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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
那种“张扬”是每个人的权利所在
作者杨耕身（资深媒体人）
文章关键词：
屠呦呦黄晓明婚礼
一场受到万众瞩目的童话婚礼，令黄晓明引来质疑。
随着“太过高调”、“花费奢靡”等质疑声渐起，舆论批评之声最终借助屠呦呦获得诺奖而获得一次大爆发。
社交媒体热传一篇题为《黄晓明PK屠呦呦：
一生努力敌不过一场秀》的吐槽文，该文表示：
当黄晓明挥金如土，婚礼奢华，费用达两亿的时候，而诺奖得主屠呦呦呕心沥血，一生奉献，奖金却只能在北京买半个客厅。
这让人不禁以为难道中国梦要落到“戏子”身上吗？
“戏子”之论，不去说它。
而我也深信，黄晓明可能真的难以承担起实现中国梦之重，但中国梦的精神难道不正是让所有人都能得以自我生长，自我实现吗？
至于说到有多少勤恳努力的人会因此受到多大的价值观上的伤害，我只能怀疑这种价值观是有多么不完整。
这个世界，有人去摘取诺贝尔奖这样的皇冠明珠，也有人以梦幻的方式去完成一次人生大礼。
在我看来，这其中都已包含着中国梦以及价值观的内涵。
我不太明白，那种声称屠呦呦的奖金只能在北京买半个客厅的说法，到底是吐槽诺奖奖金太低，还是指控北京房价太高。
但有一点是确凿的，那就是屠呦呦呕心沥血，一生奉献，所获得的绝不仅仅是一笔诺奖奖金，当然也绝不仅仅是为了这样的一种“获得”。
这也正是屠呦呦女士所说的，“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争名争利。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屠呦呦女士“一生努力”给人类带来的财富，敌不上明星的一场秀？
除此之外，既使不去正视黄晓明自辩所称其婚礼花费大多来自商业赞助，即便他真的挥金如土、花费奢糜，那么只要他并没有浪费公帑，只要他一切行为均属合法，那又有什么问题？
只看到黄晓明花费巨大，没看到它所拉动的消费与商业机会，也未尝不是一种短视。
更重要的是，只看到黄晓明的排场，没看到他在婚礼之上刻意植入的慈善与环保理念，亦未尝不是一种刻意回避。
屠女士获奖从来不是黄晓明必须低调结婚的理由。
这个世界既有屠女士这样潜心沉静的学者，亦有黄晓明那样娱乐公众的明星，因此这个世界才是完整的。
他们不必构成相互PK乃至互证对错、水火不容的对立面。
赞颂屠女士的贡献，与容忍黄晓明的“张扬”也并不矛盾。
对于那些反感者来说，至少应当意识到那种法律框架内的“张扬”，恰恰是每个人的权利所在。
就像屠呦呦在不堪媒体采访之后表示不愿被打扰一样亦是一种权利所在。
那种将诺奖仅仅等同于一笔奖金，以及那种将诺奖奖金与婚礼花费相提并论者，到底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又刻意忽略了什么？
那种将艺人视为“戏子”，并完全无视艺人人格及个人权利者，到底强调了什么，又暴露了什么？
至于那种认为一场婚礼秀会敌过一次诺奖的人，又表达了一种怎样的真实与偏狭？
无论如何，我仍然希望，公共舆论勿因某种狭促拉低了应有的格局与胸怀。
怎么能拿黄晓明跟屠呦呦乱“PK”
2015年10月12日06:
23扬子晚报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新闻引子
最近很多人在转发一篇题为《黄晓明PK屠呦呦：
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
》的文章，认为“黄晓明挥金如土搞婚礼，屠呦呦的奖金却不够北京买个客厅”，这是“价值观问题”。
作为一种声音，个人虽不以为然，却并不想反驳。
奈何做类似比较、得出类似感慨的文章很多，方才意识到，原来这种逻辑，在当下颇有一些市场，便不得不严肃对待它了。
我的观点是：
黄晓明、屠呦呦不是不可以被拿来对比着理解一些事情，但这种简单的比较，得出“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的结论，是不科学、不严谨、不讲逻辑的，甚至这种煽情的PK本身，便是另一种歪曲的价值观，反倒应该被辨别、被警惕。
媒体没有报道屠呦呦女士的功德与贡献吗？
有！
至于报道数量的多与少，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试想如果媒体都以娱乐狗仔队的劲头去盯着屠呦呦，老太太能吃得消吗？
其次说贡献，屠呦呦有屠呦呦的贡献方式，黄晓明有黄晓明的贡献方式，孰轻孰重何必一定要量化个三六九等，更有甚者一定要非此即彼、有她无他呢？
至于演艺圈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这个说法，谁能说美国的好莱坞对于美国社会没有推动作用，谁能说韩国的影视剧文化对于韩国社会没有推动作用，何以能套个“戏子”二字，对一个群体如此蔑视呢？
至于“读书有用无用”，影响因素有很多，简单让黄晓明来背负，恐怕他也是扛不起。
屠女士只是调侃了一句“诺贝尔奖金不够在北京买个客厅”，是说屠呦呦女士搞了一辈子科研生活很窘迫，家里连客厅都没有吗？
非要通过钱多钱少来PK出“做科研不如演戏的”、“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不知道是否尊重了国内科研人员！
娱乐圈的社会功能，就是娱乐大众，应该允许公共空间有一些八卦精神，什么事情都往“高尚”“梦想”上扯，都拿“人类贡献”的大帽子去套，只会让社会空气更凝重，令人窒息。
大家在围观屠呦呦和围观黄晓明的时候，本身就不在完全一样的维度上。
有些话不是不能说，有些情不是不能表，但大家都得学会理性表达、科学表达、有说服力地表达。
黄晓明是娱乐圈的生态、屠呦呦是科学家的生态，他们都各有逻辑，各有游戏规则，不能简单地互相PK，煽情点火，以至于更加混淆了视听，输出一种更为消极的情绪。
最好不用互抡棒子，横扫一通，把原有一些规则秩序搞乱了，甚至造成无名的阶层分裂——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
（陕西毕诗成）
文章关键词：
黄晓明PK贡献价值观
赴日旅游是经济理性，别扯爱不爱国
曹林
国庆黄金周约有40万名中国大陆游客前往日本旅游
国庆黄金周火爆的日本游成为热点话题，一周中约有40万名中国大陆游客前往日本旅游，首次超过春节，刷新大陆游客赴日本旅游的新纪录。
而中国游客在日本消费达到10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53亿元人民币，日本也成为大陆游客黄金周赴海外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
一统计显示，山东省的国庆旅游收入392亿元，排全国第一——区区53亿元，连零头的零头都算不上，但因为涉及“日本”这个敏感词，一些爱把“抵抗日货”摆在嘴上的愤青立刻跳起来了，痛骂去日本旅游的人不爱国，甚至攻击为汉奸。
愤青就是这德性，不仅是逢日必骂，甚至跟日本符号沾上点儿关系都会骂——比如恨日本人就愚蠢地砸中国人开的中国人生产的日系车，还动不动扯上爱不爱国。
国庆旅游这事儿跟爱不爱国有什么关系呢？
出门旅游的人都知道，旅游是一种消费行为，主导旅游者的是基本的经济理性。
国庆黄金周，国家鼓励国人的旅游消费，但大家都放假，出门到哪里都堵，刚出家门就堵在高速收费口，更别说景点的爆堵。
既然国内旅游那么堵，而且又那么贵，那就到国外旅游吧——中国人国庆休长假，外国人这时间又不休假，海外游人相对少些，不必那么挤那么贵。
这有什么错呢？
境外旅游，到哪里去呢？
国人境外旅游迷恋新马泰的热情已经过了，曾经港澳游和新马泰游是非常火的，但现在玩多了自然就厌倦了。
邻近的日本便成为中国人海外旅游的首选。
这有什么错呢？
相比到欧美旅游，去邻近的日本有不少天然的优势——很多人黄金周旅游都是拖家带口，去欧美的话，老人孩子坐10多个小时飞机受不了，而去日本只须3个多小时，也不必倒时差。
还有，日本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与中国人很像，不必担心饮食问题。
所以，中国人海外游首选日本，这是经济理性的产物，跟其他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经济考虑，到日本旅游很划算，正如有报道说，日元自2012年以来对人民币下跌了超过30%，中国人如今去日本旅游和购物，等于先打了个七折。
还有，日本宣布对游客购买多种消费品免除消费税，并将中国个人游客三年多次往返签证的有效期延长到五年，赴日旅游签证条件也越来越宽松，几乎没有财产门槛。
这些也都纯粹是经济理性的计算。
最后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游的口碑很好。
不少国人不喜欢日本，但去日本玩过的基本不会再那么骂了，到日本旅游过的人，一般都会推荐朋友也去，这就是口口相传的口碑效应。
无论是从旅游的硬件，还是到服务的软件，都值得中国景点学习。
收起那种一听到日本符号就“不高兴”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吧，尊重别人的选择，尊重旅游者智商和经济理性。
如果非要从中总结一点大义，就是起码在旅游管理上要好好向日本这个邻居学习。
文章关键词：
日本旅游理性
虾仁解冻变成“汤”，我们何时不再互害
超市里的冻虾仁，买回家解冻后虾仁的重量大约剩下1/4
朱达志《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13日02版）
超市里的冻虾仁，买回家解冻后虾仁的重量大约剩下1/4。
这样的事情你遇到过吗？
南京的徐女士从超市买回来一盒冷冻虾仁，看上去挺饱满透亮的。
可是回家解冻后发现，冻虾仁变成了“虾仁汤”。
记者从超市中买回一些冻虾仁做了个实验，结果非常惊悚：
211.5克冷冻虾仁解冻后只剩58克。
这化出来的水，实在太贵了！
青岛“天价大虾”还没消停，南京“冻虾成汤”又接踵而至！
而这样的事情就算你没亲身经历，但类似的情况肯定不会陌生。
比如，前两天就有新闻说，中秋国庆期间，浙江宁波不少消费者向报社投诉，对青蟹绑绳过长很是气愤，其中一位说，从市场买回两只青蟹，每只青蟹身上捆绑的绳子竟长达30多米，绳子浸水以后会很重的！
这到底是卖绳还是卖蟹？
要知道，上面那些遭遇的投诉者几乎都是普普通通的消费者，可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另一些行当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行为的始作俑者。
可以设想：
用地沟油做菜的人当然不会吃这种饭菜，但他说不定会喝上别人造的假酒；而造假酒的人也有可能会穿上不良商家生产的甲醛衣，甲醛衣的生产者则可能会消费地沟油……
如此一来，谁都可能成为施害者和受害者，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互害”？
我们难道就不能少做乃至不做缺德的事，多做、甚至只做互利互惠的事？
这当然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说，当下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
说白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状态出了问题，得治！
怎么治呢？
不少的人开出了无数的药方。
那些药方，很多都很科学，都切中肯綮。
比如根治腐败，比如严格执法，比如重建社会，以及重建商业文明，等等。
但是，我们不能等“上帝”来拯救，也等不起。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摆在那里，除了公正、法治，还有诚信、友善。
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就不能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呢？
一位朋友在微信中讲述他在台湾遇到的两件事情。
一是去邮局寄包裹发现钱没带够，工作人员立马微微一笑：
没关系，下次付，我先垫着。
二是快下公交车时刷卡付费，显示余额不足，司机也是微微一笑：
没关系，下次付……
都是华人社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对同胞诚信一点、友善一点？
诚然，“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把人心搞坏了。
相信只要大多数人都能互信互爱，就一定能够根治当下社会一定层面中客观存在的互相算计、互相戕害。
文章关键词：
社会解冻虾仁
假如螃蟹不再“五花大绑”
卖螃蟹不绑草绳，那消费者会从中受益吗？
卖螃蟹不绑草绳，那消费者会从中受益吗？
非也！
因为当商家扣除草绳重量后，他们肯定会把螃蟹的价格涨上去。
遗憾的是，很多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宁波人爱吃蟹，家人团圆朋友相聚，白蟹、青蟹、大闸蟹都是少不了的餐桌美食。
可中秋国庆期间，记者探秘海鲜市场发现，宁波不少市场出售的青蟹都“五花大绑”，有的绑红色水绳，有的是绑草绳，有的则绑印有“三门青蟹”的红飘带。
记者发现有的青蟹绑绳竟超31米，绳子占重比超过20%。
说实话，用绳子绑蟹子，并不是宁波一地水产市场的特色。
几乎每年在海鲜上市的时候，都会有消费者向工商部门投诉“商家绑蟹子的绳子太沉”这样的新闻。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这些海鲜贩子的做法，也的确有短斤少两的嫌疑。
不过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颇有意思，以前香港海鲜市场卖螃蟹，小商贩们也都在蟹子上绑上草绳。
对此，消费者非常不满。
消费者认为：
我买的是螃蟹，又不是绳子，但是称重的时候，草绳的重量也包含在里面，这不等于说我要为草绳付螃蟹的价钱？
针对这个抱怨，大多数人都觉很得有道理。
香港政府也善意地回应了消费者的抱怨，规定卖螃蟹不能绑草绳。
但问题是，消费者真的从这个规定中获益了吗？
非也！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当商家扣除草绳的重量后，他们肯定会把螃蟹的价格涨上去。
实际上，在螃蟹系着草绳卖的时候，所有商家在激烈竞争之下，已经降低了螃蟹的单价，这等于已经扣除了草绳的重量。
遗憾的是，很多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螃蟹不能系着草绳卖的结果就是，消费者增加了不便，他们要自己找绳子来系螃蟹。
不过对商家来说，他们貌似从中赚到了利润，可是在整个行业都给蟹子“五花大绑”的情况下，实际也赚不到多少钱，反而还会在消费者心中丢掉“口碑”。
倒不如诚实经营、童叟无欺，获得老主顾的青睐，方能财源广进。
□陈小二（媒体人）
文章关键词：
螃蟹消费者绳子商家
谁在消费屠呦呦的诺奖
2015年10月11日08:
00钱江晚报我有话说收藏本文
屠呦呦获诺奖的第二天，就有人在网上拍卖她的一幅题词和三封亲笔书信
本报资深评论员刘雪松
如果说三年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老家的玉米被掰，多少还有些“沾点文气”的分享意味，那么今天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屠呦呦的亲笔信，在屠呦呦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拿到网上拍卖个好价钱，便是一种消费名人之举了。
北青报昨天报道，屠呦呦获诺奖的第二天，就有人在网上拍卖她的一幅题词和三封亲笔书信，而屠呦呦本人表示一不知情，二不同意。
卖家指称，这些拍品中的三封书信，是从已故药理学家宋振玉的家人那儿“意外获得”的，网上卖出的书信“绝对保真”，都是自己5年前收购宋振玉先生遗物时一并买入的，买的时候几乎“零成本”。
而现年85岁的屠呦呦对此已经记忆不清了，表示自己和宋不是非常熟悉，只是在几十年前有过合作关系，“那时候可能是给他写过信”。
屠呦呦反对自己的书信被人拍卖，当然不是眼红自己写的信被人卖了好价钱，自己却分文不得，而是一夜之间体会到了“人红是非多”的烦恼，包括个人私信这类的隐私。
青蒿素之后40年，屠呦呦除了4年前因获美国拉斯克奖而让国人知道了原来身边还有这么个科学老太太，及至这次获诺奖之前，她与这个世界的无数平常老太太一样，并没有获得亲人之外的更多宠爱和追捧。
而今天一夜成了世界名人，祖宗被刨三代之外，昔日书信纸比金贵，世人看上去是热爱科学、崇拜名人，其实此中掺杂了多少势利化了的功名与消费，恐怕只有屠呦呦心底感受最深刻。
屠呦呦在记者问及书信和题词被拍卖是否知情时说，自从我获奖之后，事情太多了，我们家的电话就没有停过，我和我丈夫80多岁了，我们根本关注不过来。
获诺奖之后门庭若市的屠呦呦，与世人喟叹的“人走茶凉”，构成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情世态，但对于功利化了的价值观来说，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以“价值”为取向，充满着势利的取舍。
三封书信的真伪目前不能确认，但眼尖的网友对于网拍中的一封“题词”，还是充满怀疑。
问题出在落款中的姓名，“屠”字最后的笔画不是“日”，而是“目”。
这是有待新闻的后续进行证实的细节。
但是，号称“网罗天下图书，传承中华文明”的“孔夫子旧书网”，昨天对于舆论有关屠呦呦文字该不该被网上公开拍卖的质疑，似乎厚道程度还不如卖家。
卖家说，屠女士要是说不同意我卖这些东西，那我就马上撤下来。
而“孔夫子旧书网”公开表示：
屠呦呦信札是从废纸堆中抢救出来，有极大的文化价值，物主有权利转让；三封书信不涉个人隐私；曾经有拍卖公司推出周作人的一批相关史料，也征得了周作人长孙的同意，但是周作人还有很多家人，如果征求每一位家人或后人的同意也不太现实。
且不说私人信件除了收信人的所有权，还有写信人的著作权，单这隐私权，便不是“孔夫子旧书网”自说自话就能认定的。
这些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弄清楚，还拿周作人的史料拍卖过程作例证，强调征求屠呦呦和她的家人同意“也不太现实”。
这番说词，要么是孔夫子的书没看懂，基本的礼仪廉耻都没弄清楚，要么是存心想在获诺奖的屠呦呦身上碰一把知名度的瓷。
科学无价，自己的书信却被人明码拍着高价，这是对屠呦呦、对科学精神的双重亵渎。
那些打算在屠呦呦身上把自己的名利赚个盆满钵满的功利者、势利者，应该住手了。
文章关键词：
诺奖书信消费孔夫子
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之外的意义
2015年10月10日11:
04南方都市报
记者出身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跨界拿了文学诺奖，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张涛甫专栏
今年诺奖“起锅”爆了两大冷门：
一个中国“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奖医学奖。
这个话题爆热一阵子之后，已从舆论的“今日头条”旋即被尾随而至的新闻热点赶超，沦为“明日黄花”。
二是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折桂诺奖文学奖。
记者出身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跨界拿了文学诺奖，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尤其是出乎中国文学读者的意料。
在中国读者印象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默默无闻，其名声远远不及村上春树，这次幸运之星降落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让陪跑多年的“跑男”村上春树情何以堪？
更让村上春树的粉丝们失望至极。
人们困惑不解的是，诺奖委员会莫非“乌龙”了，竟把高大上的诺贝尔文学奖降格成普利策奖，越界去新闻界“扶贫”了？
其实，回望诺贝尔文学奖历史，有记者经历的获奖者有两位数了吧。
其中不乏有以纪实成就敲开诺奖大门的幸运之星，只不过，这种类型的获奖者已暌违多年，这次意外回归，让健忘的人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诺奖的文学项目是不是太不文学、太不专业了？
但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给彷徨于歧路的新闻业点亮了新的希望：
原来新闻还可以这样写？
！
原来在我们日益狭仄的新闻视野之外，还有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乌克兰，长于白俄罗斯，新闻专业毕业的她选择用新闻的方式打量这个沉重、喧嚣的世界。
新闻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一双黑色的眼睛，她用这双黑眼睛去打捞光明。
与那些喜欢追逐世俗热点、扎堆于浮世喧嚣的媒体同行不同的是：
阿列克谢耶维奇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高冷路径，她关注那些被大时代遗忘、被功利主义的同行们以及被新闻时效忽视的冷话题、边缘人物，以“文献文学”的方式，结合实地采访的文献价值和运用小说技巧的故事性的表达，记录那些被时代“主旋律”遗忘的人和事，用新闻的长镜头记录一个斑驳纷扰的世界，绘就了一个正史之外的历史图景，让我们看到历史背面的沉重记忆。
透过《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人》、《锌皮娃娃兵》、《二手货的时间》等作品，阿列克谢耶维奇让人们看到了俄国革命、二战集中营、苏联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以及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的另类叙述。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种另类表达，不是故作另类的行为艺术，而是出于她对新闻和文学的整合理解：
基于人类命运关怀的真实记录。
正因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站在人类关怀的高度以及对“人”之命运的深广关注，她超越了对新闻表象的浮泛理解，超越新闻时效和世俗偏好的狭窄视野。
“我写的是人类的感受，以及在事件中他们如何思考、如何理解、如何记忆。
他们相信什么，又怀疑什么？
他们经历着怎样的错觉、希望亦或恐惧？
”“如果你回望包括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整个历史，你会看到什么？
一个巨大的坟墓和血浴，一场行刑者与被害人之间永恒的对话，一个被下了诅咒的‘俄罗斯问题’：
什么是必须要做的，而谁又是罪魁祸首？
革命、集中营、二战、1979年阿富汗战争、巨大帝国的崩塌、乌托邦……而现在呢，又是一个对地球上所有生物发起的挑战———切尔诺贝利。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书写的主题，这就是我的道路，我的炼狱轮回。
”带着对新闻的好奇和历史的追问，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他人止步的地方启程，发掘了他人专业盲区之外的新闻沃土，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真相的追寻，新闻与文学的楚河汉界消融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弥合了，实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意义上的完美和谐。
新闻常识告诉我们，新闻是一种选择性记录。
这种选择性记录，可谓是新闻业的“铁律”，新闻媒体再有能耐，也不可能做到有闻必录，用新闻复制出一个无限广阔的现实世界来，受到时间和空间以及媒介手段所限，新闻会经常以短视的目光、狭隘的视野去绘制所谓的世界真相。
比如，以世俗重要性、戏剧性、反常性、时效性、趣味性、接近性等指标去度量新近发生的新闻。
这种选择性记录会造成集体性的失声和失忆，致使许多本该被我们记录或死磕的话题遭遇集体性的冷落。
幸好有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记录者，她在新闻与文学的交叉路口，捡起被新闻大部队丢弃的宝贝，为人类历史补上不该忘记的一页。
这不禁让我突然想起列宁的名言：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文章关键词：
新闻文学文学奖诺贝尔
熊培云：
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缘起
最近，我在思想国网站上设计了一个问答，“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是一个微乎其乎的测试，但是我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关留言林林总总。
比如，集中营是“用来关押革命党人的”、“用来上政治课的”、“关押被视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关押人的思想，扼杀每个人的幻想……”、“集中营不过是把人生按了一个快进键而已”、“用思想体系杀人”、“孕育仇恨与敌意”、“让活人变成僵尸的场所”，等等。
当说，上述回答各有精彩。
不过，如果大家细心一点，多数回答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边”。
我是说，答问者没有从被囚者的角度来思考“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而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关键所在。
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
或许有朋友会辩解说，“我们并没有被关在集中营里”。
显然，这一解释并不成其为理由。
毕竟，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没有参与集中营的建设。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将施虐者比作信息发送者，将集中营比作媒介，将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么，只考虑施虐者“拿集中营做什么”无疑是不全面的。
就像我们被问及“报纸是用来干什么”时，有人会站在发行商的角度说“报纸是来卖广告的”，也有人会站在读者的角度说“报纸是用来获取信息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强调在回答“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时，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场。
当然，有人会说，买报纸人是主动的，进集中营的人却是被动的。
这种反驳无疑是有力的。
然而，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有限的选择中最后被动地买了报纸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便是一种逆境，谁不是被动地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
所谓积极生活，亦不过是超越了被动与困境，在别无选择中积极选择罢了。
如果我们只是将集中营当作人生的一种境遇或人的条件，我们便更应该考虑在此环境中囚徒要做些什么，而不是环境在做些什么。
进一步说，面对“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问题时，如果我们局限于复述集中营的某种罪恶，以为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了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馈），那么这种回答就是一种消极回答，至少它是不全面的回答。
而这种被人们不经意间忽略了的“信息反馈”，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为“在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
众所周知，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反馈使信息接收者变成了信息发送者，使受动者变成施动者。
当这种反馈是积极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此解释为人在接到源于逆境的改造信息后，开始以自己为信息源，试图改造逆境。
换句话说，在集中营里，囚徒变成了信息发送者，纳粹军警变成了信息接受者，此时，集中营变成了一种为囚徒所用的媒介。
对于囚徒来说，从解码到反馈，他至少有两次积极生活的机会。
如前所述，从自由或人生的角度来说，无论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或时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营”里度过，集中营是人的境遇或条件。
法国人说，“生命是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似乎也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了某种末日情绪——逃出去了也是死。
然而，当我们试着乐观地看待这一切，不难发现许多人仍然活着逃了出来。
否则，为什么每当我徜徉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里，总能在《吃土豆的人们》里面闻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
当然，如你所知，这里逃出来的不是肉体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积极生活。
积极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思考与写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几部电影
卢梭有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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