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普惠金融市场现状问题和对策建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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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普惠金融市场现状问题和对策建议

亚洲普惠金融市场：

现状、问题和对策建议

一、全球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

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上首次提出“普惠金融（FinanceInclusion）”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个能够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随后，普惠金融以一种新的金融服务方式受到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二十国集团（G20）将普惠金融列为重点工作之一。

2011年，普惠金融的行业标准《普惠金融全球标准指南：

面向弱势群体》问世，由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lobalPartnershipforFinancialInclusion,GPFI）和G20联合发布，文中指出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对象是所有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特别是目前被金融体系排斥的弱势群体和特殊人群，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有效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储蓄、支付、保险等金融服务。

2014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中指出，成年劳动力有权利获得贷款、储蓄、支付和保险等正规金融服务。

（二）普惠金融的特征

1.包容性

普惠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其服务对象更具包容性。

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中低收入者、小微企业、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它强调社会各阶层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与性别、贫富、年龄、文化、民族等差异无关，消除传统金融的金融排斥问题。

有助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缩小现有金融体系导致的贫富差距，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2.全面性

普惠金融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包括但不仅限于开户、储蓄、贷款、支付、投资、兑付、保险等金融服务，根据需求还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和清算服务。

与此同时，普惠金融并不是小微贷款机构和扶贫机构的专属业务，其全方位覆盖现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产品，金融机构的全面性具体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互助性质金融组织（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社区发展基金等）。

金融产品的全面性包括支付类金融产品（银行账户、电子支付、ATM等）、保险类金融产品（贫困人口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特色农业产业保险等）、储蓄类金融产品（养老储蓄产品、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住房方向抵押贷款、生命周期基金等）以及信用类金融产品（个人信用消费信贷、信用卡等）。

3.便捷性

普惠金融强调方便、高效的金融服务。

交易对象方面，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精准匹配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效率。

交易过程方面，缩短交易时间、简化交易流程，提高客户体验感和满意度。

交易模式方面，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生物技术等金融科技手段，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反欺诈和信用评价等金融风控手段，打造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

4.可持续性

普惠金融并非慈善金融，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

随着金融服务范围及金融市场前景的进一步拓展，服务对象和业务种类愈加多元化，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增强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发展商业价值。

更重要的是，普惠金融强调对中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长尾客群”正在成为银行获客的新突破口，通过调动全社会的金融需求，社会福利得到进一步增加。

（三）国际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普惠金融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金融领域工作之一。

随着普惠金融联盟（AFI）、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东盟金融创新网络（AFIN）等国际组织相继诞生，为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动力。

2010年首尔峰会、2012年墨西哥峰会、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年会（APEC）、圣彼得堡峰会、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将发展普惠金融热潮推向全球。

二、亚洲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一）亚洲普惠金融发展的动因

1.亚洲减轻贫困的需求紧迫

亚洲幅员辽阔，资源禀赋差异导致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贫困人口占比较大、小微企业占经济体比重较大、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突出，对普惠金融的需求旺盛。

图1可以看出，目前亚洲各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并且国家之间禀赋差异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进一步导致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程度和覆盖情况不平衡，发展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亚洲国家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和不匹配的程度。

亚洲地区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极端贫困发生率已处于2%以下，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巨大。

图2为亚洲各国每人每天低于1.90美元国际贫困标准的人口比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20年统计年鉴数据，这部分人口比例仍然很大，老挝、孟加拉国超过10%，亚洲存在贫困人口集中的现象。

由此可见，亚洲减轻贫困的任务依然艰巨，发展普惠金融能够扩大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促进社会包容性和公平性的提升。

2.缓解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现状

亚洲国家受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部分发展中国家依旧存在大量贫困落后地区，其金融发展水平相应较低，难以标准化。

表2为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底层40%人口中家庭支出或人均收入增长率，可以看出国家间低收入人群占比差异较大，部分国家如亚美尼亚、孟加拉国、不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越南低于全国平均值，但是中国、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远高于全国平均值，进一步体现了亚洲各国间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分配程度不均衡的现象。

因此，亚洲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将促进金融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期配置效率，同时提高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

3.金融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亚洲地域性差异大，各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也参差不齐。

图3为亚洲各国每10万人拥有银行网点和ATM的数量，图中可见蒙古、泰国以及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于其他国家，金融服务覆盖率较高。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后果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不对称之外，还导致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程度的不对称，造成金融服务成本相对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的不平衡，服务半径和覆盖范围严重不足。

4.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提高金融可获得性

随着电子支付逐步取代原有支付方式，以金融科技为工具的获客手段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普惠金融的核心要义是金融可获得性，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升级，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能够提高获客能力和服务质效。

各国之间差异较大，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金融普及率较高，成年人账户拥有率达80%以上，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不足40%，说明亚洲部分国家利用大数据获客长尾用户群的空间巨大。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具有针对性的金融科技手段应用于普惠金融可以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因此亚洲国家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在于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成本，使普惠金融服务切实地下沉至有需求的个体。

综上所述，亚洲各国家虽国土面积辽阔，但各国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大，造成了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也导致金融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体系是实现亚洲各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均衡发展和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手段和必经之路。

（二）亚洲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

从“专注服务穷人”的格莱珉小额贷款模式，到现今印度、韩国和柬埔寨等国家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独特创新，亚洲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尝试可圈可点。

1.印度的政府顶层设计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始终致力于普惠金融的发展，秉持“消除贫困，保证公平”理念。

2005年，印度储备银行在年度报告中重点强调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随后普惠金融作为一项政策正式列入金融机构服务范围。

2010年起，普惠金融以国家战略性规划形式确定下来，普惠金融成为商业银行的一项基本业务，需定期提交普惠金融业务三年规划。

2012年印度普惠金融顾问委员会（FinancialInclusionAdvisoryCommittee，FIAC）成立，负责普惠金融国家战略的制定工作，此后普惠金融取得长足发展。

自印度独立以来，始终未解决统一的国民身份证问题，这也限制了普惠金融的普及。

2014年印度政府推出“国家普惠金融计划”，该计划旨在实现全国每户至少拥有一个银行账户等目标。

随后，印度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取得新突破，应用Aadhaar系统实现全国通用的生物识别项目，协助开展全民身份识别计划，该项目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识别数据库，覆盖印度人口90%以上，2017年账户拥有率达到80%，数字化也为印度后续有效实施普惠金融奠定了基础。

2020年，印度发布《普惠金融发展战略（2019-2024）》，《战略》指出努力消除获得金融服务和产品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并提出在未来实现每个村庄5公里半径的金融服务普及、为每个有意愿的成年人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提供技能开发相关培训机会、提高金融素养和提供模块化金融知识的教育服务、保护客户隐私和申诉补救、协调各机构改善“最后一英里”服务质量等六大目标。

2.柬埔寨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金融生态体系建设。

柬埔寨通过征信体系建设，打破信用信息壁垒，构建了金融机构间信息互通的征信系统。

与传统央行主导的公共征信系统不同，柬埔寨采取私营征信机构的方式，由央行、银行协会和小额贷款协会等机构合资成立私营征信机构柬埔寨信用局（CBC）作为其主导公共征信系统。

为实现信用信息互通，政府强制要求所有持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机构均需加入公共征信系统会员，所得信息用作银行及贷款机构使用。

CBC征信系统为征信信息获取、支付环境改善以及信息登记体系完善奠定了基础。

CBC为个人及企业提供信用报告查询业务，个人信用产品包括普通个人信用报告以及金融健康检查报告，商业信用产品包括商业信用报告、消费者信用报告、数据分析报告、信用局评分、投资组合概述、投资组合监管报告、定制化解决方案报告等。

通过不断累积的支付记录和信用信息，帮助此前排除在金融服务对象以外的长尾客群获得“名誉抵押物”，并共享信息给金融机构，为弱势群体获得信贷的可能性，实现普惠金融。

3.孟加拉国的业务模式创新

孟加拉国的格莱珉小额贷款模式为行业发展树立了标杆。

格莱珉银行始终坚持服务穷人的使命，关注金字塔的底部，为特殊群体特别是妇女提供小额信贷金融服务。

格莱珉银行转变传统商业银行获客思维方式，授客户以“渔”，培养其理财和生活能力，激发群体荣誉感，提高还款意愿，这种金融创新方式让乡村银行被世界众多国家效仿和借鉴，全球惠及超过1000万个低收入家庭，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均复制了格莱珉乡村银行模式，在世界范围被证实是一种能够消除贫困并且具有可持续商业价值的模式。

虽然格莱珉银行建立至今已有40余年，但仍然是小额贷款类金融机构的标杆运营模式以及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韩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产品创新日趋复杂，然而层出不求的金融创新产品对于普通群众存在巨大金融认知风险，投资者的金融素养与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是否匹配，是各国在金融领域重点关注工作之一。

韩国政府高度重视金融投资者保护，将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改革重点领域，加大面向大学生、老年人、低收入家庭等群体的金融知识普及，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加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2020年3月24日，韩国政府颁布《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通过整合之前法律中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定，建立了综合、系统、完善的金融投资者保护体系。

（三）数字化助推亚洲普惠金融发展

近年来，亚洲各国加速布局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相关领域的应用，借助金融科技手段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这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链条更加顺畅、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制度保障更加健全，对提高金融机构运营效率和金融市场竞争力，创新普惠金融的服务模式与业务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正在形成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中心，以互联网企业为支撑、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市场格局。

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不断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大型银行纷纷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中小银行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扩大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强化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供给，取得显著成效。

大型科技公司（BigTech）和中小科技平台凭借自身的科技优势和平台优势，通过金融科技细分场景和客户，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移动支付、小额信贷等新金融服务方式，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范围和效能。

个人增信方式、风险防控手段、担保融资体系、支付结算便捷度方面的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度。

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日益广泛，中国数字金融实践也愈加丰富，在服务“三农”、精准脱贫、小微企业融资与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不断涌现新服务和新产品。

数字化和普惠金融理念的跨界融合已成为金融创新领域的新标志，其超越了金融服务的形态，让没有获得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不足的群体获得可负担的金融服务，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字金融服务更直接，客户覆盖面更广泛。

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依赖于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目前信息和通信技术成为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亚洲普惠金融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金融供给水平不均衡

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国家间金融基础制度差异、金融供给不均衡进一步加大经济差距。

上述现象使金融供给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缺乏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不仅现有的普惠金融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更加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无法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对目标客户群体的画像，从而难以达成普惠金融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目标。

（二）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

随着普惠金融不断发展，尚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逐渐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完善的信用体系往往会放大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进而可能滋生道德风险。

对于金融机构和其他从业机构来说，借款人信息准确性难以把握，借款人的欺诈行为难以有效识别，无法到期偿还本金和利息，从而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造成损失的隐患。

对于借款人来说，目前部分亚洲国家金融业务办理程序和手续仍然较为复杂，信息获取效率低、审核时间长，业务交易成本过高。

不完善的信用体系可能带来“多头借贷”等问题。

（三）社会数字化水平较低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客户不同维度的数据实现对目标客户群体的精准画像和精确定位，从而大大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因此对目标客户的应用信息化程度有着相应的要求。

小微企业是亚洲各国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客户群体，但相比于大型企业的成熟完善，小微企业在信息标准化与可得性方面存在的天然劣势，严重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而这些都成为提高普惠金融效率的主要障碍。

企业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等信息对小微企业的信用有着重要影响，而获取这些信息的便利程度则是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

由于小微企业规模小、企业应用信息化程度不够完善等缺点，使为其提供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获取信息时难度增加，无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服务的优势，进而难以保证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四）国民金融素养亟待提高

亚洲各发展中国家间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带来的另一后果便是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缺乏基础金融知识和基本金融素养。

同时金融市场发展日新月异，各类金融产品层出不穷。

因此当前亚洲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较为繁重的国民金融教育问题：

首先，各类金融机构对金融基础知识普及的重视程度不足；其次，缺乏对于金融教育的战略性规划和长效发展机制；最后，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客观上增加了国民金融教育普及的难度。

当前趋势下，复杂的金融系统正与互联网技术相互渗透，客观上要求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能够适应互联网环境的市场发展形势。

紧跟数字化转型的趋势，积极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是新形势下政府对国民进行金融教育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

（五）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问题

虽然亚洲多国在金融机构准入上制定严格标准，但许多未达到准入门槛的平台等往往不在监管范围之内，导致监管套利问题严重。

特别是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由于许多亚洲国家缺少专门法律以及全面监管措施，部分互联网借贷平台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准确，对借款人存在不当诱导、误导等行为，容易使借款人陷入高利陷阱、盲目借贷等循环。

同时，由于目标客户金融素养较为一般，大量金融交易又全部隐藏至后台，在出现相关违约问题时难以找到合法维权的途径，消费者弱势地位问题显现。

此外，由于目前部分亚洲国家在数据资源产权和隐私保护方面还存在政策缺失，一些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利用采集到的消费者信息谋取不当利益，特别是部分大型互联网平台垄断数据和场景，消费者信息安全和隐私问题得不到有效保护，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六）缺少普惠金融发展有效评价

联合国早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便已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旨在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普惠金融服务对象都可以平等的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包括储蓄、贷款、支付、保险、汇兑等在内的全面的金融服务。

然而目前为止，亚洲各发展中国家仍然未建立起统一标准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用来评估政策的执行效果。

比如信息不对称是普惠金融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一方面服务对象企业时常认为银行服务不到位，另一方面银行获取客户有效信息上存在不及时、全面的问题，但信息不对称问题并非单一部门能够解决，需要联动相关部门共同完善信息系统的建设。

因此，政府可以尝试从监管指标、信贷投放、贷款服务方式、资金募集、资本监管、尽职免责及不良贷款容忍度等多个维度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联动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评价指标和体系。

四、亚洲普惠金融发展方向与对策

普惠金融与亚洲各国息息相关，涉及诸多领域，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有效途径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

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基本原则，制定国家层面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强化顶层设计，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引导市场资源投向重点领域、服务不均衡不充分领域，切实推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同时，建立完善法律框架、监管体制及金融基础设施，完善普惠金融治理体系建设，创造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生态环境。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方法实现对目前客户群体的精准定位，实现金融服务和金融需求的高效匹配和对接，因此亚洲各国政府应顺应普惠金融数字化趋势，重视并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

特别是中国与印度有着良好的信息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基础，政府更应当注重清除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充分发挥自身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比较优势，以最大的可能性和最高的效率切实地满足用户金融需求，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普惠金融新生态。

只有政府不断加深对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才能够为制定全局视角的普惠金融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支持。

下一步，亚洲各国要继续坚持金融科技引领，推动普惠金融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健康稳健可持续发展。

这就需要各国政府、金融机构、社会各界多方发力，协同推进，综合施策。

从各国政府层面看，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健全普惠金融体系，夯实金融基础设施，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更好支持。

第一，完善并加大政策支持。

普惠金融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具有政策性的一面，要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如建立健全普惠金融评价指标，对积极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税收优惠；中央银行等通过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普惠金融流动性的定向支持，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的小微信贷担保体系，改善普惠金融风险补偿环境。

第二，健全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要推动普惠金融各类参与主体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开发包容的精神，逐步构建整体协同、分工明晰的服务网络，打造好普惠金融生态圈。

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挥主力军作用，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及金融科技企业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的多层次、差异化普惠金融体系，避免抛“小”追“大”、脱“实”入“虚”。

第三，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信用体系。

要引入市场机构，进一步完善各国征信体系，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征集、整合和共享；对各类企业平台积累的信息，在政府支持下，由行业组织牵头制定标准，打破“信息孤岛”现象，建设全国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

同时，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与生态体系建设。

通过向各类机构提供更加高效、低成本的金融基础设施，显著地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

从金融机构层面看，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借助金融科技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和服务，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

第一，坚持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原则。

商业可持续原则是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性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所在。

金融机构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做好政策研究和风险防控的基础上，提供“融资+融智”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以及非金融服务，增强小微企业、农村农户和创新创业者的“造血”能力，实现供需双方共同受益，进而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第二，加快探索普惠金融新模式。

普惠金融的发展应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逐步加强对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支持力度，建立健全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普惠金融市场体系、组织体系和产品体系。

特别是，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专门的综合服务机制、风险管理机制、资源配置机制、考核评价机制，以民营和小微企业、“三农”经济作为重要服务对象，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能，拓宽普惠金融覆盖面。

第三，加快普惠金融产品创新。

践行普惠金融，如果仍然通过铺网点、拼人员等传统手段，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也难以满足金融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新需求。

应积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技术，提升网点服务“上云”，以O2O方式提升客户体验；进一步将普惠金融服务标准化、批量化，不断降低运营成本。

同时，积极发展县域乃至村域互联网金融服务，并借助农村征信体系建立和小微担保体系建设，探索适合“三农”的业务风险管理体系。

从社会层面看，应全面正确地理解普惠金融，避免走入认识上的误区。

普惠金融不等于全民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并不是号召全社会都去从事金融服务活动，更不是鼓励全民都投身金融创业。

一哄而上，全民干金融，容易引发金融失序并形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是金融监管部门尤其要重视的，即要重视发展普惠金融与金融稳定的权衡问题。

同时，普惠金融也不等于慈善金融。

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不仅是低收入和困难群体，而是所有人。

国际经验与研究表明，仅仅依靠慈善、捐赠等公益性措施发展普惠金融，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弱势群体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往往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要么很快遇到发展瓶颈，无法将普惠性深入发展，使得普惠金融停留在表面上，这是印度的教训；要么产生“使命漂移”，形成道德风险的温床，以致危及金融稳定，这是孟加拉国的教训。

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

经验表明，公民金融知识水平和信用文化状况等金融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普惠金融深度和广度。

但对需要金融服务的客户进行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是一项长期性和基础性的工作。

2011年，《G20金融消费者保护高级原则》中提出了“金融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的基本原则，要求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开展深入的金融教育活动。

亚洲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金融服务的质效也存在差异，存在部分国家居民金融知识普及程度较差的情况。

而客户群体在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的同时更应该掌握相关的金融知识。

这要求各国政府将国民金融知识教育提升到国家金融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金融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全面将金融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当中，以多种形式开始“财商教育”，普及金融知识，使金融机构“有的放矢”，切实提高普惠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特别是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