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指导问题.docx
《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指导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指导问题.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指导问题
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指导问题
夏兴有
领导方法和工作指导问题，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课题。
当前，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进入关键时期，我军在建军治军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
这对军队各级领导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胡主席高度重视领导方法和工作指导问题，要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进一步端正工作指导思想，转变工作指导方式。
认真学习贯彻胡主席的重要指示，对于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
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方法的理论是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程逐步形成的，是我们党几代领导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它是中国共产党“用无产阶级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是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传家法宝，也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需要不断学习、实践和创新发展的重大课题。
（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的精髓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科学地揭示了领导活动中主观和客观、领导和群众、一般和个别等一系列重要关系，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科学地回答了思维和存在、认识和实践、群众和个人等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实践而创立的思想路线，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相统一，科学地回答了在领导实践中怎么认识事物、怎么把握客观规律的问题，是我们党根本的思想方法；群众路线以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为理论基础，坚持历史的创造者与实践的主体相统一，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原则，科学地回答了怎么制定决策和怎么实行决策的问题，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全局与局部相结合、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相结合、日常工作与临时性任务相结合等，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
以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为核心的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方法上的伟大创造。
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实现了知与行的统一、领导与群众的统一、探求规律与制定决策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的精髓和根本。
我们党几代领导人都把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作为最根本的领导方法，这不仅因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围绕革命建设改革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既因为领导方法不对头而付出过沉重代价，更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科学领导方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谈到：
“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
我们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全党，注重引导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专门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亲自担任组长，还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些对统一全党的思想、确立科学的领导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主席曾经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
……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
（二）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必须注重科学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几代领导人都极为重视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
陈云说过，“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从当前情况看，不善于调查研究，仍然是坚持正确领导方法的障碍。
一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不实。
有的不深入，满足于走走、看看、问问，调查虽然搞了，但情况并没有真正搞清楚；有的按图索骥，带着观点找例子，带着意图摸情况，结论产生于调查之前。
毛主席曾经讲过，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
要解决问题，还须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二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不当。
习惯于做定性调查，不善于做定量调查。
最常用的就是典型调查法。
这种方法虽然简便易行，但由于对典型样本的选择带有主观性，因此由典型分析获得的认识时常会有失真。
“解剖麻雀”曾是毛主席肯定的一种好方法，但如果我们选择的麻雀有问题，是被“整型”的麻雀，那么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
三是调查研究的机制不健全。
偏重于依靠职能部门，不善于借助专门研究机构。
职能部门虽然使用方便，但其对领导的意图、决心、喜好很熟悉，容易为之所束缚，因此，调查研究的结果难免带有主观性。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一些领导或者不能通过亲身的调查获得真实的情况，或者不能借助职能部门获得真实的情况，即使怀有实事求是之心，也难得实事求是之果。
由此可见，要真正自觉地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并坚持下去，必须注重科学的调查研究，把解决作风、方法、机制问题统一起来。
所谓作风问题，就是肯不肯去除浮躁心态，塌下心来、扑下身子，深入到群众和实际中去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
所谓方法问题，就是会不会把调查得来的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抽象、概括、加工，形成科学的认识。
所谓机制问题，就是要建立健全职能部门与咨询机构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机制，重视发挥咨询机构相对独立的特点和专业优势，以保证调查研究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三）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群众观点谈群众路线。
当前，我们在领导方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关键在于面对社会阶层和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一些领导者脑子里的群众观点模糊了、淡忘了。
十六大以来，胡主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新发展，也是对唯物史观的新阐释。
坚持以人为本，核心是要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一是进一步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指导的根本价值追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是进一步解决好“靠什么人”的问题，充分发挥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靠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管社会阶层如何变化，党的依靠力量依然是大多数人民群众，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三是进一步解决好“怕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把群众当主人，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
邓小平讲过，领导干部一要怕党，二要怕群众。
这种“怕”，是对人民群众的敬畏之感，领导干部要确立正确的领导方法必须始终怀有这种对群众的敬畏之感。
（四）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胡主席在中纪委七次全会讲话中，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加以强调，这说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已成为贯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严重障碍。
从党的历史看，在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无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到江泽民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其针对的主要是摆脱本本和条条的束缚，反对不同形式的教条主义。
胡主席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以来，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从思想方法的意义上讲，我理解主要是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近些年来，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在克服教条主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形式主义的问题依然很严重。
因为形式主义“好看、省力”，不仅满足了一些人急功近利、快出政绩的要求，而且免去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艰苦；形式主义把形式绝对化，使内容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必然使领导工作脱离实际。
现在，一些单位在工作指导上，用会议部署工作、用讲话指导工作、用活动推动工作、用检查评估工作，基本成了固定的套路。
有的同志戏称，“会议开得好不好，关键看讲话稿；领导视察好不好，关键看汇报稿；活动组织好不好，关键看总结稿。
”这种说法虽然不一定全面，但确实反映出工作指导中“用会议落实会议、用讲话落实讲话、用文件落实文件”的形式主义现象。
尤其要看到，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相伴而生，成为一些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迎合领导的护身符。
所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必须把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突破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除，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就难以确立。
二、现代领导科学基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领导科学，是一门以领导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基本任务就是科学揭示领导工作中合乎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形成关于领导活动的科学理论。
领导科学是20世纪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所以有时也称作现代领导科学。
它同时还是一门应用科学，是从管理学中分离出来的，属于具体科学的范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引进介绍西方领导科学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开始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体系的工作。
目前，领导科学不仅在企业培训和大学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专业中开设，而且逐步成为党政干部培训的内容。
江泽民指出，“现在的领导工作十分复杂，现代领导者经营管理的对象往往是一项系统工程。
所以领导科学是一项高度综合的科学，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现代化建设中的综合问题，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哲学、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多学科的知识。
面对这样复杂的问题，现代领导工作要做到决策科学化，不研究掌握科学的规律是不行的。
因此，每一个领导者都应该认真学习领导科学。
”
（一）现代领导科学的产生及其发展
领导活动是古来就有的现象，而把领导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领导科学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领导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30年代才发生的事情。
领导活动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逐渐分化出来，是领导科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关键所在。
领导科学的产生有两个显著的标志：
一个是决策从日常的生产和管理中独立出来，决策和执行逐渐分离，即决策工作专门化。
20世纪之前，决策与执行的分离是有限的、局部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分离越来越成为普遍趋势。
例如，二战时期，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复杂工程，对决策活动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奥本海默虽不是一流的物理学家和技术专家，但由于他出色的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使这项有大量执行部门、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几十万人参与的浩大工程取得了圆满成功，他本人虽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却被誉为“诺贝尔奖集中营营长”、“科技帅才”，以“原子弹之父”而扬名世界。
在经济领域，美国的卡内基虽然不精通钢铁生产的知识与技能，但他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善于把握和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最终成为“钢铁大王”。
另一个是咨询从决策中独立出来，“谋”与“断”相对分离，即咨询工作专业化。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大科学、大工程、大企业的兴起使单个领导者或某一领导集团难以应对日益繁重复杂的决策工作。
决策工作对知识结构、人员素质、技术水平等要素的要求相当高。
正是在这一状况下，咨询业从决策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即为领导决策提供和论证备选方案，成为领导活动的重要支撑，而领导者则从繁重的、技术化的论证过程中解放出来，在决策中主要担负抉择职能。
这种分离，有效地弥补了传统决策的缺陷，极大地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
现代领导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
一是特质论。
这种理论以领导者为中心，看重领导者的禀赋，认为领导者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人格特征，领导的成功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独具的特质。
二是行为论。
这种理论注重从领导的具体行为去研究领导的有效性，引进了被领导者概念，克服了特质论孤立地研究领导者、夸大领导者特质的片面性，认为领导者的权威不是来自其独特的个性，而是来自他具有创造力的人际关系技巧。
三是权变论。
注重从领导所处的情境中研究领导的有效性，把客观情况与领导行为的相互作用视为决定领导活动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领导的有效与成功，除了领导行为的特征之外，与其所处的情境关系极大，不能追求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和原则。
尼克松说过，“在我担任公职的那几年里，经常被问及的是，你所认识的领袖中谁最伟大？
要用一句话来回答是不可能的，每一个领袖都从属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领袖和国家是不能互换的。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信息化、新经济以及全球化浪潮相适应，领导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形成了团队领导、自我领导和超级领导等新的理论范式。
这些新领导理论强调，领导活动的本质是领导而非管理，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是价值认同而非交易，领导目标的取向是创新而非秩序，等等，为研究领导活动的规律开辟了新的路径。
（二）现代领导科学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重要思想
现代领导科学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学术观点也多种多样，其中关于领导活动本质、领导决策方式、领导关系模式和领导方法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和思考。
一是正确认识领导与管理的关系，把握现代领导活动的本质。
长期以来，在领导理论和实践中，领导与管理的关系难以区分。
随着领导活动的专门化以及领导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领导与管理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一方面，领导与管理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较强的复合性和相容性。
另一方面，领导与管理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管理重在管事，重在维护秩序，其行为方式主要是计划、控制、监督；而领导重在管人，重在推动变革、创新，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发展目标和战略方向。
因此，不能把领导活动等同于管理活动，也不能把领导者等同于管理者。
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现代领导活动的本质，实施正确有效的领导。
首先，领导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管方向、管决策上。
如果说管理者主要是按照既定的目标完成规定的任务的话，那么领导者主要是去寻求和制定这种目标。
所以，美国著名领导学专家、南加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沃伦•本尼斯认为，管理人员的目标是把事情做正确，领导者的目标是做正确的事。
其次，领导者的主要任务是做人的工作。
美国陆军领导力手册指出，“领导者领导的是人。
”传统领导对人的理解基本是工具性的，而现代领导对人的理解则是价值性的，更关注人的精神和思想。
《美国陆军领导力手册》对领导提出了以“使命为中心，价值为基础，人员为动力”的要求。
在他们看来，“以共享的使命和价值观为基础的领导，会带来真正的忠诚和奉献。
”领导者必须具有明确而又崇高的价值观，并向团队注入这种价值观，以形成团队的核心价值理念。
这种“注入”就是做人的工作，就是引导被领导者正确地认识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以及对团队发展的巨大价值，将实现个人价值与团队目标结合起来。
二是正确认识经验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关系，确立科学的决策方式。
决策是领导的基本职能。
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决策体现出来的。
尽管决策活动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活动，但在领导科学诞生之后，决策才真正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
经验决策，作为一种传统的决策方式，其基本特点是倚重领导者的个人决断，主要取决于个体的素质、经验，虽然在历史上并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发挥作用，但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决策活动的需要，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科学决策作为一种现代决策方式，更注重集体智慧的作用，强调依靠专业的智囊组织、科学的决策程序、精确的技术分析，把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要实现科学的决策，必须遵循正确的决策原则。
一是信息原则。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决策的过程就是信息的输入——处理——输出的过程，决策的科学性是同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适用性成正比的。
决策者要优先掌握信息，善于发现信息，正确鉴别信息，及时利用信息，确保决策建立在真实可靠的信息基础上。
二是选优原则。
科学决策就是从多种方案中选优。
现代领导理论认为，单方案决策风险大于多方案决策，“如果看来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的话，那么这条路很可能就是走不通的。
”多方案决策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宽阔的思维空间，使其能够对决策所涉及的各种因素进行整体性考虑，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
三是外脑原则。
现代决策涉及的要素越来越复杂，范围越来越广，专业要求越来越高，单靠领导者本身的智慧难以应对，必须借助由各种专家组成的智囊团充当外脑。
领导者只有把外脑用好，才能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正确认识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建立新型的领导关系模式。
领导活动的主体是由领导者与追随者共同构成的，一项完整的领导活动必须依赖于领导者与追随者有机结合才能顺利展开。
现代领导科学在阐述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时提出了等级关系、交易关系、追随关系、伙伴关系等四种模式。
等级关系和交易关系，实际上是以领导者在社会组织中被赋予的权力为基础的，是一种硬性的领导；而追随关系、伙伴关系则是以领导者的能力和影响力为条件的，是一种柔性的领导。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追随者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显现。
作为现代领导者，应当自觉地把硬性领导与柔性领导结合起来，建立新型的领导关系模式。
四是正确认识领导活动科学化和艺术化的关系，掌握有效的领导方法。
领导活动作为一个过程，包括制定决策、确定目标和实施决策、实现目标两个方面。
由于科学决策方式的引入，使得领导决策活动成为科学规律所支配的领域，故被称之为科学化的过程。
而实施决策、实现目标，需要靠多数人的共同参与，展现的是领导者激励推动下属以达成目标的灵活有效的领导方法，被称为艺术化的过程。
现代领导理论提出了诸如会议领导法、危机领导法、运筹领导法和目标领导法等领导方法，它主要是从日常工作领导、突发事件处置、系统要素整合与最高目标导引等角度，对领导方法作了原则性的描述。
例如，会议领导法包括咨商型、研究决策型、责任交付型、仪式型等类型。
认为，东方人的会议比较看重参与者的等级和会议的象征性功能，西方人则不太注重这一点。
会议领导法强调会议要注重实际效果，尽量减少仪式型会议或会议的象征性功能，对于有效实施会议领导至关重要。
再如，“运筹领导法”以追求“整体最优”为原则，认为“个体最优”不等于“整体最优”，要求从整体的角度去看待要素、配置要素，而不是片面追求“个体最优”，是一种实施有效领导的系统方法。
现代领导科学把领导方法作为领导活动艺术化的内容，突出强调了领导方法的灵活性和生动性。
用著名领导学专家斯道戈迪尔的话说，“最有效的领导应该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才多艺和灵活性，从而使自己的行为适应不断变化、充满矛盾的需求。
”由此可见，领导方法依赖于领导理论，是领导者创造力的显现。
掌握有效的领导方法取决于对领导活动本质的深刻把握，取决于对领导关系模式的正确认识，更取决于以决策活动为主要内容的领导实践。
三、外军在领导方式方法上的主要做法
外军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在长期的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中，建立了一整套军事领导理论和方法。
由于社会制度、军队性质和国家安全战略不同，外军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不能简单地为我所用。
但其中反映现代军队建设一般规律的方式方法，对于改进我军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指导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区分行政领导和作战指挥，分系统实施领导
随着军事活动的日益复杂，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军事职能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化。
为避免行政领导和作战指挥两种职能间的相互交叉，美英等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将军队战略－战役层领导体制区分为行政领导和作战指挥两大系统，通常称为军政和军令系统。
最早实施行政领导与作战指挥分离的是美国。
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部改组法》，建立了军政和军令两个系统。
1986年，美国国会对上述两大系统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所谓军令系统，也称用兵系统，是指与作战相关的职能，如作战计划、作战编组、作战实施等。
其领导渠道是，由总统到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向战区司令下达作战任务，进行战略和作战指导。
战区司令向上直接对国家指挥当局（即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
向下通过下属部队指挥官，对其所属部队实施指挥和控制，完成所受领的任务；所谓军政系统，也称为养兵系统，是指对军队建设、行政管理、后勤保障、战备训练、兵力动员和武器装备采购等职能实施领导。
其领导渠道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再到各军种部部长，负责对配属给各战区的本军种部队实施行政领导与保障。
在养兵系统中，高级领导者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部队日常建设并根据作战需求提供所需部队。
美国是一个将平时体制战时化的国家，其军政军令分开的领导指挥体制与其国家战略密切相关。
美国军事战略强调的不仅是保卫本土的安全，更主要的是应付世界各地可能出现的挑战，因此平时就保持一种准战时状态。
俄军近年来为了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提高联合指挥能力，也在进行行政领导权与作战指挥权分离的探索。
计划于2010年前，在东、南、西部建立三个地区指挥部，对本战略方向的各军种部队实施统一作战指挥，军区、军兵种司令部将主要承担行政管理职能。
2006年底东部指挥部已基本建成，目前正在进行试点。
从外军目前的情况看，实行行政领导和作战指挥权的分离，有助于提高行政领导和作战指挥效率，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军队探索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势。
（二）注重军事法规建设，依法实施领导
西方国家军队高度重视依法领导和治理军队，强调一切领导活动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领导者必须在法律、条令和规章的规范下实施领导活动，不按照法规进行领导是违法的行为。
如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期间，曾计划增加10万兵员，由于违背有关控制军队员额的法律，连续三年遭国会否决，最后只好改为按照加强后备力量建设的法律增加国民警卫队的数量。
外军对领导活动的法律规范是同整个军队建设的法律规范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调法规的系统性。
以美军为例，除美国国会以法律的形式正式明确的内容外，美军的各种条令还就指挥权限、如何实施领导与管理等诸多内容作了规定。
仅1986年关于领导与指挥方面的就有《高级领导与指挥》、《中级领导与指挥》、《战地参考手册》、《领导行为准则》、《领导忠告》和《领导与疏导》等。
据统计，目前，美军涉及部队领导指挥与管理的条令、条例和规定等多达1000多种，德军有250多种，日军也有150多种。
其内容大到军队的地位、任务、体制、作战、人事，小到着装、行为举止、休假、出差等无所不包，保证了军队的每一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是强调法规的可操作性。
制定条令条例和法规，对于什么事情可以做、应该怎样做，违反规定如何处理、由谁处理等等，都规定得十分具体明确。
例如，关于请假的问题，日军的条例明确规定了结婚、直系亲属生病、死亡等情况下可以准假的天数。
这不仅避免了领导者执行中的随意性，而且减少了许多烦琐的请示报告，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是强调法规的严肃性。
为了防止有法不依，保证法规的严肃性，要求从将军到士兵不仅要认真学法、知法，更要严格守法、执法，即使是总统也不能例外。
例如，2005年美国国会核定的美军现役将官数量为874人，如果要增加1名将军，必须要经过国会的批准。
外军的实践表明，依法领导是依法治军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把领导活动置于法律条令的规范之下。
从我军的实际看，我们对官兵的基本行为有了比较成熟的规范，而对领导活动的规范还不健全，对领导活动本身的思想性要求多、规范性要求少，领导活动还存在“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
应该大力提倡和推行依法规范领导活动，把领导干部依法开展领导活动情况纳入干部考核内容，以督促领导者强化依法领导的意识，逐步养成依法领导的习惯。
（三）明确职责权限，按层次实施领导
美英等国军队非常强调按层次实施领导与指挥，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