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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高考语文最新获奖作文素材9篇
2019届高考语文最新作文素材7月9篇
1.“连坐”不存在但对老赖应有更强手段
关键词：
即使没有“连坐”，失信对生活，包括对家庭成员的生活，负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千万不能再把失信当小事，不能觉得什么事情都能拖延和糊弄过去。
温州饶先生的儿子考上了北京一所知名大学，正当欣喜之际，却接到儿子可能不被录取的消息。
原因是饶先生欠银行贷款20万逾期不还已达两年多。
饶先生急忙还清贷款，这才让儿子被顺利录取。
这则新闻和数日前衡水市桃城区法院向辖区内高收费学校发出司法建议，对失信被执行人子女限制就读一样，迅速引起了争议。
很显然，一部分人认为“殃及子女”的做法有“连坐”之嫌，属于非法限制了子女（无辜者）的权益。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老赖”不还钱，已经给申请执行人造成了损失，扰乱了经济秩序，浪费着司法资源，应该予以严厉惩处。
但即便是在法律行业内，对此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其实，追究这两则新闻的来龙去脉，就可以发现，所谓“连坐”，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并不存在。
桃城区法院的司法建议，并没有剥夺被执行人子女的受教育权，只是在限制“老赖”们的消费行为，包括为子女缴纳高昂的民办学校的学费，这是有法律条文可循的。
至于北京这所知名大学，根据媒体报道，是一所军工大学，对录取者有着较为严格的政审，如果考生的父母有着失信行为，当然会引起警觉，影响到录取。
至于其他高校，则并无此类要求，也不会因为父母是“老赖”而殃及子女。
所以，“连坐”并不存在，也无继续讨论的必要。
倒是这两件事情，给那些失信者以很好的警示。
即使没有“连坐”，失信对生活，包括对家庭成员的生活，负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千万不能再把失信当小事，不能觉得什么事情都能拖延和糊弄过去。
就像新闻里这位饶先生，贷款逾期一拖两年，并非没有还款能力。
一听说儿子上大学受影响，立刻还钱。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相信饶先生一家会对此印象深刻，这也是一种教育。
其实，只要是去过法院的执行庭，就会对现在失信的现象有所了解。
每当执行庭的法官接待日，各个谈话室门口都会排起长龙般的队伍，大多是申请执行人等待着和执行法官沟通信息。
有些执行案件，往往一拖多年，给执行法官和当事人都造成巨大的压力。
“老赖”们给社会造成的麻烦，绝不是欠钱不还那么简单，还涉及到人们对司法和规则的信任，涉及到许许多多的追责成本。
现在法律正在逐步完善，社会对失信被执行人的限制越来越多，可依旧有一些人视法律为无物，或者自己玩失踪，或者转移财产造成无法偿还的假象，或者干脆就是硬拖。
而这些都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
“老赖”形成的根本原因，一是过去对他们的惩处不够严厉，造成了他们自认的法律“拿我无可奈何”的错误认知；二是喜欢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公众利益之上，总给自己找这样那样的理由，用来推托和逃避，久而久之，还会把本来立不住的理由当真。
要消除“老赖”们的病根儿，就还需要更强硬的制约手段。
最高法院已经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法院可以对妨碍执行的被执行人予以罚款、拘留。
如果情节严重，还可以转为刑事案件。
其实，这个司法解释还可以更加细化，比如，对于有偿还能力而拒不偿还达一定时限的，就可以视为妨碍执行的行为。
这样，法律就可以对“老赖”形成更大的威慑力。
因“老赖”的行为对家庭成员实行“连坐”并不符合法律精神，不过对“老赖”本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还是很有必要的。
归根结底，对于“老赖”进一步严厉，并不是把惩罚当目的，而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到疼痛，让他们有尽快承担责任的意识。
2.“鹦鹉案”推动司法解释修订：
机械不是正义
关键词：
法官作为法律的解释者、适用者和执行者，不应该成为只是机械适用法律的“司法工具”，而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多的能动性，对法律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解释。
今年3月，深圳中院对鹦鹉案做出二审宣判，被告人王鹏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比起一审判决的5年有期徒刑，二审量刑明显从轻，已被羁押近2年的王鹏，5月17日便已出狱，恢复自由之身。
不过，7月9日，王鹏前往深圳中院提交申诉状。
与此同时，近日，该案的辩护律师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建议书》，要求对相关司法解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审查。
全国人大法工委日前回复称，最高法已经复函，表示已启动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罪司法解释制定工作，拟明确规定对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的要体现从宽立场。
何谓“从宽立场”，是对人工繁育的动物不予承认，还是数量上予以放宽，尚不得而知。
但是有争议的个案判决，通过立法机关，倒逼司法解释改变，让判决更贴近正义，这本身就很值得关注。
美国着名法理学家伯尔曼曾有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也是任何一名学法之人迈入“法之门前”的必修课，即心中必须怀有对法律的尊重、敬畏乃至信仰。
但是这种情怀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被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良法，信仰法律并不等于承认“恶法亦法”。
就以深圳鹦鹉案为例，如果机械执行法律和相关司法标准，被告人王鹏的行为无疑构成刑法第341条规定的“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而且由于涉案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数量较多，属“情节严重”，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档次的法定刑内从重处罚。
但无论是从一审法院判处的五年有期徒刑，还是二审法院判处的二年有期徒刑的结果来看，法官还是注意到了将法律规定适用到该案件中的不妥当之处——能够自养的动物还能否算得上是“濒危”“野生”动物？
问题自然指向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文件”。
考虑到我国目前大一统的刑事立法模式和成文法典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司法解释作为司法机关对法律条文的适用性解释，本是司法弥补立法漏洞的一剂良药，运用得好，将是立法效果和司法效果的双赢。
但遗憾的是，上述解释第1条就规定，人工驯养繁殖的濒危物种也属于刑法第341条保护的对象，显然是对“濒危野生动物”这一概念的扩张理解，明显违背了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这一概念的一般性认识，有悖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值得欣慰的是，透过“深圳鹦鹉案”，经多位法学学者、法律工作者的呼吁，司法机关已经回应将修改上述司法解释，可以期待以后类似的案件能够避免出现这种因为法律规定的瑕疵，却由社会公众承担相应代价的吊诡现象。
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要付出的一种代价，但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量减小甚至杜绝这种“偶发性”的代价。
事实上，根据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濒危标准体系，王鹏所贩卖鹦鹉仅属“低危”，离“濒危”尚低两级，“驯养繁育”与“野生”也是不同的概念。
如果司法解释把“野生动物”与“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区别对待，不仅可以避免司法打击面过大，也更符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贸易公约》等国际协议精神，以及国际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时代潮流。
法官作为法律的解释者、适用者和执行者，不应该成为只是机械适用法律的“司法工具”，而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多的能动性，充分运用自身的法律知识储备和职业道德，以及对普通民众立场的认知，对法律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解释。
通过“深圳鹦鹉案”推动最高人民法院修改野生动物保护的司法规则可以发现，司法活动除了可解决纠纷，还能为国家和社会确立新的行为规则。
现代社会的司法过程为了应对不断紧张的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必须强调制度性的司法预防。
司法活动不仅要面对已经出现的纠纷，更要面对未来的隐患，在现实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发现并尽力弥补立法可能存在的漏洞和不足，这就对司法工作人员、尤其是处在庭审一线的法官提出了有关专业知识、职业素养以及民众认知等多个层面上的更高要求。
如今，是网络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那些存在法律适用疑难、关涉情、理、法之争的案件，都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参与，近年来的河南辉县“大学生掏鸟案”、卢氏县“农民采兰草案”、内蒙古“农民卖玉米案”、天津“大妈摆气枪摊案”等都是这样的典型。
而对于舆论的发酵，法官们已习以为常，不再存在屈从舆论的审判，舆情沸腾反而会督促他们恪尽职守、正确适用法律，给出尽可能科学合理的答案。
而其中，如何让立法者、司法者对法律做出的解释不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相违背，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3.宿管成文学网红，“草根者说”值得期待
关键词：
我希望这个故事不要随意贴上励志的标签，她爱好写作，是打早就有的梦，她更多是一种爱好，一种平素感情的抒发。
只不过有个网络这个能简易发表的窗口，不被学究派编辑咔嚓掉，对她已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希望我们能看到一个平常的心，能倾听她笔下的声音，这就足够了。
上周，钱江晚报报道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宿管阿姨汤杏芬6年写出200万字网络小说的事情后，这位汤阿姨一下成了网红，她的故事一度上了微博热搜榜，成了网络热门话题。
这几天，她一直都在接受慕名而来的媒体采访。
最让汤阿姨惊喜的是，浙江网络作协正式向她发出了邀请。
（7月12日?
《钱江晚报》）
莫言说过，“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
”一名普通的校舍管理员，收到浙江网络作协的橄榄枝，这可谓是惊喜。
要知道，浙江网络作协可是汇聚了南派三叔、天蚕土豆、沧月等一干璀璨众星的协会组织，而主角本人亦无限接近“作家”的身份属性。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这位汤阿姨，至少是获得了阶段性的人生成功。
宿管成文学网红，在这里面吸睛的，除了人生境界的跨越之外，更多人好奇的是当事人身份的跨界——一个从未接受精英教育的底层草根，用文学为路基，从江湖之远走进了庙堂之高，她身上的励志成分，是否能给予更多人启示。
普罗大众会很自然地把这位宿管阿姨汤杏芬与余秀华、范雨素放在一个横向的位置进行相互比较。
年纪相仿，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在苦闷之余都喜欢用书来慰藉灵魂、都在媒体强势关注下“C位出道”……诸多类似标签的罗列，让人看到某种相同的痕迹。
但这种痕迹大多有着人为的情绪，那就是我们认为草根文学总在命运压制之下，才会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也都认为这种“高手在民间”的范本多有网络加持的味道，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些“草根者说”的文学内涵——它们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是个人经历的显现。
这些语境，在汤杏芬6年写出200万字之中，不难窥见。
汤杏芬无疑是幸运的。
大环境之下，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网络文学成为登上大雅之堂的文学载体，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的写作特性，让草根们举重若轻、下笔有神。
同时，中国社会的变革期、转型期，注定了“矛盾与期盼”这一宛如鸟之双翼的时代维度。
这大大增加了网络文学的产出性。
至于网络文学的可塑性和可读性，最终需要读者用脚投票。
和网络文学风生水起的走魔幻、搞穿越不同，汤杏芬着笔的出发点，更多是落于时代的现实写作。
在其代表《浮萍本无根》里，用一家人的境遇表现出对当代人遭遇、选择和思想情感的理解、同情。
直逼纯文学的情怀，在当下亦属于稀缺品。
这恐怕也是她在被媒体挖掘之后的几天，就迅速成为文学网红的原因之一。
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启迪。
作为网络文学的微小一支，汤杏芬的文学造诣固然还无法和莫言、陈忠实等文学大家相提并论，但以她为代表的“草根者说”，值得大家期待。
在自己的生活中，提炼出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的诸多映照，这样的文字，是借鉴，更是启示。
我手写我心，说的就是如此。
4.《我不是药神》—讲好普通人的故事
关键词：
《我不是药神》成功就在于讲好了中国故事，它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人文温度和思想深度，打动了观众，震撼了人心。
中国电影迎来了一部现实主义佳作。
《我不是药神》于7月5日凌晨起正式在全国上映，但在此前的大范围点映中，这部影片已经收获了爆棚的票房和口碑。
其市场表现超出主创团队的预期，也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在影视界一片架空历史、脱离现实、玄幻穿越的风潮中，《我不是药神》的脱颖而出，很自然被人贴上一枚“现实主义”的标签，也成为相关话题讨论的核心聚焦点。
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只是片面强调它现实主义题材这一点的话，可能反而会忽略掉它的艺术价值。
好的艺术当然来源于生活，但更要高于生活。
艺术有其内在规律，它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以艺术化的语言和手段，建构、重塑和阐释我们的日常生活，为它增加人文的温度和思想的深度，拓宽、挖掘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进而赋予生活新的价值。
《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社会真实事件，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脑洞大开的“无巧不成书”。
但到了电影这里，之所以能让那么多人泪洒影院，引发那么大的社会讨论，就是因为现实题材经过电影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段的创作之后，以情感打动人心，以提问引发思考，以法、理、情的多重困境，甚至是难以化解的伦理悖论，触发人们讨论甚至争论的热情。
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功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日常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静水流深，它在不动声色之间处处暗流汹涌、震撼人心。
因为，人类生活常常置身于困境之中，困境推动着人性的展开，成就艺术作品的戏剧和情感张力。
当然，戏剧的张力未必就要来源于善恶的冲突对决，最耐人寻味的悲剧往往反而是善的冲突。
事实上，在《我不是药神》里，我们很难找到反派，也找不到反面的邪恶势力。
现代药品的研发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而且研发周期长，科研和市场方面的风险都极大，需要高额的市场定价、严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保护，才能保证药品企业研发和经营的可持续性，更好帮助人类克服更多的疾病和伤痛。
当现代医药面临的这一困境落实到普通患者个人身上时，伦理悖论就更加尖锐激烈。
在影片《我不是药神》里，青年演员王传君饰演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市民，过着卑微而懦弱的生活。
然而，当电影的镜头聚焦在他的身上，透过那些平凡、琐碎、不足挂齿的生活细节，观影者情感的触角，早已被深深卷入影像之下汹涌澎湃的波澜。
他甚至没有一处过激、张扬的表演，没有所谓的戏剧高潮，但在永远的谦逊卑微里，却让人“于无声处听惊雷”，感受到巨大的情感张力。
面对这个年轻生命留下的黑白遗像，那种来自命运的重击，怎能不让人唏嘘惋惜、潸然落泪。
影片中的几个主要角色各自陷于自己的人生困境之中，承担各自命运的重量。
这里有疾病伤痛，有中年危机，有公平正义，有家庭伦理，当然也有幸福和欢笑。
它们交织共振，谱成了一部社会和生活的交响曲。
而且，每位个体都成为一个辐射源，往外一层一层辐射，对人性、命运、家庭、社会、法律和制度提出一系列追问，在充沛丰富的情感之外，增添了冷峻的思想深度。
文艺作品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我不是药神》为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就是要讲中国故事，更要艺术地讲好中国故事。
在这部影片中，尽管上海的街景，偶尔一两句上海话的俏皮对白让我们倍感亲切，取材于社会新闻的故事原型也让人倍感接地气，但真正打动情感、震撼人心的，还是它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人文温度和思想深度。
这部影片的爆红，也许会引发一轮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勃兴，但愿在后来者的创作里，并不是只有对“真实”的再现，而忘记了文化艺术的真正精髓。
5.田家炳辞世：
一个人照亮一片晴空
关键词：
他的慈善之心、人生信条，以及对教育的贡献，让我们觉得：
他不会走远，将继续活在人们的心中，点燃人们的心灵之灯。
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照亮一片天空。
7月10日上午，田家炳基金会官方网站发布了《田家炳先生讣告》，一生致力于支持国家教育发展的田家炳博士于当日上午安详辞世，享年99岁。
田家炳这一生的头衔包括：
大慈善家、大企业家、教育家、田家炳基金会创办人等。
田家炳被大家最为熟知的便是他在慈善领域所做的巨大努力，130所中学、80余所大学、40多所小学，都受过他的捐赠，把自己总资产的80%都用于慈善事业的，在中国只有他一人。
（7月10日《生命时报》）
大慈善家田家炳走了。
他要去的地方很远，到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田家炳星”上去。
但他不会走远，将继续活在人们的心中，点燃人们的心灵之灯。
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照亮一片天空。
首先，他照亮了慈善的天空。
当前，拜金主义的错误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有些人掉进了钱眼里，视金钱为万物，视道德为粪土。
一切向钱看，只能导致自私、冷漠笼罩人心。
作为大企业家、大富豪，田家炳最有“条件”掉进钱眼里，但他没有这样做。
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捐资兴建了1000多个项目，捐资数目高达10多亿元，捐出了自己80％以上的财产。
2001年香港“金融风暴”后，他为了多捐助内地建学校，宁愿把自己原本居住了37年的“花园式豪宅”卖掉，与夫人一起搬去住出租屋。
他说：
“子女们不同意我卖别墅，但他们都成家立业了，我和太太要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呢？
而且，别墅卖的钱可以捐助20间学校，我也尽了绵薄之力了，很开心！
”为了慈善把别墅卖了，自己去租房，这是一种大胸怀，大境界。
按照当时香港的房价，那套别墅的价钱可能超过1.2亿港币，但是为了尽快换成现金，用于捐助教育，田家炳把价格降到了5300万元。
买方为田家炳的精神所感动，就加300万，给了5600万元。
田家炳用金子般的真心去做慈善，赢得无数人的敬佩，也影响着很多人加入慈善的行列。
当然，正如田家炳指出的，“‘慈善’其实与身份、地位和财产无关，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好事，只要你存好心，当好人，处处都可以做好事。
”人们向田家炳学习，不等于非得捐多少钱，而是用慈善、怜悯的心对待身边的人和事，为这个世界增添光和热。
其次，他照亮了教育的天空。
在慈善捐助中，田家炳特别钟情教育事业。
田家炳小时候家庭困难，没读多少书，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后来，他游历各国，发现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的素质都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的发达。
他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对个人的成长和创业，对国家的发达兴旺有多重要。
所以，他认为必须办好教育。
而教育要办好，首先是基础教育要办好。
他特别希望山区的孩子，可以在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
田家炳在国内相对贫困的地区捐助了大量的学校，让孩子们得以在较好的条件中接受教育，为他们日后改变命运打下了基础。
田家炳为教育付出一生的精神，更是感动激励人们，以各自的方式为教育事业作贡献。
田家炳每建一所学校，都尽量去给学生“打气”。
他说，去到也只是讲故事而已，给小朋友说些“脚踏实地”的故事，因为，捐赠的目的是育人，而育人最关键是“育品德”。
他有时会对老师说，“我捐钱盖了楼，不用你们感谢我，你们能把我捐资的学校办好，我还要感谢你们”。
他最怕的不是钱捐得多，而是学校办不好。
田家炳深知教育不是靠盖大楼就能办好的，也不是凭他一己之力就能大功告成的，教育需要把育人放在首位，需要依靠广大教师提高教育的质量。
正是田家炳为教育慷慨解囊，而又不居功自傲的精神，展现了一个慈善家、教育家博大而谦逊的胸怀。
这种胸怀点亮了广大受教育者以及教育工作者的心灯，感召他们传递教育的火种，为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贡献力量。
再次，他照亮了人生的天空。
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
如何活着才真正幸福？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没有标准答案。
但田家炳的一生，无疑提供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选项。
田家炳的一生，是把精神财富看得比物质财富更重的一生。
他说：
“什么是富？
拥有什么才叫满足？
身家1亿和10亿在生活享受上没什么区别。
最重要的是把钱用出意义来。
我的生活过得不苦，精神上又能得到安慰，这才让我感到真正的幸福。
”
作为一个亿万富豪，田家炳生活得十分节俭。
为了把钱都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田家炳素有“吝啬”的美名：
一双鞋穿了10年，袜子补了又补；曾戴的电子表，因款式已旧得不便示人，只好装在口袋里；无论出差去哪里，无论下榻如何高级的酒店，都是用自己带的肥皂……
田家炳认为钱“够用”就好，所以，没有购置专车，每天坐地铁上班，房租成为了他日常最大的支出。
他把节省下来的每一笔“小钱”都用在对的地方，比如为孩子、为国家、为民族。
正是因为田家炳把慈善看得比金钱重要，把帮助别人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所以，他对生活的“吝啬”，正是他精神富裕和高贵的体现。
不过，由于田家炳捐资的学校大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因此也遭到一些质疑，有人认为他“名超过实”。
对此，田家炳表示“不计较他们的说法”。
他说，让学校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方面想让受助学校之间建立起更好的关系，比如田家炳奖学金、校长论坛之类的活动；另一方面他通常捐赠数目比较大，基金会章程上规定500万或者300万之类的，如果不作要求可能很多学校会找上门，要求捐赠30万或者50万，太少的钱做不了大事，基金会也应付不来。
虽然听到不好的议论，但田家炳没有感到心灰意冷。
他说：
“做人但求无愧于己，对得起良心。
我的人格就是这样，生活平淡，求实是自己的宗旨，自己良心过得去就可以了。
”
其实，田家炳不仅没有逐“名”，反而把名看得很淡。
记者向田家炳提问：
“您在全国各地捐了那么多学校，但在媒体上却找不到一篇关于您的专访，为什么会如此低调？
”田家炳回答说：
“我只是做我自己该做的事，用不着大张旗鼓吧。
我在内地捐资助学，有友人曾要推荐我为全国政协委员，被我婉谢了。
我不是想用钱来换取任何名誉，只想自己开心、社会有益。
”“我一向喜欢做实在的事情，名声太响了，就会华而不实，觉得是个负担；实而不华我更容易负担些，所以我不重视怎样去宣扬自己。
”
当然，虽然田家炳不宣传、标榜自己，但还是获得了很多荣誉，那是社会对他表达敬意的方式。
田家炳一生获得无数个头衔和称号，哪一个是最让他开心和看重的呢？
田家炳回答说：
“应该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田家炳星’吧。
那是天文学家们艰苦探索的成果，却用上了我的名字。
据说这是中国第5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小行星，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荣耀了。
”
总之，田家炳的一生，是慈善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我以为，田家炳是一颗耀眼的恒星，而不是流星，也不只是小行星。
虽然田家炳走了，但他仍将活在人们心中，照亮人们的心灵。
6.执法也可以有温度
郑州交警在查“酒驾”过程中，发现一瓜农明显“醉驾”?
，依法当被拘。
当得知该醉驾者家有智障孩子，日子也不易，如将其“拘留”，整车瓜极可能烂掉，为让执法与“利益”两不误，这些执法的交警们以略高于市场价，争相将买下，为此网友纷纷点赞。
（7月12日搜狐网）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随着交警查处“酒驾”的力度不断增强，这句话已经家喻户晓。
然个别人自以为“驾技高超”，置相关法规于不顾，我行我素，酒驾屡禁不止，交警依法对其进行惩罚，大快人心。
酒驾害人害已，交警上路查酒驾，本是法律赋予其的神圣职责。
按正常思维，不管什么人，只要是酒驾，就应不打折扣地依法惩处；而因“受处罚”带来的损失，理当自已负责，与交警无关。
然而，郑州交警却超越了正常思维，用自已微薄力量，化解了“醉驾者”潜在的损失。
此举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让其及时受到了法律惩罚，又令社会与“醉驾者”感动，令其真心实意“悔过自新”，其效果显然优于传统执法。
对违法者，依法给予必要的惩罚，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
其目的在于，通过“惩罚”，让其认识到自已错误，从而迷途知返，重新回归社会；同时，也由此警示社会，从而规范公众行为，让社会井然有序。
因此，从此意义上讲，人性执法之效果将更加有效。
随着社会发展，执法部门不断革新执法方式，类似的“人性执法”，媒体时有报道，展示出执法者人性之光辉，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体现了执法者的文明与进步，展示着社会治理方式上的与时俱进。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每个公民学法、懂法，用法，用法律来约束自已的言行。
同时更要求执法部门，坚守立场，做到有法必依，执法从严与违法必究。
唯有如此，方能让社会充满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有序发展。
现实中，虽“人性执法”已开始崭头露脚，正成为社会期待的新时尚；然简单粗暴执法，仍普遍存在，表面上看，彰显的是法律之权威，实质上与法律精神背道而驰，制造着新的不稳定与不和谐。
文明与进步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而“人性执法”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元素。
因其兼顾了违法者违法的惩戒和正当权益的维护，体现的是法律的公平性，有利于维护法律权威，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法律的引领功能，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为充满文明味的“人性执法”叫好、点赞，是社会之声音，更是百姓之期盼。
面对“人性执法”，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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