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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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
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作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的急递铺肇始于宋，元朝已普遍推广，至明代则成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的邮驿三大机构之一，且居于首位，日夜不停地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
急递铺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其中不甚明晰的问题诸如急递铺的数量、急递铺的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问题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还订正了过去人们长期认为明代急递铺是马递的误解，而得出了明代急递铺是步递的新结论。
并指出急递铺的创立是邮驿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它的广泛设立也有助于商业的贸易，促进沿途经济的交往、文化的融合和风俗的同化。
急递铺，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
它肇始于宋，迄元朝普遍推开。
宋代，邮驿组织由兵部驾部直接管理。
“凡奉使之官赴阙，视其职治给马如格。
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①］。
邮驿组织的功用与效应，日益为全社会所关切，分工越细密。
一种高速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快速军邮制__急脚递，就在这时应运而生。
这种急脚递，有步递，有马递，有急脚递。
急脚递最快，日行四百里。
递铺之间相距不一，有10里，有20里。
但据说，这种快递只用于战争时期。
至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又有一种金字牌急递铺，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里，专门递转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
金国章宗泰和元年，设有都提控急递铺兵［②］。
元代，国家疆域广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邮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举”［③］。
急递铺的作用极为显著。
元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户内，签起铺兵［④］。
至元九年，有人上疏说：
诸路急递铺名，不合人情。
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
遂更为“通远铺”［⑤］。
于是，后来又称急递铺为“通远铺”。
明太袓立国之初，为完成统一大业，复兴社会经济，在南征北战、发展生产的同时，对于邮驿事业亦看得十分要紧。
治水，开山，修路，造桥，备马匹，置车船，一方面承元旧制，一方面有所创新。
于洪武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时并“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⑥］。
后来，又分别在两京和各州县设立急递铺总铺。
水、马站，洪武九年改为水马驿。
水置船，陆用牛、马、车。
急递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为明代邮驿三大机构，日夜不停地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服务，在巩
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
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可惜，《明实录》、《大明会典》等主要史籍，
对于急递铺的情况缺乏完整的记录。
有些问题说得比较清楚，有些则不甚明晰。
例如：
它的数量与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语焉不详。
以致后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误解。
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画和研究。
本文试就前述几个问题，略叙己见。
不妥之处，敬希赐正。
急递铺的数量与分布，事关其在明代邮驿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其数量又与铺距不无关系。
有人说：
“高皇帝混一区寓，幅员万里而遥，遐迩相联，将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错于道而不休。
自京师设会同馆外，每于边腹郡邑，村镇要会处所，设立水马驿、递运所，司递转运之役，所关军国机务最急”［⑦］。
又有人说：
“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
故在国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⑧］。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言：
“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马驿、递运所。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驿传一•水马驿上》、卷一四六《驿传二•水马驿下》、
卷一四七《驿传三•递运所》，分别胪列了分布在全国各府州县水马驿、递运所的名称与数目。
水马驿总计1032处，递运所146处。
该书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却只
寥寥数语，铺名、铺数，一概全无。
《元史》、《永乐大典》编修于明初，二书对元代水马驿的名称与数目，记载甚为详备，唯独对元代急递铺的名目是空白。
可见《明实录》与《大明会典》的做法，也是本于“明承元制”［⑨］。
汉制，每30里置一驿。
唐与汉同，全国共有水、驿1639处。
宋代，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为60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稠密。
而其急递铺的建制，为10里，或25里，设一铺。
从里距看，急递铺多于水马驿，应属无疑。
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下诏：
“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是广泛建立。
至元三十一年进一步在元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以加强对急递铺的管理。
据《元史•兵志四•站赤》载：
元代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以及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9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总计为1401处。
元代驿站的里距，史书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
但由宋、明前后二代驿站的里距推测，元代驿站的里距，与宋、明当相去不远。
元代急递铺的里距，一般是：
“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⑩］，铺兵5人。
以此观之，元代急递铺的数量，亦将在水马驿之上。
明代驿递之制，基本上沿袭元代。
急递铺尤其如是。
从铺舍建设、内部经理、公文检验、包装、交接手续，到急递之法与对铺兵的具体要求等，几如出自同一模式。
明代水马驿的里距，“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陆站长些。
急递铺的铺距。
洪武元年正月规定：
“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
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10里者居多，则是凿凿有据。
例如：
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万历时，有急递铺12处。
其规制、职掌、铺兵额数、铺距、方位、邮递路线为：
每铺设铺司1名，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
铺兵3名，轮次传送，凡46人。
自县前铺起，10里至施仁，分为二：
一自施仁10里至彰义铺，又10里至义井铺，又10里至芦沟桥铺，又10里至新店铺，通良乡；
一自施仁10里至高店铺，又40里至田家庄铺，又25里至黄垡铺，通固安县。
县北路：
5里至石牌铺，又15里至双线铺，通昌平州。
县东路：
18里至胡渠铺，通密云县［①②］。
又如，浙江嘉兴府嘉兴县除分秀水、嘉善二县外，计有急递铺8处。
东塘三铺，迗嘉善县；常丰铺，在县东10里；团港铺，在县东北20里；龙华铺，在县东北30里。
东南塘三铺，迖平湖县；常丰铺；十八里铺，在县东南
20里；新丰铺，在县东南40里。
南塘三铺，达海盐县；落纤铺，在县南10里；钟塘铺，
在县南20里；马泾铺，在县南30里。
常丰，落纤二铺，冲要，每铺原设司兵9名，后各裁减
1名。
团港等5铺，偏僻，每铺原有司兵7名，后各减去1名［①®］。
再如，广东惠州府各县急递铺数量甚多，而里距则颇为划一。
归善县，有急递铺19处：
府门铺东由县学前10里至响地；20里至冉棠；30里至莲塘，俱东里。
40里至冷泉，在驯雉。
50里至茶亭；
60里至仙角，倶东里。
70里至白花；80里至黄果；90里至平山；100里至迳心，俱内外管。
110里至秀鹿；120里至笔山，在上下淮。
130里至平桥；140里至白云；150里至分水；160里至梅实；170里至平政，俱内外管。
府少铺西由登云坊10里至北津；20里至清塘。
博罗县，有急递铺24处：
县东50步县东铺；10里汤泉铺，在罗溪。
20里至小金；30里至迳心；40里至黄沙，俱铁治都。
40里莲塘；50里清塘，俱罗溪。
60里白茅；70里乌石；80里双江；90里黄塘；100里大桥；110里蓼洲，接河
源界，俱长平县。
西10里万安；20里石田；30里冷水；40里槎冈；
50里浮牌，倶罗仙。
60里横沥；70里仙迹；80里松冈，倶仙福。
90里徐衙冈；100里花园；110里官陂，倶神护。
海丰县，有急递铺30处：
县西10里佛岭；20里小液；30里拢春；40里王化；50里味田；60里茶亭；70里平安；80里梅挑；
90里新迳；100里深涌；110里香抗；120里水尾；130里长垅；至归善界，接平政。
县东在城10里至赤岸；20里罗山；30里长桥；40里白沙；60里法留；70里沙塘；80里东海；90里麻海；105里廩头；120里涌口；135里砖头；150里蛟溪；165里碧沟；175里长山；185里南山；200里大陂，至惠来界。
河源县，急递铺14处：
县南50步为翔鸾；10里至石迳；20里至水东；30里至白石，接博罗蓼洲。
东10里至水京；20里至山塘；30里至和溪，在大洲都。
40里至黄石；50里至白马；60里至右桑；70里至水图；80里至都罗；90里至杨柳；100里至柳城；
俱蓝能都，接龙川界。
龙川县，有急递铺7处：
自县20步曰总铺。
西20里曰官桥，接河源。
东20里涧步；40里赤岭；60里乾坑；80里两头塘；100里通衙，接长乐。
长乐县，急递铺7处；
县门之左曰在城。
西10里曰曾冈；20里曰高沙；30里曰清溪；40里曰黄沙；50里曰绿水，接龙川。
东10里接兴宁县。
兴宁县，急递铺7处：
曰县前。
西曰茅塘，接长乐。
南曰刀坊；曰官陂；曰大水坑；曰水口；曰小峰，接程乡。
和平县，急递铺8处：
曰总铺，在旌善亭后。
曰合水；曰永丰；曰扬冈；曰梨树；曰浊溪；曰黄竹；曰石头塘，俱在县南，接龙川正北陆路。
自本县东门水车头、石鼓皆山，高岭、中冈、岑冈、三角山。
至赣州府龙南县界，地名阳陂，约100里；至龙南县治约200里［①④］。
从以上3处不同时期的抽样，可以得到如下四点认识:
1.明代各县急递铺，多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连续周边邻县，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快速邮递网络。
2.铺兵额数有多寡，非尽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
或五人，或四人”。
3.直至明后期和明末，各地方志对水马驿与急递铺仍明白分别记载，可证到了明代，急递铺与驿站虽然邮传道路多数互相重合，但机构、人员、管理等，并没有“合一”，还是分立两个系统，各司其职。
4.各地急递铺的里距，均明显短于水马驿与递运所，绝大部分是10里，15里、20里、30里、40里等，只占极少数。
可知急递铺之数必在水马驿与递运所之上。
据笔者统计，惠州府、潮州府、福宁州和嘉兴县二府一州一县，总计有急递铺296处，平均每县16处以上；水马驿与递运所共30处，平均每县不足2处。
因材料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列举。
透过这个抽样，大致可以获得一个粗略的概念，急递铺之数，大约比水马驿与递运所之和多出八九倍。
明代水马驿与递运所，合计1100余处。
依此推算，急递铺当有万处左右。
三
一定的技术条件，是邮驿组织实施其任务的重要保证。
明代自京师至四方，都设有邮驿组织。
在京师称会同馆［①⑤］，在外叫水、马驿和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货物运载。
至于公文递送，则置急递铺，“以免稽迟”。
急递铺、水马驿、递运所三者，除机构设置、职责范围等各有差异外，递运技术也不一样。
水马驿、递运所，“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①⑥］，日常事务繁忙，负荷最重。
它们依靠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驴、牛、车、船。
急递铺任务单一，职专“公文递送”，而要求特别严格。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安全、快速；凡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300里。
但遇公文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①⑦］。
可见，急递铺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急”字，也就是“快”，“急者急速也”。
“所谓铺之云者，急递公移”［①⑧］。
公文到铺，不论件数多少，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必须“随即递送”，不得滞留。
面对如此严厉的特殊要求，急递铺采用什么技术完成任务？
对此，以往一些研究者不无误解，故需再作探寻。
“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
设置邮递，传送政令，贵在迅速。
所谓“照依古法”，急递铺创于宋，盛于元。
宋、元两代之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立限里程；“随到即行”。
宋代有日行四百里、五百里。
元代，“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
明代，“昼夜行三百里”。
为了按时到达目的地，宋代用马递、步递等多种形式。
元代，没有见到用“马递”的记载。
明代，究竟是用“马递”？
还是步递？
根据各种事象研判，明代急递铺用的是人力转递，即“步
递”。
第一，从急递铺的配备看
“古步递曰邮，马递曰驿。
凡以羽檄不时，令缓亟无壅情也”［①⑨］。
邮与驿之差异在此。
元代，驿站均备有相应的马、牛、车、船交通工具及役户［②⑩］。
明代，在这方面同样有明文规定：
凡陆站，“应用马、驴、船、车、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设置。
如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
其余非重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
驴亦如之。
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
大率上马一匹，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
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视使事缓急，给上、中、下马”。
水驿，“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
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
船以绘饰之。
每船水夫十人，于民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
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
余如马站之例”。
递运所，“置船，俱饰以红。
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
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
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
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
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②①］。
尔后，于洪武二十六年又定：
“凡新开地方堪设驿分、递运所，或旧设驿所相离鴆远，往复不便，可以添设，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处乡村、市镇画图帖说回报。
验其里路，远近相同，应设驿所，船、车、马、驴数目具奏，移咨，工部盖造衙门，吏部铨官，礼部铸印，合用人夫行移有司照例佥点”［②②］。
而在提到急递铺时，都是这样写的：
元代，“每铺置铺丁五人，安置十二时轮子一枚，红绰屑一座，并牌额及上司行下、诸路申上铺历二本。
每遇夜，常明灯烛”［②③］。
明代，亦如制：
“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
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②④］。
自始至终，都见不到备有马、牛、驴、车、船之类的交通工具。
第二，从铺兵的选择标准看
元至元八年，“申命州县官，用心照刷及点视阙少铺司铺兵……随路铺兵，不许顾人领替，须要本户少壮人力正身应役”。
至元二十八年，中书省定议：
“铺兵须壮健善走，不堪之人，随即易换”［②⑤］。
明代仍然坚持这个条件。
洪武元年正月规定：
铺兵，“必少壮正身”［②⑥］。
所谓“正身”，就是必须有户籍，没有犯罪前科，诚实可靠。
无籍之徙不容混入。
“少壮”，就是年青体壮，善于行
走。
第三，从铺兵的装束特征看
《元史》对铺兵的装束是这样描绘的：
“铺兵每各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缨枪一，软绢三尺。
衣一领，回历一本。
”又说：
“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前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
”若用马递，骑马或坐马车，似乎不必响铃“以惊虎狼”。
明代铺兵的形象，依然故旧：
“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鸣铃走递”。
这副打扮模样，显然是徒步行走。
第四，从昼夜三百里的速度看
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
亦即四十五分钟行十里，每小时行十二点五里。
因为是前、后铺交接、轮次传送，铺兵只负责本铺地面。
这样的速度，对于少壮之人是绝对可以做到的，若是马递，速度应该快得多。
综上所述，明代急递铺是用步递，而非马递。
那种以为明代急递铺，“从交通工具看，仍然是马递。
四
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是急递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
题。
第一，铺兵的负担
明代急递铺纵横交错，从腹地伸延边疆，由平川接续山
区，与水马驿、递运所共同覆盖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幅比较畅通的水、陆联络网。
这幅网是用铺兵的血汗编织而成的。
他们日日夜夜，风雨无阻，用自己的双腿，为封建王朝递转各种公文，传递上下信息。
可以说，是当时“特种”通信兵。
他们付出的多，而得到的回报少。
元代，铺兵免差。
明代没有寻到此类的资料。
他们唯一的报酬，是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的工食钱。
工食银的数额，各地不一。
有的地方，论地理险易。
冲要之区，每名铺兵每年给银七两二钱；非冲要之处，每年六两［②⑧］。
有的地方，不分地段，一律均平：
各铺司兵，每名各工食银七两二钱。
徭编。
但遇闰月不给工食银。
再者，居住条件困难。
“铺陈置传或舍，一宿以去，遂有铺舍”。
但是，有的地方虽有屋数楹，其实极弊，不可以居。
有的因年久失修，竟成“败垣荒草，仅存遗址”，铺兵往往僦居旁舍。
因所领工食有限，而赁价踊贵，不免星寄僻巷。
每次邮件到迗，呼召良久，始得给发，以致影响急递。
［②⑨］。
除此之外，余下的是来自顶头上司的压迫。
铺兵，不仅要耗尽体力，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
而且在精神上，时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心理上承受着无比沉重的负担。
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所系至重。
元代铺兵就受到层层的严密监控。
元英宗至治三年令：
“各处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使之专督其事”［③⑩］。
明代邮驿，实行中央与地方双层管理体制。
中央的管理机构，为兵部车驾清吏司［③①］。
地方为省和府州县。
省，由布政司与按察司分别命官监理［③②］。
府，由知府总领而稽核之［③③］。
在急递铺之内，洪武时命每铺设铺长一人，由各州县于额设司吏内选之。
职在“专一巡点所辖辅分。
督令各铺司兵，如法走递。
亲临府州县提调官，常加检点。
铺长失于整点，随即问罪。
每月置立文簿，当该提调官署押写递过分文时刻、角数，以凭稽考”。
为加强传送中央最高指令的能力，正统三年奏准：
各铺添设铺长一名，两京总铺添设三名，各布政司总铺添设二名，“专一赍送旨意公文，如有稽迟，依律问罪”［③④］。
对于转递之传，也做了种种严格规定。
洪武元年令：
“前铺闻铃，铺司须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紧，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
若公文不即递送，因而失误事机及折动损坏者，罪如律”。
“无印信文字，不许入递”［③⑤］。
洪武二十五年又申明：
急递铺接送公文，须辨认果是前铺铺兵，方许交领。
但有诈冒，押解赴京”；
“凡在外衙门有应递公文，令铺兵当官交领。
其差使人员，遇有公文亦须经由所在官司辨验，方许入递”；
“凡有于中途铺分投下公文，不系知识者，许本铺司兵拿解赴京”；
“凡有司官吏、铺长、司兵，有公文不行明白辨验，轻易接递，致令别生事端者治罪”；
“其各衙门，但有人递公文，须要坚厚好纸封裹转递各铺，明白附历于上开写并无破损，并不曾拆动原封。
但有磨擦破坏，及拆动原封者，就将来文封皮上写记原递铺兵姓名递发，及将递来铺兵拘捉解官，有司即为追究”。
正统七年议准：
各铺递送簿历，该管官司每月一次巡视刷勘，有将公文毁坏、增改、沉匿者，问拟明白，发口外充军。
总而言之，铺兵必须随时待命；处处小心谨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护好公文，做到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原封不动，不得有丝毫破损。
否则，就会大难临头。
第二，铺兵承充的期限
充当铺兵是一种苦役，其主体是下等民户。
宋代，以军士为驿递夫，铺兵也由士兵轮充。
从元代开始，改为征发民夫。
这些民夫，起初来自各州县所管民户及
漏籍户，内中多系贫民。
尔后，又有些富户充人其中。
至元二十年，留守司官言：
“初立急递铺时，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
又不敷者，于漏籍户内贴补。
今富人规避差发承元铺兵。
乞择其富者，令充站户，站户之贫者，却充铺兵”［③⑥］。
明代铺兵的征发，与元代比较，相同的是仍然坚持就近佥派。
不同的是，概令有田之家承充：
“于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
明太祖最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
按民田亩税三升三合五勺计算，纳稅粮一石五斗之上至二石之下者，大约有田五十至六十亩。
由于各地亩有大小，租额有高低，土地有肥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大小不一样，因而对有田五六十亩的人户，很难界定是哪个阶层的农户，但总算是有田之家，而非无田之民。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铺兵非清一色农户。
除民户外，还有些军士：
弘治十三年奏准，“各铺司兵，若有无籍之徒不容正身应当用强包揽多取工钱，致将公文稽迟沉匿等项问罪，旗军发边卫、民并军工人等发附近，俱充军。
其提调官、该吏铺长，各治以罪”［③⑦］。
明中叶以后，随着赋税日增，徭役日重，土地兼并之风盛行，豪强势要大量转嫁赋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产之人，多沦落破产。
铺兵的签起，也因而不可能都是有田之家，破产农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所以，到了明末裁革驿卒、铺兵
时，大批仰赖邮驿维生者突然“无所得食，皆从贼”［③⑧］，纷纷投入农民起义军。
这种局面的形成，绝非偶然。
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顿失衣食，成为无业之民。
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所处的年龄段有关。
因为铺兵都是青壮年，遇事颇为敏感，视野比较开阔，思想少有顾虑，感情丰富奔放，勇于发难，敢于冲锋。
铺兵年龄与身体条件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其承充期限的特殊性。
明代户口制度的核心，是人户以籍为断，分为军、民、匠三等。
军、匠之役皆为永充。
编制“赋役黄册”以后，里甲之役10年一轮换。
男子年16曰成丁，成丁而役，60而免。
对铺兵的佥派，洪武时已立下两条法令：
第一，“须要少壮”。
第二，不能缺额。
若“铺兵数少及老弱之人在铺当役者”，有司提调官必须随时“佥点补替”。
这说明：
铺兵不是永充，也不是10年一轮换或者必年至60而免。
凡“老”、“弱”者，要随时替换。
为了适应“步递”与“急递”的双重需要，不仅要年青，而且要身强力壮。
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
凡是年龄超过青壮年，或者身患疾病者，皆在立即淘汰之列。
就邮驿组织的发展而言，急递铺的创立是一个进步。
它表明邮驿形式趋于多样性，加快了政令传送。
又当时商路与邮路，多为复合。
急递铺的广为置立，也必然有助于商业贸易，促进沿途地区经济的交通，文化的融合，风俗的同化。
而从铺兵历史命运考察，这种官营机构的存在与运转，完全是依靠残酷劳役剥削的结果。
1《宋史》卷一三六《职官志三•兵部》。
2《金史•章宗纪四》
3《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一》
④⑤②③②⑤③⑩③⑥《元史》卷一O—《兵志四•急递铺兵》。
6《明太袓实录》卷二九，另《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递运所》云：
“递运所。
大使一人，副史一人，掌运递粮物。
洪武九年始置。
先是，在外多以卫所戌守军士传送军囚，太祖以其有妨练习守御，乃命兵部增置各处递运所；以便递送。
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验夫多寡，设百夫长以领之。
后汰副使，革百夫长”。
7张萱：
《西园闻见录》卷七二。
8王夫之：
《恶梦•驿递》，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216—217页。
9郑晓：
《皇明地理述》上卷云：
“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衡》书成，书分为八目：
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北至……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
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
凡天下道理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
四夷之驿不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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