-1.5兆瓦级机型，并且关键零部件基本依赖进口。
海关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风电设备进口金额近亿美元，主要就是关键零部件进口。
传统产业“大而不强”、缺乏核心技术或原料的老毛病，在新能源产业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而这一隐忧，可能导致新能源产业“高开低走”，阻碍我国促进产业升级的战略部署。
[对策]发展新能源是解决我国能源短缺的战略举措，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更是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新经济增长点。
因此，中国发展一些新能源行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的方向不会改变。
但是，鉴于现在一些新能源行业，比如说太阳能方面稍微出现了一些泡沫。
国家也将利用政策框架将某些领域的泡沫早期能抑制住。
这样，为了避免重复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只能在规模上做文章，扮演赚取加工费的角色，我国新能源产业将从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方面入手，扭转我国企业整体科研实力特别是基础理论领域长期滞后、国家相关政策过分强调应用领域研究的不利局面，从长计议，推动本土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装备国产化率提高。
同时，相关部门还将积极统筹规划，进一步研究能源发展布局和比重，在制定能源发展总体规划时，可能考虑通过设置技术壁垒，提高环保标准，避免全国各地低水平重复建设。
刺激政策尚难退出
中国自去年以来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和适度性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也有观点认为，超常规的货币发放和过度充裕的流动性，已经导致了很强的通胀预期，经济复苏之后可能出现乘数效应突然放大，如果继续维持现有政策不变，必定在增长进一步上升过程中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
因此，现在退出政策的声音日见多了起来。
不过我们认为，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回暖和复苏的主导性趋势已经形成，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列车已经毫无悬念地走上持续增长的轨道了。
我们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问题仍然很多。
一是出口增长形势依然严重，外贸出口继续下降。
由于全球经济全面回升尚早，短期内很难指望恢复危机前的出口增长。
二是工业增长基础并不稳定。
当前主要问题是企业效益下降，亏损比较严重，不良资产的压力增加。
三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与国有企业仍占主导地位。
而政府财政收入不能乐观，给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后续性投入增加了困难。
许多人担心通胀。
目前看来，这种担忧似乎有一定道理。
但提前退出刺激政策可能不仅不会降低通胀风险。
相反，它甚至可能增加通胀风险，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引发另一轮激进的干预。
因为如果过早实施了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
鉴于私营部门的极度脆弱，这可能再度造成经济低迷。
其必然结果是又一轮紧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举措。
其实，不仅中国面临政策争议问题，世界各国也一样，比如，在今年刚刚召开的G20会议之前，全世界对于退出谈的很多，但是会后大家就不谈了。
那是因为大家在G20会议上交流了一下看法，对形势做了一个重新的估计，认为形势还没有好到那种程度，现在只能说是稳定了，下滑的趋势止住了，但是回升道路还不太明朗。
所以G20会议之后，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继续保持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一点上，显然中国也难独立于世界之外。
至于大家谈的比较多的结构问题，十几年来我们总是把结构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提，但是调整并不容易，因为结构涉及到非常多的方面，尤其是经济结构大规模的调整，依赖于科技的大规模进步。
需要用市场机制，需要用改革的方式。
并非政策转向就意味着结构的好转。
因此，在当前面临信贷需求压力和通胀可能性的两难选择下，不能简单地二选一。
宽松货币政策不能放弃，但同时需要在持续强度和信贷结构上适当调整，例如逐步降低信贷增长水平、央行加强收回流动性、防范国外热钱大量流入、加大中小企业和市场化信贷投资的力度，等等。
土地流转中应保障、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
目前很多地方都开始试点推行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以探索破解土地和新农村建设的难题。
一方面我们为大规模土地流转所取得的成效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其产生的诸多问题感到担心。
大规模土地流转，不单单是一个土地集中耕作、规模化经营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农民和农村的整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大问题。
大规模土地流转，必须保障、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慎重对待可能出现的问题。
大规模土地流转不同于一般的小范围、小地块的土地流转，它常常是整个村庄的土地参与流转，这必然会涉及到许多农户是否愿意流转土地的问题。
特别是，尽管依照规定，大规模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即耕地依然应当作为农用耕地，不得变更为建设用地等。
但是目前，在大规模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了操作不规范、执行国家政策不严格的情况，许多耕地在流转之后，未能及时地耕种，令许多老百姓感到可惜，也破坏了土地的价值。
同时，在大规模流转的土地中，许多流转土地接受者以建设厂房、加工地点等为由，而超标准建设，占用耕地，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变相占用耕地。
这些都违背了耕地的使用原则，直接威胁了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也破坏了国家的土地资源。
同时，大规模土地流转，涉及到众多农户的田地，如何确定参与流转农户的实际土地面积，以保证以后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也是现实的问题。
另外，大规模土地流转，
必然涉及到众多老年人，他们在流转土地之后生活如何保障，是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基本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农村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然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农民还没有完全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权、收益权。
在土地的征占用方面，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农民虽然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但却不是农村集体土地市场交易的主体，根本无法进入土地交易市场。
在土地的征占用过程中，国家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对失地农民安置人数过少，而土地收益大部分流入各级政府和开发商手中，农民所得只有很少一部分。
另外，由于土地开发增值利益的极大诱惑，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先占后批、少批多占、不批乱占土地的现象。
这样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地后，一方面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下难以顺利转化为市民，另一方面又难以获得应有的土地损失补偿，导致这部分人变成真正的“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
因此，在土地流转等涉及土地利用制度改革问题时，应该保障农民对土地有更加充分的权利。
为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应将农民逐渐培育为土地市场交易的主体，积极探讨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办法。
无论是公益性还是非公益性土地交易产生的收益应大部分归农民享有。
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政策。
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流向城镇，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既要允许也应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同时，在完善荒地、林地使用权抵押制度的基础上，还要探索耕地、草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办法，允许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
这将极大地提高农村土地的价值。
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获得银行贷款，能增加对土地的长期投资，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土地市场体系。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一种机制。
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设用地交易等，最有效的办法是培育土地市场，政府的作用是健全土地法规，支持发育中介服务组织，加强监管，维护土地市场的透明性和公平性。
电子信息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投资方向确定
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编制并下发了《电子信息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投资方向》，以进一步加强对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的指导，推进关键领域重点项目建设，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两部门要求，在2011年底前，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涉及的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原则上应按投资方向组织实施，请根据区域优势和地方发展规划，选择好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做好项目组织工作。
其中可选择发展的项目包括在半导体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和彩电、通信设备、数字音视频、计算机产业及下一代互联网、软件、信息服务和信息安全以及电子基础产品之内。
具体实施内容包括诸如计算机及网络、通信、数字音视频用关键芯片,智能卡芯片、工业控制芯片、汽车专用芯片等设计；规划布局内高世代TFT-LCD生产线建设和PDP生产线扩能升级；TD-SCDMA及后续演进技术的系统、终端、核心芯片及测试设备产业化，研发测试环境及业务平台建设；数字电视接收机设备、微型投影机、IPTV等终端产品的研发及应用等39项。
《中央财政整顿关闭小煤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出台
财政部等三部委9月17日公布的《办法》指出，专项资金以实际关闭小煤矿数量为考核主体，兼顾生产能力、职工人数、地区差异状况等因素，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通过中央财政专款形式拨付给省级财政部门。
《办法》所称的小煤矿是指列入国家制定下达的“十一五”后三年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计划确定的生产能力在30万吨/年以下的煤矿。
专项资金补助金额原则上按以下公式测算：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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