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呼吁包容异质思维的深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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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呼吁包容异质思维的深意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

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

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

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

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

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

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

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

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

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

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原载4月28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呼吁包容异质思维的深意

任韧（主持人）：

《人民日报》在28日发表文章要以包容心来对待社会当中的“异质思维”，并且特别引用了法国的哲学家伏尔泰的话，我不认同你说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怎么理解这篇文章所发表的时机点以及它的意义，我们今天请郑浩先生来解读。

郑先生，说说您对这篇文章观点的理解？

郑浩（评论员）：

你说的很对，就是在4月28日《人民日报》的第十四版，也就是它的舆论版面，整个的上半部分发表了一篇1300多字的一个评论部的文章。

首先我要说《人民日报》评论部能够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肯定是有特定的一个含义，它是不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它是党报。

评论部它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异就是异同的“异”，质是本质的“质”。

“异质思维”那就是不同的思维或者是不同的言论，等等。

《以包容心来对待“异质思维”》，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注意到其实各大主流的媒体网站都纷纷的予以转载，而且不少网评也是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引起了相当大的一个轰动。

应该说在当前内地的整体的这种气氛之下，《人民日报》能够发表一个如此重要的言论的文章，我感觉它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的。

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人民日报》发表一个《以包容心来对待“异质思维”》，我认为它有特定的一个含义。

首先我个人认为，今年大家知道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么在建党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一个文章，这篇文章它主要倡导的是以包容“异质思维”，反对随便扣帽子抓辫子，不同即敌对的做法和思维模式在这个文章里面都已经提到了。

是当前，我觉得是改造或者是打造一个新的舆论氛围的一个前奏，也是为了推荐政治体制改革来创造一个有利的空间。

这样的一篇文章，其实我也想到在1978年的5月份，当时各大党报转载了中央党校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刚刚不久，对许多的新问题社会上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到底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有不同的一些争论。

我刚才也提到，各大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等都转载了这样一篇文章，有拨乱反正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义在里面。

那么这篇文章，就是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部的文章，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和当年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个文章可以相提并论在某种程度上。

我相信很多人不同意我这种看法，但是当我们走过一段时间之后，回过头来，来看这篇文章的话，那么它对当前打造一个新的舆论的氛围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推助作用的。

这篇文章里面很多内容，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话我不妨把里面的一些重点给大家念一下，这样的话使大家对这篇文章的重点一些核心的思想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刚才我也提到这篇文章它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现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多一定阶段之后有不同的思维，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不同的思维这是非常正常的。

如何的来看待不同的思维，所谓的“异质思维”，来看待不同的一些异见。

这篇文章有几个亮点，我给大家念一下。

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的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

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

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的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

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这里面提了两个案子，一个是“彭水诗案”，是2006年。

当时是重庆是的彭水县有一个公务员叫秦中飞，他写了一个诗。

这个诗发表之后是对当地的一些时弊进行针砭进行批评，但是被当地的司法部门抓起来。

后来经过有关方面的介入，最后是把他无罪释放了。

当时是引起社会上极大的一个轰动。

因为这个是以言治罪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漠视法律的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案子。

后面还有一个“灵宝帖案”，是2009年，当时的河南灵宝县有一个叫王帅的，他在上海打工。

在上海的时候他发了一个帖子，也是对他的家乡强征土地、忽视农民的权益、当地的一些官员腐败现象进行批评。

于是乎当地的公务员追到上海把他扣留起来，扣了八天，也是有关部门的介入之后把他释放了，最后还赔了他780多块钱。

这个也是一个以言定罪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两个案子，就是说这两个人不管他是出于怎样的一个目的，他的文章写的是不是切合实际，至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对当地的一些不良的风气进行了批判。

因此不应该漠视他们的权利，不应该不容忍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异质思维”的方式和模式。

所以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这一点。

这篇文章我觉得在当前从总体的来看，虽然我们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多元化的思维已经开创了很好的条件。

但是仍然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因此这篇文章的发表，我个人认为的话，它实际上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协和，更容纳不同意见，打造一个新的条件。

任韧：

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不是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前奏或者一个准备呢。

先去一下广告，稍候回来继续请郑浩先生来解读，广告之后见。

任韧：

欢迎回到《时事开讲》。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8日在马来西亚会见当地的华侨代表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中国需要进一步地推进政治、经济、司法制度的一系列的改革，实现社会的公义。

同时《人民日报》在同一天也恰巧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呼吁社会要容忍异见。

我们继续请郑浩先生来解读，郑先生您怎么理解这种巧合？

郑浩：

其实说是一个巧合，也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巧合，就是不一定这两个时间点完全是一个有意安排的。

因为温家宝总理他是在马来西亚访问的时候，当时他会见中资机构的代表，当地的华人华侨，还有就是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些讲话。

他当时也提到要进一步的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改革。

还谈到了中国如果发展的话不能是一腿长一腿短。

因为一腿长一腿短的话肯定是站不住的，他鼓励大家要独立的思维，独立的思考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能够独立思考的话，任何力量是打不败的。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温家宝在谈政治改革这个话题大概是前后谈了有七次，今年也已经谈了，算上这次的话有两次了。

前一次是在3月份的时候，在两会的时候，当时举行中外记者会。

有记者就问他如何来看待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提到当前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稳步的进行。

那么这一次又一次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温家宝非常关心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出现了各种的社会的问题，而这些社会的问题当然是伴随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的。

但是有些社会的问题并不能在社会的层面找到答案，它只能在制度层面找到答案。

因此它也不断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党中央的领导人也多次的公开地讲过，要稳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包括司法体制改革。

吴邦国委员长前不久还在人大的第十二次的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新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

这个本身也是司法体制过程的重要的方面。

这个《人民日报》它发表的这个日期当日是4月28日，正好是一个巧合了，我认为。

但是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里面它其中还谈到了一个除了要包容“异质思维”之外，还提到就是所谓的“不同即敌对”的这样一种说法。

“不同即敌对”就是你要是和我的意见不同，你就是我的对立面，就是我的敌人这样的说法。

在这个文章里面也进行了批评，或者是不认同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个人对这个提法其实也蛮有感想，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提倡听取不同的意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在30年代的时候，在延安时期当时就提出了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是要听各界的意见，哪怕你是反对的意见，共产党都要虚心的听取，所谓的“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都是当年所提出来的。

最后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文章里面也引用了邓小平先生的话，比方说它说到邓小平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不同的意见这是好事情，我们能够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谏政，对我们的决策都是有帮助的。

这个文章里面也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说让人讲话天是不会塌下来的。

还引用了鲁迅的话，鲁迅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这都是说让别人讲话，首先要保证别人说话的权利，不能说因为你的意见和我不同，因此你就是我的对立面，你就是我的敌人。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不同既敌对的方式，其实是没有自信一种软弱的表现。

就是说你发表不同意见，实际上你是想要侵害我的利益，坚守自己的意见的人他有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错误的一个主张一个立场，或者是一个自己本身的权位利益，而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当他有权的时候，他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把对方列为敌人来进行压制。

甚至于我们刚刚也说的“彭水诗案”还有“灵宝帖案”。

这个本身就是活生生的说明当有权的人，权力在握的人他就可以动用司法这个权力来将对方进行拘押甚至判刑。

所以我们说不同即敌对这样的思维模式走到极端的时候，走到极端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就是我要打压你，我们说的绝对一点，它就是一种法西斯的思维方式。

因此我个人认为的话，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当前，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社会又面临着一个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对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对我们的体制的保障是有极大害处的。

“不同即敌对”这种做法必须要改变，因为我们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期，我们要接纳各种不同的声音，哪怕这些声音文章所说，有可能是鸡同鸭讲的感觉，或者是“异质思维”。

这个又有什么呢，大家有不同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当然说话的人我必须强调，你必须要有理性，要积极，要有善意，而不是恶意的攻击恶意的辱骂。

那种恶意的攻击恶意的辱骂，甚至想要把自己的言行付诸于行动，不顾法律的约束来进行这种所谓的言论，舆论上的传播的话，也是不允许的。

任何人的讲话任何人的言论必须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来进行。

中国的改革无论是什么改革，哪怕你是经济体制改革，或者是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司法体制改革，都不能以牺牲法律，都不能以牺牲他人的权利作为一个代价。

换句话说，你不能因为你的言论自由而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这是不允许的。

但是在一个前提下，就是理性、公开、积极、建设性这样一种条件下，大家都有发言的权力。

当大家都有发言的权利的时候，执政的人他就应该保障发言者的权利，而不能够把他顺耳的话我就听，逆耳的话反对的话我就把它作为是一个我的敌对面来对待。

这样的话肯定社会它就没有活力，社会它就会变成一个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思维，他们有这种特权来享受这种思维，甚至当这种思维是错误的时候，当他们进行决策的时候那就很可怕了，他们的一些决定一些决策就是错误的。

只有集思广益听取大家的意见，那么在整个的决策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吸取有益的成份来纠正他们自己所做的决策的偏差。

这也正是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一句话，说是什么呢，“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个古语，就是“大愚误国，皆因好自用”。

愚昧的人他会耽误这个国家，会破坏这个国家，会阻碍这个国家的发展。

为什么呢，只因为他们自己刚愎自用，太过的自信，或者是太过的排斥异己。

所以你看就是这篇文章，我认为它是非常有分量的一篇文章，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去认真领会里面的一些要点的话。

实际上它提出了许多我们当前舆论界社会内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它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舆论空间，为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创造一个新的条件。

孙立平：

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

幸福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

　　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

　　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

　　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干涉他们的私领域。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其目标是：

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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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能变成被幸福，实现幸福要摆脱现在的发展思路，实现幸福要以实现公平正义为主线……”带着何谓幸福、怎样建设幸福社会的思考，国内知名社会学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近日走进广东省委常委会集中学习讨论会，给省委、政府、人大、政协、法检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做了题为《关于提升幸福感的几个问题》的辅导报告。

“课前”，孙立平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定义幸福 要幸福，不要“被幸福”

　　南方日报：

您怎样定义幸福？

　　孙立平：

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

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

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北京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北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北京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1个小时。

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

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

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

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

进入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

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

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

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

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南方日报：

您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

　　孙立平：

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

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

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南方日报：

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

　　孙立平：

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

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

丹麦则不同：

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

而我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包括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

　　建设幸福 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南方日报：

现在我们谈幸福，恐怕是因为我们不幸福。

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孙立平：

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

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

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南方日报：

为什么更重要？

　　孙立平：

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

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

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

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南方日报：

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孙立平：

没错。

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

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

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

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

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

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

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

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

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南方日报：

这是最可怜的。

　　孙立平：

是的。

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

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当务之急 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

　　南方日报：

您认为当前中国要建设幸福社会应该做些什么？

　　孙立平：

我认为，第一要公平合理地使用经济发展的成果。

现在的社会矛盾产生于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甚至有既得利益集团把持资源分配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包括：

获得相关信息的机制、利益诉求表达的机制、诉求凝聚的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协商谈判的机制、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

　　第二，要营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会生态。

要建立一种制度，给人们提供安全感，通过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降低人们的焦虑感。

比如，财富的稳定性、职业和收入预期的稳定性、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性。

　　第三，要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改变我们刚才谈的目前社会上普遍的弱者心态与社会生态。

而公平正义的社会有赖于社会组织的发育。

社会组织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载体，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些社会组织，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而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第四，就是要形成平和向上的价值观。

我觉得营造幸福感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肯定的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

还是那句话，幸福来自于比较，一个社会有一种恰当的成就观是至关重要的。

　　南方日报：

您刚才讲到了在建设幸福社会时，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您认为它们应当在提升幸福感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孙立平：

我觉得这是边界的问题。

比如幸福，政府关注人们的幸福感，但不能进入人们的私生活领域。

如果两口子吵架，他们感觉不幸福了，政府去制止这两口子吵架，这就涉及权力扩张的问题。

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而干涉他们的私领域。

因为，有自由才有幸福。

政府应当保留老百姓私生活的空间，在这个自由的空间当中，社会能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

　　南方日报：

您曾提出“社会溃败论”，认为维护公平正义面临很多困难，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政治框架的影响等等。

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孙立平：

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比如当年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

但是它通过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使社会得到了重要改变。

这三个步骤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

通过这些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

三句话：

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

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记者 赵杨 实习生 司敏）

    人物资料：

孙立平，著名社会学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先后出版《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

孙立平关注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以观点新锐、犀利著称。

    来源：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