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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行业分析报告

2018年核电行业分析报告

2018年11月

三门与台山等三代示范堆相继投入商运，预计核电重启将提上日程。

近年来随着自主核技术的进步，原有“三步走”战略面临一定修正，各大运营商和设备商的利益格局将有重大变化。

我国核电技术秉持三步走战略，目前压水堆已进入三代，四代快堆、高温气冷堆等技术差储备丰厚。

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核电由“核”属性转为“电”属性，经济性、安全性的重要程度超过政治、军事意义成为考量核电发展前景的核心要素。

纵向上，我国正处于核电发展第一纪元的末期，即核安全仍处于概率安全的阶段，三代技术只是二代技术的升级，但没有本质区别。

最新的三代核技术已将核事故概率已降至极低的程度，严重核事故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将进入三代核技术的规模化建设阶段，

横向上，引进的三代AP1000技术和国产华龙一号技术构成了我国当前主要的核电技术体系，从经济性和安全性角度对比，两种堆型各有利弊，短期内将同步发展。

利益相关方的博弈是装备制造环节的最大变数和看点。

国内核工业格局仍在剧烈变化，中短期内堆型选择还要考虑相关方的利益。

两种机型的竞争不仅关系到技术所有者的利益，对于装备产业的上市公司业绩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经济性和安全性角度看，四代堆型研究具备优势，高温气冷堆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快堆则是实现核燃料闭环的关键，乏燃料有望变废为宝。

目前我国在这两种堆型的研究应用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并都已示范项目进入建设阶段，2030年有望实现商用。

一、核电大战略：

三步走战略稳步推进

1983年6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主持召开专家论证会，提出了中国核能发展“三步走（压水堆—快堆—聚变堆）”的战略，以及“坚持核燃料闭式循环”的方针，这一战略在《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等一系列后续文件中不断被重申。

从核能所使用的资源角度来看，中国核能发展的第一步，发展以压水堆为代表的热中子反应堆，即利用加压轻水慢化后的热中子产生裂变的能量来发电的反应堆技术，利用铀资源中0.7%的235U，解决“百年”的核能发展问题；第二步，发展以快堆为代表的增殖与嬗变堆，即由快中子引起裂变反应，可以利用铀资源中99.3%的238U，解决“千年”的核能发展问题；第三步，发展可控聚变堆技术，希望是人类能源终极解决方案，“永远”的解决能源问题。

1、压水堆是我国核电事业起步阶段的必然选择

核反应堆是利用链式裂变反应缓慢地、受控制地释放核能的装置。

适应用于发电的反应堆技术包括轻水堆、沸水堆、重水堆等，其差别在于中子冷却剂和慢化剂不同。

压水堆是当今世界商用核反应堆的主力堆型，占全球反应堆总量的65%，另一种以轻水为慢化剂和冷却剂的堆型为沸水堆，占反应堆总量的17%，除压水堆和沸水堆外，小批量商运的反应堆堆型还有重水堆、石墨堆以及仍在探索中的四代堆型。

我国目前已建成和在建的56座反应堆中，除秦山三期和石岛湾高温气冷堆外，都为轻水压水堆，合计占比达95%。

压水堆之所以能从众多堆型中脱颖而出，在于它具备诸多优势。

与其他堆型相比，压水堆核电厂具有功率密度高、结构紧凑、安全易控、技术成熟、造价和发电成本相对较低等特点，因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广泛采用的商用核电厂堆型，占轻水堆核电机组总数的3/4。

研究压水堆，是核武国家的普遍选择。

掌握铀燃料的浓缩技术乃至全套核燃料循环工艺，是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条件。

由于水的热中子吸收截面较大，因而轻水堆不可能使用天然铀作燃料，必须使用富集铀。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经掌握了从铀矿开采、铀转化、铀浓缩到核武器的核技术路线，到了80年代，中国已经掌握了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放眼全世界，联合国其他几个常任理事国及有核国家均将压水堆作为主流核电技术路线，而另一些国家将重水堆作为主要路线就是因为没有掌握核武器技术。

从设备需求来看，压水堆需要重型设备加工，重水堆需要精密机械加工，这也符合国内的工业状况。

因此，在我国现有的二代加项目和即将规模化兴建的三代核项目中，压水堆是当仁不让的主力。

2、快中子增殖堆是化解核燃料供应和废料难题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同时面临铀资源储量不足和乏燃料累积过多的问题。

据WNA的最新统计，我国的铀矿储量275000吨，占全球总储量的5%，位居全球第8位，铀资源储量相对贫乏。

由于每台百万千瓦机组一年要消耗150吨铀原料，随着新建核电机组的大量投产，到2020年我国每年的铀资源需求将达到7500~8000吨，而近5年来我国的铀资源产量维持在1500吨/年左右，国内电站一半以上的铀资源依赖进口。

与此同时，一座典型的100万千瓦的核电站，一年消耗的U3O8为230吨，最后制成27吨的UO2燃料，经过燃烧，最后生成27吨乏燃料，其中240千克的钚，23吨的铀，其中U-235的浓度为0.8%，1100千克的裂变产物。

由于乏燃料具有极强的放射性，因此必须经过妥善处理。

我国乏燃料管理的政策是实施乏燃料后处理，以实现核燃料闭式循环。

然而我国目前的乏燃料处理能力严重不足，每年仅能处理50吨，因此大量的乏燃料被暂时储存在电站，从而为电站增加了较多的贮运成本和风险。

注：

1）按照2015年形成4600万千万装机容量，2020年建成核电站装机容量约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2030年在运总装机容量1.2亿千瓦计算；

2）乏燃料在核电站内贮存8年后外运；

3）不包括秦山三期、三明快堆产生的乏燃料；

4）外运量不包括秦山一期、田湾核电产生的乏燃料。

解决铀资源供应问题和乏燃料处理问题的关键是开发快中子增殖堆。

快中子增殖堆可以将U-238、U-235及Pu-239全部加以利用，热堆产生的乏燃料恰好可以作为快堆的燃料。

基于快堆的核燃料循环系统包括热堆乏燃料后处理、快堆燃料制造、快堆乏燃料后处理、高放废物处理与处置等。

在热堆中铀资源利用率不足1%，而在快堆中铀资源利用率可以提高到60%以上，理论上可使地球铀资源使用达到千年，从而确保核能的可持续发展。

3、聚变堆是能源供应的终极手段

自从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爆炸以来，把聚变能变成像裂变能一样可以控制利用一直是核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事，与核裂变相比核聚变具有几个突出优点：

1）燃料丰富，聚变反应的主要原料为氘和氚，主要来源于海水中，地球海水中有45万亿吨氘，地球上蕴藏的聚变能为裂变能的1000万倍，可以说聚变能取之不竭；

2）燃料成本低廉，1千克氘的价格为同等质量浓缩铀的10%，在聚变电站的一次性投资中，燃料费用仅占总投资的1%；

3）环境污染小，运行安全，聚变反应几乎没有长寿命的放射性核素，氘和氚的聚合只能产生高能中子和α粒子，都不具有放射性，这给聚变堆的运行安全和退役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聚变堆是次临界堆，反应堆中的氘和氚数量很少，发生聚变反应的条件十分苛刻，任何时空的燃烧都将迅速消耗尽全部燃料，破坏反应条件，故聚变堆不会发生意外失控事故；

4）反应释放能量巨大，不论是聚变反应还是裂变反应，产生的能量都来自核反应前后的质量亏损，一次聚变反应使4‰的物质转化为能量，而一次裂变反应使1‰的物质转化为能量，从质能转换的角度来看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比裂变反应大。

正是由于这些，核聚变能成为未来能源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也是目前认识到的可以最终解决人类社会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了可控热核聚变的研究，目前积极参与建造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预计在2020年建成并将运行长达20多年的聚变实验堆。

总体来说，我国目前仍处于“三步走”战略的第一阶段，未来一段时期内核电建设仍将以压水堆为主，快堆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预计近年将开工建设快堆示范项目，而聚变堆仍处于研究初期，未来一段时间内也难有较大突破。

二、从混乱到清晰，二代核电在曲折中发展

中国的核电事业可追溯到1970年，在当今核电诸强中，仅晚于美国、俄罗斯（苏联）和英国，与法国、日本同步，早于韩国，真正起步则到了1983年秦山核电站开工。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追赶，我国从无到有掌握了二代、二代加和目前最先进的三代压水堆技术，并已有50余台机组投运或在建，其中绝大多数是二代和二代加项目，核电已成为我国能源供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部分省份甚至发挥着基石性的作用。

然而作为全球屈指可数的拥有强大战略核能力的国家，中国的民用核能力却大幅落后于同时起步的对手。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核电发展在早期即缺少清晰地规划，以致在后来的探索历程中走了很多弯路，挥霍了不少机会，以至中国核电事业发起四十年后，仍旧处于学习和追赶阶段。

1、堆型选择：

十年争论确定压水堆为发展方向

虽然始于1970年的728工程即拉开了中国核电事业的序幕，但仅仅关于堆型的争论就长达十年之久。

核电堆型技术的选择不仅是堆型或机型自身的优缺点和先进性及成熟性问题，而且与铀资源禀赋、相关产业的工业技术基础等国情相关。

争论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对不同堆型技术的认识存在差异;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使技术问题不再单纯。

由于早期核电管理部门尚未确定，几大有话语权的部门就核电堆型问题争执不下，相关决策久拖不决，核工业部（二机部）主张发展重水堆电厂，但是电力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认为压水堆技术更成熟，设备便于实现国产化，还可用于核潜艇，而负责七二八工程的二机部（核工业部）提出的则是熔盐堆发电方案，在其他省份还有八一六石墨堆、八二七重水堆等诸多方案。

直到1983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回龙观会议”上，才统一了意见，受我国当时的综合国力以及认识上的局限，选择了比较容易起步的压水堆核电站技术。

2、管理体制：

从姓“核”到姓“电”

中国核工业管理体制变化较大，核电发展政策摇摆不定、走走停停，表面上看有很多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国家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工业管理体制和持续的核电发展规划。

核电的发展投资大、风险大、涉及面大、影响大，离开政府的支持将不可能得到发展。

但是，也正因为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公共管理职能，使核电技术的发展需要科学、正确、强有力的管理。

在我国核电发展的进程中，核电管理问题日益突出。

图表9给出了直接与核电管理相关的主要争论。

最能体现管理问题的是核电主管部门的多次变动。

1986-2008年间，核电主管部门至少经历了5次变动，仅有2次短时期（不超过5年）设置过全局性的能源管理机构，更多的时候是局部性电力管理机构行使全局性能源管理职责，甚至有时没有能源管理机构。

核电在2008年国家能源局成立前几乎没有纳入过能源管理体制，基本上实行的是国务院、军工性质的专门部委两级专门管理体制。

应当说，2008年前中国核电姓“核”而不姓“电”。

长期以来的核电与其他电源工业隔离的相对封闭式管理体制，核电建设项目管理、核电安全监管、核电技术研发管理以及核电具体业务管理分属不同机构，导致核电发展长期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规划，难以得到电力系统单位的支持和协同。

3、业主格局：

从一家独大到三足鼎立

我国目前的核电业主包括三家，即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和国电投集团。

起步阶段，核工业部以及后来成立的中核总是国内核电站的业主，1998年，中核总再度改组，新成立的中核集团继承了中核总的核电站资产，并在日后加大开发力度，成为国内最主要的核电业主之一。

另一大业主中广核成立于1994年，初衷是通过运营电站获得的收益实现核电的滚动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大力建设，中广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核电业主单位。

中电投于2003年前后以参股的形式进入核电领域，目前旗下的核电站装机容量约占全国总容量的10%，2014年与国核技重组形成国电投，具备了较强的核电实力，成为核电运营环节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核电技术和核电建设就分别演变为“三国鼎立”局面。

三家的角色与发展路径截然不同，也为我国的核电事业的探索积累了更多经验。

中核集团不仅是我国最大的核电业主之一，也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核工业集团，承担着较多事关战略安全的任务，具体到核电领域中核并不以盈利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是承接更多堆型增强国家核电实力为主要目标。

从秦山核电站至今，中核集团已控股运营16台机组，囊括了国产CNP系列、加拿大的Candu重水堆、俄罗斯AES技术、法国M310技术以及美国的AP1000技术等多种堆型。

由于无法通过规模化建设来降低成本，中核的电站比投资相对较高。

中广核的战略任务即是标准化、规模化、系列化建设核电，缓解当地用电紧张的局面，优化能源结构。

中广核的电站堆型以M310技术为主，不断优化，这种发展战略优势明显

（1）国产化率提高，技术能力显著增强

（2）建设周期大幅缩减，80年代核电建设周期打8~10年，现在仅需5年（3）比投资迅速降低，成本优势明显。

中核后来也采用M310技术，并基于该技术自主研发出CPR1000，最终成为华龙一号的主要雏形。

国电投的主要任务是承接AP1000的国产化任务，由于起步较晚，国电投在核电领域和另外两大巨头比有较大差距，不过随着AP1000依托项目的四台机组逐渐实现并网发电，预计新建的机组中AP1000技术将得到推广，作为AP1000技术在国内的唯一承接方，国电投有望在下一轮核电建设大潮中迅速成长。

此外，国电投基于AP1000技术自主研发出CAP1400技术，将我国的核电研发能力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其首堆示范项目有望在今年开工建设，并且可用于出口。

4、二十年探索路径渐明，《中长期纲要》一锤定音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中国核电发展的战略方向终于确定。

2005年国家出台《核电中期发展规划（2005-2020）》，指出“在核电发展战略方面，坚持发展百万千瓦级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路线，目前按照热中子反应堆—快中子反应堆—受控核聚变堆“三步走”的步骤开展工作”。

通过国际招标选择合作伙伴，引进新一代百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工程的设计和设备制造技术，国内统一组织消化吸收，并再创新，实现自主化，迎头赶上世界压水堆核电站先进水平。

“十一五”期间通过两个核电自主化依托工程的建设，全面掌握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培育国产化能力，力争尽快形成较大规模批量化建设中国品牌核电站的能力。

与此同时，为使核电建设不停步，在三代核电技术完全消化吸收掌握之前，以现有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为基础，通过设计改进和研发，仍将自主建设适当规模的压水堆核电站。

福岛核事故之后，2012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进一步要求“提高准入门槛。

按照全球最高安全要求新建核电项目。

新建核电机组必须符合三代安全标准”。

经过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国家能源局取代国防科工委成为核电领域的主管部门，核电的“核”属性减弱，“电”属性增强，经济性、安全性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企业间重组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目前业主环节已呈三足鼎立之势，企业间的良性竞争也为近年来国内核电成本下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三代核电：

AP1000与华龙一号的跷跷板游戏

1、三代初衷：

引进技术，弯道超车

2003年，国家主管部门开始着手部署第三轮核电技术的引进工作，其倡导者提出的主要理由是:

国内核电站机型“五花八门”的局面严重干扰了中国核电技术进步和国产化进程,而（自主设计的）秦山二期核电站是参考大亚湾核电站照猫画虎建造的,在事故预防缓解措施以及防火设计等方面与国际上新的核安全标准还存在差距,已丧失了作为“主力机型”的条件。

因此,中国核电必须“采用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直接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站技术走一步跨越”的新路。

这个方针的具体实施方案是通过国际招标,在国际三代核电机型中选定一种作为中国核电技术的发展方向;先建设4台招标引进的机组作为“国产化”（后改称“自主化”）依托项目在2010年之前开始实行这种引进机型的批量建设,并于2020年达到400万千瓦的目标;其中除了中国已有的11台机组870万千瓦，均为引进机型，国内已掌握技术但属于落后的机型不再建设。

2、计划中的AP1000与计划外的华龙一号

（1）三代技术体系构建始末

2006年，经过长达3年的招标、评标等过程，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技术战胜法国阿海珐公司的EPR技术而中标中国三代核项目。

紧接着，国务院决定成立国核技，以承接并吸收AP1000的全部技术。

根据协议，中方在AP1000基础上研发改进的高于135万kW的大功率机组具备完全自主产权，于是CAP1400应运而生。

与传统的压水堆相比，AP1000在设备数量及安全性等方面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创造性地使用了非能动安全系统，大大提高了核电站的安全性，同时造价造价要比二代核电站高出不少。

公开资料显示，AP1000的国内示范堆三门1号和2号机组的预算总额达410亿元，比投资16000元/kW，比国内的二代加项目（比投资13000元/kW左右）高出25%以上。

AP1000的首堆示范项目—三门核电站一期工程于2009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原计划于2013年8月并网发电，然而由于主泵屏蔽泵的技术难题迟迟未能攻克，导致项目工期一再拖延，迄今为止已延宕48个月之久，由此也导致基于AP1000技术的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技术迟迟不能落地。

与此同时，我国在2014年前后开始推动高端装备出口，高铁和核电是两项主要的出口品牌，面对核电出口无牌可打的窘境，能源局决定将中核与中广核分别自主研发的三代技术融合，推出中国的三代技术——“华龙一号”，并于2015年陆续开始建设示范堆项目。

中核福清5号“华龙一号”示范堆机组于2015年5月FCD，目前进展顺利，2017年5月24日完成了核岛穹顶吊装，比预期提前了15天，打破了核电首堆必拖的怪圈。

2015年4月，中核与巴基斯坦签署5座“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出口协议，8月20日，巴基斯坦卡拉奇K2、K3核电项目动工，成为海外首个在建的华龙一号项目，同年11月，中核与阿根廷签署“华龙一号”合作协议。

中广核的防城港3号“华龙一号”示范堆机组也于2015年12月FCD，同时将“华龙一号”出口的第一站锁定在英国，2016年9月中英两国合作项目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通过审查，标志着中广核的“华龙一号”正式出海，目前还在积极推动英国的BradwellB项目，该项目以防城港3、4号为参考项目。

目前由于三门核电迟迟未能发电，中核与中广核两家对AP1000渐渐失去了耐心，对华龙一号的定位也从最初的用于出口转变为呼吁在国内规模化建设。

中核与中广核纷纷大力推广“华龙一号”，这让国电投的AP1000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我们认为，两大核电巨头未来会进一步力推华龙一号技术的上马，而鉴于战略技术储备和高昂的引进成本，AP1000仍然能保住其主力机型的地位，但一统天下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原本独享的份额也不得不出让一部分。

对于国核技而言，除了跟进AP1000依托项目，其眼下最主要的任务是推动CAP1400项目落地，布局该技术的发展蓝图。

CAP1400型压水堆核电机组，指的是在消化、吸收、全面掌握我国引进的第三代先进核电AP1000非能动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再创新开发出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功率更大的非能动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机组。

CAP1400较目前二代核电的经济性主要体现在性能参数和建造成本上。

CAP1400采用大机组设计，机组容量达到1500MWe，规模效应明显，具有更优的经济性；设计使用寿命为60年，较二代核电增加20年寿命；能量转换效率大于37%（示范工程），可利用率大于93%；非计划停堆频率≤1/堆年。

目前，山东荣成CAP1400示范堆已经着手开工，预计2017年下半年将进行核准，2017年3月17日，由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承制的重大专项CAP1400示范工程1号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水压试验顺利完成，这标志着CAP1400设备国产化已经起航，至于后续该项目能否顺利进行，还需要时间验证。

（2）安全性与经济性等核心指标不相上下

安全性方面，美国原子能研究委员会（NRC）对反应堆堆芯损伤频率（CDF）的要求是1×10-4堆年，美国核电用户要求文件（URD）为1×10-5堆年，目前的在役核电厂大约为5×10-5堆年，AP1000的CDF为5.08×10-7堆年，华龙一号的CDF值低于1×10-6堆年，均远远上述可参考值；NRC对大量放射性释放频率（LRF）要求的目标值为1×10-6堆年（运行电厂允许1×10-5堆年），URD为1×10-6堆年，在役核电厂为1×10-6堆年~9×10-6堆年，AP1000的LRF为5.94×10-8堆年，华龙一号的LRF低于1×10-7堆年，同样大幅低于可参考值。

此外，两种机型设计基准地震地面水平加速度均达到0.3g。

AP1000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后，事故工况下72小时内操纵员可不采取任何手动动作，72h后也仅需少量的厂外援助。

这大大减少了人因错误，而这种错误是造成核电厂事故的重要原因。

华龙一号采用177组12英尺燃料组件，配备实体隔离的三个安全系列，采用了能动与非能动结合的安全措施，大幅度提高了应对内外部灾害的能力，事故工况下30分钟内操纵员可不采取任何手动动作，经优化后不干预时间也可延长至72小时。

从安全性角度衡量，两种机型难分优劣。

经济性方面，由于在安全性方面增加了大量额外成本，AP1000和华龙一号的比投资均要高于二代及二代加的核技术，但未来有较大的下降空间。

根据中国核电在建项目的信息比较，AP1000的首堆项目三门1期总投资408亿元，由于进度一再拖延目前总投资已达440亿元以上，比投资17600元/kW，华龙一号的首堆项目福清3期总投资377亿元，比投资16400元/kW，目前进展良好，其他在建的二代项目比投资约13000元/kW。

华龙一号的设计立足于我国已有核电工业基础，设备制造、工程建设、生产运营都具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特别是设备制造方面，国内完全具备相应的供货能力和设备产能。

据测算，华龙一号首两台机组国产化率将超过85%，基础造价比投资每千瓦低于2500美元，与国际上在建的其他三代核电机组相比有相当的竞争力，实现系列化以后设备国产化率可高于95%，成本进一步下降空间巨大。

AP1000的非能动理念使专设安全系统简化，安全支持系统以及安全及设备和抗震厂房减少，1E级应急柴油机系统和很多能动设备被取消，大宗材料需求明显降低。

AP1000专设安全系统及其设备数量减少的幅度很大，阀门、管道、电缆、泵、抗震厂房容积分别减少了50%、80%、70%、35%和45%。

再加上设计和建造采用模块化技术，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设计简化、配置简化、工艺简化、施工量减少、工期缩短以及运行方便、维修简单等一系列优点，从长远观点看，AP1000不仅使安全性能得到显著提高，而且建造和长期运行费用也将明显降低，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竞争潜力。

从经济性角度衡量，华龙一号胜在工业基础好，短期成本优势明显，AP1000则胜在理念更超前，成本下降潜力大。

（3）多重因素决定两种技术将并行发展

大量的引进成本。

中方在与西屋签订的合同中，付出了近5亿美元的代价获得了重达20吨的AP1000技术资料和260个软件包，三门与海阳的依托项目更是耗资近千亿，如此巨大的引进成本几乎决定了AP1000不可能被放弃。

复杂的利益格局。

AP1000目前仅有国电投在勉力支撑，随着华龙一号示范项目的稳步推进，中核与广核大量上马华龙一号机组的意愿日益增强，早期一主一副的论调早已抛诸脑后。

作为国内最主要的两大核电业主，尽管AP1000仍有国家政策扶持，但两大巨头对华龙一号的力推仍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先前制定的技术路线。

在当前格局下，AP1000与华龙一号大概率维持齐头并进的态势。

战略安全角度，多一项技术储备更有利于战略安全。

两机型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被业界误读的水火不容的关系，而应该是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如果说两者今后面临竞争，应该说是建设和运营期间经济性和安全性的竞争，是良性市场竞争，应该得到鼓励。

“统一堆型，多种机型”是降低三代核电成本的必然选择。

“统一堆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