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对话关于日本艺术普及活动及其意义的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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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对话关于日本艺术普及活动及其意义的探讨
与社会“对话”
关于日本艺术普及活动及其意义的探讨
文化政策原本是从艺术出发，然后扩大至都市发展、产业等广泛领域的。
随着对各种政策的教育与研究的深入，现代的文化政策还包含经济政策、公共政策等内容，其战略意义越来越受到关注。
最先谈论艺术与文化关系的经济学者是18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Smith），他是名著《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的作者。
他在论述艺术的论文《论所谓模仿艺术中模仿的本质》（OftheNatureofThatImitationWhichTakesPlaceinWhatareCalledtheImitativeArts）（1795）中驳斥了从前的说法“艺术的本质是对自然物的模仿”，提出了“艺术的本质在于创造”的观点。
而且他认为，这个创造性是基于人的本源性。
后来，他在《国富论》中指出，文化支出的目的是恢复分工造成的精神快乐的缺失[1]。
这将文化支出定位为促进社会交流的经费。
这说明文化政策与生活的质量及社会性交流密切相关。
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是英国著名的美术评论家，他在《艺术教育——绘画招待》（TheElementsofDrawing）等论文中论述道，绘画是通过彻底的观察进行辨识的，看透了事实关系背后的整体情况。
艺术教育的目的也是如此，并不只是获得描绘事物的技术与知识，更通过观察事实获得了想象力与构思力。
拉斯金将事物的固有价值分为有用性与艺术性两个侧面，都市文化的固有价值正是通过充实人们的生活，提高交流的质量从而影响产业发展的。
这个看法与从文化的视角对地域固有资源进行再评价、将地域固有资源视为创造环境的观点相一致。
由此可见，艺术文化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促进人们在社会中交流，这种交流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对地域的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
一日本有关艺术普及的政策及法律
文化政策是以文化为对象的公共政策，它不仅包括艺术文化、音乐文化等高层次的文化，还包括生活文化等大众文化。
从“有形”与“无形”的角度来看，文化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文化遗产与艺术作品的有形文化；另一方面是思想、习惯、信条、价值观等无形文化。
因此，文化政策涉及的范围不仅是有形的艺术文化，也包括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区域的产业创出等广泛的领域。
在日本，由文化厅制定的文化政策涵盖文化振兴与普及、文化财产的保存与利用、国语的改进、著作权的保护、宗教事务的管理（国语与宗教事务相当于无形文化）等方面。
除了文化厅以外，总务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机构也执行地域文化、国际交流、文化产业等相关政策。
日本国家层面与地方自治体层面上实施的文化政策的方法及目的大致可分为6种类型：
①官方认定既存的表现与作品；②提供认定文化价值的场所；③创造新文化价值（创造新的公共价值）；④促进表现活动的自立性；⑤承认多元文化（发现文化性意识）；⑥确保地域文化政策的自立性。
依据这一分类，日本现行文化法规如表1所示。
表1日本现行文化法规
分类
官方认定既存的表现与作品
提供认定文化价值的场所
创造新文化价值
促进表现活动的自立性
承认多元文化
确保地域文化政策的自立性
法规等名称
《文化财保护法》
《美术品公开促进法》
《博物馆法》
《图书馆法》
《国立国会图书馆法》
《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法》
《公立文化设施设置条例》
自治体城镇建设相关条例
《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法》
城镇建设相关条例
《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法》（培养传统艺能传承者）
《新国立剧场捐赠行为NPO法》
《关于音乐文化振兴的学习环境的整备法》《终身学习推进法》
《著作权法》
《著作权管理等事业者法》
《阿伊努文化振兴法》
《自治体文化振兴条例》
《自治体文化振兴基金条例》
《地方自治体设置公立文化设施设置条例》
表1日本现行文化法规
在艺术文化普及活动方面，最直接的法律就是《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法》，不过，也可以看出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重叠关联性。
总而言之，所有文化法对艺术文化普及活动都是具有意义的。
例如，在“官方认定既存的表现与作品”中包含《美术品公开促进法》，该法制定于1998年，契机在于“面向21世纪的美术馆、博物馆振兴对策”。
1997年国立美术馆与博物馆转变成独立行政法人，在国家的直接预算削减之后，美术馆和博物馆必须谋求活性化。
泡沫经济时代，世界上的很多优秀的艺术品流入日本，成为私人所有物。
当经济情况恶化后，这些艺术品不知会流向何处。
所以《美术品公开促进法》出台后，一方面，艺术品持有者可以通过捐赠给美术馆以保证艺术品的安全及合适的保管，由国家提供信息对于持有者尤其是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宣传效果，个人持有者则适用于继承税等实物缴纳的特例处置；另一方面，美术馆可以将优秀的艺术品当作自己的馆藏进行公开展示，美术品的公开及保管能够得到国家的指导。
在“创造新文化价值”中包含城镇建设相关条例。
不言而喻，由自治体制定的城镇建设相关条例对创造新文化价值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层面上制定了都市计划法、建筑基准法，自治体则制定补充国法的条例，在不触及国法的前提下调整各省厅之间不适合的条例，然后解决各地域自己的问题，促进市民的实际参加，创造新文化价值。
例如设置“规制型”条例，以神奈川县的真鹤町“美的原则”、大分县的汤布院町“湿润的原则”为代表。
所谓“规制型”指的是为了保护景观而对个人的财产权进行限制。
限定能够带来高度经济效益的开发，以地域应当保护的文化价值（自然、环境、景观等）为首要准则，并发现新价值。
尽管目前日本在“创造新文化价值”“承认多元文化”等方面的法规制定以及实际实施方面尚不理想，但是在充分尊重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产生新文化价值，从而唤起创造力，形成具有活力的社会是值得期待的。
文化政策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政策课题，随着立法的完备，国家也将确保相应的经济预算。
不过，在地方分权的潮流中，由一元化国家来统治自治体的政策是不合适的。
为了保障多样的文化，就必须施行多元文化政策。
事实上，各自治体文化行政部门在各地域发展的进程中与市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出台了包括文化设施的运营方法在内的相关条例。
其先驱是1983年东京制定的条例，其后，秋田县秋田市、三重县津市、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熊本县、北海道、太宰府市等地纷纷制定地方文化振兴条例，内容包括艺术文化、传统文化、终身学习、针对青少年的政策、城镇建设、乡土文化遗产等，可以说涉及生活的所有方面。
其追求的不仅限于经济的富裕，更重视谋求文化富裕的人的“活动”与“成果”。
二日本艺术普及活动的类型、内容及实施情况[2]
根据日本“一般行政法人”“地域创造”对地域文化设施开展的艺术普及活动的调查研究，当前日本艺术普及活动的类型主要有以下8种。
1.地方派遣型事业
指派遣艺术家到各地区，将作品拿到外部进行展示的事业。
如在学校、医疗场所、地区社团等开展“工作坊”（研究会）、迷你独奏会、上门展览会等活动，或者上门进行实际的技术指导（公开课、经营者之课、临床讲授等）。
2.体验/创作型研究会事业
指体验/创作艺术的各种形式的“工作坊”事业。
如戏剧类（剧本、身体、声音、演技、技术等相关工作坊）、音乐类（以乐器演奏、歌曲、节奏等音乐为媒介的工作坊）、舞蹈类（以身体、跳舞、舞蹈动作为媒介的工作坊）、美术类（以作品鉴赏、创作为媒介的工作坊）以及其他以艺术为媒介的工作坊。
3.面向儿童、青少年、亲子的普及事业
指以儿童、青少年、亲子为对象，特别企划的普及事业。
如面向小学、初中、高中学生的项目，亲子参加的特别项目。
4.附带解说的艺术鉴赏事业
指在专家或艺术家的演讲中进行艺术鉴赏的事业。
如演讲音乐会、表演座谈会、画廊演讲。
5.以教育普及为主要目的的展览会事业
指不同于以往的以教育普及为主要目的的展览会事业。
6.技能指导及专门人才培育事业
指技能指导及艺术专家培训事业。
如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技能教室，舞台技术学校和艺术指导者培训课程。
7.教养型研讨会、讲座事业
指学习专业艺术知识的事业。
如戏剧讲座、音乐讲座、舞蹈讲座、美术讲座。
8.设施体验型事业
指参观及体验平常接触不到的设施内部或文化设施的事业。
如剧场、演奏厅探险游览，舞台幕后游览，美术馆探险游览。
当然，这些事业往往不是单独的活动，而是综合性的。
其中，剧场、演奏厅与美术馆虽然实施活动的作用并不相同，不过，总体来说，美术馆的普及活动推进得比较顺利而且内容丰富。
三日本艺术普及活动的效果及意义[3]
那么，艺术普及活动对于地域设施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与效果呢？
本着这样的艺术活动意义，今后的地域设施又该朝怎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根据问卷调查，艺术普及活动的效果中回答最多的是“促进市民对艺术的理解”，其次是“实现市民与地域之间的联系”“明确了地域文化设施的作用及方向性”。
总之，艺术普及活动将公演及展览会事业所不能得到的效果或不同质的效果带给市民。
（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在地域与市民之间建立新的联系与公共性，促进地域文化建设。
艺术普及活动打开了文化设施的门面，降低了地域与市民之间围墙的高度。
公演、演奏会、展览会等事业所开展的活动，只能对原本就对艺术感兴趣的市民传达文化设施的信息。
因此，对于平日里与艺术和文化无缘的市民，或者是想去文化设施却无法实现的市民，以及很少前往文化设施的孩子们，如使文化设施这一方主动靠近，文化设施所面对的对象范围便一下子拓宽了。
公共文化设施是利用市民缴纳的税金建造而成的，理所当然希望能够在尽量广的范围内对市民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普及活动可以说是确保文化设施公共性的手段。
（二）开拓、培养新观众群
对地域及市民发挥效果，可以培育地域的文化环境，其效果与开拓、培养美术馆、剧场的新观众群相挂钩。
“工作坊”（研究会）等艺术普及活动与以往鉴赏型事业相比，具有更深刻、更靠近地理解并体验艺术的特点，所以，对观众及听众进行培育进而加深其对艺术的理解，以及增加文化设施的支持者都具有一定的效果。
1.对儿童、青少年的教养培育
艺术普及的各项活动中以儿童为对象的形式很多，很早以前便开展了学校公演、鉴赏教室之类的活动，取得了不少成果。
不过，现在的活动与以往不同的地方是：
（1）以少数人为对象；
（2）当面接触艺术家与作品；（3）准备了可以体验、鉴赏的工作坊或操作方法与手段；（4）未必是以鉴赏戏剧或音乐公演为目的。
那么这些活动给儿童、青少年带来了怎样的效果呢？
要量化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不过，通过对艺术普及组织者的调查，可以确切地了解，这补充了现行学校教育体系中提供不了的东西，如情操、个性、表现力，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去判断的能力，陈述意见的自主性，以及接受与自己不同意见与想法的柔软性。
这样的活动将极大改变日本的教育环境。
美国的艺术普及组织者说，学校里的艺术老师教授的艺术课程与艺术家直接接触孩子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学校的老师以打分为工作，而艺术家不需要打分。
教育问题的改进已经成为日本的一大课题，为此，教育指导要领的修订、综合学习及鉴赏时间的引入将会极大改变日本的教育环境。
地域文化设施的增加虽然不能直接解决上述问题，但可以部分解决或者做一些补充。
艺术普及活动在儿童及青少年的教育层面上已经被证实具有实际的效果。
2.赋予艺术家、艺术团体新的社会作用（服务社会）
创作艺术或者表现艺术，是艺术家及艺术团体的主要职责。
不过，在艺术普及活动中，艺术家的作用却不只限于此，还以不同于艺术创作或者行为艺术的形式，将艺术所具有的能力、魅力及可能性传递给市民，让他们体验，或者是以艺术为媒介用不同于公演及展览会的形式为社会提供服务。
这使得原本狭窄的个体性的专业技能，以“公共”的形式得到发挥。
艺术活动往往是在舞台上或者画廊中开展的，所以对关心艺术的观众与听众也许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只能对一部分市民有效果。
艺术普及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打破这一界限，扩大了艺术家自身的社会性职能与活动范围的可能性。
一些访问过学校及福祉机构的艺术家说，他们发现自己的专业职能除了舞台表演之外，还有另一种公共的形式。
这说明艺术普及活动不仅对文化设施，而且给艺术家及艺术团体也赋予了新的社会意义。
另外，对于接受方而言，能够在自己的身边接触艺术家是一种宝贵的经验。
比如在教室里看到艺术家演奏与歌唱，那种存在感将艺术家与活生生的身体合为一体，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孩子们参加的活动越多，对艺术家及专业的理解与敬意就越多，进而增加对艺术、文化的社会必要性的理解。
3.促进文化设施的运营及行政当局认识“如何将资源还原给地域”
艺术普及活动将促进文化设施的运营及行政当局的内部组织工作。
以往只重视公演及展览会事业的机构，将视线转向听众、观众、孩子们等一般市民，由此，它们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外部衍生活动，为市民及地域提供服务，怎样将文化设施资源还原给地域。
像这样的普及活动对内部产生的效果不仅体现在文化设施上，更延展至所辖自治体。
因为对文化设施作用的新认识，所以文化行政将提供更大尺度的更多的预算。
随着行政改革的推进，信息公开制度、行政政策评价制度被引入；随着税收减少及文化预算削减、国立/公立美术馆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文化设施的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
从前，作为文化行政的一环、利用公共预算的支持而成立的文化设施，现在必须自己打造活动的基盘。
站在文化设施的受益者“市民”的立场上进行运营、提供服务，并促进所辖自治体的理解，这两项是公共文化设施存在基础中的主干，艺术普及活动对加强稳固这一主干发挥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艺术普及活动涉及广泛，具有多样可能性。
以地域文化设施为基点推广艺术普及活动的广泛性，与公演、展览会事业的比较如图1所示。
图1地域文化设施与艺术普及活动
今后，艺术普及活动最大的特征就是不仅限于“文化行政”的范围，而将教育、城镇建设等与整个地域、全部市民的服务连接在一起。
四专项讨论：
美术鉴赏教育与社会性对话能力的培养
近年来，艺术鉴赏教育活动大力开展，尤其关注艺术作品与文化活动的接受者，而表现/制作方的“输送者”，则主要集中于美术领域。
这种意识的变化，与公立美术馆面临的危机、一连串的学校教育改革等一同成为有关美术的一个重要问题。
美术馆除了承担展示、保存美术作品的职能之外，依据《博物馆法》[4]总则第二条，还承担对人们进行普及教育的重要作用。
现在，美术馆已经定位为社会教育机构，日本各地建造的诸多美术馆都逐渐增加了藏品，具有很大的教育潜力。
其中美术馆与学校教育共同开展的“工作坊”（研究会）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些工作坊既有面向成人的活动，也有面向儿童的活动，形式与内容都多种多样。
然而，美术的现场即学校及美术馆，大多处于不能有所为的状态。
当然，各地的美术馆近年来都积极地开展了面向儿童、学生的教育普及事业，状况有所改善，可是这些活动的大部分都具有浓郁的“集会”（比赛）色彩，还不足以成为持续性、广泛性的教育活动。
而且，在学校教育中，“鉴赏”并没有获得切实的位置。
也就是说，期待很多、关心很多，实际活动的开展却十分滞后。
简而言之，美术鉴赏教育本应该以“鉴赏者（学习者）的主体性确立”为主要目标，但实际效果很不理想。
并且，作为美术鉴赏教育的中心的“学校”与“美术馆”合作的效率低下，在有效性、可持续性方面都大有疑问。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对体现鉴赏者主体性的“美术鉴赏”重新做定义，展示必要的美术鉴赏方式、理想的美术鉴赏教育方法论及框架（课程）。
（一）日本美术鉴赏教育的特点与现状
“鉴赏”是通过语言与他人交换或分享意见的一种行为。
以前在法国，关于美术的对话被纳入沙龙文化之中，成为一种社交形式。
它将艺术家的手工制作提升到知识性的自由学术层次。
所以，“美术鉴赏”在过去绝不是普通的行为。
18世纪以前，包括美术在内的“艺术”（art）是王侯贵族等高贵身份人士的专属物品，作品的生产与消费（即制作与鉴赏）只在作者及他们的赞助者之间完成。
19世纪市民运动兴起之后，很多市民才有机会接触美术作品，制作活动及鉴赏活动才变得日常化起来，逐渐“民主化”。
另外，包括鉴赏在内的所有艺术文化活动都被编入国家政策。
也就是说美术馆、博物馆从贵族的私有物变成开放性的机构，“鉴赏”并不只是作品与鉴赏者之间的关系，而具有公共的意味。
像这样兴起的近代美术鉴赏，必然被限定于美术馆、博物馆这些场域。
现在，随着美术领域鉴赏教育的兴起，美术馆与学校的合作也越来越多。
但是，美术鉴赏教育，不应该停留在所谓学习美术史知识、提高作品制作技能的层面，而应该有更为广泛的教育意义及效果，那就是包含了交流沟通能力的社会性培养，获得对既存概念知识的批判意识，以及与现代教育目的相一致的内容。
这样，最终整个社会所共有的问题才能得到改善，才可能变成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内容。
也就是说，打开与现代性关键词的“交流沟通能力”之间的线路，是美术鉴赏教育获得的巨大社会性意义。
日本引进欧美的美术教育是在明治以后，社会西洋近代化急剧发展、国内刚刚建立美术馆的时期。
当时，日本参加在欧美都市举行的世博会，国内举办劝业博览会、振兴产业，在此背景下，美术领域大致分为以纯粹表现为目的的与以工艺品制作为目的的两类。
在学校教育中，绘画教育受欧美政策的影响，学习技艺的色彩变得逐渐浓厚起来。
同时，社会中在展览会的“场域”中进行美术品“鉴赏”的趋向逐渐定型，这成为与日常“美术”渐行渐远的起因。
然而，与时代潮流相反的是，日本的美术品原本栖息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其一同发展，成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日本的美术是一种装饰艺术、工艺美术，是生活艺术。
比如，雕刻基本都是佛像，隔扇画是水墨画，并不只是用来观赏的。
日本的艺术原本具有生活的用途。
所以这样的美术与后来建立美术馆，将特定的美术品作为美术的对象进行鉴赏的观念，也就是今日被称为“艺术”的作品之间产生了距离。
20世纪20年代，柳宗悦等人兴起民艺运动[5]，即在无名的实用品之中发现“平常之美”“用途之美”，可以说是对美术馆的主流提出批判的一种动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国内包括抽象概念在内的前卫美术盛极一时。
这加剧了美术与一般社会之间的隔阂，而使其成为一种“自律”的艺术。
不过，学校的美术教育却逐渐淡化了技术性，出现了前近代美术教育运动，其动向可分为以下四类：
（1）通过美术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发挥他们与生俱来的丰富表现的可能性，即“用美术来教育”；
（2）针对
（1），强调社会性，在描绘日常的社会活动中培育常识的“社会认识的美术教育”；（3）着重于工艺设计的生活造型的美术教育；（4）基于“接触美术本身就是有教育性的”文化主义/教养主义立场的美术教育。
这些动向都是将远离生活的“美术”积极地与日常教育场所联系起来的活动。
可是，
（1）
（2）两种的观点比较特殊，不能应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不久就失去了势头。
结果美术学科教育转而以“学习色彩与形态”“学习美术的积累”为主要内容。
1949年日本制定了《教育法》，1951年制定了《博物馆法》，明确地将美术馆、博物馆定位于“社会教育机构”，同年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建立，之后各地县立美术馆纷纷建成。
然而，研究者指出，这些美术馆的建立大多出于“姑且造一个”的目的，因为“总归是用我们缴纳的税金建造的”。
这与原本起源于欧洲的美术馆的初衷截然不同。
所以，尽管日本的美术馆与美术教育模仿了欧美的形式，却很难达到欧美的成熟度。
而且，尽管是公共设施，美术馆的存在与一般社会、美术与一般人的日常是很有距离的。
另外，在作品鉴赏的方式上，欧美比较重视个人的理解，而日本强调协调对人关系的融洽，因此“个人对作品”的鉴赏关系并不普及，而只能在“美术馆”这一特定的场域内进行。
（二）美术馆“工作坊”（workshop）的流行（体验型讲座、单一型教育项目）
近年来，以美术馆为中心蓬勃开展的“工作坊”（研讨会）因为不受学校教育科目的制约，又能容纳各种人群，是一种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活动形式。
不过，其作为社会教育虽然逐渐扩大了范围，却未必能够说是一种成熟的教育方法。
“工作坊”这种形式大约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时在日本定型，现在用于各类活动。
一般来说，以参加者在主办方设置的“场域”里获得亲身体验为目的，内容一般没有什么难度。
所以，诸如画廊演讲等形式，其参加者并不限定于知识阶层，促进了各年龄段及有各种生活方式的人们参加。
这种实践，将现代社会中远离日常已久的专业“美术”，充满活力地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在这样的趋势下，现在在社会教育的现场，以孩子为对象的“工作坊”成为流行现象。
不过，这种单一性的活动很难体现作为教育实践的意义，往往都是短暂性的活动。
当美术教育越过学校的围墙，向社会教育的广场扩展时，必须进行发展性的检验。
那么，“工作坊”是怎样的学习状态呢？
在教育、艺术、企业的研修活动等领域中都有工作坊，其定义是多种多样的。
比较普及的认识是：
“不是以讲义等单方面传达知识的形式，而是由参加者亲自参加、体验，共同学习、共同创造的一种学习及创造的形式。
”[6]地域的美术馆既然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必须考虑在居民的生活圈内选址，特别要位于从最近的车站可以徒步到达的范围内。
东京都练马区立美术馆距离西武池袋线中村桥车站步行仅3分钟，邻近有很多小学。
该馆于1985年开馆，以“扎根于地域的有特色的美术馆”为目标，策划了诸多展览。
在教育普及事业方面也开展了很多项目，夏季还会请馆员、大学生担任讲师，对孩子们进行集中的工作坊教学，免费参加。
2003年有将近4000名幼儿、小学生参加了活动。
而且，很多孩子都是经常参加活动的，他们长大之后还会申请担任工作坊的助手，与美术大学的学生们进行交流，在美术馆的周边建立某种关系。
美术馆还有大约80名志愿者，承担展览会及工作坊运营的辅助工作。
所以，像这样将重点放在与居民的交流上的运营体制，促进了“公共设施”里的人与地域的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美术馆具有的开放性及公共性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
那么，美术馆对社会的影响究竟包含了什么呢？
通过鉴赏作品培育了感性，这种感性作为创造性及灵感的源泉，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这正是非常重要的潜在影响力。
美术馆所展示的作品有的表达了对自然的观照，有的表现了过去的事情人物，有的寄托了对未来的期待，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而针对这些展品每个鉴赏者的感受与解释又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每个人的解释赋予作品不一样的意义。
也就是说，不仅是因为作品不同而具有多样意义，而且因为鉴赏者不同也具有多样意义。
在展馆的布置策划上，都制造出一种让人愿意、容易来访问的氛围，形成亲近感，从而消除人们心里对美术馆的隔阂。
比如“金泽21世纪美术馆”建造的目的就是“创造新的文化与新的城镇活力”，所以美术馆建造得好似“开放的公园”，明亮而具有开放性。
像这样的美术馆就很容易让人们造访。
研究者指出：
“今后的美术馆应当首先去除关于美术的先入为主观及意识性，拉近美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创造出让各时代的各类人群都能轻松地参加并体验的空间。
”[7]美术馆提供的不是封闭的价值观，而是多样性的，尽管具有文化的差异，却能普遍性地传递给每个人，这样才能促进对他人的理解。
通过美术馆与周边地域的努力，人们相互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与沟通，促进了地域活力的提升。
（三）“工作坊”的效果及可能性
现在流行的“工作坊”主要是“单一性体验的学习场所”，其背景中有社会日新月异的信息化因素。
以影像为中心的大众媒体，通过显像管在人们认识世界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的兴起，营造了一个发达的信息环境。
现代人所处的环境前所未有地广阔，形成了多样的网络。
但也因此，孩子们看不出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实际关联，在淡薄的人际交往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重点，说明实际生活中不平衡的状态已经引起人们的担忧。
“工作坊”的内容、形式、目的、对象多种多样，但都起了一定的社会教育的作用。
1.在地域社会中，向日常生活渗透
现代社会中美术领域之所以具有特殊性，不够活跃，正是因为美术与人们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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