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时期的元代社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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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时期的元代社会
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时期的元代社会
第一节忽必烈建国及其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
1260年初，从蒙、宋前线匆匆北返的忽必烈抵达燕京。
他在燕京附近驻扎了将近三个月。
蒙哥汗亲征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竭力诱使忽必烈回到草地，好逼迫他就范，再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汗宝座。
忽必烈则清楚地意识到，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自己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及汉军方面拥有莫大的优势与便利。
因此他不肯轻易离开经营有年的中原而贸然北上。
双方间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矛盾日趋激化①。
1260年4月中，忽必烈拘禁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心腹脱里赤，先发制人，在新筑成不久的开平城宣布即大汗位。
拥戴忽必烈最积极的宗王，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
他曾因攻宋无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严厉训斥②。
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忽必烈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
这为日后由塔察儿“率先”，从而诱逼在场的其他宗室“相继劝进”安排了最关键的一着①。
合辞推戴的诸王，还包括移相哥（合撒儿子）、忽剌忽儿（合赤温孙）、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
一度滞留于汉地军中的蒙哥子阿速台这时已北投阿里不哥，没有与会。
践祚次月，忽必烈以《即位诏》颁行天下。
诏书明确宣布：
“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它表明了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
又次月，复以建元中统诏天下，更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②。
建国之始
最早的新行政机构，是统辖中原汉地政事的燕京路宣慰司。
翌月，以王文统、赵璧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但这时候的“中书省”似乎还不像是国家正式的中枢机构，建制也极不完备。
倒是燕京宣慰司所属的各路宣抚司则渐次创置；不久就进一步完善为十路宣抚司的建制。
主持各路宣抚司的官员，大多是汉人（包括祖居中原的契丹人）出身的政治家，少数是汉化程①度很高的色目人如廉希宪、赛典赤等。
②《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49—253、247。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廉氏《家传》；元明善：
《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②《元史》卷四《世祖纪》。
中统元年七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
中统二年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之盟的移宋三省牒文，就是以燕京行中书省的名义颁布的③。
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
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都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①。
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很快组建起拱卫京畿的侍卫亲军。
统领侍卫亲军的，是多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亲信董文炳等将领。
立国之初，“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元史·世祖纪一》）。
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亟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至漠南沿线，很快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
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中统头两年对南宋的背约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
他虽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江汉两大都督，东则李璮，开府益都；西则史权，开府邓州，与宋扬州、襄阳两别帅犄角”②。
但他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
国信使郝经被拘，不过遣官诘问而已；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南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忽必烈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
忽必烈在漠南抢先即位，完全打乱了阿里不哥的预谋。
后者只得匆匆于1260年夏季，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①。
出席大会的，有察合台子哈剌旭烈的寡妻兀鲁忽乃妃子、察合台孙阿鲁忽、窝阔台孙覩尔赤（合丹子）、海都（合失子）、术赤孙忽里迷失和合剌察儿、蒙哥子阿速台和玉龙答失、塔察儿子乃马台、别勒古台之子等。
这样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
站在阿里不哥一方的有影响的东道诸王似乎很少，但他从西道诸王那里获得的支持，又要多于忽必烈。
尽管当时正在经营西亚的皇弟旭烈兀和立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拔都后王别儿哥，态度都不无暧昧之处，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他的儿子药木忽儿，最初是支持阿里不哥的。
而别儿哥冲制的钱币上刻有阿里不哥的名字，更表明钦察汗国在阿里不哥失败前一直认为只有后者才真正代表了蒙古大汗的统系②。
③王恽：
《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①据《元史》卷五《世祖纪》，中统三年十月，“命百家奴所将质子军入侍。
..命不里剌所统固安、平滦质子军自益都徙还故里”。
这些由质子军组成的怯薛部队，当是在围攻李璮时被派出去的。
怯薛军能远离大汗出征，证明它在当时已有相当规模。
②姚燧：
《孙显神道碑》，《牧庵集》卷二四。
①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即位于是年夏季中期，不确；但他说阿里不哥在其阿勒泰夏营地称汗，则与《元史·世祖纪》谓四月“阿里不哥潜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相合。
很可能他是在自己的夏营地得到忽必烈称汗的消息，只好于匆忙中就地举行大会以应变。
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政治态度对忽必烈颇为不利。
为改变此种局面，忽必烈先派支持自己的察合台后王阿必失哈（阿只吉长兄）急驰西北，企图用他控制察合台兀鲁思的政局，使之与中原汉地势力为犄角，拑制漠北。
阿必失哈一行在途经河西时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截留，察合台兀鲁思落入阿里不哥派去的阿鲁忽之手。
不久，阿鲁忽和旭烈兀渐与阿里不哥生隙。
忽必烈抓住时机，以明确承认二者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既有权益为条件，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他宣布，自阿姆河西至马木鲁克疆界的塔吉克地面当归旭烈兀统治守卫，自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地则由阿鲁忽镇守①。
至此，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立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国。
建国次年，忽必烈与西道诸王的关系基本和解，遂使他得以全力对付阿里不哥。
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两路，大举南下。
东路军由旭烈兀子药木忽儿、术赤后王合剌察儿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
西路军由阿兰答儿统领，直指六盘山，意在接应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死后曾归阿速台节制，阿速台投奔漠北后，一直控制在阿里不哥的大将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手里。
阿里不哥的左路军以宗王为帅，而且直接威胁汉地政治经济中心燕京，因此忽必烈亲自领军逆之，而以移相哥、纳邻合丹（当为合赤温孙）为其前部。
移相哥军击溃药木忽儿和合剌察儿，阿里不哥难以继续立足和林，匆匆退到由他继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
忽必烈大概是循帖里干道，顺利进至和林②。
其时约在当年初冬。
当时和林城的残破或许相当严重，所以到达不久，忽必烈便南至汪吉河（今翁金河）冬营地，以为短期休整③。
阿里不哥生恐忽必烈乘胜追击，乃遣使假意求宥，并称待马力稍复，再赴阙谢罪。
忽必烈深以汉地政局为念，遂留移相哥镇漠北，自己冒严寒逾漠南返。
南指六盘山的西路军虽为偏师，但它牵动川蜀关陕，使那里本已化险为夷的形势又紧张起来。
原来早在廉希宪受命宣抚京兆、四川时，屯兵观望于六盘山的浑都海就企图联络阿里不哥遣往关中的刘太平、霍鲁怀及川蜀军中亲阿里不哥的将领发难。
廉希宪当机立断，捕杀刘太平、霍鲁怀，以处于弱势的秦巩世侯汪家的军队拒阻浑都海，“但张声势，使不得东”。
浑都海果然中计，“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采取了“重装北归，以应和林”的下策。
②参见杰克逊：
《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卷22，1978年；施普勒：
《蒙古人在伊朗》，页61—62。
①《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55—256。
②关于帖里干道，参见陈得芝：
《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辑，1977年。
③《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54。
关陕之危竟得安然解脱①。
可是当阿兰答儿提兵与北归途中的浑都海会师之后，这支军队重又折返东向，并派人约结陇蜀诸将，一时“人心危疑”，朝士至有捐弃两川、退守兴元之议②。
两军兵锋初接，朝廷方面又先失利，遂愈使“河右大震”。
这时候，忽必烈增派的诸王合丹（窝阔台子）、哈必赤（合撒儿子）等率师与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复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
阿兰答儿、浑都海被擒杀。
关陇遂安。
中统二年二月，诏命燕京行省及各路宣抚使北上开平，会议军国大政。
三月末，燕京省官毕集开平。
本年夏季，除检核钱谷、充实省部、擢用辅弼外，朝廷还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制定了若干具体的行政条款，行政中枢既经调整扩充，更明确地分为两个班子，以史天泽、张文谦等人留中，王文统、廉希宪等行省事于燕。
秋，又置大司农官，并置十道劝农使司，“为之使者，皆取于故国老人、君子长者，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③。
溃败远遁的阿里不哥，歇息于吉利吉思；至1261年秋天，元气稍有规复，又举兵东来。
他事先遣使向移相哥伪称率众来归，使移相哥疏于防备，因而突袭成功。
移相哥大军溃散，和林城再次失守。
十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
两军相遇于昔木土脑儿之西①，阿里不哥先因所部外剌军队溃败撤兵。
待阿速台率领的后继部队赶到，阿里不哥回军再战。
其右翼被击败，左、中两翼与忽必烈军鏖战至夜仍不分胜负。
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
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元史·世祖纪一》）。
形势似乎缓和下来。
1262年，据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而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又拒绝听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因此愤而移兵西讨阿鲁忽。
阿里不哥自知一旦挥兵西指，和林终将不守，所以临行指令和林城诸长老，许其举城归降忽必烈军。
阿里不哥西徙后，忽必烈所部果然不战而收复和林。
1262年冬，阿里不哥在击败阿鲁忽后驻营于阿力麻里。
他肆行杀掠，伊犁河流域为之残破不堪。
1264年春，阿力麻里大饥，军心愈亦涣散。
阿里不哥计出无奈，被迫向忽必烈输诚。
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由此结束。
这次纷争，客观上为蒙古军事贵族中主张“祖述变通”以“补偏救弊”的一派把统治中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①《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九《商挺传》。
②《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家传》。
③虞集：
《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①昔木土脑儿，耶律铸作析木台，见《双汉醉隐集》卷二《析木台》诗自注。
拉施都丁作Shimultainawur。
是为蒙语Shimughultainaur的音译，意谓有蚋的湖。
箭内亘将它与张穆《蒙古游牧记》中著录的阿巴噶纳左旗境内之苏而禄都相勘同，见箭内氏：
《蒙古史研究》，页599。
第二节李璮之乱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制度的完善
李璮之乱
据拉施都丁说，1262年，当阿里不哥出和林西讨阿鲁忽后，忽必烈曾亲率部队进至和林。
正值此时，汉地变起，他被迫疾驰南返。
拉施都丁所谓汉地变起，无疑是指中统三年二月爆发的李璮之乱①。
忽必烈亲征一事，汉文史籍无可印证。
但这世侯称反已成为远较阿里不哥之乱更直接影响到汉地政局的头等大事，则至为明显。
李璮是当时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以来统治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
他长期利用地处蒙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和与蒙古皇族的特殊关系（娶塔察儿之妹为次妻），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
忽必烈即位后，他仍借口防备南宋，“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
他朝觐不至，岁赋不输，私市军马，擅发会子，反状日益明显②。
当时，由于北边战事未了，忽必烈一再对李璮采取姑息的策略。
中统三年初，乘朝廷与阿里不哥战争之机，李璮密令纳为质子的李彦简窃归，随即歼涟、海三城蒙古戍兵称反，献城于宋，勒兵趋益都。
驻益都的原宣抚副使王磐出奔济南。
益都陷。
李彦简逃离阙下时，李璮反迹已暴露无遗，忽必烈因而问计于姚枢。
姚枢回答：
“使璮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
”忽必烈问：
“若是贼将何出？
”枢对：
“出下策。
”①因此李璮一发难，忽必烈在部署讨伐用兵时，即诏令济南路万户张宏修城备战。
很可能这道诏令未到济南，李璮已兵临城下。
张宏所部“城守之卒，数不满千”，只好偕同祖父济南公张荣脱身北上，半道接到忽必烈在相隔两天以后发布的另一道诏令，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讨璮。
张宏于是为合必赤前导，调头回兵济南。
从山东、河南、河北诸路调集的汉军，毕会济南地区。
不久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
大军先树栅凿堑，围济南城，继而又筑环城六十里围之，李璮自是不复得出②。
李璮起兵前曾与其他世侯有所联络，满以为这些对蒙古统治同样心怀不满的军阀会响应他。
结果却是应者寥寥。
大世侯如史天泽、严忠范等都服从忽必烈的调遣来进攻他。
其实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间早已结成了俱荣俱损的利益关系；而忽必烈又与以前诸汗不同，颇得中原人心，并且依托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战胜了漠北阿里不哥势力，进一步把汉人世侯笼络到自己周围。
他们既已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么肯轻易冒险称叛？
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后立即献涟、海诸城于宋，表示归顺。
宋将夏贵应李璮之请，由蒙宋边境向北推进，占领亳、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军约由海路绕过山东半岛，在滨州海滩登陆，克利津等县，转战至沧州③。
但是，北进宋军随即遭到蒙古军和汉军合力堵击，被迫节节南退。
进至滨州、沧州等地的宋军亦因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
这样，困守济南的李璮所部五六万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毙的孤军境地。
①邵循正：
《剌失德丁集吏忽必烈汗纪译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
②张起岩：
《张宏行状》记张宏条上李偰“逆迹等十事”，见《元文类》卷五○。
①姚燧：
《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②张起岩：
《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济南围城之役，始于中统三年夏四月之初。
李璮日夜拒守近四个月，城中粮草难以为继，最后至于“人将相食”的地步。
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涣散。
李璮自知大势已去。
“分付众人出，各讨路去”。
自己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
因水浅不死，被攻入城内的大军擒获，旋即被史天泽等擅杀于军前。
明日，“天泽等引军东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开门降”。
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措施
对忽必烈而言，李璮事件的发生表明，自金末以来尽专中原兵民之权的大小世侯，无疑是新王朝有效地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的极大障碍。
虽然公开称叛的只有李璮和个别响应者，但曾与李璮互相交通、非议朝政的诸侯为数并不少。
为“潜销诸侯之横”以除后患，忽必烈当机立断，以“惩青徐之乱”为由，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世侯势力的措施：
一、在各地实行兵民分治的制度，避免地方长官集军、民之权于一身。
中统三年十二月，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元史·世祖纪二》）。
至是，诸路军民总管，正式转变为只理民政的官职即路总管。
诸侯如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等，都一度被削去军权，保留的都是文职。
二、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死后，其子孙按荫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袭父职。
三、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的汉地世侯，规定兵民之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
制下，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朝廷宣称这是“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①。
四、中统四年五月，立枢密院，以皇子真金兼判枢密事，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
由是确立了千户、万户——统军司（分立于河南、山东）或元帅府（立于东西两川等地，后亦改为统军司）——枢密院的指挥系统，把军权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③《元史》卷一四八《严忠嗣传》；卷一四七《张宏略传》；卷五《世祖纪》二。
①《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卷一五五《史天泽传》；卷一四七《张弘略传》。
上述措施的推行，不仅较为有效地抑制了汉地世侯的割据势力，同时也在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内，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各主要环节基本上得以互相衔接，整合为一体。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统后期和至元之初，忽必烈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完善新政权的步伐。
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
至元元年下诏，按前年议定给官员俸禄，颁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
同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中外百官仪从，设翰林院。
二年，依诏命省并州县，共省并地方建制二百二十余处。
三年，正式实施对京、府、州、县、司官吏颁给官俸职田的制度②。
四年，始于中都东北营建新都城。
八年十一月，下令禁行自国初以来用以折抵量刑的金朝刑律《泰和律》；以建“大元”国号诏颁天下。
九年，改中都为大都，确定以大都为国家首都。
从此，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员随皇帝巡幸上都时，则置分省、分台于彼。
两都畿辅，成为国家的“腹里”之地。
忽必烈明确宣布：
“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元史·董文炳传》），以之与“太祖皇帝肇定区夏，视居庸以北为内地”两相对照①。
可以看出，忽必烈的观念，与乃父乃祖相比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在北方的封建统治秩序渐趋稳定的同时，攻取南宋逐渐被提上元朝政权的议事日程。
②《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又据《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最初议定“禄科之制”，事在中统元年、二年。
①袁桷：
《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第三节南宋的灭亡与江南的统一
1259年末，忽必烈与贾似道在鄂州订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
贾似道向宋廷隐瞒了议和、纳币之事，以所杀获俘卒上功，谎称“诸路大捷”、“江汉肃清”。
之后，长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对来自北边的严重威胁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②，仍然沉溺于穷奢极欲之中，南宋政权的腐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贾似道擅权无上，集百官议事时居然厉声斥问他们：
“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
”时人至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之讥③。
被誉为“真将才”的刘整受统帅吕文德、俞兴忌恶构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尽得国事虚实”。
甚至当襄阳已下，元军“旦暮斧斤不绝，整兵练众，意在渡江”之时，宋朝的方面大员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长江天堑”④。
朝廷大权掌握在这样一班将相手中，遂使宋朝爱国军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战终于不能挽回亡国的命运。
刘整降蒙后向忽必烈建议：
“攻宋方略宜先从襄阳。
”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术、刘整督军，攻宋军重镇襄阳，“张平宋本”。
元军于汉水东岩的鹿门山和白河口等筑堡，以逼襄樊。
由于守城之战素为宋所擅长，元军意在以长围久困克复之，故于同年立河南行省，经理屯田，就便供给襄樊前线。
六年，命史天泽至前线经画。
史天泽用张弘范建言，“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元史·张弘范传》）。
七年，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与夹江堡相应；继而复筑围城，完全切断了救援襄阳的陆路。
同时，由刘整选卒七万，日练水军，以济己之短。
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败。
八年，宋将范文虎率舟师十万来援，至鹿门山大败，船舰百余及辎重全部落入元军之手。
九年，宋将李庭芝又遣民兵都统张顺、张贵自襄阳西北清泯河乘舟突入重围，接应襄阳。
张顺、张贵先后战死，襄樊之围仍不得解。
是年，元军对樊城实施攻坚战。
襄阳和樊城隔汉水南北相望。
宋人列木植江中，贯以铁索，上造浮桥，互相应援。
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绝两城间的联络，并用回回炮猛击樊城。
至元十年正月，樊城破。
襄阳守将吕文焕见大势已去，即向元军投降。
到这时为止，宋军苦守襄阳首尾达六年。
时论对吕文焕出降虽有“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的批评，但对他兵尽力竭，不得已而出此之举仍寄于同情之心。
汪元量在《湖山类稿》的《醉歌》中唱道：
“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
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
②语见王应麟向朝廷的上言，见《宋史》卷四三八本传。
③《宋史》卷四二四《李伯玉传》；刘壎：
《贾似道》，《水云村泯稿》卷四。
④吴莱：
《张定传》，《吴渊颖集》卷七。
攻克襄樊之后，阿术奉命移军略淮东，游弋扬州城下。
直到这时候，忽必烈仍未最后下定一举灭宋的决心。
十一年元月，阿术入觐，坚请兴师平江南。
诏令相臣会议，史天泽也力主平宋。
在几经犹豫以后，忽必烈终于接纳了阿术、刘整等人的建言。
他遣使潜入宋境，到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问天命于张天师，当即在此前后①。
至元十一年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寻以疾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为行枢密院），驻扎正阳，“南逼江，断其东西冲”；以淮东地区地元军授大将察罕统一节度，配合攻宋，构成三路进兵态势，而以伯颜一军为主攻。
七月，伯颜等将领陛辞，忽必烈叮嘱他要效法曹彬，“不杀”而取江南。
九月，伯颜亲自领军，自襄阳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
时宋军在郢州聚重兵十万，夹汉水而城，铁索横江，阻遏元军水师。
伯颜弃城不攻，由藤湖绕过郢州，复舟行汉水，长趋直入，于十二月抵达汉口。
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船万艘列置江中，戍重兵于江北重镇汉阳军、阳逻堡，与江南鄂州互为应援，力图阻拦元军从这里入江东下。
伯颜麾军佯攻汉阳，扬言将由汉口入江，同时暗遣别骑倍道袭取沙芜，计成。
元军遂从汉水下游开坝导水，接通沦河下游水域，使舟师得以由此进入大江。
而后又佯攻阳逻堡，别遣精兵溯流西，屯于青山矶对岸；至夜，抢渡大江，占青山矶，起浮桥引大军绝江而南。
夏贵闻元军渡江，大惊，引麾下三百艘遁还庐州（今安徽合肥）。
元军克阳逻堡，南宋江汉守军士气瓦解，汉阳、鄂州、德安（治今湖北安陆）相继投降。
是年底，伯颜留阿里海牙兵四万于鄂，以规取荆湖，自己与阿术领兵沿江东下。
次年三月，阿里海牙于洞庭湖口击溃宋高世杰军；四月，攻取江陵，荆湖北部州县多降。
阿里海牙的这一胜利，完全解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①的后顾之忧。
忽必烈对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竟命杨恭懿入殿卜吉凶；济江下鄂之捷闻，仍未完全消释其疑虑。
他夜召姚枢入内，说道：
“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
今伯颜虽济江，无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
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
勿易视之。
”直至阿里海牙下江陵，他才放心地说：
“东南之势定矣”②，乃敢在京师排宴志庆。
伯颜与阿术自鄂州顺流而东，仍以吕文焕为前军。
宋沿江将帅多为吕氏旧部、门生，每不战而降。
十二年二月初，元军进至安庆，在这里与从正阳南下的董文炳会师，又进至池州（治今安徽贵池）。
南宋自鄂州失守，阖朝震惊。
贾似道迫于太学生及群臣的舆论压力，只好亲自都督诸路军马，集诸路军十三万，上表出师。
他与夏贵会师江上，复进至芜湖。
这时候，他还想以岁纳币与元军议和，遭到伯颜拒绝。
至元十二年二月，伯颜自池州向东推进，与宋军遇于丁家洲。
伯颜部骑兵沿大江两岸掩杀，举巨炮猛轰宋军，阿术则驱船舰突入宋水师。
宋前军孙虎臣战线动摇。
夏贵见状不战而走，以扁舟掠贾似道船，对他喊道：
“彼众我寡，势不支矣！
”贾似道惊慌失措，下令退师。
宋军全线溃败，军资器械全为元军所获。
伯颜军进至建康（今南京），不战而降镇江，时近暑夏，遂遵旨驻兵建康、镇江休整。
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①危素：
《送程南溟序》，《危太朴文续集》卷一。
又据郑元祐《遂昌杂录》，潜往龙虎山者，为“伯颜丞相先锋”尤宣抚，其人“谍江南凡八年，至以龙虎山张天师符录取信于世祖皇帝云”。
①姚燧：
《阿里海牙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三。
②姚燧：
《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欧阳玄：
《阿里海牙新庙碑》，《圭斋集》卷九。
入秋，宋沿江制置使赵晋、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等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
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以示必死。
时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
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董文炳军追张世杰至海。
自此战后，宋人基本上失去与元军正面交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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