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圆与方的多重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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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圆与方的多重解读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圆”与“方”的多重解读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圆”与“方”的多重解读-影评

　　关键词：

技术寓意法理人情美学

　　冯小刚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于2016年9月8日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映，该影片无论是在技术创新上，还是在题材选择上都在电影创作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受到了来自高校圈、影评界、政法界等多个领域的热议。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改编自刘震云2012年的长篇同名小说。

该影片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生二胎经历了一场荒诞的离婚案，还莫名背上潘金莲的恶名。

为了证明自己是假离婚，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走上告状之路。

从镇到县，由市到省，甚至误打误撞到了首都，不但没能澄清事实，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拉下马，以致每年人代会期间，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然持续了十年，直到前夫秦玉河意外去世，上访才不得已结束。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自公布预告起就以独特的圆形构图以及方圆构图之间的顺时切换惊艳四方。

“圆”与“方”不仅是先锋试验的尝试，也包含了层层深意。

　　一、技术层面：

间离与陌生化效果

　　在技术层面上，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电影表现方式。

冯小刚导演对影片画幅进行了创新性的突破，他打破常规的4：

3全屏画幅，大胆采用罕见的圆形（占整部影片的三分之二左右）、方形、宽银幕三种画幅。

这种技术层面的创新不只是商业的噱头，更是一种勇于突破自我的态度。

将圆形画幅与横移镜头、卷轴镜头、跳轴镜头等非常规散点镜头相结合，再利用窓寒窣窣的雨声，二胡、古筝、笛、箫、琵琶、尺八、京鼓等民乐配器的适时参奏，共同营造渲染出一种中式古典画的诗意美感。

[1]而且，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观众群一般在北方，而该影片李雪莲讲着一口江西婺源方言，给南方观众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体现了冯小刚导演将电影推向整个中国甚至走向国际的决心。

冯小刚导演早就功成名就，但他不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地挑战自我，挑战观众常规的视觉习惯，这种敢于突破和实验本身就是一种勇气和底气，值得所有电影人学习。

　　除了纯技术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由于影片题材的敏感性，与方形画幅相比，圆形画幅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心理屏障，将故事与现实隔开，形成一种间离效果。

《我不是潘金莲》从宣传期开始，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该影片围绕李雪莲上访这一件事，看起来是在说李雪莲，其实是在演一帮为了李雪莲忙得团团转的官员，从镇到县，由市到省，最后到北京，牵涉法院庭长、院长、县长、市长、省长等大大小小一系列官员，还牵扯到“首长”和“人代会”。

影片虽充满喜剧色彩，但更可以看作一部严肃的“官场现形记”。

圆形画幅的使用将影片故事与现实生活隔离开，使观众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看戏的感觉，从敏感题材间接表现的角度讲，圆形画幅运用得非常到位。

　　另外，方圆画幅的变换，将观众置于“观察者”的位置。

换句话说，调用异于常规的圆、方形电影构图，不仅是为了给观众带来某种新的视觉体验，更重要的是将观众始终置于电影之外，获得某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一方面，圆形构图给观众提供了一个“窥视”的通道，观众可以站在“看客”的观影位置上窥探李雪莲十余年上访之路上遭遇的种种“荒誕不经”；另一方面，圆形构图又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使处于故事之外的“看客们”在满足看热闹的观看欲望的同时，又能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自身产生一些思考和遐想。

[2]

　　二、寓意层面：

法理与人情的冲突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圆”与“方”除了在画幅、构图等形式技术层面上产生间离和陌生化的效果之外，在寓意层面上也有其真正的内涵。

电影开篇便展现江南烟雨、蓑衣、竹筏的圆形画面，这个画面包括李雪莲家乡的风景，也囊括了李雪莲上访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限制了李雪莲突破“圆”的视角看清问题的本质。

随着故事的发展，进京上访的李雪莲被容纳进了视野更加开阔的方形画面中，严谨规整的方形画幅与北京、政法、权威等寓意完美契合。

但李雪莲的上访之路并不顺利，画幅也不停地在圆形与方形之间转换。

最终故事的结局用宽银幕全幅画面展示，将李雪莲和观众拉回到现实生活中，真相既不是圆也不是方。

[3]

　　对于画面的方圆构图，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寓意层面上，笔者认为，　　　　

　　圆形画幅象征着传统的人情世故，方形画幅代表着规则和一种现代的法律思维。

比如，李雪莲在家乡时是圆的，到北京时变成方的，在北京找赵大头时又变成圆的。

无规矩不成方圆，方圆画幅之间的变换体现的是人情社会不断向法治社会之间的转变，也寓意着法理与人情的矛盾冲突。

为了使这种转变显得不那么突兀，导演在影片拍摄时进行了精心地设计。

如，电影一开始用插画引入圆形画幅，然后，李雪莲到北京告状，火车从隧道出来，变成了方方正正、威严规范的京城，这是通过圆形隧道口转为方形画幅。

在京城闹出一系列事件后，李雪莲回到了家里，她去寺院祈求，寺院的窗户又变成了圆形，这是通过圆形窗口转为圆形画幅，等等。

[4]

　　总的来看，影片中整个故事的发展也体现了一种方圆思维。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整个故事就是解决“村妇李雪莲上访”这一件事，但是各级官员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与李雪莲产生了分歧。

故事一开始，李雪莲因为“假离婚”案件开庭公审，但是正确的审判却导致了错误的结果，由此引发李雪莲不断上访并一直告到北京，也因此导致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等一举被拉下马，但是李雪莲告状事件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李雪莲的前夫秦玉河意外去世。

上级领导下令要转变思路，也就是从“法律”思维转变为“人情”思维，这样才实现了和李雪莲思维的契合。

　　在影片结束时问题解决了，是由于史县长放下自己的身份，在谈心时问起李雪莲当年为什么离婚，李雪莲这才回答是为了要二胎。

但是在此之前，整部影片中从头至尾没有一个人问李雪莲为什么离婚，所有人都试图从“方”的角度解决问题，所以问题解决不了。

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上没法解决的问题，只有回到人情层面，回到县长不是县长、李雪莲不是李雪莲的时候，才得以解决，这也正是法理与人情之间的冲突。

就像影片中的圆形拱门，只有将上圆下方连接起来，即将人情与规则结合起来，才能彻底解决李雪莲的上访问题。

　　三、美学层面：

坦诚相待与真诚交流

　　在影片中，李雪莲坚持上访长达十余年，就是为了一句话——你是不是和我假离婚？

秦玉河不敢说，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也不敢说。

没有人敢说这句话，因为承认假离婚是违法的。

由于现实社会中充满利益和争斗，存在着一系列规则，人们一旦进入名利场，心理就会变得扭曲。

影片中的各级官员没有一个贪官，他们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办事，尽心尽力地帮李雪莲解决问题，都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都想息事宁人，只是思路不正确，不断地好心办坏事，把李雪莲逼上告状之路。

在规矩面前，谁触犯规矩，谁就会出局，现实的规则让人们之间难以交流。

　　其实，换个角度想，李雪莲之所以被一而再地欺骗或者说上访不成功，都是源于自己最初的错误。

李雪莲的初衷是为了要二胎，所以她和丈夫假离婚。

假离婚本身就是在欺骗，李雪莲作为故事的推动者，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无辜者”，她的“假离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应该为自己后来的处境负责，以至于后来她决定不再上访时，没有人相信她。

[5]她只能和牛对话，因为只有牛才会相信她的话，牛其实就是李雪莲自己。

所以，她欺骗的后果，是使自己遭遇了一系列的被骗，这结局是她应该得的，所以她后来放下了，不再上访。

　　在美学层面上，李雪莲事件启示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做到坦诚相待和真诚交流。

在充满规则的现实社会中，名利思想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人们不得已戴着面具生存。

尽管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些秘密，但是我们还是要多交流、多沟通。

因为隐藏是相互的，你对别人敞开多少，隐藏多少，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最理想的人际状态是达到人与人之间没有芥蒂，做到坦诚相待与真诚交流。

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对别人坦诚会失去很多，可能会被欺骗和利用，但是一味的隐藏，在得到一些名利的同时，也会失去彼此间真诚交流的机会。

所有的假和骗都是从第一次欺骗开始的，李雪莲的欺骗最终变成了一个兜兜转转周而复始的圆。

因此，我们每個人都应该在内心种下真诚的种子，种下后会被无限放大，整个社会才会坦诚、和谐。

　　四、结语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将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证明“假离婚”和“自己不是潘金莲”坚持十年上访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

影片独特的圆形构图和方圆构图之间不断切换，在技术上使故事与观众产生间离与陌生化效果的同时，也反映出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矛盾和纠结，李雪莲用人情社会的办法，去处理自己跟前夫的婚姻矛盾，演绎出一连串哭笑不得的故事，进而揭示了“依法治国”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也揭示了在当下的社会规则中，利益冲突使人们的隔阂越来越大，彼此之间出现交流危机。

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做到坦诚相待与真诚交流，才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注释：

　　[1]周夏.《我不是潘金莲》：

无关风月，有关人心[N].中国电影报，2016-11-23（007）.

　　[2]齐伟，陈清洋.《我不是潘金莲》：

“圆”的故事周长与现实半径[N].中国艺术报，2016-11-2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